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德章：漢族族稱的出現與定型

作者：何德章

來源：《歷史研究》2022年第5期

摘要：漢代與周邊民族對舉時出現的“漢人”，因蘊含強烈的政治意義，並沒有自然而然地成為魏晉時期“中國人”的稱號。兩晉十六國時期，“晉人”成為“中國人”的通稱。北魏初年，出於否定“晉人”的需要，將較早置於統治下的“中州”人稱作“漢人”。南北朝時期，“漢”一直是對“中州”人的他稱，而非人們欣然接受的族稱。至唐代，因應西域諸國在漢代以後長期將內地稱為“漢地”等背景，律令中正式稱唐民為“漢”，稱周邊各族為“蕃”。隨著唐朝邊疆的拓展，“蕃漢”使用日廣，高、武時期以後，漢族族稱定型。

關鍵詞：漢族華夏族稱蕃漢漢唐

一、漢族族稱源起的學術討論與疑義

今天中國人口最多的民族漢族，淵源於先秦華夏族，因秦漢長期政治統一與文化整合而成長定型，應無疑問。但“漢”在什麼時代、出於什麼原因作為族稱著於政令並被廣泛接受，在現有學術討論中卻存在疑義，仍然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漢書》《後漢書》記錄漢代歷史，出現了“漢人”用例，也有將“漢”與匈奴等周邊民族對舉的史例，早期民族史著作據以認為“漢”作為族稱始於漢代。如1934年印行的呂思勉《中國民族史》，接受章太炎1907年7月在《民報》第15號發表的《中華民國解》一文觀點，述漢族之得名：“漢族之稱，起於劉邦有天下之後。近人或謂王朝之號，不宜為民族之名。吾族正名，當雲華夏……夏為禹有天下之號，夏水亦即漢水下流。禹興西羌，漢中或其舊國。則以此為吾族稱號，亦與藉資劉漢相同。且炎劉不祀，已越千年。漢字用為民族之名，久已不關朝號。如唐時稱漢、蕃，清時稱滿、漢，民國肇建，則有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說是也。”類似說法在其後民族史著作中較為普遍；近年又有新論，從各自角度予以申說。

20世紀80年代，一些學者在上述一般性概括基礎上，開始認真梳理漢族族稱源起問題，“漢”作為族稱起於南北朝說異軍突起。賈敬顏《“漢人”考》一文開其端，通過分析古代文獻中“漢人”語彙與所指對象，說明漢族是“歷史過程中由多個民族匯合而成的”。對於“漢人”之稱的來源，他舉證史實，認為《後漢書》中的“漢人”，意為“漢朝之人”，“漢人之稱來源於漢朝，但漢朝的人並不被稱為漢人，而被稱為秦人”。他認同清代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詳細舉證《北齊書》中“漢人”等用例所得出的結論：“中國人別稱漢人起於魏末。”

隨後，陳述《漢兒漢子說》一文對賈氏意見作了申說，進一步指出見於《漢書》《後漢書》的“大漢”、“漢家”、“漢人”、“漢民”等詞彙中的“漢”，“均指國家，即國號。謂漢國的疆域，不含民族之義”。他在引述《北齊書》《北史》中有關“漢”作為人群稱謂的材料後，又說：“自南北朝起，‘漢’字民族之義遂漸著。不論國號或族名，包括自稱他稱，必對外而其用廣。南北朝以來，各族之間接觸多，漢既聲威遠播，樂以漢人自稱，同時也被稱漢人。仍有自稱曰夏曰華者，其中有的屬於有意避諱。”

陳連開在《中國·華夷·蕃漢·中華·中華民族》一文中，同樣認為《漢書》《後漢書》所見“漢人”、“漢民”之“漢”，指的是漢朝疆域，同時認為兩漢時期“胡越”、“越漢”、“夷漢”對舉，說明“漢”已初具族稱含義；在十六國北朝時期，“匈奴、鮮卑、羯、氐、羌等民族，既久居郡縣與漢人雜處，成為統治民族以後，統治者稱為‘中國皇帝’，當然必須共享‘中國’的稱號……就民族稱謂而論，按舊有習慣，他們不得居於‘中國人’行列。此種矛盾狀況，使五胡的統治者大傷腦筋。他們起初稱統治民族為‘國人’，編戶齊民為‘趙人’（石勒），經過不斷演化，終於逐漸明確，把原來稱為‘中國人’的人們稱為‘漢人’，他們的語言稱為‘漢語’。於是，‘中國’的稱號為各民族所共有”。基於這些判斷，“漢”從政權稱謂，變得越來越具有族稱的意義，“這是邊疆民族要求共有‘中國’稱號的結果”。他在引證《南齊書·王融傳》所見“漢人”及同書《魏虜傳》相關史料後，推斷說：“‘漢人’確定無疑是民族名稱，大概是在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時候。”

賈敬顏、陳述、陳連開等關於漢族族稱始於南北朝的新認識，被後來一些民族史論著接受。在王鍾翰主編的《中國民族史》“漢民族的形成”一節中，陳連開綜合研究者的論述，作了如下概括：

秦漢時期，郡縣稱為中國，郡縣之民稱為“中國人”，或仍沿先秦習慣稱為“華夏”……西漢初，匈奴及西域各民族仍稱郡縣之民為“秦人”，
到西漢中晚期“漢人”取代秦人，主要是指“漢朝人”，久之也具有民族稱謂的特徵，於是又派生出“胡漢”、“越漢”、“夷漢”或“漢胡”、“漢越”、“漢夷”等對舉稱謂。及至漢家天下星移斗轉，魏晉相繼踵興，郡縣之民仍沿傳統自稱“中國人”、“華人”、“夏人”，而其它民族往往仍稱之為“漢人”。朝代的更換，“漢人”作為族稱的含義有明顯發展；據現有資料，漢人作為民族名稱確定無疑的是在北魏孝文帝改革時期。

這一對漢族族稱源起與確定的概括，既接納“漢”作為族稱確定於南北朝的新說法，又包容“漢人”稱謂形成於漢代的舊說，問題似乎就此得到完滿解決。不過，陳連開將其原來推斷“‘漢人’確定無疑是民族名稱，大概是在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時候”，改成“漢人作為民族名稱確定無疑的是在北魏孝文帝改革時期”，並沒有舉出新的切實證據。

關於漢族族稱在南北朝確定的緣由，陳述推測是因為“漢既聲威遠播，樂以漢人自稱”，史實表明，實際情形正好相反。陳連開認為是因為“邊疆民族要求共有‘中國’稱號”，從而“把原來稱為‘中國人’的人們稱為‘漢人’”，但究竟哪一個政權、在什麼時期、何種背景下將“中國人”稱作“漢人”，他並未深究。費孝通指出：“民族名稱的一般規律是從‘他稱’轉為‘自稱’。生活在一個共同社區之內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觸不會自覺地認同……民族的得名必須先有民族實體的存在，並不是得了名才成為一個民族實體的。”這一理論性概括極具啟發意義，為本文進一步討論漢族族稱問題提供了路徑。在此基礎之上，本文將進一步討論，在什麼時期、何種背景下，被他者稱為“漢”的人們，才樂於以之自稱，漢族族稱因而真正確定下來。

