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定不止一次思考過這個問題，幾乎是越來越頻繁的，我們覺得自己不快樂，被負面情緒包圍，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焦慮或抑鬱所吞噬。
有時，我們會擔心自己是不是生了病。而在精神分析學者卡倫·霍妮看來，人同時產生不同的想法很正常，很多情緒與其說是精神病態的表現，不如說是普通人身上或多或少存在的煩惱。
今天的文章，來自於心理學學者李松蔚，他為卡倫·霍妮的著作《我們內心的衝突》寫下了這篇導讀，事實上，普通人感到痛苦很正常，你也可以“帶著滿身的問題自由地生活”。
*本文經讀客授權獨家首發
“衝突”這個提法最早來自弗洛伊德，這是一位在20世紀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偉人。要講霍妮的這本書，就要先介紹精神分析理論。這要先從弗洛伊德的工作說起。
弗洛伊德是一名奧地利的醫生，他最初的研究方向是神經解剖學。他在工作中發現了這樣一類病人：他們看上去像是有某種神經機能的症狀，嚴重的比如癱瘓、失明、喪失觸覺，醫學檢查卻無法發現他們有任何生理功能上的病灶。這種無病之病，叫作“癔症”，問題出在內心，而不是生理。
因此，需要探索內心發生了什麼。如何探索呢？弗洛伊德和同時代的研究者一起，開創了談話療法。他們發現，用談話的方法可以治病。原理如下：患者有一些自己意識不到的內心衝突，這導致了外部症狀，而如果在交談當中幫助患者意識到這種衝突的本質，症狀就可以不藥而癒。
精神分析史上的第一位病人安娜·歐女士，出現過一次恐水的症狀。拒絕飲用任何液體，這給她的健康帶來了極大的風險。在催眠狀態下，她情緒激動地回憶起一件事：一個她並不喜歡的女伴帶來的狗，喝了她杯子裡的水，她受到的良好教養讓她不能對此表達任何憤怒。當她在催眠狀態下表達出憤怒之後，症狀消失了，醒來後她要了一杯水。
由此，弗洛伊德提出了一個廣為流傳的心理模型：他把人類的心靈比喻為一座漂在海里的冰山。海面上的部分是我們平時能夠意識到的各種思想、情感、衝動；而在海面之下還有一個廣闊深邃，卻難以被洞悉的黑暗世界——無意識。
在這個底層世界，無時無刻不在上演慘烈的衝突，各種慾望在相互撕扯、搏殺。但一個人在清醒的意識狀態中，覺察不到它們的存在，只能在一些線索中找到其一鱗半爪，比如口誤、夢境，以及神經症症狀。
神經症，這種貌似神經的病變卻與神經毫無關係的病症，成了探索無意識的入口。弗洛伊德通過對神經症的研究，發現衝突來自這樣兩股力量：原始慾望想要尋求滿足，卻遭受到道德力量的禁制。這裡的原始慾望包括兩類：一類追尋感官快樂，叫作“力比多”；另一類則是破壞和攻擊欲。
弗洛伊德認為這是人類的兩種本能，它們極其原始，和野獸沒有本質區別。而道德的規訓代表著人的社會屬性，它起源於每個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通過與父母和外部環境的接觸習得的某種“恐懼”：這個世界有一種禁制性的權威力量，如果我不按它的來，會慘遭拋棄。
這種恐懼在無意識當中形成一個嚴厲的聲音，叫作“超我”。超我不斷審查那些原始慾望，後者也不甘示弱，兩者永無休止的鬥爭構成了無意識衝突。衝突得不到解決，我們就會生病。粗略地講，最初的精神分析模型就是這麼一回事。
對那些已經很熟悉精神分析的讀者來講，上述闡釋不僅過於簡化，並且漏洞頗多，完全沒有辨析概念的精微複雜之處。相反的批評則是：這些內容會不會已經過於晦澀了？如果一個讀者並非專業的精神分析研究者，他為什麼要花時間去了解弗洛伊德的理論？
也許應該多討論一點“神經症”，它決定了你是否需要關心《我們內心的衝突》這本書。在弗洛伊德的時代，神經症是癔症的代名詞：一種戲劇性的、讓人印象深刻的軀體上的功能失調。但是在弗洛伊德之後，這一類症狀越來越罕見了。多數患者的症狀表現為焦慮、抑鬱、應激、失眠、疑病、因壓力導致的軀體疼痛，等等。
