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天堂到谷底
1890年1月31日，提奧與喬的兒子在巴黎出生，兩人為他取名為“文森特”（Vincent），與其畫家叔叔同名。彼時，提奧正在籌劃自己的畫廊；梵·高的十件作品則於三月在獨立藝術家沙龍展出——被莫奈盛讚為展覽中最好的畫作。
喬與兒子文森特
在小文森特出生後，梵·高寫道：“我打算馬上為他畫一幅畫，掛在他們的臥室，畫中會有白色的杏花和藍色的天空。”六月初，提奧與喬帶著兒子來到巴黎郊區的Auvers-sur-Oise，在醫生保羅·加歇特（Paul Gachet）家中的花園裡，梵·高見到了小侄子。
文森特·梵·高《The Pink Orchard also Orchard with Blooming Apricot Trees》，布面油畫，65×81cm，1888年
文森特·梵·高《加歇特醫生肖像》（Portrait of Dr. Gachet），布面油畫，67×56cm，1890年
生活看似一片光明，但一切即將急轉直下。一個多月後，梵·高開槍自殺；六個月後，提奧因梅毒逝世。前者37歲，後者33歲。而此時，喬28歲，與提奧結婚21個月，小文森特即將滿一週歲。或許，正如梵·高去世前對提奧所說的最後一句話：“悲傷會永遠持續下去。”
接二連三的打擊讓喬十分迷茫，尤其是公寓裡還堆滿了梵·高的畫作，也是提奧留給她的“遺產”——200多幅油畫、數百幅手稿、兄弟兩人的大量信件——在當時基本上不值錢。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後，喬決定回到家鄉荷蘭，在阿姆斯特丹附近的小鎮布森（Bussum）開設一家寄宿旅館。
文森特·梵·高《Ward in the Hospital in Arles》，布面油畫，74×92cm，1889年
臨行前，梵·高的朋友、畫家埃米爾·伯納德（Émile Bernard）建議她將藝術家的作品留在巴黎，他可以幫忙售賣。如果喬應允，梵·高或許仍將籍籍無名。但出於某種神奇的直覺，喬並未這樣做，她將這些作品全部隨身帶回。
此後，她的生命幾乎被兩個“文森特”佔據。一個是將兒子撫養長大，一個是將梵·高的作品推而廣之。某種程度上，兩者都算是提奧的遺願。
文森特·梵·高《The Sower》，布面油畫，1888年
02
故事的魔力
如果用時興的話來說，喬肯定是家中“特立獨行的小姨”。她於1864年出生在阿姆斯特丹一個富裕家庭，在七個孩子中排名第五。與姐姐們早早嫁人、成為家庭主婦不同，喬被允許上大學，精通英語、德語和法語，曾在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實習過幾個月，在22歲時成為了一名英語老師。
左邊為喬·梵·高-邦格爾
她與哥哥安德里斯·邦格爾（Andries Bonger）最為親近，後者是一位藝術品收藏家，也是他將提奧介紹給妹妹，後來還差點與其一起開畫廊。不過一開始，喬已有男友，而提奧卻試圖“挖牆腳”，直接向她求婚，被斷然拒絕……直到兩年後，喬恢復單身，在那個年代已算“剩女”。或許是迫於成家的壓力，或許是出於喜歡藝術，她決定與年長自己五歲的提奧結婚。
喬與提奧
而作為英語老師，喬熱愛文學，最愛英國作家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小說《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她曾在日記裡寫道：“艾略特是我自童年以來就愛戴且敬重的一位女性，她偉大、勇敢、充滿智慧。”
喬治·艾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書籍封面
列夫·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書籍封面，也是喬最愛的作品之一。
文學中引人入勝的情節令她如痴如醉，也讓其深刻意識到故事的魔力。這種體悟在她讀到梵·高兄弟兩人的信件後格外強烈。由於提奧基本完整保留了梵·高的所有來信（而提奧寫給梵·高的信遺失較多），她得以深入走進這位飽受折磨但才華橫溢的藝術家的心靈世界，並被兄弟兩人的情誼打動。喬敏銳察覺到：除了個人風格與技巧，故事將是梵·高的一大“賣點”。
