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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時期的諸多歷史變遷歷來備受學界關注，是一個經久不衰的論題。在思想史領域，包弼德（Peter K. Bol）基於“文”（主要是古代文化學問）與“道”（主要是道德思想學問）兩種概念，提出了有名的“唐宋思想轉型”說，即古代中國的士人文化在唐宋時期大致存在從“文”到“道”的思想轉型。包氏認為，與具有多樣性特徵的蘇學等學說相比，程朱理學原本與8世紀以來的主流思潮“格格不入”， 其在後世成為正統官學並非唐宋思潮演變的必然結果。在包氏前後，尚有眾多學者從不同層面論說唐宋時期思想文化轉型問題，觀點雖不盡相同，但學界大體認同唐宋時期確實存在重要的思想變遷，值得深入探研。
論及思想變遷，同一時期的科舉制度演變不能不予以重視。蘇軾曾論述科舉制度與學術思想的互動關係：
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士，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為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
蘇軾道出詩（詞）賦、策論等科舉考試科目，對其時儒學風向有顯著導向作用，二者可謂表裡相依。在考察唐宋思想轉型問題時，實有必要關注同一時期的科舉科目變化。
事實上，在金代至元中葉北方儒士群體中，也存在一場從“文”到“道”的重要思想轉型，在思想和科舉層面均有表現，與唐宋時期的思想轉型有諸多共通之處，足以相互印證。金元時期北方的思想轉型尚未引起學界足夠重視，本文擬從科舉與儒學層面，對此進行研究，並希望回答：程朱理學而非蘇學等學說發展為宋代以降主流學術，究竟只是偶然現象，還是符合歷史趨勢的結果？
關洛陷於完顏，百年不聞學統，其亦可嘆也。李屏山之雄文而溺於異端，敢為無忌憚之言……然亦不必辯也，略舉其大旨，使後世學者見而嗤之，其時河北之正學且起，不有狂風怪霧，無以見皎日之光明也。 關學之盛，不下洛學，而再傳何其寥寥也。亦由完顏之亂，儒術併為之中絕乎？
全祖望認為建炎南渡後，“學統”隨之南遷，金朝統治下的北方地區“百年不聞學統”，進入儒術中絕的黑暗時代。李純甫（號屏山居士）等金儒代表人物的學說不值一提，只能作為被後世尊為“正學”的程朱理學北傳前的異端學說而受批判。
徵諸史籍，元代以降文獻中有大量儒士批評金朝治下的北方“百年不聞學統”的一類說法。如元儒蘇天爵記載：
金有國百年，士之為學不過記誦詞章而已，其於性命道德之文何有哉……賴有一二儒家傳其遺業，俾吾道不絕如線，若先生（安熙）之家是也。 中原已為金人有矣。方是時，士之慕功名者溺於富貴之慾，工文藝者汩於聲律之陋，其能明乎聖賢之學，嚴乎出處之義，蓋不多見也。我國家治平方臻……有若靜修先生（劉因）者出焉……鄉間老儒說經止傳疏義，為文盡習律賦，聞先生講貫，閱先生論著，始則謗訕，久亦敬服。
蘇氏認為，金朝儒士所學不過記誦詞章而已，其學只限於註疏和律賦學，至於“性命道德之文”則基本付諸闕如。金代百餘年間僅出現安熙（默庵）等個別家族能夠世傳道德性命之學，使其在北方“不絕如線”而已。
虞集記載北方河東段氏在金元世傳“明道之學”：“昔宋失中原，文獻墜地。蓋為金者，百數十年，材名文藝之士相望乎其間。至於明道正誼之學，則或鮮傳者矣。及其亡也，禍亂尤甚，斯民之生存無幾，況學者乎？而河東段氏之學，獨行乎救死扶傷之際，卓然一出於正。不惑於神怪，不畫於浮近，有振俗立教之遺風焉。”
許有壬《雪齋書院記》雲：“金源氏之有中土，雖以科舉取士，名尚儒治，不過場屋文字，而道之大者蓋漠如也……（趙復）盡出程、朱性理之書付公（姚樞），公得之，躬行實踐，發明授徒，北方經學蓋自茲始……（姚樞）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許氏認為金代學術原本僅限於科舉程文，至於儒學“道之大者”基本付諸闕如，至趙復北上，程朱理學成規模北傳，北方儒學面貌才出現大的改觀。元初儒士郝經是程朱理學的接受者，他在《讀麻徵君遺文》一文中概括金代學術：“金源百年富詩文，伊洛一派獨徵君。”指出金儒擅長詩文，如麻九疇（即麻徵君）等研習伊洛理學者寥寥無幾，這與上文所論若合符節。
