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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召開“分共”會議，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
在血的教訓中，中國共產黨人走上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道路。
1927年7月27日早晨，一個提著黑色提包、穿著合體西裝的外地人敲開了花園角2號朱德的家門，這個人就是周恩來。
剛一見面，負責領導武裝起義工作的周恩來便告訴朱德：賀龍、葉挺的部隊已陸續從九江開赴南昌，準備在南昌發動武裝起義。
7月27日這天，中共中央決定在江西大旅社的喜慶禮堂正式成立由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組成的中共前敵委員會，並決定於7月30日晚舉行武裝起義。
7月29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張國燾以中央代表的名義從九江連發兩份急電，要求等他到南昌後再做是否起義的決定。
起義面臨“流產”的危險，一向溫文爾雅的周恩來忍無可忍，拍案而起。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陳力：周恩來非常生氣，他回憶說這是他第一次拍桌子。他對張國燾說：“國際代表和中央派我來是主持這個運動，你現在這樣，我只能回去了。”
7月31日上午，會議繼續召開，最終決定於8月1日凌晨舉行南昌起義。
在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的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率領軍隊在南昌城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1933年9月，蔣介石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圍剿”。
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後，共產國際派來的德國顧問李德搬用蘇聯紅軍正規戰爭的經驗，令紅軍同敵我力量懸殊的敵人打陣地戰、堡壘戰，遭遇了一次次慘敗。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10月10日至17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領中央紅軍主力八萬六千餘人從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發，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開始長征。
中央軍委縱隊因攜帶輜重過多，行動遲緩，尚未過江即遭到國民黨軍優勢兵力的夾擊。
軍史專家王曉建：他們渡過湘江時，軍委縱隊到了灌陽以北的文市、桂巖一帶，距渡河點只有八十多公里。此時如果拋下輜重輕裝疾進，軍委縱隊本可以迅速渡過湘江讓南北兩翼壓力驟減。但是拖著罈罈罐罐的紅軍每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
為贏取寶貴的渡江時間，湘江兩岸的紅軍全線與國民黨軍進行殊死決戰。12月1日傍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和紅軍主力大部終於渡過湘江。
渡過湘江後，中央紅軍由出發時的8.6萬餘人銳減至3萬餘人，成為紅軍歷史上不堪回首的一頁。李德的指揮引起越來越多的不滿。
1934年12月13日，中央紅軍兵分兩路向黎平進軍，突破黔軍防線，於15日攻佔黎平縣城和老錦屏。
此時的紅軍雖然對進軍路線做了調整，暫時甩開了國民黨追兵，但關於紅軍前進方向的爭論並沒有結論。一些人仍然堅持北上、到湘西去的錯誤觀點。
在這樣的形勢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些中央負責同志要求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央紅軍的戰略方針問題。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這是中央紅軍長征以來召開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史稱“黎平會議”。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博古等人出席會議，李德因患瘧疾發高燒未能參會。會議由周恩來主持，集中討論了中央紅軍進軍的戰略方向問題。
毛澤東從戰場實際情況出發，堅決主張放棄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改道黔北，首先在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創建新的根據地。
黎平會議最終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並通過了根據毛澤東的發言寫成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
會後，周恩來把會議決定的譯文送給因病沒有參會的李德。李德看到這份完全異於自己主張的會議決定後非常生氣，和周恩來發生了激烈的爭執。但是會議決議已經形成，大為惱火的李德已無法改變黎平會議確定的新路線。
據周恩來的警衛員範金標回憶，兩人當時用英語對話，“總理把桌子一拍，擱在桌子上的馬燈都跳起來，熄滅了”。
周恩來這次拍案而起的舉動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曾在會議上說，“總理那次拍了桌子，一下子就把局面扭轉過來了”。
中共黨史專家邵維正：黎平會議是血戰湘江之後一個關鍵性的決策會議，因為它不僅決定了紅軍是北上還是西進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在軍事指揮制度上做出了明確的規定。
隨著從黎平往西北一路上的不斷爭論，將領導權交由具有遠見卓識、深刻理解中國革命實際的毛澤東，逐漸成為全黨全軍的共同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