二、魏晉十六國“漢人”的缺位與“晉人”的興起

在漢代語境中，“漢”首先是指漢王朝，當漢王朝政治統一完全達成，在觀念上齊、楚、燕、趙人等都認同於漢時，與匈奴等族群對舉的“漢”，又具有族群稱謂的意義。有關漢族形成於南北朝的論說，無論是認為十六國時期中原人樂以“漢”自稱，還是將“漢”作為十六國統治者對中原人的他稱，都基於一個共識：漢朝在政治上消亡之後，附著於漢朝從而具有族稱意義的“漢”，仍在被使用且影響日益擴大，即所謂“朝代的更換，‘漢人’作為族稱的含義有明顯發展”。這實際上也是“漢”之族稱形成於漢代一說的假定前提，新說、舊說之間，並無本質區別。但這種先入為主的假定前提，事理上難以成立，史實上並無支持。

從事理上說，先秦時依據語言、服飾、經濟生活乃至心理差異，將“諸夏”與“夷狄”分別開來之後，“齊人”、“晉人”、“楚人”等政治性概念，便與“諸夏”有某種程度的重合。漢代長期統一基礎上出現的“漢人”，地域上基本與“華夏”重合，可以互舉，但並不能相互替代。隨著政治變化，“漢人”復變為三國時期的“魏人”、“吳人”、“蜀人（漢人）”，至晉代而變為“晉人”；“華夏”作為有特定內涵的稱謂則長期穩定，不因朝代改易等政治情形變化而變化。如諸葛亮“漢賊不兩立”所宣示的，如果有人在三國魏、吳政權內猶自稱“漢人”，或在晉代而自稱“漢人”、“魏人”，只表明他本人政治態度，尤其是對改朝換代的態度，不免會有被殺的風險。也就是說，“漢”即便在漢代曾經用於與其他族群對舉，從而具有族群稱謂的意義，但所具有的強烈政治屬性，卻阻礙其在漢朝消亡之後自然而然地發展成為“中國人”的族稱。

陳壽《三國志》中，未見漢朝消亡以後“漢”仍具族稱意義的語例，常以“魏人”、“吳人”、“蜀人”指稱三方，這三種人自然均源於漢代“漢人”，其族類均屬華夏。蜀漢政權以漢正統自居，其境內政治語境中的“漢人”理當無處不在，《三國志》蜀志部分不見，應是陳壽作史時有意迴避。是書《諸葛亮傳》裴注引東晉習鑿齒《漢晉春秋》，稱諸葛亮平南中，“聞孟獲者，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以求“夷、漢粗安”。“夷、漢”之“漢”，如《漢晉春秋》書名所示，政治意義顯然優先於族稱意義，習鑿齒尊蜀漢是為說明東晉為華夏正統所在，並非要繼承“漢人”稱謂。

西晉時期，民族問題日漸尖銳；至十六國時期，民族矛盾更一度成為中國北方社會的主要矛盾。然而遍檢兩晉十六國時期史料，不見“漢”被用作族稱的語例，族稱意義上的“晉”則乘勢而興。

西晉江統在《徙戎論》中討論當時民族問題所使用的詞彙，可以作為討論基礎。其文首稱：“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穀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承先秦以來民族觀念，將居於“中國”的“諸夏”與“四夷”對立起來。其文又稱，東漢初羌人徙居關中，“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這裡“華人”與“漢人”具有重疊關係，“漢人”指的只是漢朝的情形。江統接下來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請徙關中氐羌於隴右，以期“戎晉不雜，並得其所”。在“中國”與“四夷”“壤斷土隔，不相侵涉”的理想前提下，西晉時“華人”已經等同於“晉人”。

《晉書》中“漢人”一詞，除上引江統《徙戎論》中1條外，另有3例，均不能視為族稱。卷15《地理志下》“交州日南郡象林縣”條言：

自此南有四國，其人皆雲漢人子孫。今有銅柱，亦是漢置此為界。

此條之“漢人”，只能理解為“漢朝人”或“漢代人”。卷95《藝術·佛圖澄傳》記十六國後趙因百姓競相出家為僧，遂加以“料簡”，著作郎王度奏稱：

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

此條首稱“諸華”不應奉佛，在講到“漢代”時稱“漢人”，說到現實情況則稱“趙人”，顯然“漢人”、“趙人”均屬相應朝代下的政治性概念，族類則為“諸華”。卷97《四夷·北狄·匈奴傳》稱：

前漢末……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眾為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晉）武帝踐祚後……復與晉人雜居。

本條提及“前漢”及漢末建安年間之事，兩稱“漢人”，至於晉代，則稱“晉人”，“漢人”顯然是時代稱謂，而非族稱。

西晉時，“漢人”缺位，“晉人”則被廣泛使用。晉武帝徵兵隴右，實行時有困難，段灼建議：“其晉人自可差簡丁強，如法調取；至於羌胡，非恩意告諭，則無慾度金城、河西者也。”八王之亂中，久居塞內的匈奴貴族謀舉兵反晉，劉宣等說：“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為晉人所服。”他們主張聯絡鮮卑、烏丸，“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對局勢與傳統更為熟悉的劉淵則認為，如果徑以“復呼韓邪之業”相號召，“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在這一史例中，“晉人”作為“羌胡”及匈奴的對稱，與“華夏”同義。雖然“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但昔日“漢人”，已然成為“晉人”。

晉永嘉之亂後，匈奴、鮮卑、羯、氐、羌各族活躍於黃河流域，黃河流域原來的居民或向其他地區流徙，或於當地據險自保，留居者長期自稱或他稱均為“晉人”。匈奴漢政權滅亡之際，“尚書北宮純、胡崧等招集晉人，保於東宮”。後趙時有人進言於石虎：“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淝水之戰後，鮮卑禿髮利鹿孤稱王號，其部下建議：“今建大號，誠順天心……宜置晉人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國之用。”

在民族矛盾尖銳的西晉末至十六國時期，目前史籍中尚未發現“胡漢”、“夷漢”、“戎漢”等詞彙，“胡晉”、“夷晉”、“戎晉”之類的詞彙在《晉書》中卻比比皆是。“胡”、“夷”、“戎”與“晉”對稱，根源於“華戎”、“夷夏”之別。學者可能會認為，漢代而後，“漢”作為族稱意義漸著，南北朝時已經確定；今本《晉書》形成於唐代初年，其中“晉人”、“胡晉”等語彙中的“晉”，可能本作“漢”，唐初所修《晉書》似不足為據。史書用語改易確實常見，但如果唐人對兩晉以降舊有《晉書》文本用語真作那樣的改寫，更能說明直到唐初，“漢”還只是朝代名稱而非早已確定的族稱，否則無法解釋唐人為何會改寫。

