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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萬曆四十二年（1614）五月十五日，福王朱常洵正式搬入其建於封地洛陽的王府，這意味著朝臣們在國本之爭中的大勝利，皇太子朱常洛最大的競爭對手終於離開了。
萬曆帝被迫讓愛子離京，心中自是千萬不捨，因此賞賜福王錢財無算，王府規模也遠超常制，引來一時非議。
對於福王就國之事，同樣有著錐心之痛的，還有洛陽一帶的各級官吏。明朝地方上的諸位藩王，一向多以貪婪淫亂出名。福王一家赴洛陽府邸，無疑意味著，一片碩大的烏雲即將飄來。
這一切，都被一個名叫文翔鳳的人看在眼裡。就在福王離京前夕的萬曆四十一年，文翔鳳從山東萊陽調任到河南伊陽（今汝陽），兩年後又任洛陽知縣。
可以說，這位文知縣在伊、洛任職之時，恰好是福王府開創前後。而他又是一位醉心於著書立說的飽學之士。這數年間的施政綱要與大事，均被文翔鳳記錄在他的作品《孔邇錄》中。
到底福王就國，給伊洛地區帶來了怎樣的騷亂？而萬曆末年，這個行將就木的王朝，底層社會還有哪些暗潮湧動？
01
拿簡單的施刑來說，文翔鳳會根據罪犯身份的不同，分別用大中小三種不同尺寸的木板行刑。
老百姓犯法專用的板子是其中最小號的；另外他還有個習慣，無論堂下之人犯了多重的罪，一天絕不打罪犯超過20板。
即便上司特命要用重刑，文翔鳳也一定會分成幾天打完。
文翔鳳看到衙門裡要造一批新枷把舊的換下來，便授意“其枷杻孔眼務要寬闊”，把木枷的孔造大一圈，這樣能讓受刑的人舒服一些。新造木枷還特地使用了舊枷的木料作枷心，原因是文鳳翔害怕“新枷木氣傷人”。
此外，文還囑咐衙官不得擅用夾棍和桚指，“重事不過十板，輕事不過五板，夾棍私入衙者，重究獄卒。”
然而，就是這麼個宅心仁厚的文翔鳳所在的伊陽縣，卻是一個充斥著“罪大惡極”兇徒們的地方。
禮教向來是古代社會的穩固基礎，文翔鳳也明白其中的道理，上任後便強調要手下旌表貞潔女子，以正風氣。
你能想象文翔鳳聽見“從來”二字後心裡有多少匹羊駝奔過嗎？
表彰貞潔烈女，今人往往於潛意識裡，就把它與禁錮女性婚姻自由、人生自由和思想自由聯繫起來，抨擊其為封建社會的一大流毒。
思維原始的地區直到現在還將婚配權當作一種商品，死了丈夫的媳婦，對婆家來說，也是一件商品啊。
魯迅筆下的悲劇人物祥林嫂，守寡之後，因為婆婆貪財，逼迫她改嫁，實則是把媳婦賣了出去。
這並不是小說家憑空虛構的故事。真要說起來，嚴格受貞操觀約束的，在明朝也不過是皇族女子，以及朝廷命官家的夫人而已。
貞節牌坊的存在，就站在了這種婚姻買賣現象的對立面，雖然還沒做到能完全做到捍衛女性權利的地步，但是這也給那些喪偶的婦女一個能掌控自己命運的機會：如果婆家強迫自己，還可以搬出這一套理論支持自己。至於那些舊情難捨，再不改嫁的守寡女子，旌表節烈甚至能起到保護她們性命的作用。
在文翔鳳到任伊陽沒多久，縣裡就發生了一件具有代表性的慘案：伊陽寡婦王氏，從丈夫曹自新去世後便獨自含辛茹苦撫養5歲的兒子，“居節十八年，茹盡艱辛”。
但不知是為了家財，還是日常生活中就有矛盾，王氏的公公曹文邦的小妾仝氏，在丈夫面前挑撥離間，居然使得曹文邦將這個為家庭付出青春的兒媳掃地出門。
