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國城市發展看，大部分城市都是沿江湖河道發育壯大起來的。沿江河設城，是我國南方城市分佈的一般規律。但是，每當我們打開地圖就會發現，許多城市呈長條形展開，河岸兩側發展並不均衡，為什麼會出現這些情況呢？這與城市的歷史和地理又有什麼關係？
什麼是江河城市
換言之，古代世界早期人類的共同特徵就是“逐水而居”，而早期文明都與水流密切相關。江河水系資源不僅分佈廣，也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河流不僅為人類生存提供水源，而且對農業、牧業、手工業和交通運輸等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作為人類文明的產物和文明的主要載體，城市與河流關係密切，而許多重要的城市都坐落於江河之畔。
縱觀中國城市的起源，可以發現幾乎所有早期城市都與河流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絕大多數大城市靠近大河大江沿岸。作為古代中國早期文明的起源，黃河流域哺育了夏商周三代，為中華文明的誕生與發展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在大江大河影響下，北方許多歷史久遠城市的特徵也十分明顯。
在古代中國的北方，許多城市都由一箇中心地區作為城市的核心，其他道路與街道和設施以圓環狀或方形環狀環繞城市中心輻射而成。這種是歷史上最為古老的一種城市格局，世界上許多古老的城市均保留這種城市形態。如今，我們將這種城市形態稱為放射型城市。放射型城市極為常見，其中大多數歷史悠久，建成較早的平原城市。例如，我國首都北京市就是以天安門廣場-故宮博物院為核心，中軸線為南北軸，長安街為東西軸，向外展開形成城市。古都西安市也是如此，城市以鐘樓為核心，東西南北大街為軸，向外輻射形成城市。
北京歷史中軸線遊覽地圖。來源/馮昭《北京中軸線申遺全景圖》
根據學者研究，北方城市放射型城市的特點，在古代中國典籍中也有一定的體現。在商周時代，人們就已經認識到，建城實際上是建立一箇中心連同周圍田地居邑所構成的城邦國家，城市應居於區域地理中心。這種觀念後世稱其為擇中觀，主張城市作為一方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中心，應有適中的區位。
《苟子·大略篇》曰：“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在先秦，尤其是西周，“居中”作為周天子的地位，分封諸侯，控制四方疆域的。秦朝後，郡縣制逐漸成為中國政治形態的主流，其建城意識仍承襲擇中觀，逐漸從“理想”的中心轉為相對“適中”的區位。北方許多省會城市，例如太原、瀋陽、長春、鄭州、西安、蘭州、銀川、烏魯木齊等均位於所轄行政區域的大致中心位置上。
正如上文所述，平原地形有助於城市四面八方的擴展，從而形成放射型的城市格局。南北朝以前，黃河流域的城市數量最多、規模最大，分佈也最集中，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和工商業大都市多集中在黃河流域。
但是，當我們把眼光移向南方，則發現南北方情況大相徑庭。長江與黃河雖同為中華文明的搖籃，但是早期中華文明以黃河流域為主，城市分佈也以黃河流域更為密集。這種態勢一直到了南北朝時期才開始發生改變。南北朝時期，由於北方長期處於戰亂，北方大量人口南遷。幾百年間，大量人口與生產資料的南遷促進了江南經濟的發展，長江流域的持續開發使南方逐漸成為中國的經濟重心。
與此相關，南方的長江沿岸城市得到快速發展。唐宋至清代，長江城市的發展更加快速，無論是城市數量還是城市規模等方面，長江流域都超過了黃河流域，長江水系沿江城市更迎來了進一步發展。
長江流域地貌及水系簡圖。來源/郭汝軍、魏傳義、李長安等《長江演化百年謎題：回溯與進展》
近代以來，上海、武漢、重慶等長江沿線城市在中國近代化的歷程中留下了重要一筆，長江城市經濟帶貫穿中國東、中、西部，將整個古代中國通過長江聯繫到一起。尤其是進入近現代後，南方諸多沿江城市多中國城市發展格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但是，當我們打開地圖就能發現，長江沿岸的許多城市都是呈長條形展開，兩岸發展並不平衡，呈現出江南/江北的不同城市面貌。
江河兩岸的地位各異
以南京城市營建的發展歷史為例。據學者研究，先秦秦漢時期，南京地域的聚落是以自然村落和軍事城堡為主要構成。至三國時期，孫吳政權重視南京險固的地理優勢，以軍事據點為基礎建設都城。藉由南京的長江天塹，孫吳政權能夠充分發揮其擅長水戰的特點，從而更好地穩定領土完整。既然看重長江天險，那都城的營建肯定要闢出長江以南的地區，才能防禦長江以北的來敵侵犯。
自此之後，南朝、南唐以南京為都，繼續借由優越的地理形勢帶來的軍事因素，鞏固長江以南的統治。學者總結道，此時“築城以衛君”仍是南京城築城的主導思想，都城營建以宮城為主，保持其單一政治中心的特徵，而一般居民區與集市尚未進入都城之內，因而六朝時期城市與周圍堡縣的結構關係仍保持相互聯繫又相互分立的聚合狀態，其主旨仍是依靠長江天險得以偏安江南。因此，長江南京段南北兩岸的巨大差距則就不難理解了。
