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阻且長 曲折發展的沙特-伊朗外交關係
沙特阿拉伯與伊朗位置示意圖。來源/天地圖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東民族國家體系開始形成，在20世紀20年代末，現代沙特和伊朗國家初具雛形。沙特王國是較早與伊朗發展外交關係的阿拉伯國家。1926年4月，伊朗巴列維王朝誕生，禮薩汗加冕為伊朗國王。同年6月，沙特王國的開國君主伊本·沙特邀請禮薩汗參加伊斯蘭大會，這被視為沙特與伊朗的首次外交接觸。1934年，兩國因為巴林的地位問題產生爭端，伊朗以巴林在1602年至1782年曾被波斯帝國統治為由，試圖合併巴林，並向巴林地區的阿拉伯人授予伊朗國籍，此舉遭到沙特王國反對。在英國的調停下，兩國暫時擱置爭議。
1941年，巴列維繼任伊朗國王，兩國外交關係進入新階段。基於實力和理性外交的考量，兩國逐步拓寬在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的合作。冷戰時期，蘇聯與美國在中東地區的競爭逐漸白熱化，蘇聯支持各國民族主義運動推翻君主制，反對殖民主義，建立民主共和國。在此起彼伏的革命運動中，埃及、伊拉克、也門等國國王們的王冠紛紛落地，這種局勢，使沙特與伊朗這兩個君主國感到抱團取暖的必要性。1955年8月，巴列維國王邀請沙特國王訪問伊朗，兩位國王就政治、經濟與安全問題進行磋商，一致同意倒向西方陣營。20世紀60年代，沙特與伊朗在經濟領域的關係也逐步升溫，兩國是石油輸出國組織，俗稱“歐佩克”（OPEC）的重要發起國，兩國在石油產能、石油定價和石油工業等問題上取得了一定共識。但兩國的外交關係中依舊存在不和諧因素。1943年12月，一名伊朗朝覲者因向麥加天房投擲穢物，被沙特逮捕並處死。伊朗對沙特政府的舉措表示不滿，1944年兩國宣佈斷交。在當年的朝覲季，伊朗政府下令禁止伊朗國民前往麥加朝覲。這是沙特與伊朗外交史上的第一次斷交風波。但由於事件起因是伊朗公民的個人行為，兩國關係很快修復，1947年初，沙特與伊朗恢復外交關係。除此之外，海灣地區阿拉伯諸酋長國的地位問題仍是沙特與伊朗懸而未決的問題。1957年11月，伊朗再次向巴林提出主權要求，試圖將巴林兼併成為伊朗的第十四個省。沙特強調巴林位於阿拉伯半島的大陸架上，是阿拉伯半島的自然延伸，此外，巴林人是阿拉伯人，不具備波斯民族屬性。沙特在巴林問題上與伊朗採取針鋒相對的立場，加劇了二者的緊張局勢，1958年，伊拉克王國被左派軍官組織推翻後，兩國暫時擱置了巴林問題上的爭議。
1979年伊斯蘭革命爆發後，巴列維王朝在伊朗的統治終結，由什葉派教士領導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為伊朗的合法政府。受意識形態、政治體制和國際局勢的影響，伊朗對沙特外交政策進行迅速調整。伊朗最高領袖霍梅尼在與美國關係破裂後，正式號召對外發動伊斯蘭革命，其主要敵對目標就是以沙特為首的、採取親美立場的海灣君主國。1979年11月，沙特相繼發生麥加禁寺事件和東部什葉派民眾運動。沙特與伊朗的外交對抗在兩伊戰爭中達到頂點。
霍梅尼
兩伊戰爭中，沙特事實上支持伊拉克，引發了伊朗的不滿。1984年，沙伊兩國爆發小規模衝突。壓垮兩國外交關係的最後一根稻草是1987年7月31日的朝覲衝突。1987年，伊朗朝聖者在麥加進行政治示威，打出反對伊拉克、反對美國的政治標語。隨後，示威者與沙特官方發生激烈衝突，造成402人死亡，649人受傷。雙方均強烈譴責對方，由於1987年的朝覲衝突，沙特將伊朗的朝覲人數下調至4.5萬人，遠遠低於伊朗堅持要求的15萬人，作為抗議，霍梅尼宣佈抵制當年的朝覲，並指責沙特妨礙穆斯林履行朝聖的基本義務，其言外之意是沙特政府喪失了作為伊斯蘭政府的合法性。1988年4月26日，沙特宣佈與伊朗斷交。