可憐的王寡婦，在仝氏的“百計折挫”之下，最終選擇了上吊自盡。
聽說這樁慘案後，文翔鳳“忍淚酸心”，下令將嚼舌頭的小妾仝氏抓來，處桚指250次的重刑，“以償其恨”，併為王氏厚葬，“題節婦之旌，以慰逝者”。
文翔鳳還無比痛心的寫道：之前我親自交待屬下們尋找節婦，結果大家都說境內沒有人達到旌表的標準，那王氏又是什麼人呢？
全都怪我疏於查察，這才使得貞潔烈女含冤而死。以後但凡有守節三年以上的人，全部報告給官府知曉，賜給她們糧食布匹。
如果害怕被強逼改嫁，可以由朝廷給予官方憑證，保障她們守節的自由。
如果能早一點有文鳳翔這樣負責的知縣到來，如果早一點停擺的旌表工作能恢復，王氏有了朝廷給予的經濟援助和法律上的保護，何至於遭受到家族內部的迫害，自盡身死？
在文知縣先前三令五申的督促之下，伊陽的官吏們終於找到了兩名滿足條件的節婦。
伊陽縣雖然不大，但也不小，更兼此前多年未有旌表。現在全縣只找出兩人，未免太少了點。
難道是當地媒婆水平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平民家喪夫女子都能找到對象？
在大明律中，對利用巫術煽動並聚集民眾的行為，有嚴厲的打擊條款：
“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眾，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然而，相比伊陽這裡發生的一切，大明律裡寫的還是圖樣。
文翔鳳在此所見到的場景，是城內外白蓮教等邪教肆虐，地方妖人“嗜利嗜淫”，自稱活佛，“妄稱聞見鬼神”，以此誑騙無知良民。
在這群邪教徒的刻意誘導下，伊陽村社中乃至出現“遂使男女，促膝淫穢”之場面。
假借鬼神之名搞起了堪比“海天盛筵”的活動，且“四境成風，牢不可破”，尤以城北情況最為嚴重。
在邪術蠱惑之下，伊陽的婦女與巫師及其信徒們過著“多姿多彩”的性生活，稱其為濫交都不為過。
如此一來，你還能指望當地能剩下幾個“貞潔烈女”能給朝廷旌表呢？
這等敗壞風氣之事，任何有良知的人都無法容忍，文翔鳳對此亦是痛心疾首：
“邵程大賢之鄉，流風餘韻尚在士林，村社蚩氓，無禮無法，不知有廉恥畏憚。本縣長爾等，安忍坐視其亂，置之不問？夫騙財特其小小，爾輩亦人也，婦女以人為盡夫，中間豈無有頭面曉事體者，曾不痛恨於心乎？況民間相聚，動成數十百人，此作亂之漸。”
“人盡可夫”一詞都出來了，大傢伙已經能猜到伊陽底層百姓受邪術荼毒之深，所謂“禽門醜狀，不忍縷舉”。
事實上，也的確是在萬曆後期，白蓮教發展到了新高峰。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禮部上奏稱白蓮教已是“天下處處盛行”，再不禁止恐怕會“有張角、韓山童等之禍”。
從文翔鳳的記錄，可知《明實錄》中描寫的情況絕非誇張之辭。崩壞前夜的人心騷動，已經藉著宗教遍佈國家的各個角落。
“本縣不令而執之，非父母之體，特遍諭前項人等，速行解散，各收管其婦女，毋得仍前燒香作會。保正人等，仍朔望具結到縣，如不奉律令，不遵禁約，定執其渠魁，以律從事。各鄉約保正，說與廉恥法度！”
