陳玉蘭：王韜上書太平天國考實

作者：陳玉蘭

來源：《歷史研究》2022年第4期

王韜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風雲人物，因“逆黨黃畹案”獲罪南遁，是影響其一生的關捩所在。王韜究竟是否曾化名黃畹上書太平天國，是近代史研究中長期未獲徹底破解的懸案，也是王韜生平思想研究、詩文作品解讀中最讓人困惑的問題。由於王韜本人的矢口否認和多方辯解，友朋同道的同情和維護，執政官員的欣賞和優容，以及清廷最終對王韜不具文的寬宥赦免，在王韜生前身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儘管對此案有所然疑，但總體上避而不究，甚至連受皇命緝拿王韜的曾國藩、李鴻章，最終也因欣賞其才華而欲招至幕下。此案在當時震驚中外，於太平天國史、中外關係史乃至中國近代史研究意義重大，故學界近百年來論爭紛紜，不僅在20世紀30、80年代掀起過兩次論爭高潮，且至今爭論不斷。總體而言，由於謝興堯、羅爾綱、胡適等一致持較肯定的態度，而否定論者又沒有強有力的證據進行反駁，故目前學界普遍認為，“王韜化名黃畹上書太平天國一事，雖難下十分肯定之斷語”，“但上書的可能性極大”，若要徹底結案，“尚待有更新、更多的史料印證”。

此事之所以“難下十分肯定之斷語”，主要是一些關鍵論據不足以服人。其一，就筆跡而言，胡適取王韜同期日記與《蘇福省儒士黃畹上逢天義劉大人稟》（以下簡稱“《黃畹稟》”）比較，認定二者筆跡相似，系同出一人；否定論者則認為王韜多用行草，不用《黃畹稟》那樣工整的楷體。其二，就署名而言，《黃畹稟》鈐有“蘇福省黃畹蘭卿印”，王韜日記中也曾用“蘭君”之號，故胡適由《離騷》“餘既滋蘭之九畹兮”逆推，認為王韜曾名“畹”，甚至推測王韜新陽學籍中姓名為王畹，字蘭卿。然經胡適所託，顧廷龍查實王韜新陽學籍名利賓，字蘭卿。胡適只猜對了一半，顧廷龍也說“惜尚無見其署‘王畹’之名以一證耳”。故王韜原名王畹，並無證據。其三，謝興堯認為《黃畹稟》與王韜日記、尺牘“語氣文句，絕相類似”，但吳申元認為所舉文句有“牽強比附之嫌”“經不起推敲”。其四，否定論者最主要的依據是王韜在《與醒逋》一函中的自辯，，而肯定論者認為《與醒逋》不見於《蘅花館日記》，因此斷定此函系王韜為了給自己辯誣而在1876年《弢園尺牘》付刊前偽造。筆者近年在整理王韜文獻過程中，發現了一些新材料，可為王韜上書太平天國一事的結案提供“更新、更多的史料印證”。

