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世界動盪變局之際，現實變幻莫測，各種一度盛行的空論、賣弄之學、譁眾取寵之說不斷被證偽，以至於越來越多人開始抱怨“理論無用”。
但本文作者認為，世界看似越亂，越要關注理論，進而實現從理論、戰略到政策的全盤把握。愛因斯坦曾強調，是理論決定人們能觀察到什麼，政治是短暫的，一個公式才是永恆的——繽紛世界在他看來就是一個簡潔公式。作者認為，亂世之際，愛因斯坦的忠告尤其值得重視。
本文原發表於2019年春，當時國內普遍認為中美關係重點是“貿易摩擦”，但作者卻從美國國際關係理論從自由主義學派到“進攻性現實主義”的範式轉換，推演預測美國必將展開針對大國全面競爭的新戰略佈局，且最核心的進攻點是“科技”領域。
作者當時指出，有了深刻的理論認識，一旦戰略目標確定，政策組合的選擇就能夠非常靈活。對於美國而言，最核心政策變量是“科技”而不是貿易，因為科技最直接地支撐軍事優勢和國家安全，所謂“技術武器化”，也是新版霸主穩定理論的物質基礎。作者強調，看美國，不能只看其政治人物和具體表現，更要看那些肉眼看不見的、超越某些人物或事件的東西，方能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本文主文部分原載2019年《社會科學報》第1641期第3版，原題為《從理論、戰略到政策》。為便於讀者進一步瞭解美國“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及其實踐，本文延伸閱讀節選發表於“比較”2018年9月11日的文章《一場未加掩飾的遏制——美國對華戰略轉型與中國的應對》。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讀者參考。
世界看似越亂，越要關注理論。對中國而言，如果只專注單一領域政策層面的議題如貿易摩擦或貿易戰，而不繫統地研判美國國際關係理論範式轉移及其相關戰略的再定位再佈局，僅政策層面的考量和談判會顯得零散和被動。
▍戰略再定位再佈局
▍政策選項和組合
— 延伸閱讀 —
（本文節選自“比較”2018年9月11日文章）
✪ 俞建拖、盧邁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
本文認為，美國對華戰略已經完成了由接觸（engagement）向遏制（containment）的轉型。具體的戰略目標和抓手就是阻遏中國經濟增長，延緩美國相對實力和影響力的下降速度，獲得更長的戰略準備期和主動權。面對這一戰略調整，中國需要調整自身的認知，立足自身的優勢，通過大力改革來實現又好又快的增長，如此方有迫使美國調整戰略、謀得兩國以及世界和平、合作與發展的機會。
▍國際關係中的現實主義
研究美國外交戰略，需要注意其背後的思想體系。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是從對理想主義的批判中產生的。基於對“一戰”後二十年國際關係的批判性反思，愛德華·卡爾在1939年出版了《二十年危機》，將國際關係理論分為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兩大流派。1948年，現實主義理論大師漢斯·摩根索出版了《國家間政治》， 他認為民族國家是國際關係中的關鍵行為主體，國家是理性的，國家利益在於不斷擴大自身的權力。由於人性好鬥，所以利益衝突是常態，最終國家利益是由均衡狀態的權力範圍決定的。 肯尼斯·華爾茲是摩根索之後的現實主義代表人物，他在《人、國家與戰爭》（1959）等著作中， 修正了摩根索理論中對人性天生爭權好鬥的假定，將無政府結構和權力均衡作為分析的基礎，提出國家間衝突的根源在於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結構。20世紀七八十年代年代，隨著國際關係研究越來越多地借鑑博弈論，大量研究討論了無政府結構下國際衝突的信息機制、協調機制、談判機制問題，認為正是國家之間彼此不能確認戰略意圖，無法合理分擔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導致了合作和權力均衡的困難。
