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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史(Maritime history)作為一個學術研究領域和歷史學的分支學科大約形成於二十世紀50年代。在此之前，已有航海史、海軍史、海戰史等研究，但沒有整體性的海洋史研究。在此之後，先後出版了《國際海洋史雜誌》和《海洋史研究叢書》，1960年還在“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下組建了“國際海洋史委員會”，定期組織召開國際海洋史大會。
早在希羅多德和司馬遷時代，人類在海洋上的活動已經時有記入史書。作為西方史學之父的希羅多德在《歷史》中不但記載了希波戰爭中海戰的歷史，還論及海洋環境與貿易和民主的關係。作為中國史學之父的司馬遷在《史記》中既記載了齊國利用海洋中的魚鹽資源的經濟活動，還記載了秦始皇“東遊海上”和“望於南海”的政治經略。15世紀的大航海（包括鄭和下西洋和世紀末的歐洲三大航海）徹底改變了人類對海洋和地球表面的認識，改變了跨洋交流的方式和規模，世界第一次真正連為一個整體。與此同時，在陸地上形成的領土和權利觀念也逐漸滲透到海洋，殖民宗主國在海洋上展開激烈爭奪。教皇的裁定只是滿足了一時之需，並不能形成所有覬覦者共同遵守的法則，進而建構出穩定的秩序。1609年，法學家格勞秀斯發表了《論海洋自由或荷蘭參與東印度貿易的權利》，指出海洋是自由的，任何國家（包括葡萄牙）都無權以發現、“先佔”、教皇饋贈、戰爭、時效或習俗的名義獨佔，所有人都依國際法享有航行自由和貿易自由，當這種自由受到威脅時可以通過和平、條約或戰爭方式來維護。顯然，格勞秀斯的思想是為後來居上者荷蘭代言張目的。英國法學家約翰·塞爾登也不惶多讓，為了英國的利益發表了《海洋封閉論》。儘管他們的主張相左，但都對形成影響人類海洋行為的基本準則發揮了作用，同時帶動了對海洋探險史、航海史、海上貿易史等領域的研究，尤其是把研究範圍從地中海擴展到了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1598-1600年，理查德·哈克盧特出版了多卷本《英格蘭民族的主要航海、航行、交通和發現》一書，記錄了英格蘭民族的航行史。該書被譽為“英格蘭民族的史詩”，深刻影響了詹姆斯·庫克等後世的探險家和英語世界的海洋探險史書寫。
到了19世紀後期，隨著世界格局的變化，對海權和海洋戰略的認識相應地發生了變化。1890年，供職於美國海軍學院的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出版了《海權對歷史的影響》，此後又相繼出版了《海權對法國革命及帝國的影響》、《海權與1812年戰爭的關係》，構成其享譽世界的海權理論三部曲。與此同時，英國人朱利安·斯坦福·科貝特也出版了《德雷克與都鐸時代的海軍》、《特拉法加戰役》、《海上戰略的若干原則》等著作，體現了英國“藍水學派”對海權和海洋戰略的系統認識。雖然他們的理論在認識海權、海軍的作用和海陸關係上稍有差異，但都是以研究海戰和海軍的歷史為基點，從維護和拓展各自的國家利益出發提出來的。他們的理論對世界海洋爭奪和國際爭霸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時也帶動了海戰史和海軍史的研究，使之進入到把海戰和海軍史研究與國際格局變化有機聯繫的新階段。換句話說，海軍史研究從聚焦本國的海軍史和海戰史擴展到關注他國和國際的海軍史和海戰史。
顯然，現實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引導著對與海洋相關歷史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類對海洋的利用更為密集有效，美蘇爭霸也不再侷限於陸上和洋麵，而是深入太空和深海。這需要對人類在海上活動的歷史和海陸關係史採用新的視野、進行更為全面的認識。與此同時，經過多年的探索和積累，造船史、航海史、海運和海上貿易史、海軍史、海戰史等都已發展到相當專業的程度，但也遇到瓶頸，迫切需要打開研究邊疆，開拓新的研究主題，借鑑其它學科的研究方法。在這種情況下，海洋史這個術語逐漸流行開來，並在整合各國相關學術組織的基礎上形成了國際海洋史委員會。然而，海洋史研究絕不僅僅是把先前不同研究領域湊合在一起，而是在歷史學碎化和社會科學化的浪潮中形成的新研究領域和分支學科。因應時代和社會需要以及學科創新的衝動，那時的史學按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和不同主題生髮出新的研究領域，同時受到社會科學概念和方法論的影響產生了交叉學科研究的新方法。在涉海的歷史研究中，形成了港市史、海上勞工史、造船史、漁業史、海上商貿史、海洋文學藝術史等分支領域，呈現出“百花齊放”的繁榮局面。與此同時，這些不同的分支領域隨著研究的深入也逐漸發現具有共同的研究領域或內容，那就是建基於共同的海洋因素上的相互聯繫和關係。在這種氛圍中出現的海洋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帶有當時學術研究的特點。