除“百年不聞學統”一類記載外，元以降士人還有大量金元北儒“盡棄舊學”的說法。據元代關中理學家同恕記載：
祭酒（楊寅）數且喜曰：“先君（楊恭懿）繇侍先祖（楊天德）避亂來歸，日從事四子、六經之言，絕口不道詩文。蚤（早）歲有作，皆棄去不錄。” 先生（段思溫）遂肆力於學，至忘寢食。經史要義，必手籍之。始猶攻辭藝，至是盡棄去，求古聖賢問學之本，究關、洛、考亭之傳。聚精會微，以潤厥身。菊軒（段成己）深器之，嘗曰：“是能世吾家者。”
由以上可知，在同恕筆下，楊恭懿、段思溫等金元北儒本不習理學，在接觸程朱學說後，立即放棄原有詩賦辭藝，盡棄“舊學”而從事理學修養。
與此類似的記載尚有多處，如袁桷述金人徐之綱事雲，“金以詞賦舉進士，君（徐之綱）為詞賦大有能名，會金將亡，不得試，作賦說以示學者……上論隋唐曲盡幽眇，久而曰：‘是果為學邪？’益探道理，以河南二程，江南朱、張、胡、蔡為根柢，窮《春秋》《易》二經”。袁桷記載徐之綱棄詞賦而修習程朱理學，與楊恭懿等事蹟類似。又據《元史·劉因傳》：“國子司業硯彌堅教授真定，（劉）因從之遊，同舍生皆莫能及。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元人劉因初為註疏之學，接觸程朱學說後棄舊學而從事理學修養。
再如元末潘迪追述元儒伯顏宗道，“時朱子書未大行，學者惟事註疏。（伯顏宗道）從事師數年，終若不自得。一日，有以《四書》見示者，一覽，輒欣然曰：‘聖賢之事，其在斯乎！’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師見其穎悟，欲教以詩賦，為祿仕計，侯（伯顏宗道）雅不樂”。潘迪記載了伯顏宗道盡棄舊有註疏、詩賦之學而從事理學學習。
據以上記載，可知眾多元以降儒士對金元學術均有“盡棄舊學”的表述。如楊恭懿、段思溫、徐之綱、劉因、伯顏宗道等金元北儒本不習理學，但在接觸程朱學說後，立即放棄原有詞賦、註疏及記誦之學（“舊學”）而從事理學修養。
“百年不聞學統”、“盡棄舊學”兩類不同記載共同構成元以降士人對金代學術的“模式化敘事”。在兩類記載中，金代儒學原本限於詞賦、註疏及記誦之學範疇，除個別一二儒士外，對於義理、性命之學一直乏善可陳。北方儒士在接觸到玄奧精深的程朱理學後，遂盡棄舊學而從事代表義理、性命之學的程朱理學。實際上，此類“模式化敘事”往往並不準確。如前文敘伯顏宗道事提到其師準備教以詩賦，以從事仕途——在科舉長期停廢的元代，幾無可能。
上文主要著眼於學術層面討論元以降士人對金代儒學的評斷，而如前文論說，科舉與學術之間有緊密聯繫，那麼金代科舉有何特點呢？
關於金朝科舉，元人王惲簡述，“金有國餘百年，專以詞科取士，曰相曰將，多出此途，議者以‘學涉剽竊，不明義理’為言”以“專以詞科取士”籠統概括金代進士科目。金朝科舉正式創設於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漢進士科分為詞賦、經義兩科，其中經義科至金海陵王貞元二年（1154）廢罷，後至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 ）始得復科並延續至金亡。
金朝前期的詞賦、經義兩科地位，自然不能不受到皇權影響。關於金熙宗、海陵二帝儒學的授受，史乘中存有相關記載：
今虜主完顏亶（金熙宗）也，自童稚時金人已寇中原，得燕人韓昉及中國儒士教之。其亶之學也，雖不能明經博古，而稍解賦詩。 張用直，臨潢人……遼王（完顏）宗幹聞之，延置門下，海陵與其兄充皆從之學……海陵即位，召為籤書徽政院事、太常卿、太子詹事。海陵嘗謂用直曰：“朕雖不能博通經史，亦粗有所聞。皆卿平昔輔導之力。太子方就學，宜善導之。朕父子並受卿學，亦儒者之榮也。”