2001年，芝加哥大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發表了《大國政治的悲劇》 ，提出了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offensive realism），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認為，生存是大國的首要目標，由於大國之間不能確信彼此的意圖，而且都有強大的軍事實力追求霸權，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下，大國為了確保自身安全就要不斷擴張自己的力量（軍事），一國只有成為霸主之後才會停止對權力（軍事優勢）的追逐。理性的霸權大國將更多依靠發展自身的能力實現安全，不會虛耗實力，在此原則下，要將破壞均衡的責任推給崛起大國，將抑制崛起大國的責任更多由其他國家（如盟友）承擔，為自身贏得保全和積累力量的時間，確保霸權地位的鞏固。
▍現實主義理論和實踐的缺陷
現實主義在理論上並非無懈可擊，在實踐上也不完全具有說服力。
理論層面的批評，通常有幾個方面：首先，現實主義過低地貶抑了人性、道德、正義在國際秩序中的作用和影響；其次，現實主義在國際關係中過多地將行為主體集中在國家身上，將國家作為原子式的行為單元，既沒有考慮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之間的互動，也沒有充分考慮其他主體（如企業、個人、社會組織）在促成合作中的作用；第三，從方法論上，現實主義的視角是靜態的，沒有考慮到國際秩序發展的歷史性和動態性，因而誇大了國際體系無政府結構的作用，也沒有考慮歷史發展的開放性和未來新的可能性，陷入一種概念和願景上的自我循環。
除了理論上的缺陷之外，現實主義在實踐上也面臨挑戰。“二戰”後建立的、很大程度上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本身就是理想主義道德觀念的產物。雖然威爾遜的理想主義遭遇了挫折，但也留下了寶貴的遺產，對“二戰”後國際秩序的重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自五十年代中期以來，全球主要大國之間沒有再出現“一戰”、“二戰”這樣全面性的戰爭，甚至連直接的戰爭沒有再出現，雖然中間經歷了漫長的冷戰對抗和不時爆發的代理人戰爭，國際體系的基礎架構仍是穩定的。這裡面固然有核恐怖平衡的作用，但各國人民對和平、發展、合作的嚮往，國際政治中對獨立、平等、公正的追求，仍是促成戰後國際秩序總體穩定的重要力量。總體上看，國際合作的規模和範圍在不斷擴展，合作的層次和密度不斷增加。這些都展示了人類社會走出野蠻殘酷的霍布斯叢林的可能性。
就美國自身看，它在國際秩序中的角色也常常是雙面的。美國本身是建立在自由平等觀念上的國家，這種特點使其在國際秩序構建和維護中展示出強道德訴求的一面；但美國又是一個霸權國家，在冷戰後更是成為全球唯一的霸權，因而剋制不住霸權本能的驅動，展現出傲慢、自利、霸凌的一面，甚至為維護霸權利益不惜損害自己主導建立的體系。無論如何，這種雙重性在某種程度上否定了現實主義對國際秩序單一、狹隘的敘事。
▍現實主義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影響
在美國當下的現實主義思想家中，既有人們熟知的老一輩的基辛格、艾利森、米爾斯海默、斯蒂芬·克拉斯納等人，也有在理論盛年的哈佛大學的斯蒂芬·瓦爾特、麻省理工學院的巴里·博森、達特茅斯學院的威廉·沃爾福斯、斯蒂芬·布魯克斯等。在“二戰”以後至1970年代末，現實主義思維主導了美國的外交戰略。人們熟知的有“冷戰之父”喬治·凱南的“8000字電報”，提出了美國對蘇聯採取遏制戰略。中國讀者更熟悉的還有基辛格的“三角外交”。
