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沛：王朝觀念、家族血脈與歷史書寫——薩珊帝國的起源背景與王朝合法性構建

作者：龍沛

來源：“西域研究”微信公眾號

原文刊載於《西域研究》2023年第1期

薩珊王朝銀幣（圖源：上海博物館）

薩珊帝國（Sasanian Empire，224～651年）是古代晚期伊朗文明的高峰和集大成者，其建立者一般被認為是帕提亞時代統治波斯故地的本土貴族。進入公元3世紀初時，發源于波斯故地的波斯王公獨立稱王，並在218～224年的數年時間內顛覆前宗主帕提亞帝國，從而建立了古代晚期伊朗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薩珊帝國。然而，關於薩珊王朝的起源以及開國君主阿達希爾一世（Ardashir Ⅰ，224～241年在位）的身世卻撲朔迷離。更為重要的問題是，薩珊王朝取代帕提亞王朝是否是一次單純的波斯人反抗帕提亞人統治、恢復古波斯帝國正統的朝代更迭？對於後一問題，傳統學界的流行解釋是，薩珊帝國的崛起是希臘化時代後期帕提亞帝國中央權威下降和地方貴族勢力上升兩種趨勢共同作用的結果。三百餘年來，帕提亞帝國鬆散的政治結構使其轄下各屬國在獲得獨立經濟收入的同時政治權力得以緩慢增長。至公元3世紀初，帕提亞帝國與伊朗高原西南部地方勢力的權力關係終於發生了質變，於是上演了薩珊家族“以下克上”方式取代安息家族的王朝權力迭代。對於薩珊王朝對帕提亞王朝的顛覆和取代，同時代的羅馬史家、後世的古代晚期史家以及中古時期的波斯伊斯蘭學者在觀察這一王朝更替事件時形成了許多迥異的觀點和敘述，由此引發一系列現代學者研究薩珊王朝起源背景和崛起機制時著力解決卻又爭論不休的學術問題。關於薩珊帝國崛起最常見的歷史敘述顯示，薩珊帝國是由伊朗高原南部法爾斯地區的本土波斯貴族在3世紀初推翻帕提亞安息王朝之後建立的“新波斯帝國”或“第二波斯帝國”。這種觀點強調其與“第一波斯”即阿契美尼德王朝之間在族群、地域、血緣和法統上的聯繫。但是在伊朗人自身的歷史敘事和記憶中，前薩珊時代的伊朗諸王朝史完全是基於口傳史詩而“建構”出來的半神話半歷史故事，而“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的提法直到19世紀之前根本不見於任何西方學者和伊朗人自身歷史編纂之中。

不僅如此，早期伊朗學界和部分國內學者還盛行一種觀點，即將薩珊帝國歸類為從一而終的標準官僚集權式王朝君主國。如20世紀上半葉的丹麥伊朗學家克里斯藤森便認為，薩珊帝國是和帕提亞帝國迥然有別的高度中央集權的帝國，並且大力復興阿契美尼德王朝傳統和瑣羅亞斯德教信仰，徹底清除了帕提亞帝國的“希臘化”殘餘。《中東國家通史·伊朗卷》也認為，“薩珊王朝的建立並不是單純的改朝換代，而是一次新的社會變遷，伊朗完成了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型。”但通過薩珊帝國政治史的考察會發現，這並不符合薩珊王朝得以統治伊朗及周邊地區四百餘年過程中君主與教俗貴族密切合作而又相互制衡鬥爭的歷史事實。因此，薩珊王朝和阿契美尼德王朝之間的法統聯繫和歷史記憶更多是現代民族國家與東方學興起後經過民族主義史學與西方古史研究的結合而共同復原的結果。而近年來國外伊朗學者開始從印章等實物史料揭示帕提亞—薩珊王朝政治史等宏觀層面的研究，並且逐步揭示出了薩珊王朝與帕提亞王朝在政治文化和央地關係上的繼承性和延續性。當代著名美籍伊朗學家博沙利亞提在其經典名作《薩珊帝國的衰亡：薩珊—帕提亞貴族共同體與阿拉伯對伊朗的征服》一書中已經明確肯定了帕提亞世家貴族在薩珊帝國四百年曆史沉浮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博沙利亞提認為，帕提亞—薩珊時期的伊朗歷史應被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研究，因為帕提亞時代的貴族世家（Pahlav，即Parthia的中波斯語形式）在薩珊王朝時期仍然發揮著極為重要的政治、軍事、社會和文化作用，薩珊王室與帕提亞前朝貴族密切合作，形成所謂的“薩珊—帕提亞貴族共同體（Sasanian-Parthian Confederacy）”，薩珊王朝表面的中央集權下仍然保留了濃厚的貴族分權傳統。她進一步指出，薩珊王朝對帕提亞王朝的取代更多是對帕提亞王朝政治結構的“延續”和“改良”，而晚期薩珊帝國的過度集權和由此導致的薩珊—帕提亞貴族聯盟的解體才是薩珊王朝滅亡的根本原因。