金熙宗、海陵王分別師從韓昉、張用直等儒士，海陵王太子完顏光英受業於張用直。韓為燕人、張為亡遼上京人，二人授受的內容自然為舊遼學術。眾所周知，遼朝進士科以詞賦取士，則金熙宗和海陵王父子所傳之學當以詞賦之學為主，對於經學則或“不能”、或僅“粗有所聞”，因此不難理解金前期海陵王專以詞賦科取進士而廢經義科的決定。據今人研究，受金章宗“好尚文辭”學術傾向影響，明昌間恢復的經義科很快又在甲次排名、官職除授等方面遭到抑制，以致經義科的地位在金朝中後期始終居於詞賦科之下。金朝自正式開科取士直至滅亡，詞賦科相比經義科總體上佔據優勢地位，王惲“專以詞科取士”一語概括出進士科目之爭的基本史實，的確道出金代科舉的大致輪廓。
綜上，可以看出元以降士人對金代科舉和學術的兩個基本評判：就整體而論，金朝科舉以詞賦而非經義為主要進士科目，即“專以詞科取士”；在理學成規模北傳之前的金代儒學基本均為詞賦、註疏及記誦之學，對於義理、性命之學幾無建樹，即“百年不聞學統”。
金代進士科雖就整體而言，可籠統概稱為“專以詞科取士”，但在金朝歷史上，其實尚有一次規模較大的科舉改制，雖未能最終改變金朝進士科目的強弱局勢，卻在較長時期內對“專以詞科取士”的科目傳統格局造成動搖，進而對金元時期北方學術變遷產生深遠影響。
這次科舉改制目前還未引起學界重視，值得細緻研究。首先從南宋時期自金奔宋的“歸明人”張棣所撰《金虜圖經》一處關鍵記載說起：
《金虜圖經》成書於南宋紹熙三年（1192）前。海陵朝廢除經義科，金世宗朝進士科僅有詞賦一科，而據此處語意，世宗當即位後不久便詔令詞賦科府試、省試（會試）添加策論考試項目。為了更好地理解這句話，還需結合《金史·選舉志》中“海陵庶人……罷經義、策試兩科，專以詞賦取士”的記載加以說明。
上引《金史·選舉志》提到海陵王時下詔廢除的“策試科”，其實並非進士科目，而是科目內的考試項目。實際上，金人敘述本朝前期“南北選”考試製度時明確表示，“北、南兩科同試，皆以策論定高下”，因知金代詞賦、經義兩科均考試策論。根據宋人洪皓記載，金前期府試，詞賦科“試詩、賦、論、時務策”；金人黃久約描述金前期省試有“時行臺進士會試上京，猶用舊法試策擢第”云云。以洪、黃之說兩相印證可知，金前期詞賦科的府試和省試需要考詞賦與策論兩項。海陵王在廢除經義科的同時，將詞賦科內的策論項目一併廢除。直至金世宗即位，才下令在詞賦科的府試和會試中恢復添加策論考試內容。
一般來說，論、策兩種題型相近，分別以古、今政事經術為考試內容，對於經史知識有較多要求。由是宋人如劉摯稱“詩、賦以觀其文，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材”；馬端臨謂“詩、賦不過工浮詞，論、策可以驗實學”。由於試策為新近恢復，且金世宗前期添加的策論考試限於府、會試，未及於最終的殿試環節，故而慣於應試詩賦的金代“場屋舉子”似對策、論兩場考試仍不太重視。大定十九年（1179），宰相唐括安禮嘗議科目，稱“臣觀近日士人不以策論為意。今若詩、賦、策、論各場考試，文理俱優者為中選，以時務策觀其器識，庶得人也”， 勸說世宗加強策論在錄取時的權重。不久之後，金廷出現如下對話：
（金世宗）謂宰臣曰：“自來御試賦題，皆士人嘗擬作者。前朕自選一題，出人所不料，故中選者多名士，而庸才不及焉。是知題難則名儒亦擅場，題易則庸流易僥倖也。”平章政事唐括安禮奏曰：“臣前日言，士人不以策論為意者，正為此爾。宜各場通考，選文理俱優者。”上曰：“並答時務策，觀其議論，材自可見，卿等其議之。”
為改變科考題易導致“庸流易僥倖”的弊端，世宗終從唐括安禮之議，令殿試亦詩、賦、策、論各場通考。在殿試通考策論後，世宗令“自今府、會兩試不須試策”，罷除府、會試的試策內容。
除了提升詞賦科內策論項目的權重外，大定年間新創的女真進士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策論地位的上升。早在大定四年，金世宗便“命頒行女直大小字所譯經書，每謀克選二人習之”， 已經開始將漢文儒經翻譯為女真文。之後金世宗接納耶律履等臣僚建言，詔“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大定十三年，首場女真進士科考試舉行，試以女真文字，“初立女直進士科，且免鄉、府兩試，其禮部試、廷試，止對策一道，限字五百以上成”，其考試方式最初僅為試策。至大定二十年增試詩、二十八年又增試論：