西晉滅亡後長時期內，許多少數民族首領自認為是戎狄，甚至出於政治需要加以強調。羯人石勒從匈奴劉淵反晉，劉琨致信於他，認為“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為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並提出授石勒晉室官爵，“總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石勒覆信說：“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石勒攻鮮卑段部於幽州，段文鴦率部“殺胡甚多”，石勒呼之：“大兄與我俱是戎狄，久望共同。天不違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鮮卑段匹磾之所以與率“晉人”來奔的劉琨決裂，乃因其弟進言：“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眾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氐人苻堅少時請讀書，其祖父苻洪說：“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及苻堅統一北方，謀滅東晉，其弟苻融諫阻：“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

面對“華夷”之別的傳統及西晉遺民仍舊稱為“晉人”的尷尬局面，十六國一些政權統治者在實行民族分治的同時，試圖以政權稱號統括治下各種人群，以避免“華夷”或“胡晉”等對立性稱呼，如後趙諱胡而稱“趙人”，前秦時“秦人”也見使用。生活在動盪局面下的人們，因政權改變，時而為“晉人”、道“晉言”，時而為“秦人”、說“秦言”。釋道安《陰持入經序》稱：“有舍家開士，出自安息，字世高。大慈流洽，播化斯土，譯梵為晉，微顯闡幽。”此序作於“潛遁晉山，孤居離眾，幽處窮壑”時，即十六國後趙亂亡時道安在避亂中所作。其所撰《安公錄序》雲：“佛之著教……延及此土，當漢之末世，晉之盛德也。然方言殊音，文質從異，譯胡為晉，出非一人。或善胡而質晉，或善晉而未備胡，眾經浩然，難以折中。”此序於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374）撰成，時道安所居之襄陽為東晉轄境。及前秦據襄陽，道安入居長安，所撰經序、經記，則例稱“秦言”。在《摩訶缽羅若波羅蜜經抄序》中，道安總結譯經“譯胡為秦”有“五失本”之說，其中，“一者胡語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眾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值得注意的是，安世高“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機敏，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即通習華言。於是宣譯眾經，改胡為漢”。道安不稱安世高譯事為“譯胡為漢”，其身在晉土便書“譯胡為晉”，入前秦又稱譯事為“譯胡為秦”，正說明他心中尚無我們今天熟悉的“漢語”概念，當時並無族稱意義上的“漢人”。

總之，在魏晉乃至十六國時期相關史料中，沒有發現“漢”作為族稱的史實。有關漢朝以後“漢”越來越多地被用作族稱的認識，以及十六國時華夏人因漢朝聲威遠被而樂以“漢”自稱等說法，並無依據。具有族稱意義的“晉人”在西晉時成為當時“中國人”的稱謂，與“華夏”互稱；至十六國時，北方華夏人群以“晉人”自稱，與南方宣揚“北伐”旗幟的東晉政權遙相呼應，影響黃河流域局勢。

三、“中州名漢”：從“晉人”到“漢人”

如上節所論，魏晉不見“漢人”。唐初所撰《北齊書》中，出現6例“漢兒”。南北朝時，今日“兒子”一語當時常單作“息”字，且“兒”、“人”同音混用，“漢兒”亦可理解為“漢人”。但寫作“漢兒”而非“漢人”，顯然意在貶抑。此外，還有11例用“漢”來斥罵他人的史例；《北史》在記述東魏北齊史事時，又增加數例類似用法。在這些史實中，口稱“漢兒”、以“漢”相罵者，皆是鮮卑或自視為鮮卑的人，他們口中的“漢兒”或“漢”，所指都是當時的“中國人”或者“中華朝士”。相關史實，治北朝史者習知，常引以為當時民族矛盾尖銳的證據，此不煩備舉。

前述賈敬顏《“漢人”考》等討論漢族族稱源起問題的論著，也是以《北齊書》上述史實為基礎，進而發現《南齊書》中一二提及“漢人”的史料，將“漢”作為族稱的時間確定在南北朝，或者更具體地定在北魏孝文帝時期。但這些史實中被他稱或斥罵為“漢”的人們，是早已樂以自稱，還是緣於強加曲指而未曾接受呢？對此不加討論，僅據語例有無及偶見時間，便將漢族族稱確定在北魏孝文帝時期，未必妥當。《資治通鑑》記東魏時：

（高）歡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代郡張華原宣旨，其語鮮卑則曰：

“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

此一史實，雖不見於《北齊書》與《北史》，但司馬光必有所據。“鮮卑”與“漢民”對舉，“漢民”等同於“華人”。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對司馬光所引此類史實自然十分熟悉，故於別處注云：“鮮卑謂中國人為漢。”但胡氏顯然對這些史例能否說明南北朝時“中國人為漢”頗有疑惑，故他又稱：“漢時匈奴謂中國人為秦人，至唐及國朝則謂中國為漢，如漢人、漢兒之類，皆習故而言。”他將“漢人”真正成為“中國人”稱謂的時間定為唐代，並指出至“國朝”即宋代亦然。

隋代王劭著《齊志》記錄北齊歷史，“多記當時鄙言”，使當時流行的不少習語為後人所知，唐代劉知幾《史通·雜說中》對之盛讚並舉例說：

如今之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雲姊。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則瞭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錄，其為弘益多矣。足以開後進之矇蔽，廣來者之耳目。

王劭《齊志》今已不存，經劉知幾轉述可以確知，在劉知幾生活的時代，“漢”在習慣上只是對“中州”之人的稱謂，僅據《北齊書》記錄，尚不能“尋其本源”，“閱諸《齊志》，則瞭然可知”。在劉知幾看來，“中州”並不包含“關右”，將“中州”這一特定地域的人們稱為“漢”，有特殊緣由。“漢”並非漢朝以後作為“中國人”族類稱謂長期行用的結果，而是北朝歷史中出現的特殊現象。

或許王劭《齊志》不僅記錄相關史實，還對“中州名漢”的緣由有所解釋。惜《齊志》早已不存，確實令人有“莫詳所出”之嘆。劉知幾在稱讚王劭《齊志》錄時人口語的史學價值時，還對其他幾位史家進行批評：“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媸。而彥鸞、伯起，務存隱諱；重規、德棻，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也就是說崔鴻（字彥鸞）的《十六國春秋》、魏收（字伯起）的《魏書》、李百藥（字重規）的《北齊書》及令狐德棻的《周書》，因為“隱諱”、“文飾”，未能反映鮮卑等族習俗及語言狀況，包括“中州名漢”的緣由。要了解漢族族稱形成真相，仍須對“中州名漢”出現時間、涉及地域加以索解。

《北齊書》所記錄將“華人”蔑稱為“漢”的史實，最早發生在北魏末年。今本《魏書》撰寫義例由李彪在孝文帝改革時確定，復經北齊初年魏收改定，為證明北方政權才是華夏正宗，蔑稱東晉南朝為“島夷”，將北魏時代鮮卑舊習刪削殆盡。《魏書》雖也記錄東魏時期歷史，並無鮮卑武人蔑稱他人為“漢”的記載，但仍然保存了一個將“漢”作為族稱的史例，有助於我們考察“中州名漢”的原因。該書《釋老志》記錄太武帝拓跋燾於太平真君七年（446）三月發佈的廢佛詔書，其中說：