要是早先時候，這種情況抓一兩個典型，重判遊街以告眾人尚可勒馬，但文知縣來的時候已經涼了，這哪是縣城，整個一慾望之都。
見微知著，萬曆時的明朝這種現象早已“遍地開花”，朝中不作為，皇帝也不聞不問，上行下效，再假以時日發酵，而由此產生的，便是晚明社會的種種光怪陸離。
02
亨極而剝
《明史》中將明朝滅亡之禍起歸結到萬曆怠政上，所謂“實亡於神宗”。
不過，明清之際的地方誌，還有小說傳奇之中，卻充滿著對萬曆朝治世的懷念。
“傳至萬曆，不要說別的好處，只說柴米油鹽雞鵝魚肉諸般食用之類，哪一件不賤？假如數口之家，每日大魚大肉，所費不過二三錢，這是極算豐富的了。還有那小戶人家，肩挑步擔的，每日賺得二三十文，就可過得一日了。到晚還要吃些酒，醉醺醺說笑話，唱吳歌，聽說書，冬天烘火夏乘涼，百般玩耍。那時節大家小戶好不快活，南北兩京十三省皆然。”
“明萬曆間，五穀豐登，六畜繁盛，至天啟、崇禎間，生齒漸庶，俗尚漸奢，亨極而剝，已兆兵荒之禍矣！崇禎四年，流寇破城，焚掠殆盡。六年，猛虎食人，瘟疫大作，道饉相望。十一年，秋蝗大至，食禾幾盡。十二年，蝝生，附地如鱗，米價騰貴，稅糧四歲並徵，民大困。十三年，歲大祲，米價數倍平時，民多餓死，人相食，有骨肉相啖者，一二淳良之家，僅存孑遺！”
這不由得令人聯想起數百年前，北宋滅亡的前夜，不也正是宋徽宗“豐亨豫大”的物質大豐富時期嗎？
蘇州的著名景點虎丘，其斷梁殿旁的這塊石碑，是明隆慶二年（1568）所立有關禁止“蕩子攜妓攜童”者及“婦女冶容豔妝”者遊虎丘的官方法規。
之所以如此，自然是為了照顧“覽勝尋幽”的士大夫們的心情。碑文中還稱，如果發現婦人在虎丘遊玩，向官府舉報核實之後，該婦人所帶財物就會被當做獎賞賜予舉報者。
然而事實證明即便是官府出面，也阻止不了士大夫眼中的俗人們附庸風雅的心。
虎丘依舊遊人如織，文人墨客們也只好滿懷怨念的感慨如此風景竟不免化為庸俗之所：
“虎丘中秋遊者尤盛。士女傾城而往，笙歌笑語，填山沸林，終夜不絕。遂使丘壑化為酒場，穢雜可恨。”
然而，不可迴避的卻是，從萬曆皇帝駕崩，到明末農民大起義爆發，只隔不到十年而已。
變數，的確是從萬曆朝最後一段日子開始了。《沁水縣誌》中所寫的“亨極而剝”，實在恰如其分。
今年年初，我在京郊一帶訪古，曾在淶水西崗塔旁找到一塊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當地人刻的石碑，詳細描述了前一年北直隸旱災的慘況:
“萬曆乙卯，亢旱異常，六月不雨…強壯者飢死於道路，幼弱者棄置於市井，賣子者充滿於途，啼飢泣乞者遍野…”
其實，這場旱災的範圍並不止北直隸，山東也未能逃過這場災禍：
“萬曆四十三年，山東春夏大旱, 千里如焚, 七月復蝗。”
就在北方這次大旱的同時，東北一個叫努爾哈赤的人，在他的住地赫圖阿拉城正式稱汗，建國號金，年號天命。異日移國之漸，由此而始。
在華北大旱的前不久，中原已經出現了災情。文翔鳳在伊陽任職時，留下了有關他帶領官吏百姓求雨的記錄。
面對旱災，在科學並不昌明的古代，父母官只能通過各種儀式向上天訴說自己的請求，祈禱神靈保佑。這其中最為常見的方式，不過就是齋戒和誦經。
