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鼓勵畢業生“脫下長衫”，可他們要怎麼上大學才有出路？ | 專訪

界面文化：在書中，你將大學經歷比作一個迷宮，兩類學生拿著兩套不同的文化工具箱進入迷宮探險。

鄭雅君：我用四個維度——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城鄉、地域和父母教育水平——來區分優勢學生和劣勢學生。舉例而言，如果你是農村學生、西部學生、第一代大學生且父母從事簡單體力勞動，那麼你就是一位劣勢非常明顯的學生。我並不認為優勢學生和劣勢學生就完全對應著兩套文化工具箱，但最初入校時的對應關係是比較穩定的，兩套文化工具箱指的只是兩種理想類型，而不是說人只分兩種。在現實中，因為背景和經歷的混雜性，一個學生身上可能會出現交叉的特徵。

我們可以把上大學理解為一個迷宮探險遊戲，參賽者的兩種模式是直覺依賴和目標掌控。直覺依賴模式的參賽者不是很瞭解迷宮的情況，但他們非常仰慕迷宮，他們被告訴從興趣出發自由探索，但沒有意識到迷宮盡頭有考核，迷宮有不同的出口通往不同的前程，通過出口有競爭且競爭內容不同。他們沒有迷宮的介紹攻略，因為所有人都默認了你瞭解它。另一類參賽者彷彿就有一張地圖，知道未來面臨的是什麼，每一個關口要的東西是什麼，他們心中有明確的目標，直奔出口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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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種模式自成體系，有不同的價值觀。直覺依賴模式的學生會認同老師告訴他們的，人不能太急功近利，不能目的性太強，為了刷存在感去向老師問問題或奔著GPA刷分這種事，他們雖然知道會帶來好處，但出於心中的價值觀和道德感會看不起。目標掌控模式的學生擁有另外一套價值觀——如果不知道自己要什麼是對人生不負責任，浪費時間是對自己不負責任，他們會以更加個體化的方式考慮問題，認為付出更少的時間來獲得更好的成績是合理的。

界面文化：這兩種模式的偏好和學生家庭背景有密切關係？

鄭雅君：對，它甚至不是偏好，而是被培養成了某種習以為常的實踐模式。中產或更高階層的家長非常有意識地培養孩子的思考能力和自我意識，就像安妮特·拉魯在《不平等的童年》中所說，培養孩子對自己的需求有所知覺，有一種權利感（sense of entitlement）——老師的工作就是為了幫助你，你的需求是天經地義的，應該被滿足。如果從小給孩子灌輸這種自我意識，那孩子的個體化程度就會更高，會更適應更加個體化的新自由主義。

界面文化：在你看來，在分析中國大學教育制度時，海外研究成果和相關理論的主要侷限有哪些？中國大學與西方大學的主要區別有哪些，它們分別對學生提出了怎樣的要求？

鄭雅君：不能生搬硬套的原因在於社會差異。中國是一個強國家的社會，國家安排滲透在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勞動力市場、經濟部門、大學和基礎教育。這影響了學生的社會化過程、處事方式，以及學校的機構文化和遊戲規則。這是中國大學和西方大學的本質性區別，導致中國大學內部存在一個非常獨特的現實圖景。

在育人目標和對大學生提出的要求上，中國大學和美國大學是不同的。美國的精英文化是高度個人化的，強調奮鬥、自在和從容，強調你擁有小眾的愛好和品位。我比較了東西部各一所985大學最近十年來對外發布的優秀畢業生事蹟，你會發現，中國大學的“優秀”榜樣雖然看起來有很多種，但可以被概括為兩個標準——“紅與專”。

首先中國大學非常看重學生的學業成就，高績點或者科研成果，比家庭背景、個人魅力、才幹才藝都重要；其次，優秀學生熱愛國家，履行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比如參政議政、代表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發聲、多次獻血或做幾百小時的志願者。