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雲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強之徒，接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

“前世漢人”有別於“今世漢人”，說明詔書發佈當時，確有一批人被稱為“漢人”。“漢人”在此詔語境中具有族群稱謂意義，而非僅指“漢朝人”，否則“前世”這一時間用語便屬畫蛇添足。

詔書提到的呂伯強，其人事蹟不詳，劉元真則有跡可循。《高僧傳·晉剡東仰山竺法潛傳》載傳主乃“晉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劉元真為師。元真早有才解之譽，故孫綽贊曰：‘索索虛衿，翳翳閒衝，誰其體之，在我劉公。談能雕飾，照足開蒙，懷抱之內，豁爾每融’”。同傳還謂東晉初年佛學大師支遁致書高麗道人，稱賞竺法潛，特地說明竺法潛為“中州劉公之弟子”。“中州劉元真”可以判定生活在兩晉之際。劉元真為“中州”之“晉人”，廢佛詔書卻稱他為“前世”之“漢人”，不僅為“中州名漢”提供絕佳史證，而且透露“中州”人被稱為“漢人”遠早於孝文帝時，目的正是要否定他們先前擁有的“晉人”稱謂。

如上節所述，十六國時期，處於動亂中的中原人自稱、他稱為“晉人”。北方的“晉人”與南方的東晉政權遙相呼應，給各族政權的統治造成很大麻煩，因而有匈奴及羯人政權的民族分治政策，有後趙石虎“苦役晉人”之舉，有前秦統治者因東晉“正朔相承”而自慚形穢。隨著少數民族政權對自身合法性的追求，“晉人”稱謂勢必要被否定。這一轉變出現在北魏初年。

北魏初期歷史與十六國後期歷史重疊，其前身鮮卑代國名義上由西晉愍帝封授，在拓跋政權由部落聯盟體制向中原傳統政權轉型過程中，“晉人”起過相當重要的作用。北魏初年攻滅後燕、進佔河北後，不但面臨北方仍心存晉室的“晉人”，而且依然被南方東晉政權視為晉室附庸。如東晉方鎮長官致信北魏常山王拓跋遵，竟稱已是皇帝的拓跋珪為“賢兄”。這促使拓跋政權改定國號為魏，以曹魏代漢之年為北魏史書紀元之始，以此否定東晉政權合法性。“晉”既不合法，“晉人”稱謂也就必須否定。

廢佛詔書基本可以判定是由攻詆佛教最激烈的崔浩所撰。《魏書·崔浩傳》中一處記載，可以進一步說明“漢人”的行用，目的是要否定兩晉十六國以來流行的“晉人”稱謂。傳稱：“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強’，以示不敢犯國。”四庫本卷末考證雲：“按《急就篇》有‘馮漢強’，魏起漠北，以‘漢強’為諱，故改雲‘代強’。”檢傳世《急就章》，其中有“鄧萬歲，秦妙房，郝利親，馮漢強”一句。然“馮漢強”，唐代日本來華高僧空海所臨晉人寫本《急就章》（今藏日本香川縣萩原寺）書作“馮晉強”。高二適以為空海所臨晉本“或即鍾繇所書之本”。但鍾繇生於漢末，卒於三國魏初，與晉代無涉，無改“漢強”作“晉強”之理。

《急就章》據稱為漢黃門令史游所創，為草書體，草書名家曹魏鍾繇、西晉索靖均有寫本傳於後世，不過索靖後來居上，遠勝時輩。十六國北朝，崔、盧二氏以書法著名，崔氏主法衛瓘，盧氏首承鍾繇，草書一體卻“俱習索靖之草”。崔浩摹寫的草書體《急就章》稿本，自然也是索靖寫本。《急就章》作為當時童蒙習字課本，社會影響很大。索靖為西晉人，晉禪魏而治，政治上無須諱言“漢強”，其書《急就章》改“漢強”作“晉強”，說明他認同於政治屬性的“晉人”，心中無“漢人”為族類的意識。時移世易，崔浩摹寫從之，則犯時諱。若崔浩摹寫之本原作“漢強”，正說明當時“漢”已被用作族群稱謂，漢朝去北魏已遠，構不成現實威脅，本來無須避諱。

總之，北魏初年，北方百餘年來活躍之“晉人”，必須改變稱謂。北魏前期，鮮卑統治者確有改其他族群稱謂以示貶抑的習慣。柔然雄於漠北草原，為北魏大患，太武帝拓跋燾“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為‘蠕蠕’”。鮮卑慕容部以“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釋“慕容”之得名，北魏滅後燕之後，鮮卑慕容部人被稱為“徒何”。源出匈奴的劉衛辰部，被冠以“鐵弗”之號，以示其乃“胡父鮮卑母”後代；劉衛辰後人勃勃建立大夏，以帝王“徽赫實與天連”，自稱赫連氏，北魏明元帝卻將其名改譯成“屈丐”，以示“卑下”之意。這是“晉人”被強改稱謂的背景。

拓跋鮮卑早在西晉末於塞北活動並接觸中原文明之初，即有尊華夏始祖黃帝為本民族先祖的意圖。拓跋珪創建北魏，正式稱皇帝，下詔稱自己是在“諸華乏主”的情況下即位為華夏帝王的，將本族起源遠溯至黃帝少子昌意。這當然只是政治宣傳，並不能立即消除北方存在的民族隔閡與差異。太武帝拓跋燾雖在北方統一後改元太平真君，意圖接受崔浩意見，將自己打扮成承續儒教道統的華夏聖君；十多年後，其致信宋文帝劉義隆時，卻以自己是馬背上的鮮卑人而自豪。拓跋鮮卑自稱華夏，但語言、習俗與中原人差異太大，現實需要摒棄“晉人”稱謂，又不可徑稱之為“華人”，凸顯鮮卑為異類。

民族差異還使北魏前期難以出現統一的“魏人”稱呼，從而消除“晉人”存在。北魏前期，國號“代”、“魏”兩存，拓跋鮮卑及附屬部落族眾被稱為“國人”，其語言被稱為“國語”。拓跋燾曾致信與北魏作戰的劉宋將領：“吾今所遣鬥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氐、羌。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正減幷州賊；氐、羌死，正減關中賊。卿若殺丁零、胡，無不利。”被統治的“晉人”，與氐、羌、丁零、幷州山胡一樣，自然不能入“國人”而享有“代人”或“魏人”身份。

北魏天興元年正月，“徙山東六州民吏及徒何、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萬餘口，以充京師”。“徒何”即剛剛被攻滅的後燕慕容部鮮卑族眾，而“山東六州民吏”的主體，無疑是原後燕統治下的華夏人或“晉人”。“山東六州民吏”一部分被作為“新民”遷到平城畿內，置於嚴密管制之下，更多則渡河南逃，也有不少隨慕容殘部渡河南遷青齊或退守遼西，留居原地者長期視入平城為畏途，不願與北魏政權合作。對與北魏國家呈對立態勢的“東州之人”，政治上的緣故不能稱之為“燕人”或“晉人”，魏之國號既與否定晉之正統相關，而魏之前為漢，稱之為“漢人”，便順理成章。《魏書》中“晉人”一詞有11例，稽考各例涉及時間，無一例北魏建都平城之後的史實。也就是說，北魏建國後，曾給十六國政權造成過困擾、為拓跋鮮卑所倚重的“晉人”突然消失了，無疑是北魏初年“晉人”改稱“漢人”的證據。太武帝時，崔浩在所撰北魏當代史中，杜撰出拓跋各部源於李陵及其部屬的說法，其本意大概是試圖彌合鮮卑統治者與治下“漢人”之間的衝突。