一、王韜早年對“畹”字情有獨鍾

王韜長女名婉，王韜若本名畹，再給女兒起個與自己同音的名字，一般來說是不合情理的。當然，王韜化名黃畹就另當別論了。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蘅華館雜錄》中收錄了兩份《蘅花館印譜》，其中有王韜56枚私人印章及說明文字，包括眉珠小盦、華曼居士印、蘅華溪館、王氏利賓、蘭卿、王利賓印、王子九印、懺痴盦主、蘅華館主、蘭卿手筆、蘭卿詩古文詞之印等，但並無“王畹”印。王韜早年的《茗薌竂日誌》《蘅花館日記》稿本卷首，往往鈐有“蘭卿”印。在《蘅花館日記》稿本中，王韜自謂“餘字蘭仙，號子九，正篆崇光”，並附列各種書齋名，如夢燕草堂、秋畹廬、茗香寮、華曼精舍、蘅香山館、玉魫生樓、綠筠軒等。其中“秋畹廬”值得關注，“秋畹”吳音與“九畹”近。王韜室名並非唯有“秋畹廬”，另有“畹香仙館”，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有王韜早年詩集原稿本，名《畹香仙館遣愁編詩集》，卷端署“甫裡王利賓著”，鈐“王氏利賓”、“蘭卿”印。據第1卷卷首自題“是，卷共百首，為丁未年（1847年——引者注）作”，可知其為王韜19歲時作品；其妻兄楊引傳亦有題詞，末署“己酉元宵前一日弟楊引傳盥手讀並題”，即題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王韜入職墨海書館前不久。因此，王韜本名利賓無疑，但他對“畹”字情有獨鍾。考王韜於道光二十六年奉父母之命成婚，不得已辜負了青梅竹馬的初戀情人，惆悵之下草撰了一篇小說，系未完稿。直到咸豐五年，王韜續成之。小說主人公名藺紉，別號小畹。“藺”為似蘭的多年生草本植物，《離騷》“餘既滋蘭之九畹兮”、“紉秋蘭以為佩”之句，正是此名號之出典。而王韜號“蘭卿”，寄寓了此小說的自傳性質。《畹香仙館遣愁編詩集》代表王韜生命軌跡和思想歷程的邏輯起點，但是在王韜後來的著述，以及他自己整理的著述目錄中，都不曾出現這個早年詩集的名稱，此詩集中僅十數首詩歌，被收進他自編自刊的《蘅花館詩錄》；並且連這幸而入選的十數首詩，也已被刪改，迥非原貌。除了諱其少作外，當也有惹禍後忌諱“畹”字的原因。事實上，自上書事件後，在目前所見王韜日記和尺牘中，除稱呼黃夢畹、周畹秋、任畹香之類的他人名號外，王韜再也不曾用過“畹”字。

以上證明，雖然以《離騷》詩句逆推黃畹即王韜確為正解，但並非胡適、羅爾綱所認為的那樣，王韜在家鄉的時候就叫王畹，只是因為上書太平天國事發才隱諱其名。王韜本名利賓，字仲蘅，號蘭卿，之所以用“黃畹”之名上書，第一是因為太平天國避天王諱不得用“王”字，且吳地“黃”、“王”音近不分，常被混用；第二是因為王韜往往在人生轉折關頭改名，正如寄身墨海書館後改名王瀚，南遁香港潛影匿跡後改名王韜。因而極有可能的是，王韜在咸豐十年五月隨艾約瑟等到蘇州刺探軍情，在會見忠王李秀成等太平天國官員時，因有所顧慮而諱用本名，於是用了他少小即鍾情的“畹”字，化名黃畹。這一推測的依據是，在王韜上書事發遭通緝時，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為王韜開脫，在其發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照會中，只就王瀚上書的用意展開辯護，並未質疑黃畹是否為王韜。另據《黃畹稟》，王韜與劉肇鈞本系舊識，王韜曾經“趨謁”，劉氏亦曾為之“推轂”，此番若向熟人上書而臨時化名，是不合情理的，只能說是“將錯就錯”而已。但又怕日後事成有人“混冒影射”，所以又刻一印章以作徵驗。在特定背景下，王韜化名“黃畹”，而仍用“蘭卿”之號，在似是而非之間，可進可退，體現了其政治投機心理。

二、《黃畹稟》“附註”為王韜手跡

王韜用筆並不都是率意的行草。筆者發現，日本關西大學圖書館增田涉文庫藏有王韜《蘅花館尺牘》稿鈔本，純用楷體，其中有幾函為王韜親筆手書，與《黃畹稟》末頁附註24字筆跡一致。

《蘅花館尺牘》稿鈔本為《弢園尺牘》刊印時所據底本之一，從此稿鈔本的命名看，應是王韜早期尺牘彙編。此題名與王韜初戀之名菊華、號蘅閣內史的“某女士”有關。“某女士”因王韜另娶而鬱郁早逝，王韜給髮妻取號夢蘅，給續絃取號懷蘅，自號蘅花、蘅花館主，皆寓追念悼惜之意。