（金世宗）諭宰臣曰：“女直進士惟試以策，行之既久，人能預備。今若試以經義可乎？”宰臣對曰：“《五經》中《書》《易》《春秋》已譯之矣，俟譯《詩》《禮》畢，試之可也。”上曰：“大經義理深奧，不加歲月不能貫通。今宜於經內姑試以論題，後當徐試經義也。”
金世宗不僅令女真進士科增考論題，而且還提出此科將會“徐試經義”。由於以策論考試為主，女真進士科遂得名“策論進士”，之後不久“詔許諸人試策論進士舉”，允許金朝各族人參加以策論為主的女真進士科考試，使其影響力進一步擴大。
北宋中期，歐陽修等人積極倡導古文運動，他們在“慶曆新政”中的一個重要訴求，便是“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祝尚書對此指出：“故詩賦、策論之爭，實為後來詩賦、經義之爭埋下了種子。”誠如其言，繼歐陽修之後，王安石推動熙寧變法，正式創立經義進士科，使之在北宋科舉中取代詩賦科的地位。祝氏所論從策論到經義的科目演變，為北宋進士科的變遷路向；事實上，金朝經義復科首榜考試雖在章宗明昌二年，但復科詔書在世宗大定二十八年便已頒降。大定年間以策論復興為主要內容的科舉改制，實為稍後明昌經義復科之基礎。
除進士科外，大定年間策論及經義之復興還影響到諸科（雜科）。據成於金章宗朝的李晏神道碑記載：
在吏部，一日登對，世宗嘆人材難得。公奏曰：“皇統間，詩賦、經義每舉放第，兩科不下百五十人……又有經童科，總計之不下三百餘人。今以詞賦一科擢第者常不滿百數，是以得人為少。”……上然之，顧大臣曰：“朕屢以問卿等，今得李晏對，使我曉然。”至今上即位，竟復經義、神童兩科，又益以宏詞、制舉，皆自公啟之。
這裡提到在李晏建言下，章宗朝最終“復經義、神童兩科”。揆諸《金史·選舉志》有關考試官的記載，“經童，試官一員，隸經義考試院”，可知經童科考試官與經義科同出一院。
同屬諸科的律科在大定末年亦有改制。大定二十九年，有司言：“律科止知讀律，不知教化之源，可使通治《論語》《孟子》以涵養其氣度。”甫即皇位的章宗“遂令自今舉後，復於《論語》《孟子》內試小義一道，府、會試別作一日引試，命經義試官出題，與本科通考定之”。即律科除試律外，也需輔試經義。經童、律科在金朝均屬諸科，經童復科、律科增試小義，實可視為策論及經義復興的餘韻。
大定科舉改制還對晚金科舉改制產生影響。金世宗病逝於大定二十九年初，在“好尚文辭”的章宗逐漸掌權後，科舉尤重詞賦取士，世宗下詔恢復的經義科基本降為詞賦科附庸。章宗朝主持貢舉的張行簡亦獨重律賦取士，以致出現“泰和間，有司考詩、賦已定去取，及讀策、論，則止用筆點廟諱、御名，且數字數與塗注之多寡”的現象，即詞賦科考試獨重詩賦項目，而視策論如無物。
至金宣宗貞祐以降，趙秉文、楊雲翼、李純甫等主持貢舉後，輕視策論的風氣才得以緩解，“南渡後，趙、楊諸公為有司，方於策、論中取人，故士風稍變，頗加意策、論。又於詩、賦中亦辨別讀書人才，以是文風稍振，然亦謗議紛紜。然每貢舉，非數公為有司，則又如舊矣”。晚金科舉改制復以策論為中心，與大定年間如出一轍，但“非數公為有司，則又如舊矣”，其收效不及大定科舉改制。
大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尚，學校自京師達於郡國，專事經術教養，故士大夫之學，少華而多實。明昌以後，朝野無事，侈靡成風，喜歌詩，故士大夫之學，多華而少實。
楊氏以“少華而多實”一語概述大定年間的儒學面貌，與本文所論大定年間策論及經義之復興若合符節，可以前後印證。
大定年間漢進士科雖只有詞賦一科存在，但以策論及經義為主要線索，可以觀察到一系列科舉改制：數次提升詞賦科內策論考試項目的重要性；創建以策論為主的女真進士科並準備加試經義；下詔恢復經義進士科及經童科；律科增試小義；等等。大定科舉改制以策論為中心，雖然未能從根本上突破金朝“以詞科取士”的總體科目格局，但在大定一朝近30年間，導致詞賦科的傳統優勢地位產生重要波動，為經義復科奠定思想與制度基礎，並對晚金以降的科舉制度變遷產生影響。
