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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21日，以色列議會正式通過全面司法改革計劃中第一項法案的一讀程序，為此，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爆發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自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領導的極右翼政府於2023年1月4日宣佈司法改革計劃以來，以色列民間已發起多輪抗議示威活動。支持改革的群體認為，這將有利於提升以色列政府的運行效率；反對者則認為，改革將減少司法體系對以色列政府的制衡，並帶來新一輪動盪和紛爭。可以說，司法改革已在某種程度上暴露出以色列社會存在已久的分歧，並撕裂了以色列社會。
強化政府和議會影響力
此次司法改革主要有三方面內容。首先，改革旨在強化以色列議會的權威，削弱最高法院的權威。在現行的以色列司法體系中，最高法院具有終審權，以及對控告政府、政府部長及所有公職官員或機構案件的審判權，同時承擔最高審判庭的職責。但若司法改革方案被實施，此後若議會通過的一項普通法律與現有的“基本法”相矛盾，該法案只有在最高法院全體法官出席的情況下，才能開啟廢除程序；只有得到80%以上法官的支持，才可被否決。與之相對，以色列議會可憑藉簡單多數投票，即獲得全部120個議席中超過61席的支持，便可推翻最高法院的合法性判決。
其次，改革方案聚焦最高法院法官的人事任免權，試圖強化以色列政府對最高法院的影響力。當前，以色列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由專門的任免委員會負責。該委員會由三名最高法院法官、兩名以色列律師協會成員、兩名議員和兩名政府部長，共計九名成員組成，任免最高法院的新法官需獲得九名成員中至少七人的同意。這樣既能讓最高法院新任法官被以色列司法系統、行政系統和專業團體接受，又可防止某一個群體和組織對最高法院擁有絕對影響力。
但若司法改革獲得成功，任免委員會成員將增至11名，司法部長將成為委員會主席，並增加一名來自議會“憲法、法律和司法委員會”的議員進入委員會。此外，原有名額中的兩名律師協會成員，將改為由司法部長直接指派。由於議會“司法委員會”的成員是屬於以色列執政黨的議員，因此，改革後的最高法院法官任免委員會，將受到司法部長的直接控制，以政府也可藉此直接影響最高法院的判決。
第三，改革方案還將削弱檢察機關對政府的監督。在現行司法體系中，總檢察長主管政府的法律事務，享有在所有重大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中代表國家的特權。總檢察長雖由政府指定，但獨立行使權力。總檢察長在法律事務上向政府提供建議，在法庭上代表國家機構。此外，以色列政府的主要部門設置了由總檢察長向各部長指派的法律顧問。法律顧問負責審查本部門出臺的各項政策是否違反“基本法”與其他現行法律。若有違反，法律顧問可代表總檢察長向該部部長提出修正或撤銷該方案。但若司法改革順利實施，法律顧問人選將改由各部長決定。法律顧問的權威也將縮減，其所提出的法律意見和建議，將僅供部長和本部門參考。
改革引發社會對立
根據以色列司法部長列文的表態，此輪司法改革僅僅是“第一階段”，未來以色列政府還將重新修訂“基本法”。由於特殊的國情和歷史，以色列沒有憲法，只有長期臨時充當憲法功能的“基本法”。以色列“基本法”由十四部具有憲法性質的法律文件組成，其中1992年由以色列議會通過的《人的尊嚴與自由》文件，成為“基本法”的重要組成部分。該文件規定，議會修改“基本法”，或刪除其中的某項法律文件，需絕對多數議席通過才能生效。與此同時，該文件中的部分內容，因“違反猶太教教義”而被以猶太教極端保守派反對。若此輪司法改革生效，那麼只要以色列議會經簡單多數投票通過，便可將“基本法”的法律文本降級為“普通法律”。
此次司法改革引發了以色列社會輿論的強烈反應。其中，贊成者主要來自右翼政治和社會團體，他們認為當前以色列最高法院的權威過大，應當受到行政機構的約束，而在美國、德國、法國等西方國家，由政府領導人或立法機構任命法官的制度非常普遍。也有支持者認為，當前總檢察長和各部長法律顧問權力過大，需加以制衡。在當前的司法體系下，法律顧問在實際上有權否決各部門的政策決定，這妨礙了以色列政府的高效行政，也讓以色列檢察機構成為權力體系中的“國中之國”。
與此同時，也有很多左翼和中間翼群體反對司法改革。他們認為，以色列是總理議會制政體，其中議會是一院制的立法機構，在實踐中，最高法院是制約議會的重要力量。若司法改革內容被實施，司法部的權力將大大增加；政府和政府影響下的議會，將直接左右以色列政治決策。對此，以總統赫爾佐格警告稱，此輪司法改革方案若實施，以局勢可能會產生“非常危險的政治、經濟和安全後果”。
也有反對者認為，此輪司法改革的真實目的在於加強右翼政黨對社會的影響力，肅清左翼和中間翼政治力量對其的約束。在過去20多年裡，以色列政府大多由右翼政黨主導，因此出臺的政策往往具有較強的猶太教和民族主義色彩。例如，面對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的非法猶太定居點，一些左翼組織和巴勒斯坦團體無法向以政府提出申訴，只能依靠最高法院的裁決迫使以政府拆除某些非法猶太定居點；面對把控教育、婚姻和社會政策的右翼猶太教政黨，一些社會團體也希望通過最高法院的裁決來干預以政府將猶太教法規推行至以色列社會的政策。因此，持這種觀點的人擔心，一旦司法改革獲得通過，未來巴以衝突將進一步加劇，以色列社會“猶太教化”的趨勢將更加明顯。
此外，另有反對觀點認為，此次司法改革若順利通過，將為部分以色列政客提供“司法保護傘”。自2018年以來，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一直面臨來自檢察機構的貪腐訴訟。此外，一些右翼政黨領導人，也曾因貪腐訴訟而被最高法院宣判有罪，從而影響政治生涯。因此，反對者擔心若此次司法改革獲得成功，未來內塔尼亞胡將提起“議員或官員豁免法案”，導致以色列政府的腐敗問題無法被監管。
事實上，此番司法改革觸及到了以色列國家政治身份中最敏感的問題，即以色列應當是一個以右翼猶太民族主義為核心的國家，還是一個包容不同政治理念和族群身份的多元國家。因此，也必然持續引發廣泛的社會紛爭。
（王晉為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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