《蘅花館尺牘》是根據王韜尺牘備份稿過錄的謄清稿鈔本，並在付印前作過較多修訂，總3卷，末另有未編卷的尺牘3函。卷首鈐有“增田涉文庫”印，版心印“弢園述撰”，魚尾處印“天南遁窟精鈔”、“吳郡王韜存本”。卷1凡60函，署名“長洲王韜仲弢甫”；卷2凡25函，未署名；卷3，有尺牘9函。原署“吳郡王韜紫詮”又抹去。作者對署“王韜”之名尚有猶疑，主要是因為該稿鈔本所錄都是他南遁前的尺牘，而“韜”是逃亡香港以後改的名字。稿鈔本卷3最後兩函，一是《與龔孝拱》，撰於1860年杭城失守、“感憤怫鬱”之際，內容多言志抒懷；二是《與醒逋》，撰於南遁前夕，“閉置一室之中一百三十五日”之時，為己鳴冤並託付後事，此函由王韜親筆抄錄，並有後來又加潤色的痕跡。此後有數行空白，意味著王韜人生的轉折。空白後是《與方觀察》《與懶雲上人》《與黃捷三副將》3函，都道及遊穗垣（廣州）之事。而王韜遊穗在1873年，與前一函《與醒逋》寫作時間有十餘年之隔，當是因為此稿鈔本尚有不少空白頁可用，因而又著抄胥抄錄，故此3函僅籠統題《蘅花館尺牘》，未標卷次，亦未署名，其後仍有空白頁可備再抄。由此可以判斷，該謄清稿鈔本前3卷抄纂的時間大約在王韜南遁（1862）後不久，在1873年遊穗後加抄3函，統加校訂。如此，此稿鈔本中王韜親筆所書楷體尺牘，與《黃畹稟》寫作時間接近。由此亦可見，前述對王韜上書事件持否定論者，所謂《與醒逋》一函是王韜為自己辯誣而在1876年《弢園尺牘》付印前偽造的觀點，是不能成立的。

《蘅花館尺牘》稿鈔本共97函，是《弢園尺牘》初刊8卷本總128函之主體，雖分卷情況與刊本有較大出入，編次先後也與刊本完全不成對應關係，卻是刊本的重要底本。函稿內容真實可靠，僅舉一例：該稿鈔本所收寫於不同階段的尺牘，但凡對受信人自稱本名時，從前往後，用了三個不同的名字——賓、瀚、韜。如第19函《呈嚴馭濤中翰師》，行文中有五處用到撰主本名時，原底稿皆用“賓”；第43函《與楊莘圃（讀足下手畢感甚）》有“賓之所學，不過經史諸子”“殘編斷簡，賓且未能遍閱”等句。以上兩函分別撰於1845、1848年王韜在家鄉坐，館為塾師時。再如第50函《與楊三醒逋（別來二月）》，有“紅蓼花開，碧梧葉落，瀚如不歸，足下可來”；第60函《與錢蓮溪茂才（一昨江樓對酌）》，有“瀚悼亡新賦，玉骨未寒，何忍遽言此哉！”第62函《寄曹醴卿上舍（小桃開後）》，有“瀚也幽恨茫茫，百端交集”。三函分別撰於1850年、1852年、1852年傭書墨海書館時，皆自稱“瀚”。撰於1873年的第97函《與黃捷三副將（薄遊穗石）》則自稱“韜”，如“韜亦非與之有一面之雅”，“韜前日所擬上馮子立都轉書”等。這些自稱變化符合王韜的履歷，也與王韜稿本日記中自稱的變化一致。以此可知，稿鈔本源自手稿原本，而羅爾綱推測王韜少年時期“尺牘的原來署名或許就是那個闖了大禍的‘畹’字”，是沒有依據的。當然，凡手稿原本中稱“賓”、“瀚”之處，在此稿鈔本中皆由王韜親筆塗改為“韜”，與刊本同，這是付刊前統一體例的結果。