地形因素導致的發展不平衡
山地的河流往往流經地勢高峻、地形複雜的區域，河流的動態運動產生了各種各樣的流水地貌，河谷即為其中最常見的表現形態。在不同類型的河谷區段，山地城鎮選址的空間區位也有所差異。據學者研究，山地地區的城市營建與城市分佈自古以來就遵循著一定的哲學思想。從人的生產生活需要與精神需要而言，人們傾向於坐北朝南，負陰抱陽的形態。因此，“背山面水”常常是古代傳統風水觀念中城市建設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格局。
具體地說，人們傾向於選擇這樣的聚居地：左、右、後均為山峰形成“凹”字形空間，前面有河流“凸”字形經過基地，且最好河流所經過的前方有淺山，其凹凸之間所形成的山水環抱的有一定坡度的場地空間正式傳統風水學說所指的理想福地。在具體實踐中，古代中國城市得建設也遵循了上述思想，據學者總結主要呈現為以下三種選址：
一、城市選址於微彎順直河谷的谷坡、谷底。受山際與水邊的限制，城鎮建設或選址於V 型河谷的谷坡、或選址於U 型河谷的谷底，易於引導城鎮形成沿河“一”字型帶狀佈局的空間格局。因此，“一”字型也為城鎮提供了寬闊的景觀視野，也形成城鎮“山水交融、山城合一”的特色空間景觀。
V 型河谷谷坡城鎮（重慶雲陽縣）。來源/吳勇《山地城鎮空間結構演變研究》
二、城市選址於曲折河谷的凸岸。無論是平水期還是洪水期，曲折的河谷的河道都是彎曲的。一旦洪水位以上這些坡度較緩的凸岸用地露出水面，這就是天然理想的人類棲息地。這些地方土壤肥沃、水源豐富，成為河谷地區城鎮建設用地的首選。同時，這些城市形態往往為具有較強的向心性的團塊狀，如嘉陵江上的閬中城，城市選址於嘉陵江“幾”字形的端頭。所以，城市一定會體現出兩岸發展不平均的狀態。
曲折河流的凸岸選址（重慶江津、四川閬中）。來源/吳勇《山地城鎮空間結構演變研究》。
三、選址於河道的交匯處。顯然，從常識中可以知道，河流交匯處資源豐富，自古以來都是人類聚居地的重要選址之一。兩河交匯處容易形成淺灘、開闊平坦的凸岸和具有水深較大河道的凹岸。凸岸用地條件好，尤以兩江相夾的凸岸為佳，既有利於城市建設，又有充足的水源便於農業生產。
樂山與宜賓屬於Y字形交匯的城市形態，而涪陵與瀘州則是支流斜交幹流的情況。來源/吳勇《山地城鎮空間結構演變研究》
因此，西南地區的河流交匯處的城鎮老城區都位於河流交匯的河口處。因此，凸岸是人口聚居的不二之選，也是城市建設的重中之重。相比而言，凹岸容易形成先天良好的港口碼頭。隨著近代以來經濟的發展，航運物流業的發展吸引了大量的人流、物流在此集聚中轉，是城鎮物流中轉的理想環境。然而，受限於古時候生產水平，老城區的發展相對突出，直到近現代才開始出現轉機，江河兩岸的發展不均衡現象開始逐漸得到改善。
城市發展逐漸走向均衡
鴉片戰爭以後，長江城市由於開埠通商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長江城市得到了一定發展。與此同時，中外貿易格局也從單一的南北走向，轉變為南北東西走向並重的新局面。作為貫穿中國東、中、西部三大區域的通道，長江經濟帶的經濟比重越來越大。
尤其是近代以來，以上海、武漢、重慶三大新的經濟中心城市為首的長江城市逐漸建立起新的城市體系，長江沿岸城市也逐漸連為一體，形成一條連接中國東、中、西部地區的長江城市帶。近代長江城市的強勢崛起，帶來了即定的城市格局，也改變了近代中國的城市發展格局，深刻影響了長江流域乃至整個中國的經濟發展格局。這種格局對後世影響很大，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
而在政策方面，許多城市在近些年來十分重視江河兩岸城市的共同發展。武漢的“一城三鎮”就是其中發展的佼佼者。除此之外，長沙等地也提出了適合於自身發展的城市規劃。長沙提出，“一江兩岸”是城市風貌的重要載體，打造湘江和瀏陽河兩條百里畫廊，著力構建“百里江廊、東西輝映、聚心控城、六脈通江”的城市整體風貌格局。
沿江城市的核心競爭力就是沿江沿河，體現其便利的交通條件，豐沛的水資源和相對平坦的地面情況。如今，中國的經濟建設局面大好，交通便捷，交通路網大力鋪開。因此，很多沿江城市已經擁有了兩座以上的長江大橋，對岸資源變得不再遙遠，如果不開發豈不是暴殄天物。從城市空間地理上看，沿江城市大多呈條帶狀展開，若城市沿江延伸過長，城市內部交通就會出現一些不便之處，從而影響城市經濟運轉。如果開發相對發展落後的對岸，就能解決交通堵塞與老城區發展受限的問題，從而有助於沿江城市轉變為團狀或放射型城市，更加高效地助力城市發展。
參考文獻：
楊柳：《風水思想與古代山水城市營建研究》，重慶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
王毅：《南京城市空間營造研究》，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
吳勇：《山地城鎮空間結構演變研究》，重慶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
何一民、胡中華：《清代長江水系沿江城市的數量、規模及空間分佈》，《史林》，201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