那麼，薩珊帝國是否代表了希臘化時代後期“伊朗民族主義”的崛起併成為一個徹底抹去了帕提亞人文化傳統和歷史記憶的新波斯帝國？這個問題不僅關乎薩珊王朝時期波斯人的身份認同和歷史記憶，而且可以說是解開古代伊朗社會和文明從阿契美尼德王朝經過帕提亞王朝向薩珊王朝演進機制的關鍵鑰匙。為了更好地理解薩珊帝國政治史的表象與實質，我們必須首先解決一個關鍵問題：即薩珊家族是如何獲得並論證新王朝統治的合法性基礎的？為了回答以上問題，必須迴歸相關史料和考古證據，在綜合各方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判斷、歸納和總結。另外，重新探討安息王朝滅亡後帕提亞世家貴族在薩珊王朝內部扮演的角色也有助於回答薩珊帝國時期伊朗社會與帕提亞時期相比是否經歷了劇烈的變化與革新這個重大文明史層次的問題，因而其重要性不容忽視。本文試圖從薩珊王朝開國君主阿達希爾一世身世和王朝名祖“薩珊”的真實身份出發，進一步還原薩珊帝國崛起背後的“帕提亞背景”，並在此基礎上重新解讀和闡釋古代晚期伊朗歷史書寫與族群身份認同嬗變和王朝法統構建三者之間微妙的互動關係，以求教於方家。

一傳統史料關於阿達希爾一世身世的記載及其敘事模式解構

薩珊王朝在伊朗古代諸王朝序列中具有一個典型但又不易引人注意的特性，那就是這個王朝的名祖“薩珊（Sāsān）”與歷史上薩珊諸王關係的隱晦性和模糊性。不僅如此，薩珊帝國的開國君主阿達希爾一世及其與早期法爾斯當地王公之間的傳承關係也由於史料記載的不一致而疑點重重。對於一個君主制家族王朝而言，王室家族上臺後最為緊迫的任務便是通過一系列手段鞏固王朝統治的合法性，薩珊王朝同樣也不例外。而要回答薩珊王朝在古代晚期伊朗歷史上如何構建和重塑波斯人歷史記憶和身份認同的問題，我們必須重新考察薩珊家族當年的“發跡史”，因為這關係到薩珊家族“上位”背後的王朝合法性構建問題。可以說，薩珊王朝開國史的核心問題便是王朝始祖“薩珊”與開國君主阿達希爾一世及其前任、波斯本土王公帕佩克（Pāpak）三人之間的血緣關係。作為薩珊王朝王室家族的名祖，“薩珊”的身份必然非同一般，否則薩珊王朝完全可以稱自己（或被後世稱為）為“帕佩克王朝”或“阿達希爾王朝”。但在沙普爾一世（Shapur Ⅰ，241～272年在位）命人以希臘語、帕提亞語和中古波斯語三種文字刻寫於納克什·魯斯塔姆（Naqsh-e Rostam）紀功銘文開篇的“自我介紹”中，僅僅通過點明阿達希爾與沙普爾的父子關係以及帕佩克與沙普爾之間的祖孫關係，非常“含蓄”地指出阿達希爾一世應該是帕佩克之子，而隻字不提任何“薩珊”：

我，信仰馬茲達教的神聖君王沙普爾，伊朗和非伊朗的王中之王，眾神之苗裔，信仰馬茲達教的君王、伊朗的王中之王、眾神之苗裔、神聖君主阿達希爾之子，國王、神聖君主帕佩克之孫，我是伊朗沙赫爾的主人……

一直到銘文後半部分列舉沙普爾一世王室家族成員名錄時，才首次提到“薩珊”，但其頭銜僅僅是一個“領主（Khvadāy）”。而即使提到“薩珊”，整篇銘文對“薩珊”與帕佩克和阿達希爾之間的關係也諱莫如深，未做任何交代。顯然薩珊帝國早期統治者不太願意“揭露”其王朝始祖“薩珊”的真實身份：

領主薩珊；國王帕佩克；國王沙普爾，帕佩克之子；阿達希爾，王中之王；華蘭王妃（Xvarrānzēm）；後中之後阿杜爾阿娜希塔（Āduranāhīd）；丁娜格王妃（Dēnag）；瓦赫蘭（Vahrām），吉蘭國王；沙普爾，梅善國王；霍爾木茲阿達希爾，亞美尼亞大王；納塞赫，錫斯坦國王；沙普爾杜赫特（Šābuhrduxtag），錫斯坦王后；納塞赫杜赫特（Narsēduxt），錫斯坦王后；卡什瑪（Cašmag）公主；卑路斯（Pērōz）王子；梅洛德（Mirrōd）太后，王中之王沙普爾之母；納塞赫王子；羅杜赫特（Rōdduxt）公主，阿諾沙（Anōšag）之女；維拉茲杜赫特（Varāzduxt），華蘭王妃之女；斯塔裡婭德（Staxriyād）王妃；霍爾木茲達格（Hormazdag），亞美尼亞王霍爾木茲之子；奧達巴赫特（Ōdābaxt），瓦赫蘭，沙普爾，卑路斯諸王子，均為梅善王沙普爾之子；沙普爾杜赫塔格（Šābuhrduxtag）公主，梅善王沙普爾之女；霍爾木茲杜赫塔格（Ohrmazdduxtag）公主，錫斯坦王納塞赫之女。為了以上諸王孫兒女的靈魂安康，我們每天奉獻一隻羊羔，1.5格里夫麵包和4帕斯酒。