這些症狀變得越來越不像是一個醫學問題，而更像是某種“性格”的問題。我們在生活中遇到這一類人的時候，很可能也會不當一回事，而是簡單地說：“他們的問題在於太敏感，想太多。”解決方案也像是通過對此類人身上某種意志力和思想品質的改造，達成表面的和解。“不要想那麼多，自然就沒事了”。
而在20世紀中期，以卡倫·霍妮為代表的精神分析學者，仍然堅持以一種嚴肅的態度探討這個話題。他們認為，那些達到了所謂病理狀態的人——神經症“患者”——和正常人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而是一個漸變的連續體。中間地帶可以叫作“神經症人格結構”，與其說是一種病，倒不如說，那是我們普通人身上多多少少存在的煩惱。
無意識衝突可以用來理解神經症，或者是神經症人格。衝突的強度也許會導致我們最終表現出的適應程度不同，因此有生病和健康之別，但衝突的本質是一樣的。
但是霍妮不同意弗洛伊德對沖突內容的見解。她認為，無意識的衝突未必是原始慾望和超我禁制之間的戰爭，它也可以是一種更尋常可見的現象。每個人生活在社會中，都會面臨兩難的選擇，有選擇就會有衝突。
上班累了一天，回到家是更想大吃一頓，還是吃對健康有利的低卡路里食物？這就是衝突。兩個選擇都好，但是選擇一個，就意味著捨棄另一個。孤獨的時候希望有人陪伴，但同時一想到要建立親密關係，又覺得很麻煩。只要做不出選擇，或者做出選擇之後又質疑選擇的正確性，人就會平添煩惱。
當然了，神經症性的衝突並非這種一目瞭然的二選一。它隱藏得更深，麻煩更大，鬥爭更激烈。但究其本質，都是人性面對兩難選項產生的撕裂感。換言之，衝突跟一個人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認為自己是什麼樣的人，以及應該做什麼樣的事有關。它並不完全屬於生理學的範疇，也離不開文化和社會規則的參與。
這是霍妮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把精神分析從一門醫學理論過渡到科學與歷史人文相結合的交叉領域。她把“神經症”的討論範疇，從“少數人為何生病”，擴展到“特定社會背景下的普通人為何感到痛苦”。
用今天的語言，這種痛苦也可以叫作“糾結”“精神內耗”。
霍妮的人生故事包括這麼幾個關鍵詞：女性、不被喜愛、聰慧，以及倔強。她出生在一個並不幸福的家庭：嫌她醜陋的父親，偏心兒子的母親，幾個已經成年的同父異母的哥哥姐姐。她不顧父親反對，立志要成為醫生。
作為一名女性，霍妮在那個年代進入了大學，28歲獲得醫學博士學位，34歲成為精神分析師。她反對弗洛伊德關於女性性慾的理論，47歲從歐洲孤身遠渡重洋來到美國。她一邊聲名大噪，一邊卻遭到同行的排擠。紐約精神分析研究所剝奪了她的講師資格，於是她自創了美國精神分析研究所，並且自任所長。她在歐洲有過一段既不快樂，也不長久的婚姻。她曾兩次患有抑鬱症，還萌生過自殺的念頭。
一百年前和現在相比，女性的故事好像並沒有太多不同。
霍妮是這樣看待那些為神經症所苦的人。她說，這些人之所以痛苦，是因為他們不願意欺騙自己，需要給出對自己誠實的答案：我是真的想結婚嗎？還是應該忠於自己的事業？作為媽媽我必須愛自己的孩子嗎？如果我並不想被孩子拖累，這是不是一種罪惡？我是否愛自己的伴侶？還是我只是需要一段親密關係，說服自己相信這就是愛？我想做一名醫生，是真的為了治病救人，還是我只是看重醫生的職業比較穩定，收入還不錯？——你說這些糾結是想太多也好，鑽牛角尖也罷，但就是有人放不下它們。
