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曉莉 | 交相輝映：兩河流域文化元素在古埃及前王朝時期的發現

作者：歐陽曉莉

來源：“世界歷史編輯部”微信公眾號

原文刊載於《世界歷史》2023年第1期

石制圓筒印章（圖源：“吳文化博物館”微信公眾號）

古埃及文明在發展之初就受到了西亞的影響。公元前6500—前6000年間，地中海東岸黎凡特地區連年乾旱，致使部分居民遷徙到埃及。他們把早已馴化的大麥、小麥、綿羊和山羊帶到埃及，從此揭開了當地農業革命的序幕。前王朝時期(對應涅迦達文化，約公元前4000—前3000年)，在上埃及河谷地區從希拉康波利斯經涅迦達到阿拜多斯這段不足250千米的尼羅河兩岸，古埃及文明的火種得以點燃並最終以燎原之勢擴散到上下埃及全境。正是在涅迦達文化的中晚期，來自古代兩河流域的文化元素在古埃及嶄露頭角。

一、圖案、滾印與青金石

古代兩河流域對古埃及文明影響的討論始於1923年的一篇新聞報道：著名考古學家皮特里(Flinders Petrie，1853-1942)認為盧浮宮博物館收購的一件文物——戈貝爾·艾爾—阿拉克刀柄(Gebel el-Arak Knife Handle)——證實了埃及王朝的創立者，即所謂的王朝人種，來自兩河流域南部的蘇美爾地區和伊朗西南部的蘇薩。該刀柄象牙材質，長約25.5釐米，寬約4.5釐米，可能屬涅迦達文化III期(約公元前3200—前3100年)。皮特里基於這一刀柄對古埃及歷史起源的闡釋早已過時，但刀柄正面上方圖案中一名成年男子雙臂分別搏擊兩頭獅子的主題毋庸置疑來自兩河流域，男子連面蓄鬚、頭系寬邊髮帶、上身赤裸、下身著過膝長袍的形象，同樣具有顯著的兩河流域蘇美爾文明的特色。此圖像的兩河流域風格是如此之明顯，以至於有學者提出刀柄乃兩河流域的工匠在埃及所制。

同樣的馴獸者主題還出現於希拉孔波利斯第100號墓的彩繪壁畫。雖然墓室的建築特點指向涅迦達文化II期(約公元前3500—前3200年)，但壁畫風格屬於III期。其中一幅畫面有一位通體紅褐色、腰繫白帶的男性用雙臂分別與兩頭站立的獅子做搏擊狀。這被認為是古埃及藝術借用外來元素的最早案例。埃及同時期的本土圖像藝術更具自然主義的風格，這類外來主題與之相比具有一定獨特性。

除搏擊猛獸的馴獸者外，其他來自兩河流域的圖像主題還包括：長頸貓科動物、帶翅膀的獅身鷹首獸、盤繞花朵的蛇以及行進中的動物行列。在那爾邁調色板這一埃及前王朝時期最著名的文物上，就出現了一對長頸貓科動物的形象：它們的長脖互相交纏，其間的凹槽形成一個調色碟，頸部靠頭的位置各系著一根繩，都由一位男性拉住。一對高度相似的長頸纏繞的動物形象同樣出現在兩河流域烏魯克時期的一枚碧玉滾印(cylinder seal)之上。那爾邁調色板也出土於希拉孔波利斯，在一處神廟遺址掩埋寶藏的地方被發現。傳統解釋認為它表現了上埃及國王那爾邁征服下埃及並最終統一埃及全境的進程，但更新的學說強調浮雕反映的並非上下埃及統一的特定歷史事件，而是象徵著國王率軍打敗敵人的一般化戰鬥過程。

上述傳播至埃及的圖案在兩河流域的重要載體是滾印，它是兩河流域獨創的印章形制，目的在於使印章圖案及銘文在泥球或泥板表面的面積最大化。在埃及迄今為止已發現了20枚左右兩河流域風格的滾印，其中部分可能是出自埃及工匠之手的仿製品。涅迦達遺址有兩處墓葬，一處同時出土了滾印和青金石，滾印圖案類似於兩河流域南部拉格什和伊朗西南部蘇薩所發現的滾印的圖案；另一處墓葬中的滾印，其圖案類似於兩河流域南部的烏爾和北部的高拉(Tepe Gawra，摩蘇爾東北20餘公里)以及敘利亞境內布拉克遺址(Tell Brak)所出土滾印的圖案。上述墓葬中的滾印年代都約為涅迦達文化II期的中晚階段。