而關於王朝始祖“薩珊”的身份，伊斯蘭時期的波斯民族史詩《列王紀》（Shāhnāmeh）和波斯伊斯蘭學者泰伯裡以阿拉伯語撰寫的通史性著作《泰伯裡史》(Tārīkh-ī Tabarī)也提供了完全迥異的敘述。《泰伯裡史》在描述阿達希爾的身世時，以阿拉伯人血緣譜系描述的典型模式提供了薩珊—帕佩克—阿達希爾祖孫三代及薩珊以上諸先祖的完整家族鏈條：阿達希爾，西爾（Khīr）王帕佩克之子，而帕佩克的父親叫“小薩珊”（the younger Sāsān）。泰伯裡隨後又往前追溯了11代父系成員，直到傳說中的國王凱馬努什（Kaymanush）。在這11個祖先名單中，又有2個“老帕佩克”和2個“老薩珊”與後來的帕佩克王和“小薩珊”同名。在泰伯裡提供的另一份薩珊家族譜系中，儘管早期族人的姓名有所不同，但“帕佩克”和“薩珊”在祖輩、父輩和孫輩中的交替使用依然如故。這種似乎“有意為之”的譜系是泰伯裡版本薩珊家族譜系的獨特現象，其強調“諸薩珊”在該家族譜系中重要地位的意圖不言而喻，因而不由得使我們質疑其歷史真實性。隨後，泰伯裡提到王朝始祖“小薩珊”作為波斯伊斯塔赫爾（Istakhr）地區傑出貴族武士和當地阿娜希塔神廟祭司的雙重身份，而其與當地小王朝公主蘭蓓赫什特（Rāmbihisht）的結合便生出了後來的帕佩克，帕佩克又生子阿達希爾，遂有了後來的薩珊王朝。

與《泰伯裡史》提供的薩珊—帕佩克—阿達希爾三代直系血脈傳承版本相比，波斯史詩《列王紀》和薩珊王朝後期成書的巴列維語作品《阿達希爾行傳》（Kārnāmg-ī Ardashīr-ī Pāpakān）關於阿達希爾身世的敘述則因為強調“薩珊”入贅“帕佩克”家族而出現的“借妻生子”或“嫁女生子”敘事，從而與泰伯裡提供的版本形成了鮮明的衝突和反差：在《列王紀》中，薩珊是傳說中凱揚王朝（Keyanid）君主達拉二世（Dārāb Ⅱ）之苗裔。達拉二世是亞歷山大到來前凱揚王朝最後一位國王，現代學者通常將其比定為阿契美尼德王朝末代君主大流士三世（Darius Ⅲ，前336～前330年在位），也即薩珊是阿契美尼德家族後人。由於家道中落，薩珊的一個同名祖先“老薩珊”（Sāsān the Elder)早年一度前往印度謀生，以牧羊為業。至“小薩珊”時，始至波斯的伊斯塔赫爾城（Istakhr），為當地領主帕佩克打工。可能是看上了薩珊吃苦耐勞的品質，帕佩克便將女兒嫁給薩珊，由此生阿達希爾，隨後薩珊便消失在之後的歷史中；《阿達希爾行傳》提供的版本與《列王紀》大體相似，也認為薩珊是被帕佩克“相中”的傳宗接代之人，區別僅在於《阿達希爾行傳》中帕佩克讓給薩珊的是自己的妻子而非嫁出女兒。而精通占星術的帕佩克在夢中看見薩珊“在太陽的照耀下光芒四射，又騎盛裝白象，接受萬邦屬民朝拜，三大聖火光臨薩珊並照亮世界”，且帕佩克自己無法生育，是後者決定“借妻生子”的主要原因。阿達希爾出生後，帕佩克將其視為己出並著力培養，遂有了後來的薩珊王朝崛起並取代安息王朝的故事，而阿達希爾的生父“薩珊”逐漸湮沒無聞於後來的歷史中。阿達希爾由於被帕佩克收養，二人形成法律上的父子關係被後世承認，即《泰伯裡史》所謂的“Ardashir ibn Pāpakān”（“帕佩克的兒子阿達希爾”）。比較《泰伯裡史》《列王紀》以及《阿達希爾行傳》這三份分別來自阿拉伯語、波斯語和巴列維語文獻的記載，便會發現“薩珊”身份及其與阿達希爾血緣關係上明顯的矛盾性。薩珊作為阿達希爾祖父和生父的兩種矛盾說法，與帕佩克作為阿達希爾生父與養父（甚至可能是外祖父）的兩種矛盾說法共同構成了阿達希爾身世的迷惑性。如果《泰伯裡史》中薩珊—帕佩克—阿達希爾的直系傳承鏈條是歷史的真實，沙普爾一世沒有理由不對作為王朝始祖的“薩珊”與“帕佩克”的父子關係進行必要的合法性追溯，並以銘文的形式讓後人銘記。然而沙普爾一世的銘文卻諱言“薩珊”與薩珊諸王之間的血緣關係，甚至不願直接點明帕佩克與阿達希爾之間的父子關係，這顯然不合常理。

