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曹操、孫策的“贊助商們”都去哪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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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商人參與政治投資並獲得高額回報的代表，當屬奇貨可居的呂不韋。他早早把寶壓在秦異人身上，匡扶兩代君王，終成一代名相。然西漢以降，行商為賤業，導致商賈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受人白眼。所以到了亂世，他們積極參與戰爭，希望如呂不韋這般，憑藉從龍之功完成階層跨越。

呂不韋

漢末三國時代的創業者們，如劉備、曹操、孫策、袁紹、呂布、公孫瓚等人，也得到過諸多“贊助商”的支持。經過一系列角逐後，曹、劉、孫三家最終殺出重圍，分別建立了魏、蜀、吳三大政權。公司一經上市，股東自然會得到分紅。那麼，當初資助過劉備、曹操、孫策的“贊助商們”都去哪兒了？他們最終有沒有得到豐厚的政治回報呢？

霸主背後的“贊助商”

若以身份而論，漢末軍閥背後的“贊助商們”自然不會只有商人。除商人外，還有以文化見長的士族、以武力見長的豪族以及以法律見長的文法吏。這幾類群體由於出身、文化等因素，各自掌握的政治、軍事、經濟力量都有較為明顯的差異，因而他們的“贊助”也有很大不同。現分而述之：

士族，按毛漢光《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即士人與家族的結合，自西漢末年發展而來。東漢以降，學人多以通經出仕，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家族的儒學化。故籠統來說，凡是以儒學文化傳家且連續幾代都有人入仕的家族，都可稱一聲士族。如世族、氏族、勢族、冠族、名族、甲族、盛門、名門、高門、郡望、舊姓、右姓、著姓、大姓、門閥、世胄等，都可謂宏觀意義上的“士族”。

然而，“士族”的定義在學界尚未定論。唐長孺先生在《士族的形成與升降》（收錄於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拾遺》）中指出，漢末大姓只是魏晉士族的基礎，在九品中正製出現後，士族的世襲特質才能有所保證。唐氏之說可謂精闢，如漢末的潁川荀氏、汝南袁氏、下邳陳氏，可稱為大姓、著姓，卻算不上真正的士族。為便於理解，下文統一用“士族”之說，意在突出其在文化、政治上的領先地位。

與之相對的便是“豪族”，意指地方上“富而甚無知”的豪強勢力（延伸閱讀請參看楊聯陞《東漢的豪族》）。外戚與宦官所屬亦是豪族。這些土豪，在地方上富有田產，能豢養一定數量的佃戶與部曲，進而組織起一支頗有威懾力的武裝力量，從而保證家族在一縣之地聲勢不墜。還有一種情況是，豪俠以“俠氣知名”，從而招攬到一批志同道合之士，擁有可觀的軍事力量。

“琴棋書畫”是當時提出的豪門子弟的教育標準之一。圖為漢末三國灰陶撫琴俑。來源/羅開玉《三國蜀漢土著豪族初論》

《三國志·魏志》卷18《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所載人物，幾乎都是此類出身。如山陽人李典，便是典型的地方土豪，史載其叔父李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曹操起兵後，乘縣李氏順勢而起，“以眾隨太祖，破黃巾於壽張，又從擊袁術，徵徐州”。而江夏人李通，則是典型的遊俠人物。他少時“以俠聞於江、汝之間”，後與“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眾多歸之”，同樣是以武力見長的大豪強。

影視劇中的李典。來源/94版《三國演義》截圖

最後是比較特殊的文法吏。他們通曉法律、熟於政務，且執法不徇私情、嚴峻酷烈。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儒生亦表現出這種傾向。早在西漢時期，以“明經好學”而著稱的鄭弘、鄭昌兄弟二人便“通法律政事”；就連儒門祖師孔子的嫡系後人孔光，也“明習漢制與法令”。及至東漢，朝廷以“經術”與“吏化”並重，既重視官員在儒家經典上的修養，也強調官吏在職期間的“功勞”。儒生一旦進入官場，想要有所建樹，便不能只依靠文化，其對律法、政務的熟悉與否，亦決定仕途的高低，由此推動了儒生與文吏的融合（延伸閱讀請參看閻布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三版）》）。

在此情形之下，許多大族、著姓也曾世代學習律令。《太平御覽》卷638引《會稽典錄》記載：“董昆字文通，餘姚人也。少遊學，師事潁川荀季卿，授《春秋》，治律令，明達法理。又才能撥煩，縣長潘松署功曹史。……（刺史盧）孟問昆：‘本學律令，所師為誰？’昆對：‘事荀季卿。’”又據《後漢書·鍾皓傳》記載：“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為郡著姓，世善刑律。”潁川荀氏、鍾氏不僅是文化世家，亦世代習律，還有雄厚的經濟基礎，這便意味著許多類似的士族都能對軍閥進行全方位的資助，如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因此觀之，士族在眾多“贊助商”中當位居第一等。