學術界對海洋史概念的認識經歷了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最初，海洋史被定義為研究人類在海上活動的歷史。從這個定義中可以看出，人類在海上的各種活動都是海洋史研究的內容，但這些在海上活動的人主要不是生活在海上的人，而是生活在陸地上但向海討生計的人。1989年，澳大利亞海洋史學家弗蘭克·布若斯認為，海洋史研究之所以處於邊緣地位，關鍵之一在於它的概念不清楚。他認為，海洋史就是研究澳大利亞人與海洋相互作用的歷史，涵蓋人類活動的所有方面（也包括與海上活動相關的陸上活動），因而也要採用包括所有學科的交叉學科研究方法。他還形象地解釋了海洋史和歷史學及其不同分支學科的異同。他說，如果把歷史學比成一塊餡餅，那麼諸如經濟史、社會史等傳統的分支學科就是這塊餡餅裡的碎片，而海洋史是塊頭雖小但與歷史學成分相同的餡餅。1995年，他把這個定義中的澳大利亞人代之以更具有普遍意義的人類，海洋史就變成了研究人與海洋相互作用的各個方面，包括先前已經合法存在的海軍史、海洋經濟史、海洋社會與文化史、海洋休閒和體育活動史等。隨後，這個定義被普遍接受並流行開來。進入新世紀之後，海洋史逐漸與世界史或全球史結合，無論就其研究的空間範圍還是研究主題都進一步全球化，正在呈現出全球海洋整體史的樣貌。在《牛津海洋史百科全書》中，海洋史被定位為歷史研究的一個領域，專門研究世界歷史上人與海洋的關係，其主題也是跨越不同學科的全球史需要研究的龐大領域。國際海洋史委員會秘書長因戈·海德布林克教授曾引用維基百科上對海洋史的解釋來分析海洋史與全球史的關聯。在維基百科上，海洋史研究人與海洋的相互作用以及人在海洋上的活動。它涵蓋常常採用全球、區域和國家視角（後兩個視角依然占主導地位）進行研究的廣泛歷史主題，重點採用跨學科研究方法理解人與地球上的海洋和主要水道的各種關係。因戈當然明白維基百科並不是一個嚴謹的學術資源，但他依然採用這個定義至少說明他對這個定義是認可的。從海洋史定義的演進大致可以看出：海洋史是不同於先前的航海史等的新研究領域，是採用跨學科研究方法對人與海洋相互作用進行全面研究的、正在進入史學主流的整體史。
經過60多年的發展，海洋史研究已經在世界遍地開花。在歐美學術界，主要表現為研究海域幾乎遍及全球，研究主題切近社會科學的主導問題意識，研究方法融合了定性和定量兩種方法，在一些大學設立了海洋史研究機構、項目和教席職位，在研究較多的大西洋史和地中海史領域形成了影響較大的分析範式或理論框架。據海洋史研究領域最重要的學術刊物《國際海洋史雜誌》的編輯對從創刊的1989年到2012年發文的統計，發現在涉及的12項主題中，關於海洋商業（26.9%）、市場和運輸（24.8%）、漁業和捕鯨（17.4%）、政治（17%）、技術（14.9%）、勞工（14.9%）、港口（14.1%）、機構（10.7%）的發文位於前列，關於海洋文化（9.5%）、造船（5.7%）、海戰和海軍（5.3%）、海盜（3.8%）等的發文相對較少。就討論的時段而言，主要集中在18-20世紀。在地中海史研究中，布羅代爾的《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堪稱里程碑式著作。儘管存在一些瑕疵，但它開創的從三個時段研究地中海的整體史的範式影響了對其它海域的研究，汲取了年鑑學派精華的世界體系理論也影響了跨大西洋史和印太區域史的研究。在英國、法國和荷蘭，分別編輯出版了自己的海洋史雜誌（Maritime History, Revue d'Histoire Maritime, Tijdschrift voor zeegeschiedenis），在歐美世界形成了兩個以歐美海洋史學者為主力的學會，編輯出版雜誌和叢書。這些平臺在推動海洋史研究的發展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同時也帶有自己國家的研究特色。