《蘅花館尺牘》稿鈔本從頭到尾小楷端整，點畫不苟，但明顯出自兩人之手。其中93函字體瘦勁工整，當出自抄胥之手；另有4函《與趙上舍（寒齋小別）》《與江弢叔茂才（昨承枉顧）》《與友人（往者不佞偕友人登馬鞍山）》《與醒逋》分插於各函之間，字體較肥潤敦厚，與全稿部分標題字體及點串塗改文字一致，當由王韜親手抄錄。王韜手稿多用行書、草書，但此謄清稿鈔本是付刊底本，偶爾手書幾函，為求全稿風格一致，同時也為便於排印時辨認文字，故用了較為工整的楷書。細辨1934年《故宮週刊》第363—370期影印發布的《黃畹稟》也有兩種筆跡。其中函末“惟恐混冒影射，故暫刻圖記，以杜弊端。未識可用否？伏乞訓示”一句當系封緘之際加的附註，筆跡與正文截然不同。筆者以此附註24字為準，另取《黃畹稟》正文及《蘅花館尺牘》內4函王韜手書稿中相同的或具有相同部件的字加以比較，結論是：就筆畫形態、結體構架與整體字勢而言，《黃畹稟》附註文字與尺牘中王韜手書筆跡一致，也即3000餘字的《黃畹稟》，真正由王韜手書的僅24字而已。這證明當年羅爾綱、胡適通過將《黃畹稟》與王韜行書日記文字比較得出的兩者筆跡一致的結論，當屬誤察，對此楊其民等早已提出質疑，只是沒有證據。但有了這24個字，就足以證明王韜與《黃畹稟》脫不了干係。王韜曾屢屢上書地方官員，其字跡為人熟悉，他上書太平天國既然不用本名，那麼讓人代書代抄才是合乎情理的。僱用抄胥於王韜是常有的事，比如王韜有致謝家福函曰：“弟緣是酬應賓客，旋被二豎所侵，幾經危殆，幸邀福庇，獲有轉機。屆茲已兩旬矣，猶不能握管，特倩友人代筆，略綴數語，以申謝悃。”王韜也經常替人捉刀，如《代上蘇撫李宮保書》《代上丁雨生觀察書》《代上當軸書》等。《黃畹稟》開頭即曰“抱病匝月”，並在末尾留下一行不起眼的親筆文字，正暗示了代書和託名，為萬一事成後驗明正身埋下伏筆。

三、《黃畹稟》文本與王韜手稿《追錄昔年與左孟星書》絕似

上海圖書館還藏有王韜草書手稿本《寄生山館隨筆》，其中的《追錄昔年與左孟星書》（以下簡稱“《與左孟星書》”）與《黃畹稟》“語氣文句，絕相類似”，甚至若掐頭去尾，中間文字幾乎相同。茲加考索，以明此函之真偽、兩函之關係、“追錄”之原委等問題。

《寄生山館隨筆》內容叢雜，筆記中間雜有幾篇詩集序、尺牘文。卷首為《題陳喆甫》七言長詩一首，系未完稿。該詩亦見於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弢園詩詞》中，題作《題陳喆甫參贊東海泛槎圖》，首尾更為完整。兩者文字有較大差異，後者當系對前者的續寫、潤色，其中另有小注曰“去年十月餘年六十，君寄日人古畫三幅為壽”，說明該詩作於1888年王韜61歲時。此詩既冠於《寄生山館隨筆》卷首，說明該稿本最早始撰於此時。《題陳哲甫》詩後隔一頁又有此詩草稿，草書潦亂、塗乙頗甚，難以卒讀；續接一頁有一些人名及字號、籍裡，然後是首行題為《寄生山館筆記》的雜纂正文，未見作者名及藏書章。此稿用王韜自制專用紙，版心題《弢園述撰》，魚尾下印“天南遁叟精鈔”、“吳郡王韜存本”，用每頁12行藍格紙，與南京圖書館藏《弢園文錄》稿本用紙相同。從該稿本內容、筆跡、用紙來看，當為王韜手稿，然向來未被研究者關注。