在1980年代後，現實主義流派在華盛頓外交決策圈的地位逐步被邊緣化。在“冷戰”結束後至奧巴馬的第一個任期，新自由主義對美國外交戰略更具有影響力。國際關係中新自由主義的成功，一方面是正確地抓住了國際關係的部分本質和現實，另一方面也與新自由主義在經濟和政治上的成功密切相關。但是在“冷戰”結束以後，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和外交戰略，在全球攻城掠地，最終被自身的傲慢與偏見所主導。不出意外，在一系列失敗後，新自由主義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左翼自由主義、新老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又重新取得政治上的主導權。
這裡，特別要區分政治上的意識形態和外交戰略思想的差別。在國內的戰略研究中，通常總是大而化之拿一種混淆另一種。譬如，美國新世紀以來，小布什政府的政治意識形態是新保守主義，但在外交戰略上實際上是新自由主義；奧巴馬政府的意識形態是左翼自由主義，外交戰略上先是新自由主義，然後又轉向現實主義（有人稱之為道德現實主義），體現在重返亞洲和亞太再平衡上。但是，小布什的新保守主義和外交戰略的新自由主義本質上是不兼容的，奧巴馬的左翼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也存在內在的邏輯衝突，所以註定這兩者的結合不會持久。直到特朗普開始執政，現實主義者終於迎來了轉機。特朗普政府的雜糅式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在民族主義、宗教、對武力的信仰和追求上，和現實主義訴求有許多天然的契合點。
▍美國的現實主義者如何看待中國
美國的現實主義者有很多細分。一旦進入外交政策層面，現實主義者們給美國開出的藥方既有共性，又有差異。但是，幾乎所有的現實主義者在外交政策分析中，都將中國置於首要或優先的位置，視為對美國霸權的潛在挑戰者。
所有的現實主義者在評估中國影響的時候，在乎的都是中國巨大的經濟體量和增速。現實主義者們普遍認為，中國和美國在科技上還差距懸殊，在軍事力量上也是如此。但是中國有巨大的人口和經濟體量，而且經濟增長速度要顯著快於美國。這種經濟力量的快速增長，未來會轉化成科技、軍事以及其他方面的力量，並且中國可能會越來越多地以經濟合作為籌碼迫使其他國家就範，從而獲得區域內的主導地位。李光耀在接受艾利森的採訪中，也特別強調了中國經濟實力增長帶來的挑戰。
現實主義者並不十分關心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和制度以及文化、價值觀念，他們要確保的是美國的領先地位（primacy）。任何國家，包括中國、俄羅斯、日本、德國，只要有可能威脅美國的這種領先地位，都是現實主義者的戰略評估對象。特朗普的競選口號“美國優先”，人們更多從“優先考慮美國利益”考慮，但實際上還有另一層含義，“美國要繼續保有充分的領先地位”，這和現實主義者是完全一致的。
對於如何定義中國未來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以及美國的選擇，各流派的分析結論存在很大的差異。譬如，巴里·博森認為應該採取維持性策略（restraint）,即在加強同盟對中國製約力量的同時，審慎地維持現有的力量邊界，不激化敵意和對抗。威廉·沃爾福斯和斯蒂芬·布魯克斯認為中國很難在短期成為與美國相併列的一極，但中國可能會成為美國之後、其他強國之前的準一極。進攻性現實主義觀點的理論家，包括米爾斯海默和斯蒂芬·瓦爾特，則判斷美國不可避免要採取遏制戰略，避免中國挑戰美國在國際秩序中的領導地位。專欄作家和現實主義者羅伯特·卡普蘭也相當程度贊同米爾斯海默的看法。一些現實主義理論家，包括布熱津斯基、艾利森等，又傾向於從政治、文化和價值觀念等角度，闡述中美衝突的高可能性。
現在的問題是，特朗普的對華戰略究竟採取的是哪一種現實主義的邏輯？我們認為，答案就是進攻性現實主義。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將大國的生存置於核心訴求，應對傾向於採取“離岸均衡”策略。這一策略的要旨是，當一個國家要崛起成為區域霸權時，美國首先要將責任推卸給崛起國家，並要讓更多區域的其他大國承擔遏制的成本，在必要時美國再介入。離岸均衡戰略不同於孤立主義，前者保留了介入的可能，而後者則選擇迴避。
