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體解剖的起源
人體解剖在西歐的實行是自然科學史上最令人驚訝的事件之一。這在別的文化中幾乎都是聞所未聞的，因為解剖屍體是大忌，它沒有給屍體以傳統所要求的適當尊重。在古代，人體解剖在公元前3世紀的亞歷山大曾被短暫地允許過，這也許是因為製作木乃伊時給屍體做防腐處理的過程中，本來就要切除大部分柔軟器官。因此，在埃及，解剖屍體並不像在其他地方那樣令人震驚。如果我們相信一位古代醫學作家的說法，那麼亞歷山大的做法甚至延伸到囚犯的活體解剖。然而，任何形式的人體解剖都是異教羅馬當局所禁止的。
在13世紀末的意大利北部，發生了某種革命性的事件——人體解剖重新開始。許多現代學者認為，這與博洛尼亞在法律研究方面的卓越地位有關。第一批解剖可能實際上是出於法律目的而進行的、旨在確定死因的屍體檢查。據記載，連教皇英諾森三世也曾下令對一樁謀殺案的受害者進行法醫檢查。這些屍檢打破了人體解剖的禁忌，不久之後，博洛尼亞醫學院就將人體解剖列入醫生訓練的一部分。
15世紀醫學教科書上展示人體解剖場景的木版畫
現在位於博洛尼亞的解剖室可以追溯到17世紀，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到嚴重破壞。它的設計類似於14世紀早期發展起來的用於解剖教學的教室：房間的中心是一塊大理石板，板上放著屍體；圍繞石板設有一排排漸次升高的長凳，以便每個人都能有良好的視野；高出長凳的那個東西只能說像一個寶座，寶座上方有一個木刻的頂蓋，頂蓋由兩尊沒有皮膚的男性雕像支撐著。教授講課時坐在這個座位上，他實際上並不會親自動手解剖。實際進行解剖的是他的助手，而他本人與切割屍體的髒活保持著相當的距離。在他宣讀教科書的章節時，助手會指出相應的器官。或者在助手展示屍體內部時，教授手持一根長棍講解屍體的內部特徵。
1316年，一位博洛尼亞醫生蒙迪諾·德盧齊（Mondino dei Luzzi，死於1326年）寫了一本關於如何進行人體解剖的手冊，這個手冊逐漸成為中世紀餘下時間中的權威著作。蒙迪諾的專業技能得自驗屍，其中最有意義的是解剖兩名孕婦的屍體。他也不是在哪裡都受歡迎，至少有一所德國大學無法忍受他對蓋倫的輕微偏離，不允許使用他的教科書。
關於中世紀教會的更普遍的流言之一是教會反對人體解剖。我們已經看到，大多數社會和文化都對這一活動有強烈的反感，因此，人們會覺得驚訝，教會竟能允許進行人體解剖，而且幾乎沒有任何的反對聲音。1300年一份題為《關於安葬問題》（De Sepulturis）的教皇訓諭常被認為是教會禁止人體解剖的證據，因為該訓諭禁止對人體進行烹煮。這一做法在十字軍東征期間變得很普遍，因為那些在戰役中死亡的人想被埋入家族的墓地。烹煮能將骨與肉分開，這樣屍骨就會易於運回國內下葬。教皇訓諭確實無意中阻止瞭解剖學家通過烹煮人頭來揭示頭蓋骨下面一些骨骼的結構。蒙迪諾在他的手冊中承認：
頭蓋骨底下的那些骨骼不易觀察，除非將其取下並煮沸，但由於這是一種罪惡，我已經習慣於把它們忽略掉。
如果天主教會真的強烈反對人體解剖，那麼人體解剖學就不會迅速成為歐洲各大醫學院教學大綱的一部分了。
中世紀晚期的人體解剖是出於教學而非研究目的。學生一般只會按照自己在書裡讀到的內容來解釋他們看到的東西。資歷較深的教授講課、治療活著的病人，報酬很高，所以沒有理由去跟死人打交道。隨後，在16世紀上半葉，一些解剖學家開始質疑這些教授在我們身體內部究竟看到了什麼。
安德烈亞斯·維薩留斯