界面文化：中國大學是否與勞動力市場脫節是一個長期爭論的話題。在你的採訪中，大學生們自己對這個問題是怎麼看的？

鄭雅君：我接觸了東部、西部和北部三所精英大學的學生，訪談對象超過100個，對於現在的大學生來說，上大學最重要的動機是獲得向上流動，出人頭地。這不僅對他們很重要，對他們的父母更是如此。這種想法無可厚非，古代中國人就是這樣看待教育的，所以會有“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的說法。教育一直被認為是追求美好生活的最佳方式。

在我看來，精英大學應該有指導性地、有支持性地把選擇的權利還給學生。提供多種軌道的支持，而不是一味地在學術軌道上投放資源，讓學生獨自去摸索就業市場。在目前的制度體系下，如果大學這樣做，其實是把失敗的責任都推給學生，因為只要有名額競爭就永遠有當不了歷史學家的學生，這是制度造成的。這些學生往往也是資源稀薄的群體，在其他軌道得不到太多支持的話，憑“直覺依賴模式”慢慢摸索，就很可能把一手好牌打爛，也加大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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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令人欣慰的是，當前人們對教育回報的想象很大程度上還是兌現了的。這可能和《寒門子弟上大學》裡的情況不太一樣，沒有那麼多學生最後真的無路可走或向下流動，至少在好學校裡這種情況還是很少見的。中國畢竟還處於社會轉型期，經濟發展的機會還是存在的，不像西方國家的階級固化程度那麼高。我們也沒有必要一味用西方文獻的話語去批判階級固化。

界面文化：《出身》中提到，美國僱主偏愛男性、白人和有運動員經歷的大學生。他們喜歡的文化符號包括知名學府的文憑、高地位的課外活動、光鮮的互動風格，以及關於熱情、自立、自我實現的個人主義敘事。這些東西與階級是息息相關的。在你的觀察中，中國僱主看重的文化符號有哪些？

鄭雅君：我雖然沒有像《出身》的作者那樣做過一手的僱主研究，但我和我的訪談對象聊過。體制外的僱主對人才的要求，特別是那些不顯而易見的、沒有被言明的要求，和體制內的僱主是不一樣的，甚至是對立的。

體制內的工作沒有那麼多隱形要求，僱主要求你服從體制內的遊戲規則，最好能展現出你的社會能力——是否善於團結同學，是否熱心助人，關心公益，不惹事，成績好。某種程度來說，直覺依賴模式的學生可能更受歡迎，因為他們更單純、踏實、穩重，在更加具有科層制特徵的官僚體制內更容易適應。觀察中我們也會看到，背景比較普通的學生走上這條路的，遠比走上市場化道路的多。包括讀博學生中也是背景普通的人更多，這和路徑依賴有關，他們可以很容易得到學校在學術道路上的支持。所以，體制內路徑承載著突破階層壁壘、幫助向上流動的社會功能。

《出身》
[美]勞倫·A·裡韋拉 著 江濤 譯
理想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1年

界面文化：90年代，人類學家馮文就在《唯一的孩子》中指出，有企圖心的中國父母希望培養出能夠在全球化時代中勝出的孩子，對於希望進入全球人才市場的中國學生來說，他們當中的優勢背景學生某種程度上也會變成弱勢群體學生。這是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精英大學學生才會面對的問題？

鄭雅君：社會心理學家已經有過很多討論，東亞文化圈具有集體主義文化特質——看重學業成就，有更強的尊卑意識，而西方社會更強調個人主義文化。就這個意義而言，可能中國學生到國外會有需要調整的地方。李一諾（注：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前麥肯錫全球合夥人）可以說是一位在美國勞動力市場取得了成功的精英，她也講過自己曾面臨不夠有進取心（aggressive）、太謙虛的問題。

生活在國際化背景或場域中的中國家長會理所當然地認為要幫助自己的孩子在國際勞動力市場上做好準備，那麼就需要幫助孩子融入國際精英的圈子，與他們分享同一種文化。他們要兼顧中西文化的不同。