據前文論證，元人“專以詞科取士”一語雖總體上概括了金朝科舉，但在大定一朝卻展現出另一番景象。一般認為，在宋儒趙覆被俘北上之後，程朱理學方才成規模地北傳；而在此之前金朝治下的北方地區，理學僅有零星傳播，未成氣候。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全祖望“百年不聞學統”的描述是否符合金代的思想史實呢？在金朝治下的百餘年間，北方儒士究竟從何時開始研習義理、性命之學呢？
關於金朝學術，翁方綱以“蘇學盛於北”予以概括，其意涵雖有多種解釋，但文學而非義理、性命之學為北方漢地學術之主流無疑是要義之一，這與全祖望之論似乎頗為相合。然而，金人趙秉文《學道齋記》有如下一段有關金代義理、性命之學的記載，茲不憚繁冗，詳引於此：
（餘）與吾姬伯正父（宗端修）同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他日，餘問道於伯正父，伯正父曰：“餘何知道？餘但日食二升米，終歲制一縕袍，日旦入局了吾職，不敢欺賓客。慶弔之外，課子孫讀書而已。餘何知道。”在他人乃尋常日用事，而伯正父行之，乃有超然不可及者。何哉？吾儕小人於日用事外，所為營營矻矻，計較於得失譭譽之間，不過為身及妻子計而巳（已）。而人情之所甚好者，伯正父無之；酒色人所甚好也，伯正父無之；綺繡珠玉玩好之物，伯正父無之；怒氣以待人、恃才以陵物，伯正父無之。非有道者能之乎？或者不之信，曰：“今之學者不如是。且伯正父所學者，何道也？”餘笑謝曰：“子去矣。有道人梵志者，翻著襪，嘗曰：‘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腳’，若當詣彼問之。”
此文以“學道”為名，且反覆提到同年宗端修（伯正父）“有道”、“知道”云云，修道於尋常日用之際。
與此相類，金元史籍中還有大量儒士聲稱“學道”、“行道”、“斯道”或“吾道”的類似說法。如生活於金中前期的李晏辭尚書省掾時稱“一州一縣，亦足行道，安能束帶抱牘，睢盱作胥吏焉”；承安進士衛文仲，“性好淡泊，讀書學道，故仕宦不進”；趙秉文致楊奐書信謂“未得志，教人以善，亦行道之一端也”；等等。蒙元時期北方以呂遜為中心的儒士交遊網中，士人常以“斯道”相勉，以期共渡危局。凡此種種，足見“學道”等話語在金蒙之際北儒群體中的長期流行。
那麼，金蒙北儒所謂儒士“學道”、“行道”等，究竟所學為何呢？三浦秀一、邱軼皓等指出，“道學”一詞在金蒙之際常被用以指稱當時盛行於北方的全真道。趙秉文所論“學道”是否指道教呢？鉤稽金末元初史料，足以否定這種可能。
趙秉文撰宗端修墓表稱其“生平不喜讀佛、道書，拳拳如奉戒律，寡言笑，不飲酒，屏絕聲色”， 明確指出宗氏不喜道教。元好問《中州集》錄晚金士人董文甫父子事蹟雲：
（董）文甫字國華，潞人。承安中進士。為人淳質，恬於世味，於心學有所得……子安仁，亦學道。父子嘗閒居寶豐，閉戶不出，以習靜為業，朝夕不繼，晏如也。
此處明確提到董氏父子“學道”。劉祁對董氏父子亦有記述，“董治中文甫，字國華，潞州人，第進士……自號無事老人。為人淳謹篤實，學道有得。其學參取佛、老二家，不喜高遠奇異……其於《六經》《論》《孟》諸書，凡一章一句皆深思，（思）而有得……其子安仁，傳其學”。劉祁提到“學道有得”的董文甫“其學參取佛、老二家”，著力研習儒經，亦可證“學道”並非謂道教。
近來思想史研究者逐漸重視作為儒家傳統的靜坐修身問題。《歸潛志》認為，“厚於道味者必薄於世味，厚於世味者必薄於道味。士君子苟不為世味所誘，何名（之）不成，何節之不立哉？士大夫多為富貴壞了名節……富貴、爵祿，世人所共嗜……苟與世人同，安得為君子。求合於聖賢，必不合於世俗，必欲與世俗合，則於聖賢之道遠矣”。不難看出，金人以“道味”與“世味”相對。所謂“世味”， 即功名利祿；“道味”則泛言修身之學。兩相結合，可知金代宗端修、董文甫父子等人不宗佛老，卻“恬於世味”、“拳拳如奉戒律”、“自號無事老人”以及“閉戶不出，以習靜為業”等等，其所習之“道”，當屬儒家靜坐修身之類。生活於金朝中前期的山東儒者王去非，其事蹟也可為佐證：