其次，便是以武力見長的豪族。在東漢家族儒學化的背景下，一些豪族通過研習典籍，抑或是在外戚、宦官的庇廕下，逐漸擁有了入仕資格；他們雖比不上歷世著名的士族，卻也擁有了一定政治資本。如譙縣曹氏，在曹操的父祖輩中，除其父曹嵩是花錢買來的太尉之外，還有一位大長秋、一位長水校尉以及七位國相或郡守；而沛國夏侯氏與曹氏世代通婚，也非一般寒門（延伸閱讀請參看王永儁《三國曹魏政治集團之演變》）。故曹操起兵後，曹仁、曹洪、夏侯淵、夏侯惇等人能盡起家中資財相助。

豪族的發展有賴於殘餘的奴隸制度。圖為漢末三國持鍤執箕俑。來源/羅開玉《三國蜀漢土著豪族初論》

最後，則是單純以通曉法令見長的文法吏，以及擁有財力的商人。曹操在兗州時，殺名士邊讓，以致陳留太守張邈、濟陰太守吳資與陳宮等人皆反叛。儘管兗州士族背叛了曹操，但勢單力孤的文法吏並未盲目離去。如程昱、毛階、滿寵、薛悌、萬潛、王思等人，日後都成為一方重臣。尤其是毛階，後出任丞相府（即曹操霸府）東曹掾，與崔琰主持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曹操也感慨道：“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可見，文法吏在曹魏政權的草創階段起到了比較突出的作用，這同樣是一種“贊助”。

至於純粹的商人，在正史中並不常見。孫堅起兵之初，“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儁併力奮擊，所向無前”。蜀主劉備創業之初，曾受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以千金資助。還有與士族格格不入的公孫瓚，曾與卜數師劉緯臺、販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結為異性兄弟，彼此通婚，並以伯仲叔季排輩。這三人的社會地位雖然不高，卻個個“富皆巨億”，為資助大哥公孫瓚起事，想必會散盡家財。劉備到中原後，還得到了徐州首富糜竺的資助。史載，東海糜氏“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儘管糜竺曾被陶謙闢為徐州別駕，這明顯也是陶謙對糜竺的拉攏之舉，結合糜竺與簡雍、劉琰等人皆好清談而無實際才幹（見《三國志·簡雍傳》），可知東海糜氏為士族的概率並不大。

“贊助商們”的話語權

上述可見，漢末三國時代的“贊助商們”也有高低之分。

商人社會地位不高，其擁有的財富由於缺少武力威懾，有時非但不是優勢，反而會惹禍上身。因此，一些商人或家底雄厚之人會在亂世之際招兵買馬，依險要之地而建塢壁，從而掌握一定的軍事實力。但這樣的組織，其實已屬於豪族範疇。若只以商人身份對軍閥進行投資，主動權必然是最低的。以公孫瓚為例，隨著這位北地梟雄的覆亡，與之深度綁定的三位億萬富豪，其結局可想而知。

這個失敗案例反映出商人在亂世中的無奈。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想要有一線生機，不僅要看運氣，也同樣考驗自身的選擇與眼光。清醒者如田疇、王烈，後者“為商賈自穢”，避難遼東後及時抽身，拒絕公孫度與曹操的數次徵辟，得以安享晚年。成功者如糜竺，在劉備創業初期給予其莫大支持，甚至放棄曹操給予的官職（嬴郡太守），以至於他雖無多少才幹，卻一直以清貴身份跟隨劉備左右，後受封安漢將軍，得享尊榮。即便其弟糜芳反叛，糜氏在蜀漢仍備受恩寵，糜竺子糜威任虎賁中郎將、孫糜昭任虎騎監，皆掌中央禁衛，可謂帝王心腹。

當然，這也是糜竺的幸運。亂世之下，出身不高的軍閥，更容易接受商賈的贊助。孫堅父（一說祖）孫鍾少時寒微，種瓜為業；公孫瓚生母卑微，不喜與世族來往；劉備亦曾以織蓆販履為業，後憑藉盧植弟子的名義進行政治活動（延伸閱讀請參看津田資久《劉備出自考》）。在來到徐州後，陳紀、鄭玄、孔融等當世大儒為之題扶，劉備這才在中原站穩腳跟（延伸閱讀請參看饒勝文《大漢帝國在巴蜀——蜀漢天命的振揚與沉墜（修訂版）》）。反觀袁紹、曹操這樣的士族、豪族，雖然也能接受商人，但這種可有可無的投資未必能引起他們重視。而這，或許是田疇（河北隱士，曾作為嚮導助曹操大破烏桓）不受袁紹徵辟、又拒受曹操封侯的原因之一。