《與左孟星書》置於《致傅蘭雅》之後、《致黎蓴齋星使書》之前。《致傅蘭雅》亦見於1889年刊行的《弢園尺牘續鈔》卷6，題為《與英國傅蘭雅學士》，文字多有不同，刊本多有潤色，刊本於篇末有該函寫作的時間信息，為稿本所無。其中曰，“山左之行，病尚未能，姑待徐丞先發，黃花開後，當著祖生之鞭。夏首春餘，薄寒猶勁”。考王韜山左之行在光緒十四年（1888）九月朔至年底，此函抄錄時間應在當年春末夏初。而緊挨其後的《與左孟星書》的“追錄”時間自然在此之後。《致黎蓴齋星使書》曰：“日人岸田吟香回國，託帶拙著十數種，亮登記室，檢入典籤。以日久未奉環雲，良深懸系。”考王韜於光緒十五年七月撰有《弢園醵資刻書啟》，謂“今擬設立弢園書局，醵資刊印”，該年他在友人資助下，印行了所著《春秋經學三種》《弢園尺牘續鈔》《重訂法國志略》等，岸田吟香回國之際託帶的著作當是此類。又考派駐日本的黎庶昌於光緒十六年底任滿，《致黎蓴齋星使書》當撰於黎氏歸國之前。如此，《與左孟星書》的“追錄”當在1889年前後。

《與左孟星書》與《黃畹稟》無論結構、語氣、句段都高度相似。茲舉開頭部分段落比對如下：

以上所舉尚屬差異較多的文字，然而即便如此，兩函之相似已可見一斑。若《與左孟星書》確屬王韜當年所撰，則《黃畹稟》縱非皆王韜親筆所書，其內容確為王韜所撰。《與左孟星書》與《黃畹稟》如同一場戰事中站在爭戰雙方不同立場上針鋒相對的言說。《與左孟星書》稱，“賊若犯洋人，則我之所深幸也”，勸官兵取和戎策，力居上游，迫使太平軍攻打上海，洋人受挫或通商利益重損，自會反攻，這樣可以讓太平軍與洋人互相消耗，官軍則順流進取，坐收漁翁之利。《黃畹稟》反其道而行之，遊說太平天國勿犯洋人，暫緩圖上海，用兵上游，繼戰中原，高瞻遠矚，則“大者遠者既得，而小者近者自克舉矣”，取上海水到渠成。

那麼在20餘年後“追錄”的《與左孟星書》是否可能作偽呢？筆者認為，《黃畹稟》是緝獲後立刻上呈朝廷的軍事密件，一般人無從得見。最早在筆記中述及此事並披露《黃畹稟》內容的，是李鴻章的幕僚陳其元於同治十二年在《庸閒齋筆記》中的追憶。陳其元雖曾在江蘇巡撫薛煥處見過《黃畹稟》，但時隔12年，“洋洋數千言，今則不能記憶矣”，僅以300餘字概括，且已有誤記。若《黃畹稟》不出自王韜之手，事發後其“閉置一室”中避禍，繼而亡命天涯23年，最多也只能聽聞大概，並無機會寓目，要在20餘年後“追錄”一封與未曾寓目的《黃畹稟》極相似的《與左孟星書》，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上文從字跡確認王韜與《黃畹稟》難脫干係的前提下，《與左孟星書》的寫作存在兩種可能：一是王韜當年的確寫過這信函，並且或習慣性地留有備份，或由於某種原因此函未能寄出（就像《擬上曾制軍書》欲上未上一樣），多年後據底稿或原稿追錄。從《與左孟星書》稿本首尾基本一氣呵成、塗乙痕跡無多來看，其“追錄”是有依據的，不然不大可能有那麼高的相似度。二是仿《黃畹稟》而偽造，以證明《黃畹稟》系他人栽贓嫁禍。但這種可能性不大，其一是因為王韜以《黃畹稟》惹禍，在朝廷追緝關頭不敢留下底稿以供日後仿寫；其二是王韜若真想借此為自己洗白，早該反誣受信人左樞（字孟星，又作孟辛），但兩人死生相契，栽贓與反誣始終不曾發生在他們之間。