界面文化：“985廢物”“二本學生”指向高等教育體系中的兩個學生群體，相同之處在於他們都有著某種失落感。你如何看待近年來公共輿論中關於大學生的相關討論的？

鄭雅君：“二本學生”是黃燈老師提出來的，但“985廢物”是學生自己提出來的，這個現象要分成兩個角度去看，一個是社會如何強烈地關注這個現象，說明了什麼？另一個是學生自嘲為“廢物”，想說的是什麼？

《我的二本學生》
黃燈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0年

社會熱議這個話題，根植於新常態下公眾對於教育回報的焦慮。人們開始擔心大學擴招了這麼些年，畢業生那麼多，經濟形勢又趨緩，再上大學還有沒有意義，有啥意義，能不能獲得我期待的回報？難道“囊螢映雪、懸樑刺股”的信仰要崩塌了嗎？

所謂“好學生”的文化腳本，就是一個人成為好學生，就能考上好大學，有好工作，就出人頭地，光耀門楣。這是從教育成就生髮出的一連串想象，是人們一直以來所相信的。如今人們焦慮於教育回報還能不能兌現、這一腳本還能不能持續。

大家討論二本學生時往往帶著一種非常失落、擔憂的語氣，但這種失落其實不見得是學生本人的失落，更多的是家長或者說公眾的失落。他們一旦看到“畢業生去送外賣”這樣的新聞就會特別緊張，再疊加疫情影響，可以預見這種失落擔憂和社會關注將持續存在。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學生如何看待自己？我也在我自己的論文裡探討了這個問題。“985廢物”寒門十多載，現在認為自己是“廢物”，多麼刻骨銘心的痛，而且這種痛楚得到了那麼多的共鳴，側面體現了我所說的文化掙扎真的是非常普遍。這種文化掙扎表現在，一個學生感到自己沒有符合學校對一個好學生的期待。

但總是會有人拿不到獎學金，一旦有排名永遠有後50%，總是會有人無法保研，而這些同學因為從小被“好學生腳本”所影響，一旦在大學裡無法再維繫好學生的身份，然後再看到其他同學那麼光鮮那麼優秀，心態就崩了，自我認同和自我價值就會被衝擊，他們就會認為自己是廢物。你去看“985廢物”的小組討論，會看到很多人提到成績，彷彿沒有了成績就被衝爛了靈魂；你再去看這些學生的社會經濟背景，會看到他們多為普通家境的學生。

但家境並不足以解釋他們自認為廢物這個現象，在我看來，越是普通家庭出身的學生越入迷於好學生腳本，更加依賴這種外部評價，而優勢學生/目標掌控型學生會更批判性地看待權威和外部評價標準。我後來意識到，經歷這種文化震動對這些學生來說未免不是一件好事。學校應該給予支持和安全網，讓他們能夠修復對自我價值的看法，重新調整價值感和意義感，鼓勵他們去探索除了好學生以外的更多身份，在別的地方建立價值。價值是一個多元的東西，不僅事關成績好這些外在評價標準。年輕人的成長，恰恰應該從迎合外部評價標準慢慢轉移到建立自己的價值體系，找到一個內化的、能夠經得住自己良心拷問的東西。

好學生腳本其實是不太健康的，因為你永遠有可能在接下來更具挑戰性的生活中面臨失敗，你不可能永遠都是好學生，永遠都壓過別人，而且靠壓過別人建立自己的自尊算什麼好？這有一系列的不良後果，比如說好學生對失敗者沒有任何同情心，這在桑德爾的《精英的傲慢》中介紹得非常清楚，於己於人於社會都是一種有毒的文化腳本。