如果再考察其他巴列維語文獻如9世紀成書的《班達喜興》（Bundahišn）的記載，便會發現其中甚至出現了薩珊是阿達希爾外祖父（阿達希爾母親為薩珊之女，父親為帕佩克）這樣與《阿達希爾行傳》和《列王紀》相比完全“顛倒”的描述，反而與古希臘史家希羅多德對居魯士身世的描述頗為“雷同”（詳見後文）。因此，眾多“非泰伯裡系”史料均指向“薩珊”與“帕佩克”之間有著迥異的出身和家族背景，顯然不大可能都是後世捏造而來，其中應該有真實原委。從成書年代上看，《阿達希爾行傳》（約6世紀）要早於《泰伯裡史》（10世紀初），後者的成書又早於菲爾多西的《列王紀》（11世紀初，Shāhnāmeh）。而從寫作背景和材料來源上看，《泰伯裡史》直接取材於原本早已佚失的薩珊帝國官方史書《眾王之書》（Khwadāy Nāmag），因而其版本似乎最能直接反映薩珊王室對自身王朝合法性的論證。同時，為符合伊斯蘭時期的道德價值觀，《泰伯裡史》也完全可能根據阿拉伯人譜系傳統和伊斯蘭教價值觀對《眾王之書》的內容進行符合其時代需要和價值觀念的“改寫”，從而使得阿達希爾身世的真相被遮蔽。《阿達希爾行傳》很可能成書於薩珊帝國後期，因而其記載相比之下更具有時效性，且反映的是祆教祭司階層的觀點。考慮到祆教極為重視生育的傳統和以繁衍後代為榮的道德價值觀，帕佩克為了家族延續借妻生子“無傷大雅”，反而因為攀上貴族血脈堪稱“無上功德”，因而該版本很可能是對阿達希爾出身較為接近真實的反映；菲爾多西的《列王紀》雖同樣取材於《眾王之書》，但也大量參考了流行於民間的口頭傳說，其記載可以認為是對《泰伯裡史》和《阿達希爾行傳》兩種版本的“藝術性折衷”，即在揭示王朝始祖真實身份的同時結合伊斯蘭時期倫理道德的要求，閉口不談帕佩克收養其外孫為子的“祆教亂倫”傳統（雖然事實如此）。

二法統與血統的衝突與混融：薩珊家族對王朝起源敘事的雙重建構與調適

如上所述，中古時期波斯—伊斯蘭史料和史詩作品在描述阿達希爾一世身世時提供的敘事版本可以說讓人疑竇叢生。要徹底揭示薩珊王朝開國史背後的隱藏真相，須尋找到最能反映薩珊帝國早期歷史真實的文獻記載。如結合古代晚期亞美尼亞和羅馬—拜占庭史家的記載，便會發現《阿達希爾行傳》的版本極可能是最接近阿達希爾真實身世的記載：6世紀的拜占庭史家阿加西亞斯（Agathias）在其著作《歷史》（Histories）中提供的阿達希爾身世敘事與《阿達希爾行傳》可謂如出一轍：一個叫做薩珊努斯（Sasanus，Sāsān的拉丁語形式）的士兵路過卡杜塞伊（Cadusaei）地區時，得到當地領主帕佩克的收留和照顧，帕佩克無法生育卻又看出薩珊努斯“天賦異稟，後代必旺”，只能不情願地讓出妻子給薩珊努斯，遂生出阿塔薛西斯（Artaxares，即Ardashir的希臘語形式）。阿塔薛西斯長大後成為國王，帕佩克和薩珊努斯兩個老人為了爭誰是其合法父親而互不相讓，最後達成妥協：帕佩克是阿塔薛西斯的合法父親，薩珊努斯是阿塔薛西斯的血緣父親。阿加西亞斯在其著作中明確指出這份材料直接來自於當時薩珊帝國的官方文本即今已不存的《眾王之書》，故其真實性應是相對可靠的。不僅如此，古代晚期亞美尼亞史家的記載也毫不隱晦地指出了王朝始祖薩珊與阿達希爾之間的直接血脈聯繫：與薩珊帝國同時代的亞美尼亞“歷史之父”霍倫的摩西（Movses Khorenats’i）和聖徒傳記作家阿加桑格羅斯(Agathangelos)在其著作中均指出薩珊就是阿達希爾的生父，並且對“帕佩克”隻字不提。阿加桑格羅斯著述的希臘語版本更點明“阿達希爾的父親薩珊努斯（Sasanus），便是薩珊王朝波斯諸王所承繼的王朝和家族得名之源。”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公元1～5世紀統治亞美尼亞的安息王朝（Arsacid Armenia，54～428年）與帕提亞安息王朝同出一源，因此古代晚期的亞美尼亞作家對推翻安息王朝長支的薩珊王朝的歷史敘事充滿了敵意和仇恨，甚至將薩珊波斯人蔑稱為“伊斯塔赫爾人”（Istakhris）。但另一方面，亞美尼亞作家由於對古代晚期波斯和亞美尼亞王朝更替和各大家族之間複雜恩怨糾葛的熟稔，很可能對薩珊家族崛起的“老底”最為“心知肚明”。實際上，阿加桑格羅斯在隨後敘述阿達希爾創立新王朝過程的事蹟時，也採用了與後來《阿達希爾行傳》極為相似的故事情節。因此我們必須重視來自諸“非泰伯裡版本”史料關於阿達希爾身世敘事背後諸種驚人的契合性和一致性。我們可以認為，在薩珊帝國崛起之初（阿達希爾一世和沙普爾一世時期），為了遮掩王朝始祖薩珊和帕佩克之間的隱晦關係，在王朝初年並不願意直接公開揭示薩珊家族的真實血脈傳承，正如在沙普爾一世在其紀功銘文中所展現的那樣。但在伊朗民間傳統和4世紀後已獨立於王權的祆教祭司階層看來，薩珊與帕佩克和阿達希爾之間複雜的借妻/嫁女生子並“再收養”的關係並非不可接受，甚至是符合瑣羅亞斯德教傳統的“正當行為”，因此並無掩飾薩珊家族真實起源的需要。至公元6世紀薩珊帝國後期時，由於年代久遠，統治者認識到開國君主阿達希爾的身世問題已不再那麼“敏感”。因此晚期薩珊諸王開始在官方史書《眾王之書》的編撰中默許祭司書吏階層“秉筆直書”，遂有了同時代拜占庭史家阿加西亞斯提供的敘事版本。如果以上推斷成立，那麼阿加西亞斯的記載可能在所有史料中最接近薩珊帝國官方史書《眾王之書》中關於阿達希爾身世的描述。而至公元9世紀祆教巴列維語文獻《班達喜興》成書時，波斯的祆教學者已經將“帕佩克”與“薩珊”的外祖父和生父身份完全混淆。我們可以認為這種“雜交型”敘事版本的出現其實反映了在伊斯蘭道德傳統（尤其是婦女貞潔觀）的強勢衝擊下，波斯祆教學者對阿達希爾真實身世敘事的一種調和性“修正”，其性質如同菲爾多西在《列王紀》中提供的版本一樣。