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的奠基人米爾斯海默2014年在《國家利益》雜誌上發表長文，詳細分析了美國對華的可能戰略選擇。 根據進攻性現實主義的理論框架，他分析了美國的霸權之路和內在邏輯，認為中國今後也會如美國一樣行事，尋求確立自身的霸權地位。因此，美國未來對華的最佳策略可能是遏制。
遏制策略可能有三種選擇：一是直接發起預防性戰爭，但這是不可操作的；二是讓中國經濟增長放緩，這比直接戰爭要好，但在現實上不可行。除非中國受損比美國更大，而且美國能找到新貿易伙伴而中國不能，但後者他認為很難，中國很難在經濟上被孤立；三是促退策略（rollback），即美國在中國周邊扶持反華的領導人上臺，以及在西藏和新疆製造不穩定，這也是美蘇冷戰時期就採取的策略。他認為，隨著美中之間競爭加劇，兩國可能會有代理人戰爭、軍備競賽或誘使一方陷入戰爭泥潭、互相鎖定為主要對手、限制人員互訪（特別是高科技和安全領域），在此過程中也不排斥經濟繼續往來和個別事務上的合作。米爾斯海默還判斷，中美之間的戰爭可能性可能會比美蘇冷戰時期要高，因為中國周邊的地緣政治複雜，中國和多個國家還有領土糾紛，他認為儒家文化和平論和商業和平論在現實中缺乏基礎。
如果觀察特朗普政府的對華行動，可以發現和進攻性現實主義的理論預期是高度一致的。包括渲染美國安全形勢極度危險（生存訴求），提出印太戰略需求更廣泛的遏制聯盟，要求盟友更多承擔安全責任和成本，限制安全和高新技術的人員交流，扶植中國周邊國家的反華領導人和抑制親華力量，高調介入臺灣問題，干預西藏新疆的內部事務等。此外，對中國的崛起進行道德指責和汙名化，也體現了典型的進攻性現實主義的思維。美國挑起貿易爭端中的種種行為，也可以從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中得到解釋。
儘管米爾斯海默作出了“讓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缺乏可行性”的判斷，但這正是目前遏制戰略下的舉措。這符合進攻性現實主義的邏輯，因為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才是美國的最大關切，所以不惜採取戰略上的冒險。僅僅憑藉貿易戰並不足以支撐整個戰略，美國還要積極採取各種舉措加快自身的發展，包括通過大力度的稅收改革，以及製造外部的不確定性，吸引資本回流美國。此外，通過以國家安全為由的制裁（如違反對伊朗和朝鮮的禁運）以及關稅政策，瓦解中國在製造業供應鏈上的規模優勢和範圍優勢。甚至在特朗普的推特中，也毫不掩飾地為中國經濟放緩而歡欣鼓舞。
▍多數人的現代化與中國的道路選擇
在工業革命以來的200多年裡，現代化及其代表的高水平生活質量只為少數國家和全球少數人口專享。到2015年，全球發達經濟體的總人口也只有10億左右，佔全球總人口比例不到15%，這是一種“少數人的現代化”。
但是這種情況正在發生改變，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中國的發展。在過去40年裡，中國有6億農村人口擺脫絕對貧困，城鎮人口增加了6億。預計到2020年，中國將消除絕對貧困。社會發展領域也取得長足進步，突出體現在人均預期壽命、營養、教育、住房等指標的改進上。不僅是中國，在過去20多年裡巴西、印度、俄羅斯、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土耳其、阿根廷、泰國、南非等國發展勢頭也引人矚目。2015年，包括中國在內的10個經濟體GDP總額佔全球27%，2010-2015年全球經濟新增部分超過60%來自這些國家。儘管發展中國家在趕超的過程中會反覆經歷波折，但增長和發展的基礎仍在。快速的經濟增長是現代化的產物，反過來也推動進一步的現代化。未來還會有更多發展中國家加入現代化的行列。
如果包括上述新興經濟體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在未來10-20年裡繼續保持快速的進步，這將在根本上重塑全球的發展版圖，使全球向“多數人的現代化”轉型。當這些國家到2030年整體進入上中等或高收入國家行列，這意味著全球將有60%以上人口得以享受現代文明成果。這是歷史性變化。