左樞多次出現在曾國藩、郭嵩燾、趙烈文等人日記、年譜中，王韜日記、筆記中也多有記載。其《瀛壖雜誌》“左孟辛”條曰：

左孟辛，名樞……亂後挈家避兵滬上，與餘往還最密。載酒看花，剪燈話雨，殆無日不相見也。孟辛才氣縱橫，好談經濟，年僅二十餘，而詩文浩瀚卓厲，不可一世，洵天下才也。

同書“汪燕山”條曰：

湘鄉左孟辛、邵陽魏盤仲、陽湖趙惠甫，皆意氣激昂，高自期許，慨然以澄清天下為己任。每當酒酣耳熱，擊劍談兵，精悍之色，現於眉間，惜以時無用之者，鹹鬱郁不得志。此兩年中，幾於無日不相見，見必轟飲達旦。孟辛酒膽輪囷，氣益豪邁，舉世無足以當其一盼者。

在王韜眼裡，左樞是一個才氣縱橫、意氣豪邁、睥睨天下的人物。他首次出現在王韜日記中是在咸豐十年三月初七：“薄暮，往訪龔孝拱（龔自珍子——引者注）不值，晤其戚左孟星，才從湖南來，捐納同知，分發粵東。談吐雅馴，容止文秀，亦翩翩佳公子也。”此後兩人深相交契，“幾於無日不相見”。咸豐十一年二月初一，王韜有感於“神州陸沉，蒼生塗炭”，為“一覽賊情”，次日隨艾約瑟、偉禮遜、佛禮賜等到太平天國都城天京。王韜此行雖以宣教名義，實則參與了英國與太平天國的談判。作為一位儒士，隨洋人參與這樣的活動是犯忌的，因此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前來送別的只有左樞、魏彥（魏源之侄），可見相互之信任與理解。同年六月，據《趙惠甫年譜》，王韜與趙烈文、童椿、汪汝桂、左樞、左樹、魏彥、湯裕諸人在上海互易庚帖，結為兄弟。

左樞於咸豐十一年初冬，乘輪舶至漢口，由水道回湘南。離別之際，王韜與之互相贈答。從往還詩文來看，兩人互託亂世知己，惺惺相惜，可謂情深意厚。王韜對左樞以將才相期許，而以陳書賈誼自哀。左樞返湘鄉，先往見曾國藩，後至粵中赴任，最終從戎陝甘，大約在1869年卒于軍營。

左樞在滬期間，王韜與他及其戚屬龔孝拱時相過從，慷慨言志、縱橫論兵是相聚之日常。左樞離滬後，王韜“抱病匝月，筆墨疏懶，久未奉尺一之書，奉訊起居，私衷負疚”，因而寫下此函，時間當在咸豐十一年仲冬。王韜此時有《擬上曾制軍書》，然“削楮未上”，未上的原因不得而知，但王韜在其中對官兵多有指責，謂“賊至一城則一城創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是豈賊之能兵哉，皆我備禦之無方耳！”他深知直言切諫只會刺激曾國藩而招來忌恨，正像以往他向地方當政者如薛煥、徐有壬、吳煦等屢屢上書獻策，卻每每碰壁一樣。而左樞出身名門，經已在曾國藩東流行營的趙烈文推薦，新得曾國藩賞識，通過左樞向曾國藩傳遞自己的御賊策略，更有希望獲得重視。王韜贈左樞詩句，如“報國廉頗老，陳書賈誼哀”，“遘亂離憂百事灰，生平懷抱幾時開？”“萬言羞學縱橫術，四海誰知經濟才”，“湘雲吳樹參差裡，珍重江干報札來”，等等，明顯是自謙與自信兼具、失意與希冀同在，他期待著能有與幾位結拜兄弟一樣的際遇。