“本縣恫念靈雨之不時，民將無麥無谷無花，齋沐步禱，闔宅蔬食，為民請命。而查出範應科、李追舟、王祿、冀思春等，違示屠沽，良心盡死！已行枷示。其買酒肉，以供飲喙，是誠何心？仰視蒼蒼，寧無肺腑！”
文翔鳳不僅自己帶頭齋戒，還嚴懲了那些買酒肉享樂的屬下，罰他們帶枷示眾。在文翔鳳眼中，這群人已經沒心沒肺到拿全縣百姓的生死當作兒戲的地步，如此嚴懲自不為過。
除此以外，文翔鳳還不時親自訪查各個佛寺，防止僧人偷懶坐著誦經對神靈不敬：
“僧道坐而誦經大不敬。四門鄉約，每日輪一門，在廟查看。除經案立誦外，仍僧道各輪六班，每時各一人，跪誦每卷畢，鄉約同僧道童子拜禮，俱毋坐。本縣仍不時查訪。”
（所謂的鄉約也就是農村自治組織，在嘉靖以後盛行於全國，具有官方認可的合法性，帶有教化、救濟、調解糾紛等職能）
雖然這麼努力的敬神祈禱，但旱災並沒有怎麼緩解：“雨不霈澤”。
有一次外出，文翔鳳見到窯戶們“尚作陶壞不輟”,便好似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煙出於地牖，本縣向曾面戒而竟不悛，烈焰燎於壇側，而欲甘澍惠於南畝，陰陽之氣何由而通？即時潑滅煙火。至於城南地脈關本縣王氣不細，而窟陷日深，後將何極？汝水一北，誰杜魚鱉？仍限五日內，各窯用隍中之土填平，灰滓運遠方，隍池亦毋許深陷。其窯盡改於西嶺外……“
文翔鳳覺得，大旱之時還燒造陶瓷，煙火都從地下湧上來，就這還指望下雨呢？便急忙下令把這些窯場都遷走。
在我們現在人看來，文翔鳳這些做法無疑是徒勞無功的。
但你又能指摘他什麼？在那麼個認知條件下，文知縣是那麼的賣力，又是那麼地無力。
在天災面前，人力是多麼的渺小。反覆無常的氣候，已經開始為這個王朝，敲響最後的喪鐘。
皇帝長期怠政，官職缺員也越來越多，本身帝國的運轉已經出現了問題。早在萬曆二十二年，就出現了北方天災之後，“盜賊四起,有司玩愒,朝廷詔令不行”的境況。
現在，撕毀萬曆朝的太平面紗，只在剎那之間了。朝廷無力也無心進行切實有效的賑災，百姓在生死線上來回掙扎，最後會發生什麼可想而知。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編修的《伊陽縣誌》中如此哀嘆：
“伊在有明時頗稱殷庶，因流寇變起，焚掠殆盡。國朝定鼎以來，邑令加意招徠，雖驚鴻稍集，半非土著，殆不及百之一矣。所列諸鎮亦止略似村落，而懋遷寥寥，難語集市。”
離崇禎自盡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伊陽的地方官雖然盡力招撫流民，恢復生產，卻始終不復過往繁榮景象。縣裡下轄的各市鎮，只相當於明朝時候一個村落的規模罷了。
在伊陽任職兩年之後，1615年，也就是華北大旱的這一年，文翔鳳調任到洛陽為知縣。臨行之前，文翔鳳向伊陽的父老鄉親深情告白：
“本縣之食於伊者兩載且四閱月矣，一滴一粒皆爾血膏…光陰迅使，初志空勤，本縣遂別爾曹矣。身雖在洛，而心常在伊。可為父老效一臂者，不敢以我躬不閱，而遂置去。父老子弟，尚亦黽勉善行，共享天和，毋怠。”
伊陽百姓們不知道的是，他們告別了文翔鳳後，就再也等不到那個"共享天和"的未來了。
03
崇宮之囚
當年五月末，發生“明宮三大案”之一的梃擊案，緊接著便是畿輔大旱。
