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更感興趣的一幅令牌插圖是“元代急遞鋪令牌”，為什麼教科書沒有選擇這塊令牌的高清圖，而是隻有一幅模糊的拓片。
之前偶閱黨寶海的《蒙元驛站交通研究》，發現裡面有關於這塊令牌的線索，特整理如下。
教科書中，所選的插圖拓片，應出自民國時期日本學者羽田亨的《元代驛傳圖考》。
在文章中，羽田亨介紹了令牌正面中心為大字“令”，右側為“關偽防奸不許”，左側為：“借帶違者治罪”，（應斷句為，關偽防奸，不許借帶，違者治罪）正面右側邊緣還有令牌的編號“地字五十號”。令牌背面有回鶻體蒙文、八思巴蒙文、波斯文各兩行。蒙文意為“令覺奸惡”，波斯文的意思是“持此夜巡”。
關於令牌的來源，羽田亨介紹是在北京的日本留學生鴛淵一君郵寄給他的拓片照片（1926年），根據鴛淵的回憶，令牌原版被一個蒙古人攜到上海售賣給了外國人，令牌在哪裡發現已無從知曉。中國學者蔡美彪認為此令牌流入蘇聯，為潘克拉托夫所有，1941年蘇聯科學院刊《方體字》一書曾附有原牌照片。黨寶海根據美國的國家地理雜誌照片，認為此令牌應存於蒙古國家歷史博物館。
好奇心驅使下，打開了蒙古國家歷史博物館網站，找到了這塊令牌相關的信息。下圖左下角的文物應該就是這枚令牌。
蔡先生的文章發表於1980年，黨先生的書出版於2006年，兩位的論據都是成立的話，這件文物又是如何從蘇聯流落到蒙古呢？也正是由於這塊令牌撲朔迷離的流轉導致到現在也沒有一幅高清的令牌圖吧。
最後關於令牌的用途，教科書將其定義為急遞鋪令牌，恐有不妥之處。羽田亨認為令牌上部的紋飾為鳥形，進而認為此令牌是海青牌。黨寶海則認為令牌上部紋飾應為伏虎或力士，他根據令牌上的波斯文“持此夜巡”，認為此令牌為夜巡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