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與繪畫,有何關係?

文徵明《千林曳杖圖》,紙本墨筆,25×35.3cm,明代

西方美學思想中素有“詩畫異質”一說,從亞里士多德到萊辛的《拉奧孔》,詩畫之間都意求劃出界限。但與此迥乎不同的是中國傳統文人畫的境界:詩情與畫意要相互交融、相互成全。而“題畫詩”就是這一追求的準確展現。

中國傳統的抒情美典講求詩情與畫意的交融。比如王維的畫作就因為他的詩才被賦予更多文學乃至哲學意義上的價值,這種“升值”可被看作詩為畫增加的給養。

王維《長江積雪圖》局部,絹本設色,28.8×449.3cm,唐代

自宋代開始多見的“題畫詩”是真正意義上把詩寫到畫卷的形式,它也更淋漓盡致地融合了詩與畫,更全面地體現了“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藝術真諦。
那麼在題畫詩的歷史裡,詩究竟都能為畫“做”些什麼呢?

友情“聯名”

王詵《煙江疊嶂圖》,絹本設色,45.2×166cm,宋代

宋代畫家王詵存世的兩本《煙江疊嶂圖》,一本設色、一本水墨,均藏於上海博物館。其中水墨本是王詵畫給好友蘇軾的,畫卷背面是蘇軾的行書詩並跋及王詵唱和詩二章並跋——詩、書、畫三絕都薈萃於這幅濡滿歷史煙雲的中國畫,成就了這樣一件難得的珍品。
 

王詵《煙江疊嶂圖》局部,絹本水墨,26×138.5cm,宋代

王詵《煙江疊嶂圖》水墨版背面蘇軾行書詩二首及王詵唱和詩二首並跋,局部

蘇軾有不少畫家朋友,他為友人畫作所寫的詩也有著很高的藝術價值。這位千古詩人最有名的一首題畫詩是人們耳熟能詳的《惠崇春江晚景》。這二首題畫詩最終不僅幫人們還原出遺佚的原畫的圖景,還進一步引導人們更好地領會惠崇這位畫家的更多作品。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
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蘇軾《惠崇春江晚景》

惠崇《溪山春曉圖》局部,絹本設色,24.5×185.5cm,宋代 

另外一例是宋徽宗趙佶的《瑞鶴圖》,這幅傳世珍品現藏於遼寧省博物館,全幅瑞鶴祥雲結構精巧,畫中群鶴姿態各異、栩栩如生。同時,《瑞鶴圖》書畫合一,詩闡發了畫未盡的喜悅,圓滿了祥和典雅之美。

宋徽宗趙佶《瑞鶴圖》,絹本設色,51×138.2cm,宋代
除了宋徽宗獨具特色的瘦金體題字,該作還來複卷尾題寫的這段長跋,一首古體長詩,筆法清秀而峻挺所以在鑑賞和估價這幅作品作時,後面的題詩起到的加持和昇華也一定不可忽略。
當然,除了賦詩為別人的畫作題跋,文人畫家們也愛寫自題詩——這可不是什麼有違謙遜美德的事情,要知道,詩在這裡與畫一道成為藝術表達的一部分。

《瑞鶴圖》卷尾來複的題詩

添彩的故事感

從形式上看,詩在畫面上填補了部分畫的留白,而在意蘊的層面更是如此,詩在時間、空間上讓畫凝固的那一瞬綿延、拓展開來。

唐寅《枯木竹石圖》,水墨金本、扇面,17×49cm,明代

比如,後代唐寅繼承蘇軾開創“枯木竹石”的題材,也創作過一幅名為《枯木竹石圖》的扇面畫。這幅畫作的價值就尤見於畫上的自題詩,尤其後一句道出了畫本身沒有展現出來的情景,動人的故事感油然而生。

翠竹並奇石,蒼松留古柯。

明窗坐相對,試問興如何。

唐寅《枯木竹石圖》

在《柳橋賞春圖》中,唐寅筆下的故事感更為鮮明。兩人橋上雙手相握,“平堤新柳板橋斜,路繞東西賣酒家。拼卻杖頭錢一串,時時來醉碧桃花。”如是,畫上自題詩為我們講述了這情景故事。

唐寅《柳橋賞春圖》, 絹本設色,137×67cm,明代

唐寅《震澤煙樹圖》,紙本設色,47×37.8cm,明代

 

直傳文人意氣

詩本身就是“言志”的藝術載體,相比而言,畫的情感是更蘊藉的。詩題寫在畫上,能夠直傳藝術家本人的文人意氣,將自我情志更深地渲染進畫面中。
除了一表清朗志氣,一些題畫詩使畫傳達出悱惻纏綿的情感,或是憂思、悵然,或是登仙般的遺世獨立和曠達心境。這也是在品格高潔、志向高遠之外,文人意氣的另一面。

王謙《卓冠群芳圖》,絹本設色,205.5×116.9cm,明代

鄭燮《墨筆竹石圖》,紙本墨筆,127.6×57.7cm,
常被用來寓意高尚品德的“四君子”梅、蘭、竹、菊歷來都是中國文人畫的經典主題。通過描繪這些植物傲然亭亭的姿態,畫家也表達了對美好品格的認同與嚮往,這類似於詠物詩中的象徵與自比。

鄭思肖《墨蘭圖》,紙本水墨,25.7×42.4cm,宋代

王冕《墨梅》,紙本水墨,50.9×31.9cm,元代
這一類代表性的作品有宋代畫家趙孟堅《墨蘭圖》裡的自題詩,鄭燮諸多畫竹的題詩,更有元代王冕那一首著名的《墨梅》。詩與畫共顯氣節,成就了臻於化境的藝術傑作,深為後人珍重。

我家洗硯池頭樹,朵朵花開淡墨痕。

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

王冕《墨梅》

另一方面是詩的情懷錶達。如清畫家石濤的山水畫,既表現淡雅疏曠的景色,也同時寄託遺世獨立的胸懷。他的《遊華陽山圖》《西樵蒼翠圖》《黃山紫玉屏圖》等作品上都有自題詩。

石濤《遊華陽山圖》,紙本設色,239.6×102.3cm,清代

石濤《黃山紫玉屏圖》,紙本設色,90×44.5cm,清代

創作《黃山紫玉屏圖》時,畫家居金陵,臨近大報恩寺,其“空諸所有”的意味與對黃山的懷想相融,盡數滲入畫境,詩云:“惆悵當年紫玉屏,至今落日尚未醒。我時精選一千峰,萬仞飛流下深冥。”畫中水渚遠山相映飄渺,詩文在畫上端的留白處,又是畫本身的一部分。如今,人們對其中詩句的參悟,也當是品評時心中的又一杆秤了。

趙孟堅《墨蘭圖》,紙本水墨,34.5×90.2cm,宋代

惠崇《沙汀煙樹圖》,絹本設色,24×25cm,宋代

談及“詩固應畫”,與其把自題詩理解為畫家的作品闡釋,不如理解為藝術本身的自抒胸臆——前者總似乎有限制鑑賞者想象的嫌疑,而後者則是為鑑賞者打開另一番天地的玄門。
雖然對於題畫詩而言,總是先有畫後有詩,但在真正的佳作裡,兩者已經難區分出誰是誰的附庸。它們交相輝映,其美學價值也彼此成就。對於詩畫關係,你如何解讀?歡迎留言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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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文  文雯

本文由《時尚芭莎》藝術部原創,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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