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實習記者 王偉傑
“我的人生平淡無奇。幼年隨父母宦遊於川，青年因戰亂中途輟學，14歲經胞姐舒賽引入革命隊伍，開始文工團的軍旅生活。1947年到延安從事音樂專業後，至1989年離休前，四十餘載均工作於中國歌劇舞劇院（及其前身），大半生奉獻給我所熱愛的歌劇藝術。”這是94歲的音樂家、作曲家、新四軍老戰士舒鐵民對自己人生的總結。
舒鐵民在家中
舒鐵民14歲就參加新四軍，當了文藝兵，至今他還記得進入文工團後唱的第一首歌，是由塞克作詞、冼星海作曲的《救國軍歌》：“那槍口對外，齊步前進！不傷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們是鐵隊伍，我們是鐵的心。維護中華民族，永做自由人……”
1943年底，在指導員梅伯堅的介紹和大姐舒賽的鼓勵下，舒鐵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我記得入黨儀式是在一個隱蔽的屋子裡面舉行的，由指導員帶著我宣了誓。當時我年齡小，是作為青年黨員入黨，直到18歲之後才轉為正式黨員。”舒鐵民說。
同年，舒鐵民調到鄂豫皖邊區洪山公學的青訓班學習。洪山公學是一所為邊區培養幹部的綜合性隨軍學校，當時，舒鐵民經常去校內和校外的露天集會上教唱抗日歌曲，由於他個頭小，不得不站在桌椅上打拍子。“這裡敵、偽、頑、特活動十分猖獗，每當日本人或者偽軍進行瘋狂掃蕩時，學校也要隨部隊一起離開，一晚上就要走幾十裡的路，風雨無阻。”舒鐵民回憶，“我們隨軍四處轉移，晚上走到哪裡就睡在哪裡，敵情緊張時，只能和衣而臥，一般都是住在老鄉的家裡。而且，也沒有固定的課堂，走到哪個村子，就在哪個村子上課。老師找一塊簡易的門板當作黑板，拿木炭代替粉筆來寫字。我們則拿出揹包墊在屁股下面當凳子，拿著學校發的鋼筆就開始上課。”
1945年9月於五師三軍分區文工隊
舒鐵民（後排中）
1945年，舒鐵民離開洪山公學文工隊，調到三軍分區文工隊任孩子隊隊長。當時，襄南敵後抗日根據地遍佈河湖港汊，舒鐵民所在的文工隊經常去湖區進行慰問演出。一次與日寇的近距離遭遇戰，讓舒鐵民終生難忘。“有一次在警衛班的護送下，我們到白鷺湖區慰問演出一週，圓滿完成了任務。在返回駐地的途中遇到了假扮商船的日寇船隻，敵人向我們瘋狂掃射。排長和警衛戰士奮力還擊，掩護我們沿著蘆葦的河道後撤。後來，我們退回蘆葦蕩中，最終化險為夷。但掩護我們的排長和3名警衛戰士卻被敵人俘虜，他們寧死不屈，被殘暴的日寇用魚叉活活地叉死了。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我們情不自禁地放聲痛哭。誰都明白，他們的死，是為了我們的生。”舒鐵民說。
舒鐵民與參加中原突圍的戰友（後排右一）
抗日戰爭勝利後，舒鐵民被調到中原軍區政治部文工團，這是邊區最具專業性的文藝團體。當時蔣介石執意發動內戰，調集重兵對中原軍區實行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文工團隨軍參加“中原突圍”，在國民黨機械化部隊不斷圍堵和追擊之下，轉戰兩月餘，途經豫、鄂、陝、甘四省，行軍2500多公里，最後全團只剩下6個人到達延安。“對我們這些從大後方來的知識青年而言，這是一次嚴峻的考驗。為了順利突圍，我們扔掉了幕布、服裝、樂器等難以捨棄的‘演出家當’。在部隊向陝甘寧邊區靠攏的時候，被敵軍包圍在荊紫關以南、鄖西縣東北的鮑魚嶺地區，鮑魚嶺一戰是突圍以來最嚴酷的一次戰鬥，由於敵人的強勢，我軍必須在敵軍完成部署發起進攻之前突出包圍。當時，文工團隨旅直機關一起向山下衝去，周圍山石重疊，沒有道路，人們跌倒了又爬起來繼續前進。當我們衝出包圍圈後，緊隨於後的幹部旅和警衛團又被敵人包圍起來，幹部們都拿起武器和警衛團一起與敵人拼殺，終於突破了敵人的包圍圈。”舒鐵民說。
1947年晉冀魯豫人民文工團樂隊
舒鐵民（第二排右一）
新中國成立後，舒鐵民投身於歌劇事業中，曾創作了《紅雲崖》《救救她》《賀龍之死》等多部歌劇作品。“文革”後他率先創作了歌頌周恩來總理的歌曲《敬愛的周總理 人民的好總理》（喬羽詞）。晚年的舒鐵民筆耕不輟，撰寫了他姐姐舒賽三陷囹圄、以身殉志的人物傳記《烈女傳奇》，參與了《中國歌劇史》的創作，撰寫了自傳《藝文軼事——我的音樂之路》和編纂了新中國第一個藝術劇院老北京人藝的圖文史料，以及一些短篇回憶錄。
如今，雖已年過九旬，離開歌劇院已30餘年，舒鐵民依然關心歌劇的發展。在他看來，目前中國歌劇發展仍不成熟，受群眾歡迎、很接地氣的歌劇作品沒有廣泛出現，“歌劇不能光是自己欣賞，也要老百姓能夠欣賞。搞歌劇創作不能高高在上，光寫一些浮華的內容。一定要接地氣，貼近老百姓的生活，要關注偏遠地區農民的生活，反映他們面臨的問題和生活的變化。”舒鐵民說，“歌劇事業，特別是我國民族歌劇，需要幾代人的探索、實踐；再探索、再實踐，才能創造出既為國人所喜愛，也為世界人民所讚賞的中國民族歌劇。我堅信這一天的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