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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儒林外史》第三回“周學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戶行兇鬧捷報”中，范進中舉後的喃喃自語。每次看到這句話，我們腦會中會浮現范進披頭散髮、兩手黃泥、淋淋漓漓一身水的瘋癲之態。讀者往往覺得這個故事裡為科舉痴狂的范進很可笑，而范進周圍的親友在他中舉前後的變臉速度也讓人不齒。
《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塑造眾生相可謂入木三分，他辛辣犀利的筆鋒彷彿是封建制度、炎涼世態的“照妖鏡”。
前期唯唯諾諾的范進，中舉之後跑到大街上，樂得鞋都跑掉了一隻，清醒後一改從前怯懦之態，也擺起了架子。
而原本凶神惡煞、動輒打罵的胡屠夫，在女婿中舉之後，賠笑臉自稱“小老”，那隻打過範舉人的手也在心理作用下疼痛得不能屈伸。
這人間百態讓人啼笑皆非，那麼，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
范進的失態是因為他太過熱衷功名利祿、利慾薰心嗎？如此趨炎附勢的社會風氣，又是什麼造成的？
我們先來看一看范進老爺的身世背景。范進雖然是讀書人，但他只能算是一個“窮書生”。家裡世代務農，沒積累下來多少錢財，而范進本人又不事農桑、不善經營，還有一位老母親要養，家裡只能靠著一點家產緊巴巴地過日子。
胡屠戶訓斥范進。來源/電視劇《儒林外史》截圖
吳敬梓對范進夫人胡氏的著墨不多，但從胡屠夫的口中我們知道，胡氏“在家裡長到三十多歲”還未結親，這在古代已經是妥妥晚婚了。作者也借佃農何美之渾家之口道出了原因，原來這胡氏“一雙紅鑲邊的眼睛，歪腿爛腳，還有一頭黃頭髮”，再加上其父胡屠夫暴躁粗鄙，結果到了三十幾歲還沒有婚配。而范進娶了胡氏，大概率說明範進年紀與胡氏相仿，也是三十幾歲，年輕時的范進很可能也是實在太窮、太沒出息，沒人願意與他結親。
五十多年來，范進一直在讀書、考科舉，他沒有為家裡掙過什麼錢，家裡就僅靠著母親和妻子兩個人支撐。妻子要通過針線活、去鄰居家做工來補貼家用。而范進作為幾十年來孜孜不倦的讀書人，每年都需要花費大量的銀錢去買書、買筆墨，對范家是非常大的負擔。范家幾十年來缺衣少食，豬油都不曾吃過幾次，而范進每逢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都要去參加，這時候情況就更差，全家都要挨餓受凍，勒緊褲腰帶供他趕路考試。
即便這樣堅持不懈，范進到了五十多歲還只是個一無所用的“窮秀才”。清代人的平均年齡不過四五十歲，儼然已是“小老頭”的范進到五十多才考上秀才，幾乎一事無成，這讓許多人都看不起他。他的岳父胡屠夫尤其瞧不起他，罵他是“現世寶”，說他“這尖嘴猴腮，也該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鵝屁吃”。
老岳父吹捧逢迎。來源/電視劇《儒林外史》截圖
范進一朝中舉，這樣揚眉吐氣的大喜事幾乎翻轉了他的悲劇人生，他能不高興嗎？
談起范進考得有多好、中了舉人是什麼概念，就要先了解古代科舉制度及科舉選拔人才的嚴苛殘酷。
自隋唐推行“科舉制”後，普通人有了穩定的向上通道，平民子弟不必困於出身，和鮑照一樣“吞聲躑躅不敢言”。所以無數平民學子夜以繼日、挑燈苦讀，希望通過讀書、考試謀得一官半職，改變命運。歷經多朝，至於明清時期，科舉制度愈加完善，科舉制度對社會的影響也深入骨髓。明太祖洪武十七年（1384）頒行科舉程式，將科舉考試分為四級——童試、鄉試、會試和殿試，此後明清兩代基本沿用四級考試作為基本程序。清代沿襲明代科舉制度並對其進行了一些調整和補充，制定了中國古代最縝密、完善的科舉制度。
《觀榜圖》（局部）。作者/（明）仇英（傳），來源/臺北故宮博物院
那麼在清代，科舉需要考哪些內容呢？首先是小試，也稱童試。這是學子們正式進入科舉制度的第一關，它並不是一次考試，而是由縣試、府試、院試三次考試組成的。依次通過這三門考試的人才能成為生員，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秀才。范進54歲考中秀才，其實是才摸到科舉考試的門檻。
正式考試分為三個等級，即鄉試、會試、殿試，每兩年或者三年舉辦一次，這三個考試的規格級別和嚴格程度逐級遞增。士子在通過鄉試後成為“舉人”。舉人由各地方提供一定的經濟資助，至北京參加次年的會試。會試及第後則稱貢士。貢士再經以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殿試後根據成績排名分為三甲，一甲三名，即狀元、榜眼及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終於考完所有科舉考試後，三甲之外的學子還要進行一次考試，那就是朝考，這和授官有關。