1989年6月3日，伊朗最高領袖霍梅尼去世，伊朗外交政策逐漸由激進轉向務實。在1991年海灣戰爭爆發後，沙特和伊朗將彼此視為實現海灣地區安全穩定的重要夥伴。1991年3月19日，沙特宣佈與伊朗恢復外交關係，兩國關係整體由對抗走向緩和，但沙特和伊朗在宗教、民族、國際影響力和領土主權問題上仍存在分歧，這為21世紀兩國曲折的外交關係發展埋下隱患。
21世紀初，911事件和隨後美國單邊發動的反恐戰爭加劇了中東地緣政治格局的脆弱性，特別是2011年爆發的中東劇變徹底改變了地區力量對比，伊朗和沙特圍繞著填補權力真空展開一系列地區博弈，令雙方分歧加劇。伊朗與沙特在也門內戰、敘利亞戰場上展開激烈博弈的同時，在輿論上也毫不相讓。2016年1月2日，沙特內政部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處死什葉派教士尼姆爾。當晚夜間，伊朗示威者衝擊沙特駐德黑蘭大使館。3日晚，沙特外交大臣以此為由宣佈斷交。這是沙特與伊朗第三次斷交，有學者評價這次外交危機是兩國自1979年以來最接近戰爭臨界點的一次。
美國911襲擊。來源/日本 HISTORY CHANNEL
回顧沙特與伊朗近百年的外交歷程，我們會發現，民族、宗教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兩國外交關係的正常化，那麼，這些癥結有著哪些歷史根源？
波斯與阿拉伯的民族糾葛
許多人認為波斯人與阿拉伯人都信仰伊斯蘭教，將二者混為一談，或者很難說出二者之間的區別。實際上，阿拉伯民族和波斯民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民族，二者在族源上相差甚遠。阿拉伯人發源於阿拉伯半島，是閃米特人的一支，與猶太人是近親。而波斯人是雅利安人的一支，公元前10世紀初期，從中亞地區進入伊朗高原，後擴散到西南腹地的法爾西地區。從語言學的角度看，阿拉伯語屬於閃含語系閃語族，而波斯語屬於印歐語系伊朗語
在波斯人已經建立橫跨亞歐非三大洲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0-前330）時，阿拉伯人的社會結構還較為原始，以遊牧經濟為基礎的部落是阿拉伯半島上較為常見的社會單位，阿拉伯部落分散，實力弱小。這一時期，阿拉伯人臣服於波斯帝國，波斯帝國的皇帝岡比西斯，在公元前525年出征埃及時，途經北部阿拉比亞（今敘利亞一帶），並與當地阿拉伯人結盟。希羅多德認為：“阿拉伯人從來沒有被波斯征服過。”結合考古材料看，阿拉伯人有可能選擇稱臣納貢，避免了兵戎相見。在波斯帝國首都波斯波利斯的遺址廢墟中，還可以找到阿拉伯人牽著單峰駝向波斯君主進貢的浮雕。波斯帝國對阿拉伯人的征服與統治在薩珊王朝時期達到巔峰。阿拉伯半島東部地區作為帝國的一部分，併入版圖。薩珊王朝在阿拉伯半島南部，今也門地區派駐總督統治阿拉伯人。薩珊王朝與羅馬帝國之間持續不斷的戰爭使夾在兩者之間的阿拉伯人苦不堪言。公元7世紀，穆罕默德創立伊斯蘭教後，通過宣教和武力征服的手段實現了阿拉伯半島的統一。在伊斯蘭的旗幟下，穆罕默德繼任者們開始了對外部世界的征服。