從少數人的現代化向多數人的現代化轉型，是歷史的必然，有天然的正義性與合理性。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符合這一歷史趨勢，並且通過自身的發展使這一轉型的趨勢得以加快和確認。由於中國超大的經濟體量和人口規模，中國的發展不僅僅樹立了一個令人鼓舞的榜樣，而且推動了全球經濟版圖的改變。中國的發展並非是孤立地實現的，而是通過深度參與全球化，與世界各國進行廣泛的經濟貿易與發展合作實現的。中國通過融入世界取得發展，同時通過自身發展為世界做出貢獻。
正是因為全球向多數人的現代化轉型，這也註定中國只能走和平發展道路。從15世紀-20世紀上半葉，少數國家依靠科技軍事力量的絕對優勢，對全球其他國家進行征服和掠奪。不僅如此，領先的國家也可以不加節制地揮霍使用各類自然資源，維持優厚的生活水平。這樣一種發展模式，在21世紀已經再也走不通了。當全球有新的30億人口要整體邁入現代化，面臨的資源需求將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要擺脫“一戰”和“二戰”這樣的悲劇，只有走合作發展、依靠科技進步、實現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新路。這也是中國目前正在孜孜以求，並努力實踐的，並且中國也從來不吝於與各國分享自己的經驗與成果。
▍中國的道路選擇與應對原則
中國需要認識到，在這場遏制和反遏制中，最大的資本就是自身的穩健增長。在這場博弈中，需要把握好一些原則：
第一，認清現實，提高定力。現實主義在美國對華戰略中的迴歸將是長期的，新戰略的本質是遏制，中心目標是抑制中國的經濟增長。遏制作為一種戰略，其內容是全面的，不會僅限於貿易、投資、科技，還會有更多外交、軍事方面的舉措。美國可能會四處出擊，分散中國的注意力，持續製造恐慌。在貿易以及相關領域的談判過程中，態度虛虛實實，讓中國在亂中出錯，打亂髮展的節奏。除非確認美國已經作出實質性的戰略調整，對戰略圈和相關人員的放話試探不要輕信，要作底線打算。
第二，抓住根本，減少虛耗。中國的經濟發展，在根本上得益於改革開放以來家庭和企業生產活力的釋放，得益於改革開放前較好的人力資本積累和相對公平的分配，得益於政府提供的公共基礎設施和服務，得益於對外開放吸收國際資本、管理和技術，得益於和平穩定的國際和國內環境。當前，中國的技術進步迅速、產業體系完備、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的優勢依然突出，經濟體系有自身的韌性，有潛力向更高的發展水平跨越。只要中國能通過結構性改革，逐步消除經濟中的系統性風險，激活企業和個人的活力，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中國實現又好又快的增長是可期的，就可以掌握主動權，迫使美方調整戰略。
第三，堅決回擊，掌握分寸。對於美國霸凌，要堅決予以反擊。反擊的時候不過線，既要使對方付出代價，也要留有後續出牌的籌碼，並避免走向全面失控。中美是競爭對手，但還不是敵人。要繼續擴大雙方的人員交往，對於美國戰略界的學者，即使學理上主張遏制的，也不要貼上“反華”之類的標籤，需要進一步接觸和對話。警惕國內民族主義思潮。對於美國及周邊國家不利於我的言行和舉動，在回應時也要理性考量評估，避免意氣用事。此外，我們仍然要學習借鑑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其他國家的經驗、技術、知識以及吸取發展過程中的教訓。
第四，立足自我，善於用力。中國是不結盟國家，面對美國的戰略遏制，最根本的還是要立足自身的發展，充分認清自身的力量所在和短板，揚長補短，不能指望其他國家在對抗美國遏制中發揮關鍵作用。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基礎上，也要巧用力，通過廣泛的合作形成利益共同體，提高自身抗逆力，抵消美國遏制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