至此，阿達希爾神秘身世背後的面紗似已初步揭開。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薩珊帝國官方在不同歷史時期、出於不同需要會選擇掩蓋或揭露自己家族的真實出身，而薩珊帝國的祆教祭司集團對王朝起源的敘述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王室的制約也是值得推敲的。另外，伊斯蘭時期的史學作品和史詩是否由於宗教道德傳統的變遷而有意改寫《眾王之書》的內容，也是我們尚無法直接進行判斷的史學遺留問題。但我們還必須解決一個問題，才能論證薩珊王朝乃至之後的波斯伊斯蘭學者為何將“薩珊”而不是“帕佩克”或“阿達希爾”作為王朝始祖——那就是“薩珊”本人的出身問題。如前述，我們在參考多方史料提供的記載之後，已經基本否定了泰伯裡提供的薩珊祖父—帕佩克父親—阿達希爾兒子的三代直系血脈版本，並初步肯定了薩珊與阿達希爾之間的在血緣上的父子關係，以及帕佩克與阿達希爾之間法律層面意義上的“父子關係”。那麼，薩珊家族為什麼要費盡心機構建出如此複雜的“血緣（生父）—法律（養父）”雙重家族傳承，並將具有神秘色彩卻很可能不是波斯本地人的“薩珊”作為王朝名祖？考察阿契美尼德王朝和帕提亞安息王朝的情況可知，王朝始祖之名的選擇往往是十分考究的，並且極有可能因為後世王朝統治者的加工和宣傳而發生對王朝起源敘事的更改甚至“異變”。實際上，正如阿契美尼德王朝君主大流士一世（Darius Ⅰ，前522～前486年）為了掩蓋自己可能與居魯士家族沒有直接血脈關係的事實，而很可能虛構出“高墨塔政變”（Gaumata Interlude）並創造連接居魯士家族和大流士家族的共同名祖阿契美尼斯（Achaemenis，Hāxāmenish），從而為自己的奪權上位正名，薩珊家族很可能一開始並沒有將“薩珊”作為王朝始祖和國家官方自稱的強烈現實需求。但隨著歷史的發展、國內權力格局的調整和周邊族群的指認，薩珊波斯人逐漸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薩珊”為該王朝的始祖和名源，但仍不肯將“Sāsān”由名祖擴展為族群和國家的自稱。終薩珊王朝一朝，“Sāsāniān”似乎都未成為薩珊帝國的自稱，也很少被同時代的亞美尼亞和羅馬—拜占庭作家用以指認該王朝。薩珊帝國一以貫之的自稱則是“伊朗沙赫爾”（Iranshahr），而周邊各文明和族群則始終稱薩珊帝國的主體族群和國家為“波斯人”和“波斯”，從而與前朝“帕提亞”形成明顯的對立和分野。直到中古伊斯蘭時期，泰伯裡和菲爾多西等波斯伊斯蘭學者在撰寫史書和波斯民族史詩時才逐漸以“al-Sāsāniyyah，Sāsāniān”作為薩珊王朝的稱呼並延續至今，以與前朝“阿什康尼王朝(al-Ashkāniyyah，Ashkāniān)”相區別；帕提亞安息王朝則是直接以開國君主阿爾沙克（Arshak，Arsaces）之名作為王朝的自稱，並且歷代帕提亞君主無一例外地給自己冠以“阿什康尼”王號以明確自己的血脈和法統傳承。帕提亞王朝在伊朗歷史上的地位極為特殊，它見證了希臘化文化在伊朗逐漸消退而伊朗民族文化逐漸復興的歷史進程，卻未能在伊朗民族歷史記憶中留下清晰連貫的印記。在菲爾多西所著的波斯民族史詩《列王紀》中，只有薩珊王朝的歷史脈絡是基本清晰且符合史實的，而關於帕提亞諸王（即Ashkāniān，“阿什康尼王朝”）在《列王紀》中只有寥寥27個對句。對於薩珊王朝之前的伊朗歷史，《列王紀》建構了三個具有神話色彩的王朝以補全古代伊朗諸王歷史，其中又以薩珊王朝之前的“凱揚王朝”（Kayānians）最為重要。而《列王紀》中的民族英雄魯斯塔姆（Rostam）便出自凱揚王朝。帕提亞王朝的歷史儘管被淹沒在中古穆斯林史家著述和波斯文學作品中難覓蹤跡，但“凱揚王朝”時期伊朗國王和英雄人物們的事蹟恐非後世文學無中生有，其中必有對前薩珊時代伊朗真實歷史的反映。現代伊朗學者經過對《列王紀》的深入研究，已經發現“凱揚王朝”的許多事蹟和人物原型就來自帕提亞王朝。然而由於帕提亞人自身歷史著述的缺失，波斯民族史詩只能將帕提亞王朝君主及貴族的許多事蹟以民間記憶的形式“剪切”並整合到對“凱揚王朝”的歷史敘事中，從而導致了帕提亞王朝在伊朗民族歷史記憶中的失落和泯滅現象。那麼，伊斯蘭時代波斯的歷史書寫為何選擇在薩珊時代並不顯赫和尊崇的“薩珊”作為取代安息王朝的新朝名稱並廣為後世伊朗人所接受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三 “薩珊”作為王朝名祖的帕提亞背景與帕佩克“借妻生子”的家族續脈考量