先生諱去非……束髮知問學……益探六經、百家之言……又取老莊、釋氏諸書，採其理要貫穿融會，折諸大中，要本於吾儒修身養性之道，自信而力行之……先生有言：“君子得志則行道，不得志則明道。”明道者，不必與邪說辯，辯而勝猶激怒之，其害道滋甚……先生性恬澹，非書無所好。晚歲構堂，曰“因拙”，日以名教自樂，蓋得於性命之說為深，死生之際泊如也。
“性恬澹”，“益探六經、百家之言”及“又取老莊、釋氏諸書”等描述與宗、董等人如出一轍，可見王氏亦屬於“學道”儒士，其修習性命之說即為學道所得。王去非“本於吾儒修身養性之道”，則明證其所行亦為儒家靜坐修身之道。
除“學道”外，金蒙北儒還時常以與“學道”相通的“心學”相標榜。魯迅曾論“宋曾以道學替金元治心”， 事實上在理學成規模北傳之前的金朝，儒士之間已開始討論“心學”，如李純甫論“中國心學”、王鬱論“孔門心學”等。對此現象，三浦秀一等已有所揭示，不過所論基本皆為金末儒士。實際上，早在金朝中期已有金人開始以“心”、“性”論交。如趙秉文回憶章宗朝與宗端修舊交雲：
自孔孟之歿幾二千年，士大夫以種學績文為進取之計，幹辦者稱良吏，趨時者為通賢，而不知治心養性之術……大哉心乎，修之可以為賢哲，養之可以塞天地，人知養其身而不知養其心，亦惑矣。公嘗語人曰：“凡聲色勢利之屬，皆客氣也。人能無以客氣害其良心，斯幾矣。”故餘以為知道。
趙、宗二人已論及“修心”、“良心”，可為明證。又如李純甫師事史肅（字舜元）而史肅“素尚理性之學”，“屏山學佛，自舜元發之”， 可見生活於金中葉的史，肅也推重心性之學。金人所論“治心養性”復與經學相通，如趙秉文寄書友人言：“足下高才博學，留心經學，研究聖心，宜矣。科舉之學，有命存焉，不足置意。”趙氏認為“留心經學”可以“研究聖心”，並以之與尚辭章的科舉之學對舉，批評後者不足置意。可見至遲從金中葉起，北方儒士已在“學道”的基礎上開始談心說性，逐漸論及性命之學。
綜上所述，在金朝治下的北方地區，雖未出現如程朱理學一般精深複雜的義理、性命之學體系，但大量儒士以“學道”、“行道”等話語相尚，部分儒士甚至開始標榜“心學”，逐漸走向心性之學。趙復北上之前的北方儒學絕非只停留於詞賦、註疏及記誦層面，儒士群體開始追求乃至發明義理、性命之學，由此而言，“蘇學盛於北”並不完全符合金蒙時期北方儒學的真相。
金代科舉和學術對後世有何影響？下文結合元朝科舉史上最重要的延祐復科史事予以考察。
元朝中葉的延祐復科考試經義，大體以程朱理學著述為標準，“定以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及其師友之說以為國是”基本奠定程朱理學的官方儒學地位，而大力推動復科者則是帝師李孟等人。考之以史，目前可得包括李孟在內10名參與復科之議者。他們的師承交遊大多有跡可循，分別考察其學術背景，可以進一步把握延祐復科的學術淵源。
（1）李孟為元仁宗之師，深得仁宗信任，出任元朝首科知貢舉官，是延祐復科的關鍵推動者。我們首先考察他的學術背景。據記載，李孟“世為潞州著姓”， 後遷居漢中，師事西軒先生王德輿。王德輿為亡金經童，“丙辰過長安，聞魯齋許氏以道學鳴……聚周、程、張、朱氏書而探討之，得其義理之精微”， 在元憲宗朝已受許衡影響而服膺程朱理學。王德輿“居漢中三十年，郡人鹹師表之”， 為元代漢中理學奠基人。同出漢中的元中期理學家蒲道源即屢從王德輿遊，深受其影響，並與王氏一族結為姻親。師事王德輿的李孟又與蒲道源為世交。蒲氏曾自敘：“昔吾與秋谷秦國公（李孟）有里閈陪從之舊，其先正韓國忠獻公（李唐），吾童時所拜事者。”蒲道源童時即拜事李孟之父李唐，而李孟二侄李胤寧、李胤家又為蒲氏門人。蒲氏文集中有大量與李孟交遊的記述，諸如唱和、祝壽、賀得子等，足見蒲、李兩人的密切關係。根據李孟與王、蒲二人的交往，可判定李孟為受漢中理學影響之儒士。
（3）程鉅夫，江西南城人。《元史》記載：“詔鉅夫偕平章政事李孟、參知政事許師敬議行貢舉法。鉅夫建言：‘經學當主程頤、朱熹傳注，文章宜革唐、宋宿弊。’命鉅夫草詔行之。”可見李孟、許師敬及程鉅夫三人是延祐復科的主要倡議人。程鉅夫師從徽庵先生程若庸，與吳澄同門，為朱熹四傳弟子。
（4）伯帖木兒，西域哈剌魯人，在元朝屬色目人。目前尚不詳師承，但據其家傳，他曾經向元仁宗奏言“在陝西見老儒郭松年有文章議論……其次若同寬甫、賈文器、侯伯正輩，學問政事皆有可採”，向仁宗推薦關陝諸儒。可知伯帖木兒與同恕（字寬甫）等關中理學儒士相交。
