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詞從何而來？
中華文明為什麼誕生於中原大地？
為什麼說關中地區為秦統一天下奠定了地理基礎？
歷史上，黃河下游源何發生多次重大改道？
為什麼山東山西之間沒有山脈相隔，卻以山命名？
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曾說：“沒有地理就沒有歷史，那就是因為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是從來沒有分開過的。”
歷史決定思維的深度，地理決定視野的廣度。理清地理問題，才能理解諸多歷史大事件的根源、節點與結果，這也是解讀歷史的一種重要方式。在這個過程中，歷史地理學無疑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韓茂莉撰寫的《大地中國》從歷史地理的視角，講述大地上的故事，以及人類活動與環境的互動歷程。二十六個專題，貫通上下五千年，遍及南北東西，涵蓋了中國歷史地理的核心問題，呈現出中國歷史發展的大脈絡。
侯仁之先生說，歷史地理是“昨天、前天的地理”，本書將歷史的時間體系納入地理空間，讓我們從山川江河、文物古蹟、社會人文中，看到鮮活的人與流動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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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為《大地中國》內容選錄。文末附活動預告。
何謂東西
文/韓茂莉
“駿馬秋風冀北，杏花春雨江南”，一副對聯寥寥兩筆便將中國西北、東南大地的風光勾勒得傳神入畫。
大約就在這副對聯寫就的那些年，地理學家胡煥庸用另一種方式表達了中國的東西之別，這就是“胡煥庸線”。
“胡煥庸線”也稱璦琿—騰衝線，線的兩端分別對應著黑龍江璦琿（今黑河市）與雲南騰衝。以此線為界，線東南佔中國國土面積的43.8%，卻生活著94.1% 的人口，這裡的經濟生產以農耕為主；線西北人口密度極低，56.2% 的國土上，人口只在全國佔5.9%，遊牧生活是這裡的主旋律。胡煥庸用地理學家的視角，觀察到了與畫家筆下同樣的風光。
如果說“胡煥庸線”是20 世紀三四十年代，界分中國東西的一條人文地理界限，那麼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在《史記》中也劃出了一條東西之界。
司馬遷同樣以社會經濟為考量標準，將天下劃為山西、山東、江南與龍門—碣石以北四個區域，其中山西、山東、江南均為農耕區，物產或為谷，或為布，或為絲苧，或為魚鹽，唯有龍門—碣石以北所產為“馬、牛、羊、旃裘、筋角”。龍門—碣石一線，就是兩千年前的中國東西之界，龍門位於今陝西韓城市，碣石在河北昌黎縣。
從司馬遷到胡煥庸，兩千多年，界分東西的這條界限無論怎樣確定，有一個事實是共同的，那就是在界限東西兩側，農牧這兩種生產方式始終沒有改變。
於是，一個問題呈現在我們面前，東西界限背後是否存在起決定作用的力量？
當代地理學告訴我們，中國大地上有一條隱形的界限，這就是年降雨量400毫米等值線。“雨露滋潤禾苗壯”，農作物需要灌溉，年降雨量400毫米等值線以東、以南的東南之地，降雨能夠滿足農作物生長需要，北方旱地、南方水田都分佈在這裡。與此相對，這條降雨量線以西、以北，卻因降雨量稀少而氣候乾旱，除有水灌溉的黃河河套與祁連山、天山腳下的綠洲，很難發展農業，而成為畜牧業的天堂。
仔細推敲，無論司馬遷的龍門—碣石一線、《遼史》中的長城南北，還是胡煥庸的璦琿—騰衝線，貌似其間有別，但根本都建立在共同的降雨量基礎上。
司馬遷的龍門—碣石一線也好，“胡煥庸線”也罷，界限東西，各為農、為牧，界限本身自然就是農牧交錯帶。今人通過大量觀測數據劃定了這一地帶，古人則是在生產活動的摸索中意識到它的位置。何以為證？
翻開當代地圖，我們會看到，明長城幾乎就落在年降雨量400 毫米等值線上，兩者之間的驚人吻合說明了一個問題，古人清楚地知曉農牧交錯帶的位置，正由於如此，他們才將長城這道防禦工程設在這裡。
中國降雨量分佈圖與“胡煥庸線”
農牧交錯帶不僅是農牧兩種生產方式交錯分佈的地帶，也是生態脆弱地區，此外，農牧交錯帶在中國大地上還有其他的意義嗎？
“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這是唐代詩人王昌齡的邊塞詩作。然而，很少有人注意，那些烽火狼煙、金戈鐵馬的古戰場為什麼總在西部。
攤開地圖，一個清楚的地理地帶呈現在我們面前，即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在農業與畜牧業之間，耕作在土地上的農民，面對著馳騁在馬背上的草原民族，貌似並不具備優勢的定居生活卻成為守疆固土的法寶，即使在國力最弱的王朝，國家堅守的疆域底線不是軍事要塞與鎖鑰之地，而是農業生產能夠持續進行的地帶—年降雨量400 毫米等值線，這條線既是中原王朝守疆固土的底線，也是新生疆土拓延的起點。