實際上，要解決“薩珊”何以成為薩珊王朝家族起源中標誌性名祖人物的問題，必須將薩珊王朝的開國史納入晚期帕提亞王朝時代背景中加以考察，因為薩珊家族推翻舊主建立新朝的過程不可能脫離帕提亞時代奠定的伊朗貴族社會背景和道德價值觀念。而考察沙普爾一世的紀功碑銘可知，“薩珊”與“帕佩克”都是薩珊帝國中來自帕提亞各世家大族高官顯貴的常用名，其出現的頻率之高不亞於《泰伯裡史》提供的薩珊家族譜系鏈。然而如前所述，沙普爾一世在敘述王室成員名單時，僅僅在開頭提到“領主薩珊”。而“薩珊”作為人名卻在之後銘文列舉的異姓世家顯貴中反覆出現，如“阿納克（Ārnēk）之子薩珊”、來自蘇林世家（Sūrēn）的“薩珊”、安迪甘（Andēgān）的領主“薩珊”以及法官（Dādvar）“薩珊”等。如此眾多的“薩珊”顯示該名字在帕提亞貴族中的流行，因此我們推斷阿達希爾一世的生父“薩珊”很有可能具有安息王室或帕提亞貴族世家血統。關於“Sāsān”一詞的語源，麥肯傑（D.N.McKenzie）和利夫什茨（V.A.Livshits）等學者認為該詞來自古伊朗語的“Sāsāna”，意為“擊敗敵人”。上個世紀從帕提亞帝國舊都尼薩以及周邊的木鹿（Merv）和科沙特佩(Kosha-tepe)遺址中出土的陶片和經濟文書均出現了大量的包含“Sāsān”作為詞根的人名，如“Sāsāndād”（Sāsān所賜的）、“Sāsānbuxt”（Sāsān所劃分的）等，這些人名的構詞法顯示出“Sāsān”很有可能是瑣羅亞斯德教的神祇之名。而“Sāsān”的各種衍生形式作為人名早已流行於帕提亞帝國境內，甚至出現於中亞的花拉子模、索格底亞那和南高加索的亞美尼亞地區，由此證明“薩珊”之名在帕提亞時期已經頻繁使用並廣為流通。

無獨有偶，帕提亞帝國在錫斯坦和印度西北的半獨立政權——印度帕提亞王國君主世系中也頻繁出現“薩珊”：如公元46/50～75年在位的印度帕提亞國王“Sases”（Sāsān的希臘語形式）以及公元3世紀初的印度帕提亞王國末代君主法爾·薩珊（Farn Sāsān）及其前任父王阿杜爾·薩珊（Adur Sāsān）。不僅如此，這位叫做法爾·薩珊的印度帕提亞君主幾乎與薩珊帝國早期諸王生活於同一時代，再加上菲爾多西在《列王紀》中提到阿達希爾生父“小薩珊”的先祖“老薩珊”曾漂泊印度，不由得讓我們聯想到薩珊家族與印度帕提亞王室之間可能具有的血緣關係。根據上文所列的各種“非泰伯裡系”史料可以推測，“薩珊”很可能不是法爾斯當地人，而是從伊朗高原其他周邊地區入贅波斯的一個沒落的帕提亞貴族，甚至不排除其來自印度帕提亞王室支系的可能性。印度帕提亞王國很可能是帕提亞帝國異姓世家蘇林家族在東部建立的獨立政權，其王室甚至有可能來自被阿塔巴努斯二世（Artabanus Ⅱ，10～38年在位）取代的安息王室薩納特魯西斯支系（Sanatrucids，公元前75～公元12年）。不僅如此，波蘭學者奧布里希特通過對薩珊家族起源的不同歷史敘事版本和印度—帕提亞王國（Indo-Parthians）晚期世系的研究，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薩珊王室與帕提亞王室的同源異脈關係。如果阿達希爾的生父“薩珊”確實具備安息或帕提亞貴族血統的話，我們便可以大致推斷出當年帕佩克“相中”薩珊並做出借妻/嫁女生子之舉背後的真實原因——讓安息王室或帕提亞貴族世家的血脈注入帕佩克的“養子”阿達希爾，從而為後者起兵挑戰安息王朝的統治地位奠定血統合法性基礎。換言之，帕佩克通過薩珊的關係成功嫁接了帕提亞王朝旁系貴族血統于波斯本土家族之中，從而使阿達希爾一世能夠“改頭換面”並建立一個嶄新的“波斯—帕提亞聯合帝國”。