（5）陳顥，清州（今屬河北）人。《元史》本傳記載：“稍長，遊京師，登翰林承旨王磐、安藏之門。磐熟金典章，安藏通諸國語，顥兼習之。”《宋元學案補遺》列之為“鹿庵門人”， 即王磐（號鹿庵）弟子。王磐禮敬許衡，尊崇北傳之理學；不過，“熟金典章”的王磐“既冠，聞偃城麻徵君九疇為時名儒，裹糧往從之學，勤苦百至，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 在金代從學以經義之學聞名的麻九疇，進而研習理學，亦有金源學術淵源。
（6）王約，真定（今屬河北）人。《元史》本傳雲：“從中丞魏初遊，博覽經史，工文辭，務達國體，時好不以動其心。至元十三年，翰林學士王磐薦為從事。”可知王約從遊魏初，並見知於王磐。《宋元學案補遺》將之歸為“魏氏門人”。魏初少時從亡金儒士庸齋先生楊時煦學。至元間“按部自雍還”，始得與王德輿相識，“先生巍冠博褐，進止舒徐，其容莊、其辭溫，藹然程朱家語錄中人也，用是嘗侍几杖十有五年”，又從王德輿問學15年，與王氏父子交好。如是，王約亦為楊時煦與王德輿再傳。
（7）劉賡，洺水（今屬河北）人。據劉賡自述：“嘗師事鹿庵先生，得告還東平，前諸生，謂公（胡祗遹）曰：‘敢以是數後進累吾紹開（聞）。’且命之羅拜，公避之。鹿庵良久曰：‘以師友之間待乎？’公遂諾焉。”可知劉賡先後師事王磐、胡祗遹。《宋元學案補遺》列之為“鹿庵門人”。劉賡也是佚庵先生劉肅之孫。《元史》記載，劉肅“嘗集諸家《易》說，曰《讀易備忘》”，劉秉忠之弟劉秉恕“年弱冠，受《易》於劉肅，遂明理學”。可見劉肅以精通《易》經義理聞名，劉賡或亦受到家學影響。
（8）呂、同公恕講論道義，從容函丈”是典型的理學北傳接受者。
（9）元明善，大名清河（今屬河北）人。早年遊學南方，從學吳澄，“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嘆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終其身”。
（10）貫雲石，元初名臣阿里海牙孫。據歐陽玄記載，貫雲石“北從承旨姚文公學”。貫雲石從學姚燧，是為許衡再傳。
根據以上考察，不難看出，具有金代學術背景的漢人儒士是延祐復科的關鍵推動者。推導延祐復科的諸人除普遍受到理學北傳的影響外，尚有李孟、陳顥、王約、劉賡等近半數人在不同程度上存有舊金經學淵源。在前文中，我們先後討論了金代至元中葉大定科舉改制、晚金科舉改制與延祐復科三次科舉改制。金代文獻傳世者為數甚為有限，但爬梳史料後發現，如果跨越斷代藩籬，則金至元中葉時期三次重要的科舉改制之間仍隱有草蛇灰線可尋。
首先，李晏本為金前期經義進士，他在大定科舉改制中推動世宗詔令經義復科，趙秉文、李純甫等又在晚金科舉改制中推動策論復興。趙秉文為大定年間進士，與李採（李純甫之父）、宗端修同年，該榜御試讀卷官即李晏。按李晏被時人尊為“吾道之主盟”；趙秉文作詩“善哉劉與李，斯文見典型”，奉李晏之子李仲略為“斯文”典型。可見李晏父子為北方“學道”儒士中的先進。
其次，李晏推動金朝經義復科，而主持晚金科舉改制的楊雲翼、李純甫、王若虛均為金經義進士，其改制方向與大定改制一致，且他們皆為“學道”之儒。
再次，李晏即澤州高平人，推動金朝經義及經童復科，他所授經學在金代對高平乃至澤潞地區有較大影響，高平可謂金朝經學淵藪。李孟師從王德輿，王氏為亡金經童，又“世為濩澤高平人”， 與李晏為同鄉。李孟推動延祐復科，認同“試藝者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 與大定、晚金科舉改制方向基本相同。
結合以上三點，可知大定科舉改制、晚金科舉改制與延祐復科的倡導者，均為北方標榜“學道”之儒士。元朝中葉延祐復科的科目傾向與大定、晚金兩次改制一脈相承，一方面受到南方理學北傳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金代科舉改制與北方儒學演進的長遠承續，堪稱北方新、舊儒學匯流的結果。