在所有解剖學家中，安德烈亞斯· 維薩留斯（Andreas Vesalius，1514—1564）最為著名。他來自西屬尼德蘭，先是在魯汶（Louvain）一所新大學學習，然後轉到巴黎學醫。他在意大利完成了學業，當時意大利有最早成立的醫學院。一取得資格，他就繼續擔任外科講師。維薩留斯的教學方法一反常規，他不是在助手解剖屍體的時候端坐在教授的寶座上，而是到底下去親自解剖。他的演示既有技巧又充滿熱情，課非常受歡迎。
維薩留斯《人體構造》中的子宮木版畫
維薩留斯具備一切實現目標所必需的技能：他不僅有眼光，善於製圖，還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他的傑作《人體構造》（On the Fabric of the Human Body）於1543年首次出版。維薩留斯提供了文本，插圖也是取自他自己的畫作。插圖的木刻實物則是由偉大的威尼斯藝術家提香（Titian，死於1576 年）的工作室提供的。除了解剖學細節，插圖對去皮和剖開的人體的安排也表現出作者很高的天分，這些人體以古典姿勢呈現，就像還活著一樣（見圖13）。這本書的名聲和成功既要歸功於它無可爭議的科學價值，也要在同樣程度上歸功於那些了不起的插圖。整部著作是造物主的僕人維薩留斯在發現造物主的傑作時，為之譜寫的一曲讚歌。
當然，《人體構造》並不完美。例如，它對女性生殖器的處理的基礎是以16世紀的眼光進行的觀察，尚需大量改進。即使在今天，我們也說男性產生“精子”（semen，源自拉丁語，意為“種子”），而女性則能使種子發芽。這種說法來源於一種古老的觀念，即女性只是提供一個場所，讓男性可以播下他的種子，直到它長成嬰兒。由於他的學生加布裡埃萊·法拉皮奧（Gabriele Fallopio，1523—1562）的工作，連接子宮和卵巢的輸卵管（Fallopian tubes，以法拉皮奧的名字命名）才被發現。人類的卵子直到19世紀才被觀察到，那時人們終於意識到種子來自女性，使種子發芽的是男性的精子。
對解剖學家來說，屍體的短缺是個大問題。維薩留斯公開承認他曾依靠盜墓來解決。有一次，他將一個死去的女人剝了皮，這樣她的親屬就算告上法庭要取回她的屍體也認不出她來。而且，儘管有古代教皇的禁令，他也沒有對烹煮屍體分開骨肉有負罪感。
16世紀就是這樣，解剖學家可以指望偶爾會有免費的屍體。關於自己如何發現一具死在火刑柱上的罪犯的屍體，維薩留斯寫道：
我們去的地方讓學生們受益匪淺。為了懲戒村民，所有那些被處決的人都被放在公路上示眾……我爬上火刑柱，從髖骨裡拔出一塊股骨。當我拉動上肢時，手臂與手分開了。我在幾次秘密旅行中把腿和手臂帶回家，留下軀幹和頭部。胸部被鏈條拴得很高，為了拿到它，我讓自己在傍晚被關在了城外。
維薩留斯接著講述了自己是如何爬上黑暗中的火刑柱來獲得戰利品的。他把這些骨頭藏在附近，等到有機會再偷偷帶到城裡。法拉皮奧不必淪落到這種地步。一位當地統治者送了一個活囚犯給他做實驗，不過解剖學家出於仁慈，在開始工作之前用鴉片劑給實驗對象執行了安樂死。這恐怕是一個比死者的預期更仁慈的結局。
維薩留斯的成功以及在學生那裡受到的追捧令他的同事不滿。他們中的一些人也不喜歡別人告訴他們，在解剖學上他們不僅錯了，而且太過懶惰，沒有親自查驗事實。來自巴黎的醫生雅各布斯·西爾維於斯（Jacobus Sylvius，1478—1555）提出了一個異乎尋常的理由來拒斥維薩留斯的發現。
最終，維薩留斯離開帕多瓦，被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Philip Ⅱ，1527—1598）僱為私人醫生。他對這種生活方式並不滿意，而且他沒有機會繼續自己的研究。由於無法辭去王室職務，他設法獲得前往耶路撒冷朝聖的許可，藉此逃脫。不幸的是，他的船在返航途中失事，維薩留斯溺水而亡。