可以想見，在極為重視出身、血統和王朝家族血脈的前伊斯蘭時期西亞社會，要想挑戰統治伊朗近五百年的安息王朝的地位，恐怕僅憑帕佩克的“波斯”貴族出身是遠遠不夠的。帕佩克統治的地區雖然曾經是阿契美尼德王朝興起之地，但長期作為帕提亞帝國屬國的波斯要“以下克上”，在短期內顛覆宗主國的王朝統治，不具備“帕提亞血統”加持的領導人物恐怕會比較困難。在口頭傳統盛行而書面紀史傳統匱乏的古代伊朗社會，波斯人對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記憶主要通過安息王朝和兩河流域猶太社區以及巴比倫祭司階層的“接力式傳遞”來間接保存，這也是波斯民族史詩中沒有“阿契美尼德王朝”而只有反映帕提亞時期貴族勇士文化的“凱揚王朝”的根本原因。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著名君主如居魯士、大流士和阿塔薛西斯二世（Artaxerxes Ⅱ，前401～前358年在位）甚至馬其頓亞歷山大大帝等人的事蹟在伊朗民間的保存，正是通過口頭文學對“凱揚王朝”的歷史敘事來實現的。根據古典作家如塔西佗和阿里安等人的記載，帕提亞諸王已經將自己的法統向前追溯至居魯士和阿塔薛西斯二世等阿契美尼德君主身上，其對伊朗高原的長期統治必然強化安息王朝和阿契美尼德王朝之間的合法性淵源。而在博沙利亞提和麥肯傑（D.N.MacKenzie）等學者看來，帕提亞貴族世家的支持對於薩珊王朝統治的維持至關重要，可以說薩珊王朝就是一個“波斯人和帕提亞人的聯合帝國”（the Empire of the Persians and Parthians）。由於帕提亞安息王朝已經構建起了連接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薩珊王朝的不可或缺的法統鏈條，阿達希爾的崛起不可能從根本上否定安息王朝的合法性，因為這也等於否定以所謂的“凱揚靈光（Khwarena Kaviyiani）”為核心要素的古代波斯王朝法統觀念。

實際上，阿達希爾一世能夠在短短數年間便推翻安息王朝，與眾帕提亞世家大族對安息王室的倒戈和他們對阿達希爾一世的投誠密不可分。根據亞美尼亞史家霍倫的摩西的記載，帕提亞貴族世家寧願支持阿達希爾為王也不願意支持安息王室出身的阿塔巴努斯四世繼續統治伊朗，這固然與阿達希爾許諾保留帕提亞貴族世家一切既往權力密不可分。但阿達希爾具備帕提亞甚至安息王族血統可能也是各大家族除極少數外均心甘情願幫助其順利實現王朝更替的重要原因。正如當年居魯士二世迅速推翻其外祖父——米底國王阿斯提亞格斯（Astyages）少不了居魯士的“米底血統”（居魯士的母親為阿斯提亞格斯之女）為其帶來的號召力一樣。由於原安息王室在與羅馬帝國的戰爭中屢屢喪師失地，帕提亞世家大族需要一個更強有力的旁系王族來取代阿塔巴努斯四世以重振國威。就如當年帕提亞貴族們支持阿塔巴努斯二世（Artabanus Ⅱ，10～38年在位）推翻“羅馬化”的安息家族薩納特魯西斯支系一樣：公元10年，原本為帕提亞屬國阿特洛佩特尼（Atropatene）國王阿塔巴努斯起兵，反對羅馬人送來的不得人心的帕提亞國王沃諾尼斯一世（Vonones Ⅰ，8～12年在位，曾在羅馬為質），最終在公元12年擊敗沃諾尼斯成為帕提亞國王阿塔巴努斯二世。而阿塔巴努斯王系帕提亞諸王在公元2世紀期間三次將首都泰西封丟給羅馬軍隊佔領極大地削弱了其合法性，217年的尼西比斯會戰更使大批忠於王室的帕提亞貴族戰死沙場。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由於薩珊的關係而具備帕提亞貴族血統的波斯貴族阿達希爾一世便於此時應運而生，成為被帕提亞貴族世家“選中”以恢復伊朗帝國光榮的理想王公。不僅如此，4世紀的羅馬史家阿米安也注意到了薩珊王室與安息王室之間的同源關係和王朝法統的延續現象：阿米安的《羅馬史》（Res Gestae）中提到帕提亞人認為“只有安息家族中人才可為王”，甚至提到那時的安息王族仍然備受尊重且“神聖不可侵犯”，由此可見“薩珊”的背後依然需要並擁有帕提亞貴族的支持。而薩珊帝國在崛起之初，由於需要法爾斯當地貴族的鼎力支持，因此在官方宣示中強調“帕佩克”與薩珊諸王之間的合法傳承關係而淡化甚至掩蓋阿達希爾來自帕提亞貴族“薩珊”的血緣關係，從而在拉攏帕提亞世家的同時巧妙地維護了波斯故地傳統至上的原則。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通過對分別來自“帕佩克”和“薩珊”兩種家族傳統的雙重構建，薩珊家族以自身為“榜樣”，實現了“波斯”和“帕提亞”貴族在王朝更替戰爭中的迅速和解以及兩大貴族集團在新王朝體系下的合流共事。而美籍伊朗學者博沙利亞提所強調的“薩珊—帕提亞貴族共同體”（Sasanian-Parthian Confederacy）正是薩珊帝國權力運作的核心機制及其強大政治軍事實力之基礎。