漢代的富商十分常見（延伸閱讀請參看瞿同祖《漢代的社會結構》），漢末名士仲長統曾雲“豪人貨殖，館舍佈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不過，真正以商賈身份而留名者卻寥寥無幾。公孫瓚的三個義弟，也只見於王粲《英雄記》，而不入正史。商人並非罕見，只是身居賤業，不如“豪族”身份更能拿得出手。不過，對先天條件不好的孫堅、公孫瓚、劉備而言，商人的資助又恰到好處。同時也要看時機，倘若劉備起勢之後糜竺再行投資，效果也將會大打折扣。陳壽對劉備的“白手起家”不曾避諱，故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才有幸留名於史。魏晉以後，門閥士族壟斷了社會資源，名士經商亦不在少數；彼時，商人幾乎已淪為他們的附庸，更不如從前。

作為“特長生”，文法吏的待遇要比商人好一點。據《三國志·趙雲傳》注引《雲別傳》記載：“先是，（雲）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白先主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為軍正。”趙雲為夏侯蘭求情時，優先強調他“明於法律”，可見文法吏是比較受歡迎的人才。但上文已述，由於東漢官吏的考核與升遷十分重視“功勞”，世家大族也開始研修法律，所以漢末三國時代的文法吏遠不如士族有競爭力。在此情形之下，文法吏也只能牢牢依附於統治者，成為曹氏、孫氏對抗士族、豪族的一把利刃。

在這種依附關係下，出身不高的文法吏一旦遭到厭棄，就會隨時被拋棄。曹魏名臣毛階曾掌選舉多年，備受曹操好評，風光一時。可僅僅是因為在奪嫡之爭中支持曹丕，他便招致曹植親信丁儀的誣告，得了個“誹謗朝政”的罪名。儘管曹操在政治上有理由相信毛階（延伸閱讀請參看柳春新《崔琰之死與毛階之廢》，收錄於氏著《漢末晉初之際政治研究》），但為了維護愛子曹植，最終仍將毛階罷黜。在東吳政權，亦有鬧得沸沸揚揚的“呂壹案”。孫權任用酷吏呂壹以打壓士族，牽扯人員涉及到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高官，以致引起公憤，外戚步騭與江東士族的代表陸遜、流寓士族的代表潘濬皆對呂壹頗有微詞。為平息眾怒，孫權最終將呂壹斬首。

影視劇中的曹植與曹丕。來源/電視劇《軍師聯盟》截圖

與之類似的還有東吳“暨豔案”。不同的是，暨豔似乎並非是出身單家的寒微小吏。田餘慶先生在《暨豔案及相關問題》（收錄於氏著《秦漢魏晉史探微》）中指出：暨豔門戶較低。可在補註中，田先生又引敦煌《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一卷並序》稱：“蘇州吳郡出五姓：朱、張、顧、陸、暨。”暨氏雖然是吳郡當地僅次於顧、陸、朱、張的豪族大姓，但從暨豔行事來看，他頗有酷吏風範。可見想要抑制士族發展，就必須採取與儒家對立的法家手段，暨氏尚且如此，更別提其他的文法吏了。可以預見，在三國儒法之爭的大背景下，政治基礎薄弱的文法吏將被統治者裹挾著與士族對立，前景十分堪憂。

最後是豪族與士族。魏晉之前，這兩個群體並沒有明顯的分界線，為便於理解，才將文化與武力作為判定依據。豪族擁有土地、軍隊，亦可以學習文化，有成長為士族的潛力；士族在文化、政治、人脈上佔據優勢，也有機會接觸軍隊。對於這兩大群體，任何軍閥都不能將其忽略。因此，豪族、士族在成為曹、劉、孫三家的“贊助商”時，擁有足夠的話語權，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一些主導權。

明何宇度《益部談資》記載：“先主寓荊州，從南陽大姓晁氏貸錢千萬，以為軍需，諸葛孔明擔保，券至宋猶存。”吳偉業《綏寇紀略》亦載：“獻賊破荊州時，民家有漢昭烈帝借富民金充軍餉券，武侯押字，紙墨如新。”此處記載了劉備向南陽土豪借錢、諸葛亮為之作擔保之事（今本《益部談資》無載，此事可信度有待商榷），說明豪族對軍閥的贊助是相對自由的。而在曹魏政權的草創階段，一些豪族在投降曹操後，仍可領本部兵馬。如李乾去世後，由其子李整統兵；李整去世後，這支軍隊又交由李典。此外，臧霸率泰山諸將在歸附曹操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仍在青、徐地界上享有半獨立地位（延伸閱讀請參看田餘慶《漢魏之際的青徐豪霸》，收錄於氏著《秦漢魏晉史探微》）。