這裡需要特別提及的是日本和中國的海洋史研究。早在二戰前，日本就在“臺北帝國大學”設立“南方史”或“東西交涉史”項目，其中涉及海洋史研究的內容。但真正進行海洋史研究是在戰後，到1980年代掀起了高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研究亞洲經濟史的學者和從事世界史研究的學者。前者的代表人物是濱下武志、川勝平太和杉原薰，後者的代表人物是羽田正、家島彥一等。從經濟史視角出發，日本學者採用海洋亞洲的概念和研究框架，提出了“文明的海洋史觀”，認為資本主義是從亞洲海域生髮出來的，日本的崛起並非模仿先發國家，而是與其平行並進的。從世界史視角出發，日本學者採用海域網絡概念，構築了以海島、港市等為節點的東西文明交流融合的整體史。雖然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絕大部分是用日文發表的，但經濟史學者的研究成果為後來的“加州學派”所吸收和借鑑，世界史學者積極與國際學者合作，從而產生了世界性影響。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貢獻是試圖突破海洋史研究中存在的歐美中心論傾向，試圖恢復海洋亞洲在世界歷史上的應有地位。
與日本的海洋史研究相比，中國的海洋史研究呈現出不同的路徑和取向。受海外漢學研究的影響，民國時期的中西交通史研究已經涉及航海史和海上貿易史的內容。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的海洋史研究迅速發展，逐漸形成了五大中心。第一個是1979年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成立的、業務掛靠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全國性學術團體——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該會組織專題學術研討會，出版學術刊物《海交史研究》（半年刊），編寫出版多部中國海交史資料彙編和研究著作。第二個是北京大學的海洋史研究團隊。上世紀後期主要以何芳川教授和耿引曾教授為核心，本世紀初北京大學成立了海洋研究院，其中包含海洋史和海洋環境史的研究隊伍和內容。耿引曾教授主要利用漢籍史料和考古資料研究中國人在航行印度洋過程中的技術和文化交流史。何芳川教授從世界歷史重心轉移和發展大勢出發，系統研究了太平洋的貿易史、文化交流史和整體史，在國內的海洋史研究中獨樹一幟，在國際太平洋史研究中發出了中國學術界的聲音。第三個是廈門大學楊國禎教授的研究團隊。楊教授推動海洋史研究從“以陸地為本位”的涉海史向“以海洋為本位”的海洋整體史轉型，提倡發展中國的海洋史學，構建中國海洋話語體系，為中國的海洋強國建設提供動力。與何教授的立足世界史反觀中國海洋史相比，楊教授團隊的研究是立足中國海洋史面向印太。第四個是李慶新研究員領銜的廣東社科院海洋史研究所。這是國內僅有的以海洋史研究為志業的、有正式編制的科研機構。從它編輯出版的14輯《海洋史研究》來看，其視野已經擴展到世界不同海域，研究主題已不侷限於航海史、海上貿易史、海洋文化交流史等傳統領域，發文作者來自不同國家，具有鮮明的國際性。從某種意義上看，它已經成為中外海洋史研究交流的重要平臺。第五個是2002年成立的北京鄭和下西洋研究會（後改名為北京鄭和與海洋文化研究會）。該會在紀念鄭和下西洋600週年時與高校合作舉辦了多次學術研討會，出版了系列研究成果。另外，該會與企業和地方政府合作，在古船仿造、資政獻策、海洋史和海洋文化知識普及等方面獨樹一幟。顯然，中國的海洋史研究在貢獻中國獨特的案例的同時，也在融入世界海洋史研究的潮流。
從中外海洋史研究的發展來看，海洋史研究已經進入成熟階段。海洋史研究無論從時空範圍還是從主題維度來看都積累了豐厚的研究成果，可以編輯出版世界海洋史的百科全書和系列叢書。海洋史研究也呈現出了自己的特色。與先前的從陸地看海洋不同，海洋史研究以海洋為主體，從海陸和合的視角建構整體史。海洋不再是沒有歷史的空間，相反，海洋本身就是歷史。在海洋上活動的人不僅僅是精英，也有民眾，因為一艘船沒有船長和軍官照樣可以航行，但沒有船員就會寸步難行。進而言之，海洋和在海洋上活動的人雖然受到國籍和領海以及專屬經濟區的約束，但絕大部分海域和人的活動卻是跨國的、國際性的。海洋史及其研究也因此而是相連的、全球的、豐富的、多彩的，就像浩瀚無垠、深邃洶湧的大海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