清以前的各個王朝，周邊民族的族屬雖然不同，但中原王朝與周邊民族互有進退的土地之爭與文化交融，始終沒有離開農牧交錯帶。農牧交錯帶既是新生疆土的增長點，也是疆域內縮的終止線，今天我們看到漢唐盛世的版圖，總會激動不已，但理性地看待這個問題就會發現，歷史上多數王朝的版圖，並沒有停留在開疆拓土的盛期，疆域延伸只是一時間的狀態，不能代表整個王朝統治時期的情況。
就說東漢時期對於西域的經營，班超投筆從戎、萬里封侯，是一件為歷代傳頌且彪炳青史的佳話，但從公元73 年班超出使西域到91 年任西域都護，以及此後兩任繼任者坐鎮，再至107年西域都護撤任，共三十四年。
這三十四年可以看作東漢政權掌控西域的時期，時長在東漢王朝195 年的歷史中僅佔六分之一，隨著西域都護的撤銷，西域再次陷入匈奴人控制之中。再看唐代，《新唐書·地理志》載：“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這描繪的是唐代版圖最大時期疆域的四至，此後隨著“安史之亂”爆發，盛極一時的唐王朝江河日落，西域先後為回紇、黠戛斯、吐蕃控制，至張義潮收歸河西之前，河西走廊及其以西地區幾乎不為唐王朝掌控。東北契丹、奚等民族也脫離了唐王朝。開元、天寶年間的盛唐版圖至晚唐時期幾乎四邊皆失，《新唐書·地理志》記述的安東、安西、日南以及單于府均不為唐王朝所屬。
中原政權疆域的不穩定性主要緣於農耕民族與非農耕民族力量的此消彼長，而經濟生活方式不同的兩類民族，背後是自然環境的差異。
正是因為自然環境的差異，無論農耕民族還是非農耕民族，要跨越自身熟悉的生存環境，均需付出很大的努力，雙方的拉鋸之地就在農牧交錯帶。
清朝面對的疆域形勢不僅與以往中原王朝完全不同，與元朝也不一致。蒙古人進入中原之前已經擁有了西邊、北邊的土地，在此基礎上推行了由外及內的領土路線，而滿洲人只擁有東北，整個內地及其他各邊均不在控制之內，故仍然採取由內及外的領土路徑，但與前朝不同的是，清人在北邊採取了聯蒙政策。
16 世紀，蒙古分為漠南、漠北（即喀爾喀蒙古）、漠西（即衛拉特蒙古）三大部，清人入關前已經與漠南蒙古建立了連屬關係，漠北喀爾喀蒙古也歸附在清人統轄之下。至17 世紀末，內外蒙古全部歸於清版圖內。南、北兩部蒙古的歸屬，將農牧交錯帶融於境土腹心的同時，也將疆域向北延伸至貝加爾湖南岸，向西抵達西域。西部蒙古即衛拉特蒙古，遊牧於天山南北，其中準噶爾部勢力最強且不斷侵擾漠南、漠北兩部蒙古，並與境外勢力建立了聯繫。針對西北邊疆危機，清廷於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陸續發兵，平定了準噶爾與回部大小和卓勢力，統一了西域。
就地理意義而言，清王朝針對蒙古準噶爾部以及回部大小和卓的系列戰役，其爭奪的空間早已逾越了農牧交錯帶，而推至中亞草原的邊緣。中國曆代王朝不乏將境土擴展到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以西、以北的事例，但在此必須說明一個事實，即清以前的各王朝，對於年降雨量400 毫米等值線以西、以北地區都沒有持續而穩定的獲取，王朝國力強盛時期拓土西北，國力衰微即固守農牧交錯帶。只有清朝的軍事行動不僅突破了這條農耕民族守疆固土的底線，將疆土延伸至中亞草原，而且穩定、持續地擁有了這片土地，並在光緒年間設立新疆巡撫，將其置於與內地等同的管理系統之下。
必須承認，幾乎很少有人意識到清初康、雍、乾三世對西北軍事行動的重大政治地理意義。是法國學者儒勒· 格魯塞（RenéGrousset）在他的名著《草原帝國》中清楚地指出，這一切對於中國疆土意味著什麼：
乾隆皇帝對伊犁流域和喀什噶爾的吞併，標誌著實現了中國自班超時代以來的18 個世紀中實行的亞洲政策所追隨的目標，即定居民族對遊牧民族、農耕地區對草原的還擊。
格魯塞提及的班超時代，距今一千九百餘年，事實上還可以向前追溯一百多年至漢武帝以及鄭吉時代。近兩千年的歷史進程中，農耕民族以北方農牧交錯帶為基點，將疆土拓展的目標伸向草原。
而經歷了多次反覆，最終跨過農牧交錯帶，將帝國的疆土實實在在鎖定在伊犁河流域和喀什噶爾地區的，不是漢、唐，而是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以及乾隆三位帝王所在的時代，並由此劃定了泱泱大國的基本版圖。
農牧交錯帶界定東西，又以此為核心將東西融為一體。自清朝乾隆年間至今，中國大地上只有自然地理的東西分異，再無政治歸屬的東西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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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中國》
韓茂莉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