文森特·梵·高《Self-Portrait》，布面油畫，65×54cm，1889年
然而，一切並不順利。藝評家們認為梵·高的畫“粗俗幼稚”，並對喬的努力不屑一顧，認為將藝術家生平與作品相結合的評論方式很不專業，且她作為女性對藝術毫無鑑賞力。在與這些人打過交道後，喬在日記中寫道：“我們女人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男人希望我們成為的樣子。我絕不會放棄，除非這些畫得到認可。”
文森特·梵·高《Bedroom in Arles》，布面油畫，72.4×91.3cm，1888年
在她的“不依不饒”下，當時聲名顯赫的荷蘭藝評家Jan Veth和藝術家Richard Roland Holst終於改變了主意。後者還幫助喬在阿姆斯特丹舉辦了梵·高的第一次個展。而一開始抗拒將藝術家人生與作品並置的評論家也妥協了。看到梵·高的畫，人們開始不自覺地聯想到他經歷的苦痛、折磨、割耳、顛沛與孤獨。喬的目的達到了，梵·高的故事如病毒般傳播開來。而攻克了藝評家，下一步則是進軍市場。
文森特·梵·高《Self-Portrait With a Bandaged Ear》，布面油畫，60.5×50cm，1889年
03
無問西東
畫商Ambroise Vollard，保羅·塞尚所作肖像。
唯一的例外是《星月夜》，這件梵·高晚期最具標誌性的作品，也是在當時最不被理解、受到激烈攻訐的畫作。喬曾將它賣出又買回，後又再次賣出，最終幾經輾轉成為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的明星藏品。
文森特·梵·高《星月夜》，布面油畫，74×92cm，1889年
在開拓市場的同時，喬也不忘繼續鞏固其學術地位。1905年，在荷蘭現代藝術的先鋒陣地——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Stedelijk Museum），一場聲勢浩大的梵·高個展即將開幕。對於展覽籌備，喬事必躬親——邀請來賓、印刷海報，甚至工作人員的領帶都是她準備的。這場彼時最大的梵·高展共呈現了484件藝術家作品，不僅是對其成就的階段性總結，更是對喬近15年心血的回饋。
此後，從歐洲到美國，她不斷將梵·高推向世界。在54歲之際，她來到紐約，花了三年時間，進行聯絡、宣傳。同時，她開啟了其晚年最後一項宏大工程——將兄弟二人的信件翻譯成英語。堅定、不退讓，是喬不變的個性：由於書信篇幅太長，出版社希望只出刪減版，但她絕不同意。
梵·高的書信集
最終，第一版完整書信在她去世後兩年於1927年在美國出版。前言中，她再度提及梵·高坎坷的人生，並指出：“提奧是那個唯一且永遠理解他、支持他的人。”這或許也是為何在去世前夕，她將提奧的墳墓遷至梵·高的葬身之地旁，在當時顯得頗為驚世駭俗。
文森特·梵·高與提奧的墳墓
在梵·高兄弟去世後，對於兩個“文森特”的責任或是支撐她走下去的精神支柱。但喬的個人生活並未停下來——她後來曾有過兩任丈夫。而對邊緣人群的關心，讓其在後期投身於荷蘭的勞工與女性運動。她的名字中也始終保留著自我——“邦格爾”。
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館
書籍《喬·梵·高-邦格爾：讓文森特出名的女人》（Jo van Gogh-Bonger: The Woman who Made Vincent Famous）於2022年出版，作者為Hans Luijten。
對於喬的兒子和後輩而言，梵·高的藝術無疑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財富，但也是一種沉重的負擔——他們都有意識地選擇了別的行業。1973年，梵·高博物館在荷蘭政府的支持下盛大開幕，喬的曾孫表示：“感謝喬，感謝她的兒子，這些畫作不再只屬於我們，而屬於所有人。”
2019年，博物館共迎來210萬遊客，是荷蘭最受歡迎的藝術機構之一。同一年，喬的日記在其後代的再三考慮下得以公開，這位讓梵·高火遍全球的女性終於開始為全世界知曉、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