被迫害的解剖學家？
維薩留斯死後不久，就有傳言稱，他在與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發生衝突後被送上了朝聖之路，後來這個說法被用於將天主教會描繪成人體解剖的反對者的另一項根據。事實上，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維薩留斯離開西班牙的願望與宗教裁判所有關。他畢竟是一個十分虔誠的人，把自己一生的工作視為一種榮耀上帝的方式。維薩留斯沒有受到宗教迫害。我們已經知道，另一位西班牙解剖學家邁克爾·塞爾韋圖斯就沒有那麼幸運，雖然他的厄運與自然科學毫無關係。
除了為托勒密古老的《地理學》製作出兩個受到高度評價的版本之外，塞爾韋圖斯在科學上的名氣還來自他對心和肺的研究。蓋倫對血液在我們身體裡的運行機制的描繪有幾個重大缺陷。例如，他錯誤地認為，靜脈和動脈除了通過心臟連接在一起之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連接。這很難說是他的錯。他沒有任何放大工具來觀察肌肉和肺中將動脈和靜脈連接在一起的微小的毛細血管。他推測，分隔左心室和右心室的厚厚的心臟內壁上有小孔存在。
邁克爾·塞爾韋圖斯正確地推斷出，不僅肺的活動所需的血液由這條動脈運送，身體中所有的血液都流經它。他認為空氣可能先在肺部被吸收到血液中，然後再被轉運到身體各處。不幸的是，他只是把這一觀察作為自己的神學著作《基督教的復興》的插筆來證明他對空氣的精神性質的看法。塞爾韋圖斯的理論或許是混亂不清的，但他的觀察無疑是正確的。他寫道：
通過一種非常精巧的安排方式，微妙的血液被推進很長的距離後穿過肺……然後在肺靜脈中與吸入的空氣混合，通過呼氣，空氣中的煤煙氣被清除掉……肺動脈醒目的尺寸證實了這一點。
他的洞見隱藏在一部被認為是聲名狼藉的異端著作當中，知道的人不多；後來意大利人雷亞爾多·科隆博（Realdo Columbo，約1515—1559）又獨立地得出了同樣的看法。甚至塞爾韋圖斯也只是重複了一位名叫伊本·納菲斯（Ibn al-Nafis，1213—1288）的穆斯林醫生業已完成的工作。最後，這個觀念正是通過科隆博的著作才被歐洲解剖學家熟知。
威廉·哈維與心臟
17世紀初，威廉·哈維（William Harvey，1578—1657）發現了血液循環。
威廉·哈維的求學生涯始於劍橋大學，他在16世紀90年代就讀於劍橋大學的岡維爾與凱斯學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約翰·凱斯（John Caius，1510—1573）是倫敦的醫生和翻譯家，學院便以他的名字命名；他重修學院之事比哈維早一代人的時間。凱斯是老派的蓋倫主義者，他將大部分的學術精力用來準備這位古代大師著作的新的評述版本。由於劍橋大學的醫學教學基礎相當薄弱，凱斯還提供了獎學金，以便讓有發展前途的學生到帕多瓦去完成學業。雖然帕多瓦位於篤信天主教的威尼斯領土內，威尼斯人卻沒有讓宗教差異成為付費生前來就學的阻礙，而且不管怎麼說，哈維都擁有天主教的同情。1602年成為醫學博士後，哈維回到英國，利用自己取得的有聲望的學位開始了受人尊敬的行醫活動。最後連國王詹姆斯一世（James Ⅰ，1566—1625）都找他看病。