通過前文考論，可對金至元中葉的科舉科目流變和學術演進的歷史產生新認識。如果將研究視線進一步延展，以之與唐宋時期思想轉型的歷史背景相比較，從比較中探尋規律，將對這段複雜的歷史形成更深層理解。
下文以上表所列有關唐宋思想轉型的9項重要歷史背景為線索，結合科舉制度和儒學演變兩個方面，來對比闡釋唐宋與金元兩段時期的思想轉型。
第（1）—（4）項已見於前文討論；關於第（5）—（9）項，尚需闡說。
第（5）項，中唐至北宋時期發生“古文運動”，這場文學運動排斥四六駢文、以古文相號召，充滿治道關懷。在金末元初的北方中國，則出現一場“古學運動”，同樣力排四六文，以古學相號召，追求治道。
第（6）項，在唐宋時期較長一段時間內，儒者開始尚“統”，最初文統與道統不分，並納漢唐儒士入統緒之內，此即朱剛所論理學道統論出現之前的“道統論第二種形態”。金元北儒標榜“中州文統”，文道兼取，包容漢唐，亦屬“道統論第二種形態”。
第（7）項，由於《易》的深奧複雜，向來被儒士視為“性與天道”學說之淵藪。宋代理學興盛前，朝野儒士解《易》者蜂起，為其後性命之學的勃興奠定基礎。與之相似，《易》學在金至元中葉同樣深受北方儒士重視，金蒙之際北方出現許多解《易》作品。
第（8）項，在北宋理學初興之際，儒士領袖如王安石、程頤等皆援佛老入儒，以期構建起可與佛老心性學說相媲美的儒家性命體系。晚金儒學領袖趙秉文、李純甫等同樣對佛老之學產生濃厚興趣：趙秉文“上至六經解，外及浮屠、莊老、醫學（藥）、丹訣，無不究心”；李純甫“晩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關佛老二家者，號‘內藁’”也開始嘗試吸收佛老思想。
第（9）項，荊公新學重視“心”的建構，是心性學說在北宋發展的代表，在熙豐年間成為官方儒學；靖康之變後新學日漸式微，程朱理學繼之興起，程、朱仍以性理為基礎構建理學體系，在晚宋亦獲得官方承認。金後期如李純甫、王鬱等部分儒士已明確提出建構吸化佛老的“中國心學”、“孔氏心學”，此後又有趙復等南方理學家北上傳學，精深的程朱理學在北方成規模傳播，至元中葉延祐復科，以心性道德為核心的程朱理學正式成為官方儒學。
研究者指出，金朝在教育、文化等不少方面有中古向近世轉型的遺留痕跡。綜合以上可知，在（1）—（9）項特徵上，金至元中葉北方儒士群體的思想轉型與此前唐宋時期的思想轉型相近，實可稱之為唐宋思想轉型的另一條軌跡。據此可知，趙復、許衡等傳播理學之前的金代儒學，略同於北宋嘉祐之際的儒學發展面貌。這一時期的北方儒士立足治道、號召古學，並開始探研心性之學。
北宋以降，理學出現並漸次發展為宋元明清的主流儒學形態，無疑是這一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程朱理學出現於北宋後期，以心性道德為核心內容。在20世紀80年代，李澤厚提出：為何以內向的心性之學為根基的宋明理學會成為宋代以降的主流學術？包弼德研究唐宋思想轉型提出，程朱理學在當時是一種反主流學術思潮的新學說，“與始自8世紀的思想潮流格格不入”，程學而非具有多樣性的蘇學成為後世主流儒學“並不是早期思潮的一個必然和邏輯的結果”，亦即具有偶然性。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曾假設南宋以呂祖謙為代表人物、更具包容性的婺學取代朱子學成為主流儒學，後世歷史面貌將大不相同。
對於理學成為宋代以降主流學術的內在思想動因，非本文所能及；但根據本文對兩條唐宋思想轉型軌跡的研究可知，從“文”到“道”的唐宋思想轉型不僅發生於唐宋時期，也同樣發生於金至元中葉，求“道”、推行科舉經學化改制，並統攝佛老學說，從而建構儒家心性學說體系的新儒學興起，是唐宋以降的歷史演變趨勢。程朱理學無論在求“道”、推行科舉經學化改制或統攝佛老方面，都勝過蘇學及婺學等學說，因此更符合唐宋思想轉型這一歷史潮流的理學，成為宋代以降的主流儒學並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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