《精英的傲慢》
[美]邁克爾·桑德爾 著 曾紀茂 譯
中信出版社 2021年

在我博士論文的研究裡，我發現很多學生可以在一種支持性的環境下走出好學生困境，重新定義並找到更加多樣的存在方式。它並不需要你和原來的身份隔離，你可以創造性地重塑自己的身份。我也接觸了一些二本學生，根據我的觀察，他們身上有非常豐沛的生命力。即使對於二本學生來說，教育回報也並沒有消失，他們還是非常努力地為自己爭取機會。我覺得失落感更多是因為公眾很擔心，父母很擔心。但至於學生本人，把自己稱為廢物，發在豆瓣上，這樣的一種行動本身就顯示了TA的生命力，因為TA在探索和尋求。很多人也並不真的覺得自己是廢物，而是自嘲沒有滿足外在的評價標準，但TA可能其實有自己的價值內核。

界面文化：疫情三年之後，中國大學生的想法、經歷和出路出現了怎樣的變化？

鄭雅君：其實大學生面臨的基本形勢沒有什麼明顯的變化，唯一的變化可能是這個“迷宮”遊戲升級了，“通關”越來越難了，出口在變少，排隊的人在變多，兌換的要求也水漲船高了。原本想出國的學生現在尋求保研，原本能保研的學生現在需要去考研，選調生這種原本比較冷門的出路也熱門起來，年輕人更加求穩，嚮往體制內。其後果就是弱勢學生的生存空間被更大程度地擠壓。

界面文化：似乎大學生規劃人生出路的時間節點也越來越往前移了？

鄭雅君：對，可能不少學生從大一開始就放棄探索和尋求人生可能性，準備考研，變成“大學高中化”這樣令人咋舌的情況。可能很多教育家又會痛心疾首，但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年輕人的選擇空間越來越小，只有這樣早的部署，才能提高勝算，即使這種勝算是以犧牲個人成長的絕佳黃金時間為代價的，但鑑於外部形勢的壓力，很多人還是願意這樣。

界面文化：我們國家已經進入文憑通脹的時代了嗎？

鄭雅君：現在碩士生和博士生也在大量擴招，整個社會對好工作需要什麼學歷的理解也水漲船高，這是毫無疑問的。這進一步推遲了學生去探尋自己的道路、從外部評價標準向內轉型的時間。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在985大學遭遇“是否是廢物”的文化掙扎，其實是一種特權——你還有餘力和閒暇去傷心，去探尋自我、重建自我。這是無數特權歸集在一起才可能發生的事情。

界面文化：科技的發展又在模糊傳統職業等級（體力勞動-腦力勞動）的邊界，威脅許多傳統意義上屬於中產階級的就業崗位。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文憑的追求還有沒有意義？對於大學生來說，要如何面對這樣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

鄭雅君：當然還是有意義的。蘭德爾·柯林斯在《文憑社會》中提出的觀點是，文憑是一個篩選人才的符號，文憑社會的運轉方式是，文憑被認為是篩選人才的一種穩健方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肯定不會消失。

《文憑社會》
[美] 蘭德爾·柯林斯 著 劉冉 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8年

文憑通脹並不是因為社會製造出了更多需要大學文憑的勞動者，它不是這麼一個功能主義的邏輯，而是因為社會對人才篩選有越來越強的需求，教育被認為是最具有合法性的評價標準。教育長久以來就具有公平正義的合法性，如果既定的社會制度不發生改變，這種合法性是不會被撼動的。

對那些希望在大學裡順利拿到機會的學生，我的建議是多參照目標掌控模式——雖然我非常欣賞直覺依賴型同學摸著石頭過河的勇氣，但為了能夠在社會的驚濤駭浪中安身立命，我還是會建議他們不要忘記，有一部分人在用更具技巧性的方式上大學。

不管接不接受，你得知道大學的遊戲規則，並做出自己的選擇。多和其他同學交流，給自己打造出更寬裕的文化工具箱。找到一個能有正反饋的目標，根據獲得的正反饋不斷修正、調整自己的自我價值。不要沉迷在“好學生”腳本里，而是真的要去反思，問自己真正想做一個什麼樣的人，你要把你的價值建立在什麼地方。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採寫：林子人，編輯：黃月，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