“漢人”本非罵人之語，由於北魏建立後較長時間內只能仰仗鮮卑騎兵對“山東”各州實行武力震懾，以情理推之，北魏前期作為統治核心的鮮卑武人辱罵統治下的百姓，與東魏北齊鮮卑化勳貴斥罵中原士人為“狗漢”、“頭錢價漢”的情形，當無不同；《魏書》“務存隱諱”，不予記錄而已，只是在抄錄廢佛詔書原文時，留下了北魏前期存在“漢人”的蹤跡。

天興元年所見之“山東六州”，研究者據北魏初年行政區劃，或指實為後燕所轄之司、冀、幽、平、並、雍六州，或指實為北魏初年之冀、安、幽、徐、並、雍六州。但北魏前期都平城，“山東”指太行山以東，“山東六州”自然不包括太行山以西的並、雍二州。拓跋珪兵出太行滅燕之前，已據有幷州，滅燕回軍時所徙“山東六州”人，也不當有幷州。事實上，“六州”一語早已有之。十六國前期，鮮卑前燕與氐人前秦東西對峙，安定朝那人皇甫真在燕官高位顯，其兄、侄“並顯關西”，他嚴詞拒絕前秦密使拉攏，苻堅對此大為讚賞：“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即以“六州之地”指稱前燕境土，其所稱“六州”，自然不是後燕或者後來北魏的行政區劃，而是西晉時的政區。《資治通鑑》摘引苻堅此語，胡三省注“六州”為幽、並、冀、司、兗、豫。所持即為西晉行政區劃，但其中有幷州，仍為不妥。《晉書·苻堅載記上》以“東平六州”記前秦滅燕之舉，滅燕之後，又以王猛為“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鎮守鄴城。苻融反對滅前燕之後將鮮卑慕容部人徙置於長安周圍，說：“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逮於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前燕所佔據的“六州”、苻堅口中相對於“關西”的“六州之地”、王猛鎮守的“關東六州”，以及北魏初年之“山東六州”，所指都只能是西晉時所置的冀、司、兗、豫、幽、平六州，正是“中州名漢、關右稱羌”中狹義的“中州”，大體指北魏初滅後燕所獲太行山以東、黃河以北地區。史載“後魏”曾在今寧夏永寧置弘靜鎮，“徙關東漢人以充屯田，俗謂之漢城”。北魏太武帝后期曾在弘靜鎮附近的薄骨律等鎮屯田，積穀轉運補充北邊沃野等鎮，弘靜鎮之置當在太武帝時。北魏前期，平城畿內四邊置關，畿內亦稱“關內”。“徙關東漢人”，大致反映了當時河北人被稱為“漢人”的事實。

北魏初年改稱“山東六州民吏”或者說“中州”人為“漢人”，《魏書》隱晦其事，在南朝史書中卻有所反映。《南齊書·魏虜傳》記北魏史事，稱北魏“諸曹府有倉庫，悉置比官，皆使通虜漢語，以為傳驛”。“虜語”自然是鮮卑語，亦即北魏前期的“國語”。北魏天興四年十二月“復尚書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一人，譯令史一人，書令史二人”。“代人”即鮮卑人，譯令史從事鮮卑語與“漢語”的對譯，說明“漢人”稱謂出現於北魏初年。《南齊書·魏虜傳》還稱：“初，佛狸母是漢人，為木末（即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引者注）所殺，佛狸以乳母為太后，自此以來，太子立，輒誅其母。”據《魏書·皇后傳》，拓跋燾生母杜氏為魏郡鄴縣人，正在“山東六州”或“中州”的核心地區。

《宋書·周朗傳》記其在劉宋孝武帝初年上書議論時政，建議將淮河以北居民遷徙到淮河以南，以加強對北防禦，並說：

故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歷下、泗間，何足獨戀。議者必以為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若謂民之既徙，狄必就之，若其來從，我之願也。胡若能來，必非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則是國家由來所欲覆育。既華得坐實，戎空自遠，其為來，利固善也……設使胡滅，則中州必有興者，決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以歸國家矣。誠如此，則徐、齊終逼，亦不可守。

周朗將“胡”、“狄”、“山東雜漢”與“華”並舉，且各自所在地域有別。“胡”、“狄”指的是北魏居於統治地位的鮮卑人；“華”即周朗所稱的“我”、“國家”，為劉宋境內以華夏正宗自居者；“山東雜漢”屬於非“胡”非“華”的特殊人群。在周朗看來，即便北魏這一“胡”人政權滅亡，屬於“華”的劉宋也不可能進據“中州”之地，乘勢興起的只能是“中州”或者說“山東”的“雜漢”。“山東”或“中州”的“雜漢”能進逼“歷下、泗間”，亦即淮北徐、齊之地，說明被周朗蔑稱為“雜漢”的人，並不包括當時處於今黃淮間及山東一帶的居民。“山東雜漢”所在地區，正與前述北魏初年“山東六州”地域重合。

《南齊書·王融傳》載，南齊永明間，當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魏遣使通齊，求“國之副書”，王融主張答應其請，稱：“虜前後奉使，不專漢人，必介以匈奴，備諸覘獲。”語中“漢人”，正是陳連開判斷“‘漢人’確定無疑是民族名稱”在北魏孝文帝時的證據。有太武帝廢佛詔書中的“漢人”，有劉宋周朗所說“山東雜漢”，陳氏說法已難成立。王融認為北魏若通過“借書”實現文化轉變，則南方無須動用武力即可收統一之效：

若來之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軌儀，重臨畿輔，司隸傳節，復入關河，無待八百之師，不期十萬之眾，固其提漿佇俟，揮戈願倒，三秦大同，六漢一統。

王融將北魏統治的黃河流域稱為“三秦”、“六漢”。“三秦”無疑指關右，而“六漢”古今辭書未見收錄，究竟何所指，值得探究。王融此段文字，用典所據為劉秀以更始政權司隸校尉身份入長安“整修宮府”，復“持節”入河北“鎮慰州郡”兩事。前一事對應“三秦”，後一事對應“六漢”。“六漢”應是王融自創之“今典”，合理解釋只能是“六州”之“漢”。王融南人，不可能熟悉並認可北魏初年的行政區劃並以之作為典故，“六州”即西晉政區之“關東六州”，亦即北魏初年所徙民時之“山東六州”；“漢”即北魏對“山東六州”華夏人的新稱謂。“六漢”即周朗口中的“山東雜漢”，也即劉知幾所說的“中州名漢”。

