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二十年,活下來的“幸運者”:撿回了一條命,日子卻不像人樣

非典二十年,活下來的“幸運者”:撿回了一條命,日子卻不像人樣

2003年,一場大規模的傳染病在中國南方悄然蔓延,人們把這場被載入史冊的瘟疫稱為“非典”。如今,20年已經過去,非典的傷疤也早已癒合,但在歷史的角落裡,還有這樣的一群人,他們仍深陷在過去的泥沼中……

01

“撿回了一條命,也借下了一堆債務”

郭仕程是全國非典“2號”病人,他從沒想到,自己會成為一場歷史大事件中的關鍵人物。

2002年12月,郭仕程感到喉嚨不舒服,去醫院吊針幾天都不見好轉,反而開始咳嗽,於是他決定轉到市人民醫院看看。醫生告訴他可能是肺癌,需要做探管檢查。幾天後,郭仕程因突發高燒而住院。

當時,郭仕程所在病房的對面住著非典“1號”病人黃杏初。隨後,黃杏初因病危轉到廣州治療,很快郭仕程也因病危,轉入廣州呼研所,成為鍾南山治療的首位非典患者。後來郭仕程經常開玩笑說:憑自己的名字,就能隨意進出鍾南山的辦公室。

非典痊癒後,郭仕程覺得自己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然而,他做夢都沒想到,由於治療期間大量使用激素,自己的後半生都要與股骨頭壞死的後遺症一起度過。

圖源網絡

2004年,郭仕程接受股骨頭壞死的手術,醫生從他的左腿取出了一截骨頭用來移植,兩支大鋼釘被裝進他的體內。手術後,郭仕程說:“走上幾分鐘就受不了,比死都難受,家裡馬桶的高矮都是特製的,否則上個廁所都受不了。”

不僅如此,高血壓、糖尿病、肺部纖維化的疾病也隨之而來。郭仕程抱怨:每天吃的藥比吃的飯還多。

因為是最早的非典病人,而且沒醫保,這些年來,郭仕程的治療費用都是自掏腰包,前後已經花了70多萬。為了治病,郭家花光了所有的積蓄,賣掉了家裡的房子,還欠了一屁股債,兒媳和兒子也因此而離婚。

02

“等到看不見的那天我就走”

2003年5月8日,是張金萍走出非典病房的日子,她覺得自己的生活變得那麼美好,沉默寡言的丈夫開始變著花樣給自己做飯吃,剛剛畢業的女兒也找到了工作。然而,幸福卻只是短暫地停留了一下。

由於治療非典時,張金萍使用的激素比別人多,後遺症也比一般人嚴重。半年後,張金萍相繼被確診乾眼、股骨頭壞死、腦梗等病症。光是治療乾眼症,一年下來買人工淚液的費用就要2萬塊。

但生活對她的打擊還遠不止於此,婆婆心臟病突發、女兒因手術造成腦癱,自己又因疾病找不到工作,全家得開銷就靠丈夫一個人,丈夫也變得一夜白頭。

張金萍與女兒丨圖源:鳳凰網

沮喪的時候,張金萍有想過一死了之,她說,“不想等到眼睛失明之後,連自殺的門都找不著了”。病友們都勸她不要想不開,但張金萍從來沒有放棄過自殺的念頭,偷偷揹著家人,積攢了整整一大瓶安眠藥。

生病之後的張金萍變得不愛出門,也不愛社交,有時,家裡的電話響半天,她也不接,“我不願意見到以前的同事、朋友,看著他們一個個過得比我好,心裡覺得委屈”,張金萍說道。

張金萍喜歡把自己困在那間潮溼的小黑屋裡,沒有表情,沒有言語,她閉上眼睛,一遍遍地在回想:“如果當初不去住院,就不會感染非典”。

03

“坐公車,有小姑娘讓坐,

我不知坐還是不坐”

2004年1月,老汪被確診為股骨頭壞死。當時,妻子劉梅強裝鎮靜地對丈夫說:“沒關係,癱了我推你。”

開始,老汪為了維持自己作為男人的自尊,每次和劉梅出去買菜時,實在疼得厲害時,才拄個小柺杖。有時候在公交車上,有小姑娘給他讓座,老汪也會感覺很尷尬。“我不知坐還是不坐,這些微妙的心理是正常人很難體會的”,老汪說。

時間一久,老汪的脾氣開始變得喜怒無常。面對為給自己治病,四處奔波的妻子,總是冷眼相待,有時甚至拒絕和她說話。久而久之,劉梅的熱情被一點點地澆滅,最後妻子提出了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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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汪心裡知道劉梅也是為自己好,但也只能在心裡自責:“其實我也不是衝著她,但我心裡有怨氣,控制不住,只能撒在她身上。”

除了股骨頭壞死、肺纖維化等生理摧殘,非典後遺症患者還有個共同症狀:心理問題。他們普遍認為,自己再也無法回到正常人的生活狀態。“活得沒尊嚴,要健康沒健康,要錢沒錢,要家沒家。”一些非典後遺症患者說。

04

“永遠不能翻過非典那一篇”

2003年3月,新姚和丈夫、公公、婆婆一家四口,先後被確診為非典。當時22歲的新姚已經懷孕6個月,但因非典救治時,使用大量激素,醫生勸新姚拿掉孩子。看著引產的胎兒,新姚精神大受刺激,落下了癲癇的毛病。她說自己永遠忘不了那一天。

出院半年後,新姚再次懷孕。不幸的事,丈夫和婆婆相繼出現股骨頭受損的症狀。為了趕在雙腿癱瘓時,給即將出生的孩子賺一些生活費,丈夫沒日沒夜地跑長途運輸。

很快,丈夫因過度勞累,股骨頭壞死從二期到四期,最後不得不做股骨頭置換手術。為了做手術,他們把家裡能賣的東西都變賣了,冰箱、電視、洗衣機、嫁妝……那是全家最艱難的時候,每個月只靠公公的兩三千塊退休金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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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新姚和丈夫都喪失勞動能力,一家人就只能靠低保過日子,新姚抱怨地說:“永遠不能翻過非典那一篇”。

05

“與非典有關的一切,

都成了家裡的敏感詞”

非典治癒後不久,路梅就被確診為股骨頭壞死,她和丈夫商量好不要孩子。

2008年,路梅意外懷孕,但她卻高興不起來,她擔心自己的身體狀況會影響孩子的健康,計劃打掉孩子,最後在家人的勸說下才打消念頭。

幸運的是,路梅生下來的孩子很健康。只是喜悅沒有持續多久,因為骨頭壞死,路梅連抱孩子這樣簡單的動作也做不了,孩子只能由外婆來帶。有一次在餵奶時,孩子動了一下,路梅的手沒勁抱不住,孩子就直接滾到地上去了。

正在廚房做飯的外婆跑出來,看著哭泣的外孫和懊惱的路梅,極力壓制自己的情緒,不敢在女兒面前流露出半點沮喪。在這個家裡,那些與非典有關的一切,都成了家裡的敏感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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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尤其是那些“後遺症”的倖存者,活著對他們而言,是幸運也可能是不幸。非典後遺症患者大多數喪失工作和勞動能力,但卻一直得不到妥善的社會救助,唯一能拿到的是每年幾千塊的救助補貼。但這對於他們而言,無疑是杯水車薪。

本文首發於“39健康網”今日頭條

參考資料:

[1]《廣東“非典”10年:傷痛與重生》,三聯生活週刊,2013-03-13

[2]《非典十年後:那些活著的後遺症患者》,鳳凰網,2013-03-06

[3]《非典媽媽》,半月談網,2013-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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