《與左孟星書》既然是私信，如確已寄出，由於內容涉及軍機，當不會公開傳閱，外人無由得覽。而《黃畹稟》和《與左孟星書》屬同一計策的兩個方面，那麼王韜為自己辯誣、指斥有人託名偽造時，應該直指左樞嫁禍才最合理，但他沒有任何指斥文字，相反在《瀛壖雜誌》中稱賞“左家昆季俱好事，長者經濟尤無敵”，對左樞後人也稱賞不置，如光緒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所寫《與魏盤仲直刺》曰：“一昨遇羅伯嶧從楚中來，自述為孟星女倩，言論恢奇，丰姿颯爽，誠不愧為冰清玉潔。孟星僅有一子，身弱多病，惟硜硜自守，尚能不墮家風。”足見王韜哪怕到了晚年，還對左樞念念不已。由此亦可見《與左孟星書》並非王韜為自我洗白而反誣故友、有意偽造。《黃畹稟》的結撰是王韜在其歷史“循環論”思想、政治投機心態、軍情突變形勢下保護家人和桑梓意圖的體現，以及在誤判當時形勢等諸多因素作用下，政治立場抉擇的結果。

但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從衛道的正統立場看，上書太平天國是大逆不道的行為，故而在事敗之後，王韜一直為自己“辯誣”，時而說“疑生投杼”，時而說“嫁名”栽贓，還有“密縱反間”、“偵賊遭讒”等，因人而異，因時不同。

既然一直為自己辯誣，為什麼時隔多年，王韜又要“追錄”一封舊函，從而最終把自己一直想洗刷的“汙名”坐實呢？筆者以為，兩函針鋒相對，不管哪方採納，都關乎“治亂之大道”，能使“國威復振”、“平治有期”；惜乎爭戰雙方都不曾見用，致使金甌漸缺、民生日蹙，這才是王韜無法言說的真正“冤屈”所在。但凡執政者能以“出類拔萃之士、撥亂應變之才”為輔弼，不帶偏見，從善如流，採納他的計謀，那麼，近代中國也許會呈現不一樣的局面。但無論如何，王韜深知自己本來就是那個黃畹，在一些同時代人的意識深處他也始終是那個“黃畹”，自己再怎麼“辯誣”都改變不了事實。而且，隨著世易時移，他早已如願以償地回到江南，寄居滬上，自可以少些狐死不能首丘的顧慮，在“死生旦暮”的晚年，不妨將當年那場風波明白地載入歷史，是非功過，讓後人評說。但終究，此函稿沒有像排在它前面的《致傅蘭雅》那樣，經潤色後被收入王韜自編自刊的《弢園尺牘續鈔》，因為睜眼看過世界的王韜畢竟是處於歷史轉折期的文人，事關名節，他終究還是存了些顧慮。更何況，《弢園尺牘續鈔》只收《弢園尺牘》刊刻以後續寫的尺牘，“追錄”者不在其列。

結     語

綜上所述，筆者依據一些新發現的材料，證實王韜確曾化名黃畹上書太平天國。對上書事件，由於王韜在尺牘、詩文中長期不斷、連篇累牘地為自己鳴冤叫屈，百般申辯，世人普遍給予同情，認為王韜蒙受了不白之冤。如今這個“世紀之爭”最終得以廓清，一來可以讓研究者不必繼續空耗心力，為王韜作罪名莫須有的辯汙，或上書之事實的求證，二來使王韜研究也可以不再受其自我辯白的誤導，而對其人其作產生誤解和誤讀。在確認王韜曾上書太平天國的前提下，理性客觀地把此事件放在近代國內外紛繁錯綜的政治格局、口岸知識分子進退失據的生存環境背景下，分析以王韜為代表的轉型期口岸知識分子在中西文化碰撞、古今思想交匯的人生十字路口矛盾複雜的群體心態、模稜兩可的政治立場、舉棋不定的行為方式，才能對王韜龐雜的存世文獻作出合乎歷史邏輯、時代特徵和人性本然的解讀，對近代思想文化史，特別是太平天國史的研究將有所裨益。

（作者陳玉蘭，系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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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湘 宇

校審：小 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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