四薩珊王朝起源歷史書寫中的記憶重構與法統遷移

王朝統治和家族直系血親世襲制長期被認為是前現代王朝君主制帝國法統構建與延續的主要形態，而古代波斯諸帝國也是典型的單一家族式的王朝國家。傳統學界在闡釋君主制王朝政體國家的合法性淵源時，往往強調君權神授觀念、等級制國教教會、官僚行省制和道路驛站制度對於構建王權與維持大一統王朝國家統治的關鍵意義，但卻忽視了血緣家族傳承、貴族分權與口頭史詩等非書面傳統在古代伊朗諸帝國法統構建中的極端重要性。實際上，薩珊帝國既非以國教瑣羅亞斯德教“一統天下”的伊朗“民族帝國”，也不是像帝制中國那樣擁有完備中央集權官僚體系的皇權專制帝國。薩珊帝國內部多族群—教派長期共存的結構早已為傳統伊朗學界所闡明。而在薩珊帝國的崛起過程和統治模式中，非集權和貴族血統式的分權因素可以說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實際上，薩珊王朝從建立伊始便與帕提亞貴族世家形成緊密的合作統治結構與聯盟關係。薩珊—帕提亞貴族共同體競爭與合作並存、支持與制衡共生的權力結構在阿達希爾一世崛起並建國的過程中得到了充分展現。

實際上，薩珊王朝時期的波斯人在表面上抹殺帕提亞王朝統治痕跡的同時，仍然在王權合法性的深層面向表達出對帕提亞安息王朝法統的隱性繼承。而波斯人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伊朗自身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為了適應祆教和伊斯蘭教社會的道德需求會有意識地調整其對薩珊王朝開國史和阿達希爾一世身世的敘事模式。可以說，阿達希爾一世兼具波斯和帕提亞雙重貴族血統的特殊身份從一開始便決定了薩珊帝國內部帕提亞貴族世家與薩珊王族共享帝國的權力格局。一方面，阿契美尼德王朝著名君主的業績為後希臘化時代波斯文明特徵的延續提供了內在的復興動力。另一方面，薩珊波斯人對前朝歷史記憶的保存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帕提亞王朝時期盛行的口頭史詩傳統，這使得薩珊王朝對其開國史的敘事和記憶產生法統和血統上的矛盾衝突，並迫使薩珊家族以祆教血緣家族收養傳統對之進行調試和整合。帕佩克與薩珊之間“借妻生子”的行為實際上奠基於瑣羅亞斯德教社會的傳統道德觀念之中，其目的即在於通過血緣隔代收養實現安息王朝法統在薩珊王朝家族內部的隱性延續。而為了凸顯薩珊王朝起源的“波斯性”特徵，早期薩珊諸王只能選擇對家族先世內部嫁接的安息王朝譜系進行“沉默敘述”。然而，帕提亞貴族世家在薩珊王朝時期仍然活躍於歷史舞臺的事實充分證明了阿達希爾一世雙重血統—法統及其混血身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帕提亞貴族世家與薩珊王族的聯姻也成為薩珊帝國鞏固其王朝統治基礎和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由上可知，帕提亞—薩珊貴族共同體及其權力分配和法統共享機制是我們理解薩珊帝國權力結構時一個不可或缺的維度。從起源背景來看，薩珊家族具有波斯和帕提亞貴族世家的雙重背景。羅馬—拜占庭史料、亞美尼亞史料、中古伊斯蘭史料和波斯史詩文學作品對薩珊王朝開國君主阿達希爾一世的身世提供了迥然不同的敘事模式，其背後的真相只有詳盡考察晚期帕提亞時代伊朗高原內部權力格局、古代波斯王朝統治觀念以及中古伊朗社會道德價值觀在伊斯蘭前後的變遷進程才能得到澄清。阿達希爾一世的崛起並非波斯人推翻帕提亞人統治的王朝更替，薩珊王朝在3世紀初的十餘年間迅速崛起並取代安息王朝的背後是帕提亞和波斯兩大貴族集團就在新王朝內部達成權力分享共識的結果，其根本動力則是為了回應帕提亞王朝衰落之際伊朗高原貴族社會重建國家以抵禦外侮並恢復屢遭戰火破壞的社會經濟的時代需求。而帕提亞貴族政治傳統和凱揚王朝的合法性觀念均深刻規定並影響著薩珊王朝對自身龍沛統治及起源的法統建構與追溯。從阿達希爾一世的神秘身世背後可以發現古代波斯王朝權力迭代過程的妥協性和通過貴族養子的血緣過繼來維持的王朝法統的延續性。薩珊王朝從建立伊始便與帕提亞貴族世家形成緊密的合作統治結構與聯盟關係。薩珊—帕提亞貴族共同體競爭與合作並存、支持與制衡共生的權力結構在阿達希爾一世崛起並建國的過程中得到了充分展現，也是薩珊帝國法統建構與延續之根基，因而在其權力運作的核心機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實際上，薩珊王朝建立後，在隨後數百年羅馬波斯戰爭和兩大帝國其他各種形式的交往中，經常仍然可以看到帕提亞世家貴族的身影。薩珊王朝開國史的背後體現了帕提亞貴族社會傳統和瑣羅亞斯德教王權觀念的深刻傳承性和延續性，因此揭示這種傳承與延續關係也是深入研究古代晚期伊朗文明演進特徵的題中之義。

作者龍沛，系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講師

註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編輯：湘宇

校審：水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