北魏初年，在“中州名漢”的同時，“關右稱羌”。其後滅北涼有“平涼民”，定三齊有“平齊民”，強制性的“漢人”稱謂並沒有因為統治區域的擴大而推及其他地區，也未能成為“中州”人樂於接受的自稱，更不可能被以華夏正宗自居的南朝統治上層接受、採用。《宋書》《南齊書》中出現的族稱意義上的“漢”，指稱對象無不指向“中州”，不見自稱為“漢”的史實。北魏末至東魏北齊鮮卑武人蔑稱“中州”人為“漢”的情形，所沿襲的只能是北魏前期“故習”，而非《漢書》中的“漢人”，更不可能如有論者所揣度的那樣，是自詡華夏正宗的南方上層加諸北方華夏人的稱謂。

四、漢族族稱的定型

以上討論說明，“漢”作為中國主體民族的稱謂，並不是漢代之後理所當然的結果。見於《漢書》《後漢書》的“漢人”，主要指政治意義上的漢朝人，兼具華夏人之意，因而具有族群稱謂的意義。隨著漢朝瓦解為魏、蜀、吳三個政權，除蜀漢外，“漢人”所具有的強烈政治意味，使之失去被採用的空間。西晉統一後，“晉人”一詞興起，與漢代“漢人”一樣，兼具政治與族稱意義。由於十六國時期北方民族衝突，東晉尚存於南方，“晉人”成為中原華夏民眾的共稱。無論是漢代“漢人”，還是兩晉十六國時期“晉人”，其穩定的族群意識都是“華夏”。北魏初年，出於否定東晉正統與中原“晉人”的政治需要，改國號為魏，將消滅後燕所得“山東六州”華夏人改稱“漢人”，政治上處於弱勢的“漢人”並不樂以自稱。顏之推在北齊長期生活，入隋撰成《顏氏家訓》，其中對中原士人學習鮮卑語兩度表示不屑，卻未見以“漢”相稱的情形。若非王劭《齊志》記錄東魏北齊時期“中州”地域的華夏人被稱為“漢”的史實，並通過《北齊書》《北史》等史書轉錄流傳下來，我們對“漢人”的這段歷史甚至會茫然不知。

樂以自稱無疑應當被作為民族族稱定型的重要標誌。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民族交融深入，隨遷洛陽的鮮卑及各部落族裔常被稱作“代人”、“代遷之人”，孝文帝詔令指定的稱呼為“河南洛陽人”。北朝後期，包括東魏北齊、西魏北周，北族偽託華夏遠古聖王及漢魏名人為先祖，改籍貫為內地州郡蔚為風尚，不只限於河南，“鮮卑”隱沒於歷史之中。在北魏前期被稱為“漢人”的“中州”人本屬華夏，士流以清河崔、范陽盧、趙郡李、渤海高自豪，沒有以“漢人”自我張揚的政治環境與現實需要。說“漢”作為民族族稱“確定無疑的是在北魏孝文帝改革時期”，既格於形勢，也無史實支持。

北魏末，語言、習俗仍具強烈鮮卑特徵的北鎮武人進入政壇，他們對洛陽文官原本切齒憤恨，蔑視、辱罵“漢兒文官”覆成常事。他們口中的“漢”不限於族群血統，所指之人也不限於祖籍“中州”，如源出鮮卑的源師、西域商胡之後和士開，也被稱為“漢”。鮮卑辱“漢”泛化為文化衝突而非族群爭鬥，此點陳寅恪述之於前，黃永年申論於後，誠為的論。儘管如此，我們很難找到史料說明被罵者樂於自稱為“漢”的史例。《水經注》中解釋北魏吐京郡說：“故城即土軍縣之故城也。胡、漢譯言，音為訛變矣。其城圓長而不方。漢高帝十一年，以封武侯宣義為侯國。”這幾乎是目前所見北朝後期中原人主動在族稱意義上使用“漢”的唯一語例，據之斷言“漢”作為族稱已經確定，仍有不安。北朝民歌有言：“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北齊武平五年（574）《齊故開府儀同雲公銘》稱志主為十六國夏政權創立者赫連勃勃後人，祖上“入魏為北部莫弗，藏姓為口豆連氏，漢言‘雲’也”。“漢兒”、“漢言”之“漢”，自然有族稱之意，卻又都出自他者之口。

唐初修五代史書，《北齊書》雖因文本傳承，保留較多將“漢”作為族群稱謂的史實，於周、隋、梁、陳四史，卻一無所見，史家似乎刻意加以規避。《北齊書·高乾傳附弟昂傳》記北魏末渤海高昂兄弟率眾擁戴高歡，“昂自領鄉人部曲……高祖（即高歡——引者注）曰：‘高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當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雜，於意如何？’”在解釋其中所反映的族群矛盾時卻說：“於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服於昂。高祖每申令三軍，常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為華言。”唐初貞觀文武多為唐太宗籠絡的山東豪傑，貞觀修史，刻意將東魏北齊鮮卑貴族口中的“漢兒文官”改稱“華人”，迴避對“中州”人仍具有冒犯與歧視意味的“漢”，應屬政治需要。貞觀所修五代史中，“華言”、“夏言”屢被使用，而不見“漢言”、“漢語”，原因當亦在此。

與《北齊書·高昂傳》釋“漢兒”、“漢語”作“中華朝士”、“華言”相似，《元和郡縣圖志》引《隋圖經》雲：

義川本春秋時白翟地，今其俗雲：“丹州白室，胡頭漢舌。”其狀似胡，其言習中夏。白室即白翟語訛耳，近代號為步落稽胡，自言白翟後也。

隋人引當地俗語，“漢舌”需要解釋為“言習中夏”。說明“漢”作為族稱，尚未獲得心理認同。道宣《續高僧傳》記載，北魏文成帝初沙門曇靖“以創開佛日，舊譯諸經並從焚蕩，人間誘導，憑準無因，乃出《提謂波利經》二卷，意在通悟，而言多妄習。故其文雲：‘東方泰山，漢言岱嶽，陰陽交代，故謂代嶽。’出於魏世，乃曰‘漢言’，不辯時代，斯一妄也；太山即此方言，乃以代嶽譯之，兩語相翻，不識梵魏，斯二妄也”。道宣卒於唐高宗乾封二年（667），主要生活在初唐，他批評北魏僧人曇靖在杜撰的《提謂波利經》中，不稱“魏言”而稱“漢言”，為“不辯時代”。道宣恪守自己定下的標準，《續高僧傳》據西域高僧來華生活的朝代，釋其“華言”音譯名字的中土語義，有“梁言”、“陳言”、“魏言”、“周言”、“隋言”、“唐言”之別，語例甚多，而“漢言”僅見於上舉批評曇靖時所用。道宣曾集錄《廣弘明集》《古今佛道論衡》兩書，其中“漢言”、“漢地”並不少見。他竟視若無睹，鄭重其事地批評曇靖身在北魏之世不稱“魏言”而稱“漢言”，只能說明道宣仍只是將“漢”作為朝代概念，尚未視為族群稱謂。