四月十四日夜，隨著福王就藩的護衛軍七八百人，在千戶龔孟春的挑撥下，“齊至東門，挾賞鼓譟，震動地方”。
兵變的原因，按後來河南巡按張至發的奏摺，極有可能是本該下發的賞錢沒有到位：
“乞嚴諭福府輔導官，一切賞齎俱預先啟王，依時頒給，毋得推諉恡嗇，以招怨讟，致損威重。”
值得一提的是，在《孔邇錄》中，我們可以見到文翔鳳在伊洛施政的方方面面，財政、民生、移風易俗，各有千秋。
而其中有一類政務很是特別，都圍繞著新立的福王府展開。
史書中說福王朱常洵就國之時，萬曆帝盡出宮中奇珍異寶賞賜愛子，又賜莊田兩萬頃、淮鹽鹽引三千張，連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雜稅，並四川鹽井榷茶銀都被一併給了福王。
可是，這樣的說法畢竟太過籠統，福王到底在封地過著多奢侈的生活，光看土地和鹽引這些詞我可想象不出來。
幸運的是，《孔邇錄》就非常詳盡的記述了，福王府的器用陳設及日常消耗。為什麼文翔鳳一個知縣要記錄這些東西呢？
很簡單，供給王府的物資是需要洛陽附近州縣分攤辦理的，屬於公務。另外我們也說了，文翔鳳是個好人，抑制王府的為非作歹儘量為百姓謀福利，也是他施政的重心。
比如在《請免辦福府龍碗》中，文翔鳳表示福王所用的碗碟，需要“求之豫章”，到江西購買，“長途資乏”的同時，“木漆之工，數繁期迫”，所以他希望上峰能“酌賜量免”，減少一些地方的財政壓力。
《孔邇錄》內的《報府第棚殿安設》篇中，文知縣從米豆草料，到雞鴨魚肉算起，知無不言：
“查得本縣於役王事者三。其一則府第安設，其二則棚殿安設，其三則續造府第。
其為府第之安設者，為龍鳳絨氈，為三號紅氈，為八仙桌，為漆桌，為燈掛椅，為綜床，為六角紗燈，為祭帛匣，為浴桶，為浴盆，為巨席，為蒸籠，為紅布袋，為紅麻酒絡，為石磨盤，為鐵鍋，以件計者概一千二百五十。
為蘇木，為錫，為荊條，為柴，為炭，為煤，為鹽，為魚肉，為椒，為蜜，為蒜，為大料，為紅蠟燭，為粉，為生薑，為香油，為樺皮，以斤計者概八萬五千六百四十。
為稻米，為粟米，為麥，為面，為綠豆，為黑豆，為黍，為莞豆，為棗，為胡桃，為柿餅，為膠棗，以石計者概三百八十。
為豚，為羊，為雞，為鵝，為鴨，為兔，以只計者概六百三十。
按錦帳之屬，原有府第之議裁剪者，委官辦自蘇州，以三千金計。
其為棚殿之安設者，則為回青龍甌，回青龍碗，為回青龍冰盤，為細瓷甌碟，概四千有二百。
為龍方桌，為龍頭衣架，為大門屏，為梳背床，為一封書床，為油桌，為燈掛椅，為紅扛架，為高角紗燈，為造膳紅紗桌，為更鼓架，為馬槽，為水桶，為金手盒，為金茶盤，概三百九十有八。
為荊芭，為銅鐵鎖，為鐵麻搭，為鐵火鉤，為木梆，為鐵鈴，概五百有三十。
馬黍十石，馬草千斤，此皆刻期辦之，而龍甌則求之襄陽，其腳力，郡曾議之否邪？
其為續造府第之安設者，則銅火盆一，編銅為罩，以十五金取之汴上者，而小床又十，鍋又九十，並葢為帳幔者又九。”
錦帳是花了三千兩銀子從蘇州買來的，龍甌則取自襄陽，銅火盆來自汴上，再加上之前江西的陶瓷碗碟。
除了直接為福王府辦理各項生活物資之外，洛陽還要為福王提供車馬船隻人力，將這位大王的妃妾家人和財產儀仗從京城運到王府。
照就例，藩王就國所用船隻不過500艘。可福王赴洛，便一次徵調船隻達1200有餘。