那麼，你說這樣的人有什麼問題嗎？他們做錯什麼了嗎？絕不是。我想霍妮寫這本書，正是為了鼓勵他們：這個世界是有強大的人的，他們有著非常清晰確定的價值觀。他們從來沒有選擇的煩惱，因為他們永遠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但這也是一個多元化的、價值觀快速變化的社會，也會有人困惑於自己是誰，應該遵循怎樣的生活準則。這沒有任何錯。——不然怎麼辦呢？自己騙自己，說這些問題根本不重要嗎？也可以，有人是可以這樣逃避下去，運氣好的話，逃避一輩子也沒問題。可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被衝突所困擾的人，難道不是更勇敢、更可愛，也更誠實的人嗎？
在霍妮筆下，她對這些人帶有一種由衷的愛護與敬重。她把他們看成了靈魂層面的勇者，不接受自我麻痺，勇於直面衝突。霍妮說這是一種珍貴的才能。只有經歷過這些痛苦，才能讓自己獲得內心的自由和堅定。而那些居高臨下的態度，無論是把這些糾結看作一種心理的病態，還是不值一提的“牛角尖”“想開點”，都不是在提供真正的幫助。
從這個角度講，神經症性的衝突者甚至不需要認可霍妮的理論，僅僅只是感受到霍妮在這本書裡的善意，就已經可以收穫很多治癒了。他們不但不是弱小的人，反而更強大，更勇敢。所謂的衝突也不是他們的問題，而是他們在以更有力量的方式解決問題。
我們的話題正逐步走向人際關係。弗洛伊德本人對這個主題並不重視，但在他的後繼者那裡，無論是沙利文、阿德勒，還是霍妮曾經的戀人弗洛姆，都把人際關係看成是精神世界最重要的，甚至也許是唯一重要的命題。一切精神困惑走向終極，都繞不開這樣一個問題：我應該如何對待他人？當然，對待他人的另一面，就是該如何對待自己。
在這本書中，霍妮提出，無論現實意義上的衝突是什麼，進入無意識層面，本質都是對人際關係的基本態度的衝突。她把面對人際關係的基本態度分成三種：第一種態度叫作“親近他人”。意思是，把自身的存在價值建立在與他人的關係上。在健康的範疇內，這樣的人會是最好的朋友、伴侶，他們與人相處總是會展現出友善和順從的姿態。
但如果這種態度過於強烈，達到強迫性的程度，就會對這個人造成極大的負擔。有人無時無刻不在擔心別人不喜歡自己。一旦察覺到別人有不滿的跡象，就會感到巨大的驚恐，從而不顧自己的原則、喜好，甚至安危，一味展現出討好的姿態。這樣的人在一段關係中也會患得患失，認為這段關係等同於自己的全部價值，情緒也會因為別人隨口一句話而劇烈波動。
第二種態度叫作“對抗他人”。跟前一種態度剛好相反。這種態度默認人人都在設法損人利己，把人看作危害的來源，唯恐被人利用或羞辱。這樣的人時刻都在保持警惕，審視關係中可能存在的風險。程度適宜的話，倒不失為一種慎重的自保策略，但如果達到一種強迫性的程度，這個人就會變得偏執，不斷猜疑別人有什麼惡意，用一種防禦甚至是主動進攻的方式，擴大自己和別人的衝突。
第三種態度叫作“疏遠他人”。擁有這種態度的人不擅長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程度比較適宜的時候，他們表現得更願意獨處，享受內心的寧靜。但如果超出限度，這種態度就會表現為一種情感的淡漠與隔離。他們在身邊設立了一道無形的屏障，不允許自己對任何人有所希冀。
他們不關心別人，也不需要別人的幫助。最好一切自給自足。永遠與人保持最初的社交距離。為此他們不惜隔絕自己的一切情感。假如他們在一個群體中找到歸屬感，或者跟某個人在一起感到快樂，他們就會對這些感受分外警惕。
你可能在讀到每一種傾向時，都覺得與自己有一部分吻合。的確如此。這三種傾向本身都是正常的，每個人的人際態度多多少少都是三者的混合體。但是，如果面對某一種情境，你同時產生兩種對立的需求，那麼就會體驗到煩惱。假如這兩種需求都達到強迫性的激烈程度，各不相讓，撕扯的痛苦就會加劇。霍妮認為，這是構成神經症的基本衝突。
這跟弗洛伊德提出的衝突模型完全不同，並非內心願望跟超我禁制的戰爭。——在霍妮看來，跟超我的戰爭還有解決的可能性，這時候起碼還擁有一個明確的訴求，只需要找到一種被外界許可的滿足方式。而霍妮式的衝突讓人更絕望，在於我們的訴求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南轅北轍的。任何一個方向上的滿足，都在另一個方向上背叛了自己。