公元637年，阿拉伯軍隊在統帥賽義德的指揮下，在伊拉克西南部的卡迪西亞（Qadisiyya），與波斯帝國首相魯斯特姆一決雌雄。阿拉伯人在取得卡迪西亞戰役的勝利後，接連攻克波斯首都泰西封、歷史名城尼尼微和波斯帝國的故都波斯波利斯。到了公元654年，波斯帝國全境幾乎被阿拉伯人征服。在武力征服波斯人的同時，阿拉伯人將伊斯蘭教傳入波斯，成為穆斯林可以享受稅收和地位上的改變。伊斯蘭教的傳入使波斯文化開始了伊斯蘭轉向，形成波斯-伊斯蘭文化的特點。
什葉派與遜尼派之間的信仰差異使兩個民族的關係複雜化。遜尼派和什葉派在信仰和教義方面存在不同，這種分歧起源於兩派之間的政治衝突。穆罕默德去世後，在誰有資格繼承先知衣缽的問題上，穆斯林內部產生了爭論。
遜尼派堅持舒拉原則，即哈里發應該由全體穆斯林推舉產生，德高望重者居之。這種思想是阿拉伯部落原始民主制的遺存。什葉派的阿拉伯語字面意思是“派別”，特指支持阿里（Ali）的穆斯林派別。什葉派認為阿里本人與先知的特殊關係，決定了阿里最有資格繼承哈里發的職位。阿里是穆罕默德的堂弟，且是他的女婿。在“親上加親”之餘，由於穆罕默德沒有男性後裔，而阿里與法蒂瑪生下了男性繼承人哈桑和侯賽因，因此阿里一脈是最有法理正統性的聖裔。
遜尼派與什葉派分佈示意圖。製圖/地球知識局
這兩個集團在誕生之初，還只是政見相左的政治派別，隨著矛盾升級，雙方選擇用武力解決分歧。在阿里遇刺、卡爾巴拉戰役後，倭馬亞王朝建立統治，並將遜尼派立為國教，什葉派暫時轉入地下。什葉派將發展史上經受的挫折與苦難作為教義的一部分，不斷強化這種受害者角色。比如什葉派獨特的節日“阿舒拉節”，就是為了紀念阿里之子侯賽因之死，教士們通過表演宗教戲劇、唱經、集會等方式，加強信眾的宗教認同。什葉派中強調苦難、反對壓迫、不滿目現狀、渴望出現伊瑪目救贖信眾的思想契合了社會底層民眾，被壓迫民族的心理情緒。波斯民族對現狀的不滿，和渴望救贖自身命運的心態使他們更易於成為什葉派信徒。而信仰遜尼派的阿拉伯人統治者，在什葉派的眼中就成了暴政和不義的代言人。什葉派的教義和遜尼派之間的關係在不同時代的表現也不盡相同。在中世紀，宗教信仰發揮著凝聚人心、動員民眾的作用，一些伊朗精英分子利用什葉派信仰，從典籍中尋找反抗異族統治的合法性。民族、政治和階級紛爭訴諸於宗教，而宗教上的衝突卻使這些問題更為複雜化。
伊斯蘭經畫。來源/紀錄片《從倭瑪亞到奧斯曼，伊斯蘭藝術的傑作》截圖
747年，出身於穆罕默德叔父阿巴斯支系的阿拉伯人，艾布勒·阿巴斯許諾給波斯人平等地位，鼓動他們反對倭馬亞王朝。波斯人率先在伊朗地區反抗。750年，阿巴斯王朝建立後，波斯人的政治地位有所提升，有資格進入帝國的政府中擔任官職。甚至有部分波斯人成為阿拉伯帝國中的世家大族，但這些大臣的升遷榮辱依舊取決於阿拉伯哈里發的利益。伯爾麥克家族的興衰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葉哈雅·伯爾麥克是阿巴斯王朝哈里發哈倫的老師，哈倫對這個波斯人十分尊重，稱其為“父親”，他委任葉哈雅為“維齊爾”（宰相），授予其無限的權力，伯爾麥克家族實際上是阿拉伯帝國的統治者。在哈倫統治晚期，他意識到波斯人的勢力過大，便毫不留情地處死了伯爾麥克家族的主要成員，肅清波斯人在政治上的影響。
阿拉伯帝國時期，波斯人政治力量薄弱的現狀促使他們對阿拉伯人的抗爭，由政治領域轉向文化領域。在“舒歐比亞”思潮中，波斯知識分子號召利用母語而非阿拉伯語創作詩歌散文，以此保留波斯語在形成波斯民族認同感中的作用。他們重視蒐集整理伊斯蘭教傳入伊朗之前的文化典籍，如著名的波斯史詩《列王紀》。一些學者在分析該時期波斯文學作品後，指出波斯人借詩歌散文的形式表達了對阿拉伯人征服的不滿，認為這是野蠻對文明的勝利。