1604年，福王大婚時花費40餘萬兩，是叔叔潞王婚禮費用的4倍有餘，幾乎和給李太后加兩次徽號的支出總和相當。
“王船行李自運河入黃河，至孟津登岸，以伕役運抵洛陽…王之儀仗扈從自衛輝登岸，直抵洛陽。議者謂兩運之來速，於是集各縣之夫於河干，伊川即小，亦至二百名。以尉部之，日費十金。運船之不至，夫不敢告歸，迨三運至而兩運尚杳然，故其無益之費殊甚。”
洛陽附近州縣聚集了無數民工在運河邊，準備幫福王搬行李。
結果王府的船隊走的拖拖拉拉的，河南又不敢讓工人們回去，只能花錢留住工人們一天天等著，造成了巨大的行政浪費。
而福王那多達兩萬頃的田地，不可能由他親自照管，便委託王府太監們日常巡視丈量。這群宵小之輩，仗著王命，又怎能不趁機作威作福騷擾地方？
“禮遇之不至，恐其誣田以為磽蕪，或鞭其承佃之地主。小民素不經中使之蹂躪，聞風而色為變矣。況可使之長為王民乎？”
這些屬於福王的莊田，能給它們的主人帶來多少收入呢？
“夫畝之以三分輸也，頃之以二萬計也，當收輸金六萬，日二百金，中民二十家之產，不足當一日…”
一年六萬兩，差不多等於每天兩百兩。二十戶中等人家的收入，比不上福王府一天田賦的盈利。
縱然富甲海內，福王實際上也只能乖乖呆在洛陽王府裡。明朝有祖制，藩王除掃墓迎駕之外，不得出城。身為當今皇帝的愛子又如何，再大能大的過先皇嗎？
《明史》中記載，福王“日閉閣飲醇酒”，不僅是事實，更是無奈。但他的這種無奈，是建立在竭盡百姓膏血的基礎上的。
“秦中流賊起，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間藉藉，謂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陽富於大內。援兵過洛者，喧言：‘王府金錢百萬，而令吾輩枵腹死賊手。’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方家居，聞之懼，以利害告常洵，不為意。十三年冬，李自成連陷永寧、宜陽…紹禹親軍從城上呼賊相笑語，揮刀殺守堞者，燒城樓，開北門納賊。常洵縋城出，匿迎恩寺。翌日，賊跡而執之，遂遇害。”
詭異無常的天災，群聚而起的流民，終於將福王和整個失控的帝國一起推向了深淵。
出土的《大明福忠王壙志》中說朱常洵被殺前“挺身抗節，指賊大罵”，王府裡“宮眷內官，相率赴義，冒刃投繯者百餘人”。
也有人根據壙志的內容，認為明末史料記載的李自成將福王與鹿肉同煮，辦了一場“福祿宴”的事情純屬無稽之談。
不過墓誌這種東西，一向出了名的“妄言傷正，華辭損實”，並不一定比史書準確多少。
比如福王在墓誌中還得到了“居國敦厚和平，親賢樂善”的評價，但根據文翔鳳的《孔邇錄》來看，朱常洵只不過是個騷擾地方無止境的斂財狂魔罷了。
至於福祿宴之事也不能完全否定，或許義軍只是從福王身上割下部分血肉充作菜餚，那麼留有屍身也是正常的。
《明神宗實錄》中，最後一次提到福王是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六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