即使放在今天，霍妮的這份洞察仍然堪稱犀利。用一句話概括，最大的痛苦不是求而不得，而是“既要⋯⋯又要⋯⋯”。很多人對自己的分析是單向的，看到的往往只是問題的一半，比如抱怨自己“討好型人格”“不會拒絕”。要解決他們的問題，難道只需要一份拒絕的勇氣嗎？不見得。
一心拒絕，這有什麼難？真正的困難在於，他們一方面希望拒絕（以實現對他人的報復或疏遠），另一方面又希望可以繼續討好（能夠繼續從人際關係中獲得利益）。這樣一來，他們就陷入了拉扯。
霍妮本人更為一針見血。她會說，那些慣於討好的人，無意識層面上也有施虐的願望。無意識的衝突中總是包含與表象相反的一面。就像一個嚴厲的人反而會展現寬和，摳門的人故意對外人慷慨。渴望被愛的人，卻在被人示愛時將其拒之門外。
這些矛盾心理都是自然現象的一部分，而非問題。把它們當作“問題”本身才是更大的問題。誰對人際關係沒有既嚮往又抗拒的苦惱？誰在親近的人面前沒有過愛恨交織，不曾左右搖擺？但如果我們過於激烈地強調或否認某一種態度，反而暴露了我們把它看得太重的心理。看得太重，問題就來了。每一次拉扯都演變為撕裂，每一個選擇都是不能承受之重。
這也是霍妮的洞察：她不批判任何一種衝突，但她指出，真正的問題是“強度”。在中國這種人情社會，沒有比人際關係更高強度的動力了，每個人都在通過他人的目光尋找自己。我們在人際關係中同時感受到強烈的渴求、懼怕與孤獨，我們如此在意自己在人群中的位置，它又搖擺得如此劇烈，這一切讓我們倍感衝突。
衝突還不是問題的全部。更大的問題在於，我們的無意識在採用一些並不高明的策略，試圖“緩解”衝突。就像小孩子用一個謊言彌補另一個謊言。最終結果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成為更大的問題。用精神分析的術語來說，就是防禦機制成為症狀本身。
最基礎的一種防禦機制是壓抑。只允許自己看到衝突一方的慾望，不承認另一方慾望的存在，用掩耳盜鈴的方式製造一種自洽的表象——但並不能真正地解決衝突。一個人如果沉浸在這種防禦機制裡，在讀這本書的過程中也許會感到茫然：“我可沒有這樣的矛盾。”甚至是煩躁：“她在胡說八道些什麼！”不舒服的體驗越強，恰恰說明你越接近真相。
另一種方式是，對自己有一種不切實際的想象。在想象中已經達到某種自己根本不具備（也絕不可能達到）的狀態。比如，這個“我”展現給別人的永遠是優點，人人競相稱讚。這是一種虛幻的解決方式。
理想化形象破滅的同時，我們會把失望投射到外界。霍妮認為這是另一種糟糕的解決方案：外化作用。我們會相信是外部因素造成了這些痛苦——“都怪他，把我害慘了！”我們把焦點放到對其他人的指責上，反而讓面對和解決問題變得更加遙遠。
那麼，我們可以怎麼辦？這本書只能幫助我們看到問題，但它並不負責一勞永逸地消除問題。不存在一種簡單的治療方法，或者應該這樣說：大多數的衝突，並不真的需要被“治療”。看到衝突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解決。至少是在用一種更誠實的態度面對自己，並摒棄那些糟糕的、適得其反的解決方案。在霍妮看來，這就已經是一種成長了。
活著已經很難了，何況面對這種本來就無解的衝突，這幾乎可以說是人一輩子的難題。意識到它的難，我們就從理想化的狀態中出離了一點。這是很大的失落，但也讓我們更走近真實。
閱讀這本書的同時也許會讓你感到不安，你會害怕如此真切地看到問題。不要怕，看到問題是一件好事。它解放了你，你可以帶著滿身的問題自由地生活。就算問題不能解決，又怎麼樣呢？你仍然可以讓自己活得好一點兒。這就是你，是沒那麼好，但也沒那麼糟。
本文節選自《我們內心的衝突》導讀，經讀客授權獨家首發。歡迎點擊下方小程序進行購買。
微信內容編輯：汁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