近代以來，部分伊朗民族主義者認為阿拉伯人的征服令波斯一蹶不振，是導致波斯民族現代不幸命運的根本原因。部分極端波斯民族主義者甚至主張剔除阿拉伯語對波斯語的影響，從而實現淨化波斯語的目的。伊朗巴列維國王就極為推崇古代波斯帝國的君主們，利用歷史傳統為現實王權政治賦予合法性。1971年，巴列維國王在紀念居魯士大帝登基2500年的慶典活動中致辭：“請安息吧！居魯士大帝！我們已經覺醒，並將永遠保持清醒。”波斯帝國的榮耀歷史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的同時，也是一種沉重的歷史負擔。帝國的榮耀與覆滅使現代伊朗人更在意波斯人與阿拉伯人的鬥爭歷史，通過排斥阿拉伯文化，強化對本民族認同。這種落差心理對阿拉伯-波斯關係的發展蒙上了一層陰影。
復交之路：和解與包容
歷史上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關係不能簡單被定義為衝突和隔閡。儘管政治上存在矛盾，但在兩民族之間，交融和發展的趨勢始終是歷史的主流。阿拉伯和波斯兩個民族很早就實現了通婚，根據史詩《列王紀》，雅利安國王法理東曾為他的三個兒子和也門國王的三位公主定下婚姻、三位王子遠赴也門成婚，並將妻子們娶回伊朗。民間傳說雖是虛構，但也側面印證了兩個民族間早已存在聯姻。阿拉伯帝國建立後，阿拉伯統治者逐漸採取薩珊波斯式政治體制，哈里發制吸取了波斯帝制的特色。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合力將伊斯蘭文明推向了新的高度，這種交融和發展是兩個民族之間互動關係的主流。
沙特與伊朗之間的外交糾葛是歷史因素和現實政治相互交織產生的，但絕非是兩個民族之間交往方式的全部，甚至不是主流。歷史上的恩怨雖對兩國關系正常化有影響，但民族間的和解、文明間的包容互鑑推動了沙伊復交，這種東方智慧也在解決中東問題上發揮更大作用。中國在複雜的中東局勢下促成沙伊兩國在北京的對話，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可謂具有歷史性意義，也將翻開沙伊關係新的一頁。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答記者問時表示，沙伊開展對話並達成協議，為地區國家通過對話協商化解矛盾分歧、實現睦鄰友好樹立了典範，有利於地區國家擺脫外部干涉，把前途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發言人強調，中國始終認為中東的未來應當掌握在中東國家手中，始終支持中東人民獨立自主探索發展道路，支持中東國家通過對話協商化解分歧，共同促進地區長治久安。中國願做中東安全穩定的促進者、發展繁榮的合作者、團結自強的推動者。中國將繼續為實現中東和平安寧貢獻中國智慧，提出中國建議，發揮中國負責任大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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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發言人就沙特和伊朗北京對話答記者問”，《 人民日報 》 2023年03月12日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