總之，北魏以來指稱特定地域人群具有鄙夷意味的“漢”，被稱者並不認同，至初唐仍被有意規避，如果沒有新的形勢驅動，或者國家法令的推動，能否發展成為確定的民族名稱並延續至今，是頗有疑問的。

“漢”作為族稱被納入國家法令，首見於唐代。《唐律·衛禁律》“越度緣邊關塞”條《疏議》曰：

又，準《別格》：“諸蕃人所娶得漢婦女為妻妾，並不得將還蕃內。”

此一《別格》，見於《唐會要·雜錄》：

貞觀二年六月十六日敕：“諸蕃使人所娶得漢婦女為妾者，並不得將還蕃。”

劉俊文認為，此《別格》當是《主客格》，即尚書省禮部主客司所奉行的辦事條令。就貞觀二年（628）唐朝外部環境來說，這條《別格》是針對高昌而發。高昌本漢代戊己校尉屯所，魏晉時內地移民也有不少。北魏時，“國有八城，皆有華人”。宣武帝元恪在給高昌王麴嘉的詔書中稱：“彼之氓庶，是漢魏遺黎，自晉氏不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世積已久。”唐武德二年（619），高昌即與唐通使往來，“時西戎諸國來朝貢者，皆途經高昌”。貞觀十四年唐滅高昌前，高昌境內出現童謠：“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手自消滅。”無論這一童謠是其境內自發，還是唐朝間諜所為，都表明高昌當地人因其故習，稱唐朝境內的“華人”為“漢”。“西戎諸國”中的焉耆、龜茲、疏勒，按《北史·西域傳》對此三國的界定，皆“漢時舊國”。漢代之後，中原政局變幻不定，西域諸國不一定有準確瞭解，受漢代長期管理的影響，徑稱內地為“漢地”，確是事實。

《高僧傳》載，曹魏甘露五年（260），潁川人朱士行有感於當時所譯佛經文句簡略、意義不明，西行至於闐，尋得梵文正本欲送還洛陽，時于闐僧眾習小乘，言於王：“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聾盲漢地。”十六國前秦時，罽賓僧人卑摩羅叉於龜茲闡揚律藏，鳩摩羅什曾從其受學，鳩摩羅什先到長安，卑摩羅叉後至，“因問什曰：‘汝於漢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答雲：‘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諸論等，多是什所傳出。’”經東晉慧遠努力搜求，“晉地”經律大備，“外國眾僧鹹稱漢地有大乘道士”。“漢地”一詞，最早或出自託名“漢蒼悟太守牟子博”所著《牟子理惑論》。東漢末，汝南名士許靖南奔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所持視角皆是由外境（族）而觀內地，並非因為內地普遍以“漢”作為族稱。這在《法顯傳》中表現得尤其充分。

法顯於後秦弘始元年（399）“初發跡長安”，當時政治屬性為“秦地”、“秦土”。故《法顯傳》中記焉夷（即焉耆），“秦土沙門至彼都，不預其僧例”；於竭叉國記“自山以東，俗人被服粗類秦土”；稱隨行僧慧達等人於弗樓沙國“遂還秦土”；記毗荼國僧人“見秦道人往，乃大憐愍”。此類記述中的“秦”皆指後秦，故其於師子國，“見商人以晉地一白絹扇供養，不覺悽然，淚下滿目”。《法顯傳》記天竺僧稱法顯等來自“邊地”，法顯等“佛弟子”接受這種觀念，稱天竺為“中國”。其同行僧道整“既到中國，見沙門法則，眾僧威儀，觸事可觀，乃追嘆秦土邊地，眾僧戒律殘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願不生邊地。’故遂停不歸”。結合佛教漢代傳至內地及域外稱中土為“漢地”的事實，《法顯傳》中相當自然地選擇用“漢地”頻繁稱呼包括“秦地”、“晉地”的“中國”。法顯東返，中土政局大變，“秦地”已物是人非，“髮長安，六年到中國，停六年，還三年達青州”，“忽得至此岸，見藜藿依然，知是漢地。然不見人民及行跡，未知是何許”；經問詢方知“此青州長廣郡界，統屬晉家”。後來佛大跋陀、寶雲於東晉義熙十四年（418）正月在建康道場寺譯出《泥洹經》，出經後記稱“摩竭提國巴連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優婆塞伽羅先，見晉土道人釋法顯遠遊此土……願令此經流佈晉土”。顯然，《法顯傳》中“漢地”乃是由外境（族）而觀內地的視角，於所說“漢地”內部反而不予使用。

初唐人道宣特別強調“漢地”本是西域胡人對中華神州並不準確的稱謂，在所撰《列代王臣滯惑解》中，駁斥梁朝荀濟稱佛法為“胡法”，說：

然佛之非胡，乃為天種；胡乃戎類，本異梵鄉。猶言神州，號為漢地。今檢漢者，止可方於梁漢，雖曰初封，帝都在於京洛。自餘吳楚，未曰中華。陸渾觀戎，又戎變夏矣。

道宣反駁的理由是，荀濟未將梵、胡之別弄明白，胡只能是雜胡（指西域小國），而佛是梵地“天種”，胡人“以夷變華”，稱中華神州為“漢地”，很是可笑，荀自以為是中華，難道要自稱為“漢”不成？即便稱“漢”，也只能是北方“梁漢”（梁州漢水）與中原洛陽，與梁境之吳越無關。道宣所說固然有其依據，但佛典中“漢地”、“漢語”被頻繁使用，與漢朝有關聯，為“漢”在時機成熟時作為族稱被接受，奠定了一定心理基礎。

貞觀二年《別格》中的“漢”，顯然是因應高昌及“西戎諸國”熟悉的“漢地”、“漢家”稱謂而立條制。這一外因之所以能夠起作用，與北魏以來“中州名漢”之“漢”的內涵變化，佛典中“漢地”、“漢語”等不斷使用所形成的內部氛圍，應有相當關係，更與唐初統治者承強漢而興治的心理相契合。這種心理認知在唐太宗頒佈的詔書中，體現得相當充分。武德九年九月，唐太宗即位不久，下詔嚴邊塞之防以備寇：“城彼朔方，周朝盛典；繕治河上，漢室宏規。”貞觀四年二月甲寅詔書因擊敗突厥而感慨：“隆周致涇水之師，強漢受白登之辱。”貞觀二十年六月詔書稱平定薛延陀為“雪涇陽之周恥，報白登之漢仇”。此皆屬邊事，至於內政，貞觀元年七月詔稱：“周氏設官，分掌邦事；漢家創制，允定章程。故使百工鹹理，五材異用，雖沿革有時，而此途莫爽。”貞觀九年十二月庚戌詔書說：“昔周監二代，崇文武之典禮；漢紹三王，尊高光之功烈。斯固有國之彝訓，不刊之令範。”強烈的尊漢意識，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政權都難以見到，即便南朝劉宋，也不過是在禪讓前強調漢室血統，未見如此宣示政治理想。