武侯高臥圖。作者/（明）朱瞻基，來源/故宮博物院

至於東吳，將領世襲領兵、養兵的情況更是常見（延伸閱讀請參看高敏《孫吳世襲領兵制度探討》，收錄於氏著《魏晉南北朝兵制研究》，及唐長孺《孫吳建國與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收錄於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徐盛去世後，其子徐楷“襲爵領兵”；還有凌操（祖）、淩統（父）及二子凌烈、凌封，連續三代皆領兵。這些世襲掌兵的例子證明：豪族對軍閥進行投資後，仍掌握一定的自主權。這種情況在江東似乎更為常見，甚至有一些學者嘗試用“貴族制”來解釋孫氏與地方豪族共存這一現象（延伸閱讀請參看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研究》）。

不難看出，這些“贊助商”已成為“大股東”，深深根植於集團中。就算是主政的孫氏，也無法將他們驅除出去。有學者曾統計江東中央文官的籍貫與出身，以淮泗舊將與流寓士人為主的北方人共99人，佔35.61%，而以江東大族為主的南方人則達到179人，佔64.38%。由此得出了“孫吳政權基本上就是以江東士人為主要支持力量”這一結論（延伸閱讀請參看黃熾霖《從中央文官之地域分佈及政治派系看孫吳政權的江東化》）。雖然這份統計數據未必全面，但的確反映出了“贊助商們”在集團中的重要性。

魏蜀的士族、豪族如東吳一般。劉備自創業以來，沒有宗室支持，所信賴的關羽、張飛也先後遭遇不測，故而荊州士族與投誠而來的東州士族仍在蜀漢集團中佔據主導地位。劉備入蜀之後，曾命諸葛亮、法正、伊籍、劉巴、李嚴五人作《蜀科》，這部治理蜀地、蜀人的法典竟無一個土著參與，“贊助商們”的話語權可見一斑。後來，隨著蜀國的覆滅，這些與國同休的“贊助商們”要麼殉國而亡，要麼被遷往北方，再無往日輝煌。

同樣是改朝易代，北方的“贊助商們”避免了這種命運。曹操執政期間，雖對世家大族有所打壓，但在晚年卻有所轉變。至曹丕繼位，擁護他贏得奪嫡之爭的士族也成為大贏家，紛紛身居高位。儘管曹丕曾連殺曹偉、鮑勳、楊俊以打壓朋黨勢力（延伸閱讀請參看李昭毅《魏文帝時期的政局與人事政策》），但隨著曹魏政權的正式建立，作為主要“贊助商”的士族仍獲得了豐厚的政治回報。一方面，維護士族利益的九品中正制在曹丕任魏王后便橫空出世；另一方面，以鍾繇、陳群、司馬懿為代表的士族也進入中樞決策（延伸閱讀請參看佐藤達郎《曹魏文・明帝期の政界と名族層の動向：陳群・司馬懿を中心に》）。反觀曾風光一時的文法吏，卻失去作用。王思雖在黃初末年官至九卿，但人微言輕、勢單力孤，明帝曹叡繼位後，他旋即被潁川人辛毗替代。

當然，曹丕在位時，軍權仍掌握在宗室疏屬之手。吳質與朱鑠也曾染指過軍權，前者都督河北諸軍事，掌外軍；後者則擔任中領軍、掌禁軍。此二人是曹丕舊交，與陳群、司馬懿並列為“四友”；但出身寒微，故而被曹丕引為心腹。此外，陳群等人儘管曾短暫領過軍職，但畢竟只是曹丕徵吳期間的榮譽象徵，無法證明士族已開始掌握軍權。至明帝后期乃至齊王曹芳時，以司馬懿為首的士族借外部壓力（指蜀吳與北方少數民族的進攻）逐漸蠶食軍權，並通過高平陵之變誅殺曹爽及其三族，徹底掌控了朝政（延伸閱讀請參看仇鹿鳴《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

總的來說，蜀漢的“贊助商們”與集團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隨著集團易主，他們紛紛破家敗產，沒了往日風光。東吳的“贊助商們”主動權相對更高，故而在把贊助對象由孫氏換成司馬氏後，他們仍保留了一定實力。至於曹魏的“贊助商們”，則是贊助轉股份，徹底瓜分集團財產，自己做了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