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要受到時代的影響和約束，帶有一定的侷限性。韓愈生於中唐時期，又出身於一個逐漸沒落的古老士族，這讓他的性格呈現出相對複雜的一面；但唯物地說，縱然受到侷限，每個人還是可以在實際生活中表現出某種超越性。就韓愈而言，當然不能就其求官、教子等事否認其人格之高大、精神之偉岸。
如其求取功名官爵，一路坎坷的遭遇，讓他對青年士子的艱難感同身受，使得他熱衷於提拔人才、獎掖後進，《新唐書》本傳說他“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如詩人李賀因父親名李晉肅，“晉肅”“進士”諧音，被人攻擊觸犯避諱規則，“不舉進士為是”。韓愈慨然作《辯諱》一文，言辭激烈地說：“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嘲笑與李賀爭名者，在道德品行上不與曾參、周公、孔子等古聖賢看齊，卻在避諱小節上超越他們，文風幽默辛辣，讀來令人酣暢淋漓。
又如，其迫於對家族的責任感，做了很多不得已的事，但這種責任感又讓他在國事上勇於任事、奮不顧身。如前文所言其上《論佛骨表》之事，於眾士諾諾之際，敢於冒著觸怒皇帝的風險諤諤直言，維護儒家道統，千載之下猶然令人敬佩。
在中晚唐藩鎮問題上，韓愈曾兩度在藩鎮為官，親身體驗到藩鎮之害。上文言及其貞元十二年（796）入董晉幕，赴汴州任職，三年後董晉去世，汴州馬上發生了兵變。當時韓愈離汴從喪，但家人卻都在汴州，聽聞消息，韓愈驚慌失措，之後他作《此日足可惜》組詩，回憶了自己當時的真實心情，詩中寫道“我時留妻子，倉卒不及將。相見不復期，零落甘所丁。驕兒未絕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耳若聞啼聲”，直到“俄有東來說，我家免罹殃”，才鬆了一口氣。這之後，韓愈又在徐州入張封建幕府，次年張封建病危，韓愈憂心忡忡，提前帶家人離徐避禍，果然張封建去世後徐州發生了兵變。
有了這樣的經歷，韓愈在政治主張上，一直力主削藩。其《送董邵南遊河北序》，言董邵南“不得志於有司”，去河北藩鎮尋找機會，知道他“懷抱利器”，和河北的割據勢力“必有合”，這在韓愈看來是極為危險的，故而說“董生勉乎哉”，勸他不要有從賊自汙之舉；《送幽州李端公序》中，韓愈寫道 “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李 “既朝夕左右”於幽州節度使劉濟幕中，希望他能在藩鎮多做一些有益的努力。
唐憲宗元和九年（814），淮西節度使吳元濟叛亂，眾議囂然，韓愈作《論淮西事宜狀》，是當時為數不多的主戰大臣。元和十二年（817），他更以行軍司馬的身份隨裴度出征，參謀軍機，之後以軍功升任刑部侍郎。唐穆宗長慶元年（821），成德都知兵馬使王廷湊發動軍變，殺節度使田弘正自立。新即位的穆宗派兵征討，僵持難下，被迫承認其節度使身份，派韓愈前往宣撫。王廷湊其人陰鷙毒辣，此行充滿危險，當時以元稹為首的很多大臣都勸阻皇帝不要派韓愈前往，言：“韓愈可惜。”穆宗也中途反悔，下令韓愈“不必深入”。接到命令的韓愈夷然不懼，道：“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毅然前去鎮州，當時王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廷”，情況十分危急，但韓愈久在藩鎮任職，深知將士之間並非鐵板一塊，而是有著複雜的利益糾葛，故而凜然無畏，與王廷湊辯論，直言：“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之後恩威並施，使在場士兵軍心動搖，王廷湊擔心事急生變，不得不向韓愈妥協，表示會服從朝廷，穆宗對此極為高興，升任韓愈為吏部侍郎。
除了反對藩鎮之外，由於少年時代的苦難生活，韓愈始終對底層勞動人民懷有深深的同情，在為政之道上堅持孟子的“民本”思想。在貞元十九年（803）關中旱災時，他上《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飢狀》，就力陳百姓慘狀說“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途，斃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他還不顧觸怒時輩，直言“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展現出他的凜然風骨。在其平日所作的碑誌之中，也並不按照常規寫法，主要讚美傳主家族之高貴、官爵之顯赫，而是用力於體恤民情、為民興利除害的事蹟，希望通過自己的文學作品影響世風。
從上述事蹟總結得出，韓愈的性格很難用卑弱、剛強等簡單的詞語一概而論，如果非要進行概括，筆者個人認為應該以一“真”字為韓愈定評。他本人並不標榜自己是道德家，臨終前也並不像後世許多人一般刪去某些文章，很誠懇地承認自己也有各種現實的壓力。他可 以為求官而吹捧李實這樣的奸臣，但也深知是非，心知這是“不顧其躬”。當時代需要他去完成其肩上重任之際，他也能奮不顧身，正色面對兇悍暴戾的藩鎮、喜怒無常的帝王。誅心地說，後世非議韓愈的許多道德家，面臨這樣的選擇，恐怕是不能對得起“道德”二字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韓愈又是一個天真爛漫、至情至性的“可愛”之人。這從他時常不顧及別人感受、“躁褊”好辯的性格可窺見一斑，韋絢在《劉公嘉話錄》中記載，韓愈私下對李程嘲笑好朋友崔群：“崔群聰明過人，與之相交二十餘年，竟然不曾共說著文章。”意思是崔群和他這個當世文宗從不談論寫文章，可不是“聰明過人”。
另外，《國史補》中說“韓愈好奇”，“好奇好怪”也是他性格中非常鮮明的特點。他著名的“五原”之中，儼然就有一篇《原鬼》。當時有一個民間故事，說有一位叫劉軻的和尚，在野外安葬了一具書生的遺骸，晚上夢見這個書生拿著三個雞蛋來道謝，劉軻吃掉後就變成了一個通儒（事見範攄《云溪友議》）。韓愈聽聞這個故事後十分感興趣：“待餘閒暇，當為一文贊焉。”其因《論佛骨表》被貶官潮州之時，聞說當地鱷魚為害，就寫了《祭鱷魚文》，一本正經地勸誡鱷魚，命令鱷魚“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如果“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那就只能“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了。以往論及此文者，多是從他仁政愛民的角度去談，但文本當中一片天真赤誠也是不應忽略的。
具體到韓愈的詩歌創作，也體現出他性格中不受拘束的一面，其詩好奇求拗，故意押險韻、用僻字，追求陌生化的獨特審美效果，如《陸渾山火》中“虎熊麋豬逮猿猨，水龍鼉龜魚與黿，鴉鴟雕鷹雉鵠鵾，燖炰煨爊孰飛奔”，初見之下令人咋舌；其想象力又極為驚人，在詩中塑造了許多驚奇險怪的奇境，直開晚唐詩歌“審醜”風氣。其《月蝕詩效玉川子作》，雲“赤鳥司南方，尾禿翅觰沙。月蝕於汝頭，汝口開呀呀。蝦蟆掠汝兩吻過，忍學省事不以汝觜啄蝦蟆”，真不知是從何處想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