貞觀二年《別格》以一種由外而內的特殊方式，將“漢”作為族稱，自上而下地納入統一國家政策法規中。不過，貞觀二年《別格》屬於具體機構掌握的條令，影響範圍畢竟有限。當其於永徽四年（653）被納入刑律頒行全國，影響必然更為深遠。高、武時期與“諸蕃”的關係，與唐朝初年相比已大為不同。隨著疆域不斷拓展，為數眾多的藩屬州府建立起來，“漢官”成為唐朝管理諸蕃的重要力量。吐魯番文書有《唐調露二年（680）七月東都尚書吏部符為申州縣闕員事》（2004TBM207:1—7）一件，中雲：

所引內容為當時最高人事機關尚書省吏部下達，指令各羈縻州及蕃州查實因各種原因造成的“漢官”缺員情況並上報。國家法令稱在羈縻州及蕃部各州任官的內地人為“漢官”而非“華人官”，稱邊地各族人等為“蕃”以取代“戎狄”。在內地與邊疆各族對舉時，“蕃漢”成為在“夷夏”、“華夷”等漢代以來流行語彙之外，適應當時政治需要的新語彙。

唐中宗景龍四年（710）五月《命呂休璟等北伐制》，列舉將行北伐突厥默啜諸軍，有呂休璟及郭虔瓘所統“瀚海、北庭、碎葉等漢兵及驍勇健兒五萬騎”，有突騎施守忠所統“諸番（蕃）部落兵健兒二十五萬騎”，有張仁亶等所統“蕃漢兵募健兒，或用絕群、飛騎、城傍等十五萬騎”，有赤水軍大使涼州都督司馬逸客等所統“當軍及當界蕃漢兵募健兒七萬騎”，有豐安軍大使靈州都督甄粲等所統“蕃漢兵馬六萬騎”。如果制文中不用“蕃漢”稱呼由各族人等組成的大唐軍隊，而採用意在區別內外與文明高低的“夷夏”、“華夷”或“華戎”之類的詞彙，讓他們去征討大唐的敵人，將使唐政府處於極其尷尬的境地。“漢”作為族稱行用，無疑有統合大唐統治下各民族的政治意圖。景龍四年制書未必是最早使用“蕃漢”一詞的唐代最高級別國家文件，但高、武之後，行用制書中確實越來越多地加以使用，對“漢”作為唐境內主體民族族稱的定型，有巨大推動作用。

中晚唐人在著作中稱內地或內地人為“漢”的情形，已較常見。姚汝能《安祿山事蹟》撰成於肅、代之間。書中稱安祿山“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以代漢將”，朝廷警覺到其將謀反；又稱安祿山反後，朝廷令哥舒翰“督蕃漢兵二十一萬八千人鎮於潼關”；唐玄宗逃離長安，不知所向，宦官郭師太請投朔方，因“彼蕃漢雜處，父子成章，自來地名忠孝”。晚唐人樊綽所撰《雲南志》，使用“漢”稱唐與內地人的情形更為普遍。貞元十年（794），南詔王異牟尋決定結束長達43年的與唐敵對狀態，同唐使在點蒼山結盟。盟文一概以“漢”稱唐，追述異牟尋祖、父兩代“忠赤附漢”，當今“漢皇帝聖明，懷柔好生之德”，“願歸清化，誓為漢臣”。盟文約定“牟尋盡收復鐵橋為界，歸漢舊疆宇”，併發誓不再“窺侵漢界內田地”，“如蒙、大漢和通之後，更無異意，即願大漢國祚長久，福盛子孫，天下清平，永保無疆之祚”。看來，無論是杜甫《兵車行》中的“漢家山東二百州”，還是白居易《長恨歌》中的“漢皇重色思傾國”，“漢家”、“漢皇”都是實指，不必理解為舉漢朝以諷喻當下。

《舊唐書·李

傳附孫敬業傳》記載，唐創業功臣李

之孫李敬業參與反對武則天的活動，子孫被誅殺，“偶脫禍者，皆竄跡胡越”：

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驅掠民畜而去。至鹽州西橫槽烽，蕃將號徐舍人者，環集漢俘於呼延州，謂僧延素曰：“師勿甚懼，予本漢人……雖代居職任，掌握兵要，然思本之心，無忘於國。但族屬已多，無由自拔耳。此地蕃漢交境，放師還鄉。”

李

後人雖在吐蕃任官，面對“漢俘”即被吐蕃俘獲的唐朝軍人，自稱“予本漢人”，以示族群認同，“漢”作為民族名稱業已定型。

結語

漢族族稱與統一強盛的漢朝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但漢朝之後，“漢”作為族稱的意義消失，長期只是朝代稱呼，不代表人們的族群認同。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一直是當時各族人等的心理歸依，以政權名號稱治下百姓，也是慣常行為。具有族稱意義的“晉人”，在十六國時期有著強大影響力。北魏初年出於政治需要，將太行山以東、黃河以北“中州”地域的人們稱作“漢人”，目的是否定“晉人”的存在。受北朝政治文化影響，“漢”的具體內涵或有變化，但長期只是對上述特定地域人們的蔑稱，被稱者未見欣然接受，指稱地域也沒有擴展。據之判斷漢族族稱確定於南北朝，或將其視作當時人自我認同進行解讀，都有違事實。

魏晉南北朝時期，擁有“中國”、“華夏”心理認同，以及戶口籍貫、姓族譜牒等身份辨識系統的“中國人”，並沒有將“漢”作為族群認同標識的必要性。“漢”確定為族稱，並非漢代之後華夏社會內生演進的直接成果，而是在北魏以來“中州名漢”、佛典中“漢地”及“漢語”頻繁使用、西域稱內地為“漢”、唐初統治者強烈的尊漢為治心理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唐貞觀二年禮部主客司採用“漢”、“蕃”界定內地與邊疆關係；高、武以後，因應現實政治需要，“蕃漢”一詞被納入刑律，詔令越來越多地加以採用，最高行政機構嚴格規定邊遠地區“漢官”員額。在唐朝日益廣闊的邊疆，“漢”被廣泛用來識別內地州縣民身份，具有切實政治經濟利益，人們樂以自稱，“漢”作為民族族稱最終得以確定。“他稱”是“漢”成為族稱的重要因素，政治力量的參與和促動，在“漢”確定為民族族稱過程中具有主導作用。

“漢”在唐代成為內地州縣民的新稱謂，與歷史悠久的“中國”、“華夏”有相當程度的重合，但不是取而代之，“中國”、“華夏”更具包容性與擴展性。“漢”成為主體民族的族稱，不再糾結於“中國”與“四夷”之間文化及空間的區隔，以“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為目標的國家民族觀，提升為“愛之如一”的新型國家民族觀，有利於傳統中國的發展。如同漢代有“漢人”，唐及之後朝代“唐人”、“宋人”、“元人”、“明人”及“清人”等政治性概念不斷出現，作為族群稱謂的“漢人”卻未曾被替代。作為政權的主體民族，認同於漢代作為政治屬性的“漢人”，承繼久遠文明與歷史榮光，超越王朝更替興衰，統合各種區域性人群稱謂，包容文化心理趨近的他者，不斷發展壯大，見證並推動中華文明連續發展。

（作者何德章，系天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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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湘宇

校審：小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