哈維只在業餘時間研究心臟。他的妻子容忍了丈夫對狗進行活體解剖的習慣，想必是個非常寬容的女人。哈維的主要洞見是，心臟和靜脈都有瓣膜，瓣膜能阻止血液向錯誤的方向流動。這可能是蓋倫缺乏背景知識的地方，因為雖然瓣膜在17世紀之前已得到較好的理解，但它在羅馬的技術中似乎並不常見。哈維還說心臟的運轉就像機器一樣。他把心臟的工作方式比作快速轉動的齒輪或燧發槍。哈維後來曾見過滅火器械通過軟管噴水的場面。水是在泵（動力由操作者提供）的作用下噴射出來的，哈維注意到，心臟將血液泵至身體各處的情形與此類似。
他的分析雖然帶有這些現代色彩，卻仍是在亞里士多德傳統的範圍內進行的。他認為心臟是上帝設計的，所以他試圖去發現它被創造出來的目的是什麼。他贊同赫爾墨斯主義思想家的觀點，認為心臟“應被稱為生命的起點和我們小宇宙的太陽，正如太陽應被稱為世界的心臟一樣”。
今天，我們對心臟和血液循環的理解仍然是以哈維的工作成果為基礎的。血液通過一個叫作主動脈的管道離開心臟時富含氧氣，因而是鮮紅色的。攜帶氧氣的血液通過動脈輸送到身體各處，而動脈又不斷分支，變成越來越小的血管，一直到肉眼看不見。這些微小的毛細血管十分狹窄，血細胞只能一個一個地通過。毛細血管輸送血液經過身體各組織，氧氣在各組織處被卸下。其後，與氧氣分離的藍紫色血液經由毛細血管進入比它寬的靜脈。這些血管就像大河的支流一樣連接在一起，大河最終流回心臟。
心臟本身分為兩半，由無法滲透的厚肌壁隔開。每一半有兩個相互連接的腔室，一個心房和一個心室。心房為那些等著被相應心室泵出的血液提供了一個池。血液經過體循環流入右心房，然後由右心室經由肺動脈泵入肺。血液在肺裡再次與氧氣結合後返回左心房，再由左心室泵回主動脈。
對於受得了活體解剖那血淋淋的描述的讀者來說，哈維1628年出版的《心血運動論》（On the Motion of the Heart）的邏輯仍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哈維在計算心臟推動多少血液在身體中循環時發現，這個量遠遠超過肝臟實際產生的血量。顯然，血液是被人體重複使用了，因為瓣膜的存在意味著血液只能朝一個方向運動，所以血液必定是循環運動的。當然，找出完整的循環路徑仍然是不可能的，因為毛細血管不借助顯微鏡是觀察不到的，但哈維的論著足以讓許多人信服。不過，也不是所有人都願意相信他，他抱怨說，書出版後自己的病人減少了，因為他們不願將自己的健康託付給這樣一個懷有新奇想法的人。
可悲的是，醫學在臨床實踐方面取得的有效進展仍是微乎其微。如果沒有新的醫學理論來取代舊的理論基礎，以此催生新的治療方法，那麼破壞舊的理論基礎便無濟於事。四種體液的理論仍是診斷的基礎，因為別無選擇。採用哈維的觀點進行輸血的嘗試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我們現在知道是因為血型不同。如果輸錯了血型，病人就會死亡。由於當時醫生對血型的概念一無所知（更不用說鑑定血型的方法），輸血治療經常導致病人不明不白地死亡。
鑑於魔法世界觀在上流社會中銷聲匿跡，共感和其他替代觀念也不再受人青睞。新教徒甚至傾向於否認宗教奇蹟。莫名其妙的是，科學醫學雖然已經擊敗了它的主要競爭對手，其實際醫療效果卻比對手中的任何一個都要遜色。因此，19世紀中期以前的醫學史，除了意義重大的天花疫苗之外，就是一部失敗史。雖然大多數醫生對他們給病人放血所造成的傷害麻木不仁，但針對這種做法也有一些早期的批評。例如，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同時也是一位著名的博學者——在1806年哀嘆道：
就我們對動物機體的認識而言，哈維對血液循環的發現是一次出色的補充，但是回顧那個時代之前和之後的醫學實踐，我卻沒有看到基於這一發現的任何重大進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