考試程序已經如此繁瑣，那名額多不多呢？范進處於清代前期，清初剛剛實行科舉考試，為籠絡人心、鞏固統治，各省鄉試舉人中額頗多。以順治二年（1645）為例，據記載，朝廷確定各省的鄉試定額，順天中式168名，內直隸生員貝字號115名，北監生皿字號48名，宣化旦字號3名，遼學奉天府學夾字號2名；江南中式163名，內南監生皿字號38名；浙江107名，江西113名，湖廣106名，福建105名，河南94名，山東90名，廣東86名，四川84名，山西79名；陝西79名，內寧夏丁字號2名，甘肅聿字號2名；廣西60名，雲南54名，貴州40名。（《清朝文獻通考》，清 裕磺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
也就是說，在清代錄取舉人數量較多的年份，三年一次的考試全國總共只有1638個名額。而隨著各地形勢的基本穩定，各省鄉試舉人中額趨勢由松轉緊，順治十七年的鄉試定額甚至“照舊減半”，至康熙年間，錄取的平均人數更少。據統計，康熙朝共舉行鄉試22科，錄取舉人總共才17494。那時候，在全省考試中考到前幾名才能成為舉人，按照現在的招生數量計算，考中舉人的概率相當於清華北大錄取率的1/20。而范進從二十歲開始考試，到五十多歲才考上秀才，卻在第一次鄉試中就中了第七名亞元，這不能不說是奇蹟，也難怪范進如此高興了。
清代的舉人可謂萬里挑一，這個身份相當有含金量。秀才社會地位有所提高，有了一些特殊待遇，但他們不能依靠這個身份餬口，只能在鄉間教書，做個私塾先生，再不濟是被某些府上請去教書，而舉人就不一樣了。首先，成為舉人就意味著已經可以步入仕途了。按清代科舉制度的規定，舉人已經是正式的科名，具備做官資格，可以通過揀選、大挑和截取三種途徑任官，可以擔任的官職有知縣、州學學正、縣學教諭等州縣官學。再者，舉人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較上一級的秀才都產生了質變。舉人是清代社會紳士階層的主體，社會地位與知縣相當，經濟上當地政府也會有補貼。除此之外，清代舉人可以免除賦稅徭役等，甚至還可以通過買賣額度覆蓋日常開銷。對於困苦多年的范進來說，這簡直是天翻地覆的變化，幾十年的寒窗苦讀終於得償所願，從此以後都不必看人臉色，不必吃不飽穿不暖，他可以帶領全家走向美好生活。
而范進在中舉後繼續了他的開掛人生。鄉試放榜後沒過多久，范進參加會試，又中了貢士，但范進的老母親因為承受不住這麼大的消息竟喜極而死，而范進也為母親守孝了三年。守孝完之後，范進去參加殿試，又成績合格，連中進士。之後，范進踏踏實實做事，政績也被皇帝看在眼中，很快受到賞識，僅僅用了五年就從進士一路高升，做到山東學道，掌管一省的學習政令和統攬當地的考試。最後又升官成為通政使司的通政使，成了直達御前的正五品官員。從五十多歲中秀才到中舉人，再到進士，最後成為京官，范進的一生可謂先抑後揚，後來居上。
吳敬梓所寫的故事諷刺的是科舉制度對人的毒害，而非范進這類“科舉狂魔”本身。從范進到周圍迅速變臉的親友，他們呈現出這些滑稽的姿態，是受當時科舉制度和社會大環境影響的。科舉本是通暢階級流通渠道、選拔有才之士的有益之舉，“學而優則仕”也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實現人生價值的核心信條。然而君主專制社會缺乏公平競爭機制，其舉辦科舉選拔的根本目的還是維護自己的統治。科舉制將“學”與“仕”“讀書”與“做官”聯繫在一起，也將科舉與讀書人的命運緊緊拴縛在一起。迂儒士子們為了通過科舉考取功名，嚴格遵照八股考試的內容“認真學習”，鮮有自己的思考和思想。就這樣，清代統治者通過科舉考試束縛知識分子的思想，這種海市蜃樓般的平等機會卻“賺得英雄盡白頭”。
范進一生忍辱屈卑，執著於功名，中舉前受盡世人的調戲與諷刺，也有很多在我們看來十分荒唐的思想和行為。范進一家寧願餓肚子也要供他考試，五十多歲的人為了科考，竟然從來沒有真正做過養家餬口的工作。這樣荒唐的人生歸根結底是因為封建壓迫下，科舉制度所給予的人生逆轉的誘惑實在太大。浸泡在這種環境中，為考而讀的思想早已深深植入他們的靈魂，而他們也甘願自我禁錮。吳敬梓在對他們進行辛辣諷刺後，筆下抒發更多的是同情和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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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念祺．科舉制度廢除一百年之回眸（專題討論），學術月刊，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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