青金石質地的印章是兩河流域滾印中最昂貴的種類之一。在公元前4千紀的西亞和北非，青金石最可能的來源是阿富汗東部的巴達赫尚省(Badkhshan)。在古埃及前王朝15000處左右墓葬中，約167處出土了青金石(比例略高於1%)。考慮盜墓以及早期發掘報告欠完備的因素，以青金石為陪葬品的墓葬比例應該更高。但到了古埃及第一王朝時期(約公元前3000—前2890年)，青金石的分佈範圍縮減，僅出現在最頂級的社會精英成員的墓葬中。在隨後幾個世紀，青金石甚至從古埃及墓葬中完全消失。它再度出現是在第四王朝法老斯奈夫魯(約公元前2613—前2589年在位)的王后墓中。在本文涉及的時段內，阿富汗東部是唯一已知的青金石產地。因此，追蹤考古發現中的青金石有助於重構中亞、伊朗、兩河流域和埃及之間的貿易路線。

在整個埃及前王朝時期，在阿拉伯半島都未發現青金石的考古遺蹟。因此現有模型推斷，青金石首先從阿富汗經伊朗高原運抵兩河流域，再轉運至兩河南部居民在敘利亞建立的殖民地(詳見下文)，最後經海路從黎凡特北部(如敘利亞遺址傑貝勒·阿魯達(Jebel Aruda))到達埃及。兩河流域最早的青金石實物則回溯至公元前6千紀晚期，是一些發現於北部亞明遺址(Tepe Yarim)的念珠。在公元前5千紀至前4千紀中期之間，兩河流域北部壟斷了上述陸上青金石之路，僅在高拉一處遺址就發現了500餘件青金石的念珠、印章和鑲嵌物。雖然青金石原料並非兩河流域的特產，青金石文化卻首先綻放於該地區並傳播到古代近東其他區域。在兩河流域，青金石被賦予了非同一般的象徵意義，並與神祇和王權密切聯繫在一起。

二、“烏魯克擴張”

古埃及前王朝對應於兩河流域的烏魯克時期(約公元前3900/3800—前3200/3100年)。此時的兩河流域以南部城市烏魯克為中心，經歷了一個社會突變和飛速發展的階段，學術界稱之為“烏魯克擴張”(Uruk Expansion)。在此之前，兩河流域南部與北部、伊朗西南部以及地中海東岸的黎凡特地區，在定居點的絕對規模和定居點相互間的差異上並沒有顯著不同。但到了公元前4千紀下半期，兩河流域南部沖積平原上的政治組織(polity)在整體規模、內部分化程度以及定居點的等級結構上都遠超古代近東乃至世界其他地區。進入公元前4千紀晚期，兩河流域南部已發展出相互競爭的若干城邦，它們政治上分裂但文化上彼此相近，同時還向外擴張。兩河流域南部最早的蘇美爾文明從此騰飛，在城市化、社會政治複雜化和經濟差異化等方面均領先於世界。

兩河流域南部的經濟增長始於公元前5—前4千紀早期，主要貿易品是地方性特產，如羊毛及其紡織品、皮革製品、奶製品、穀物、蔬菜瓜果、亞麻紡織品、各種燻魚或鹹魚、禽類以及蘆葦製品，這些物產分別來自遊牧部落、農業定居人群以及生活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入海口沼澤地帶的居民。第二階段始於公元前4千紀中期，此時精英階層的社會意識增強，貿易品生產的專業化程度降低，各群體都利用前一階段積累的剩餘產品和人力資源進行生產，以取代從周邊乃至兩河流域以外地區的進口。這一使用當地產品替代進口物品的機制促進了經濟發展。第三階段則是公元前4千紀下半期，特點是對外貿易的大幅度增長。此時兩河流域的羊毛織物在周邊地區大受歡迎，需求強勁。加之驢被馴化為馱獸，其負重至少是人的兩倍，大幅提升了長途運輸能力。這兩個刺激因素在後來公元前2千紀早期兩河流域與小亞細亞的古亞述貿易中都有明確證據。

隨著地方貿易和對外貿易的發展，南部烏魯克的居民開始遷入兩河流域周邊地區。他們最初組成小規模的移民社群，生活在當地的資源開發或調運中心。他們進而控制了當地的這類中心，將其建設為跨地區的貿易樞紐。還有一種情況就是烏魯克殖民者白手起家，在一片處女地上建立定居點並沿襲兩河流域的社會和城市習俗。判斷這些定居點與兩河流域南部有關的主要依據是物質文化材料，包括建築、陶器和雕刻作品的風格，以及陶籌和滾印的使用等。

最後一類烏魯克居民白手起家建立的定居點，在考古遺蹟中最易辨認，主要坐落於土耳其東南部和敘利亞北部的幼發拉底河河畔，周圍環繞著小規模的烏魯克村落群，為其提供農業和畜牧業產品。最具代表性的遺址是敘利亞境內的哈布巴·卡比拉(Habuba Kabira-süd)和附近規模更小的傑貝勒·阿魯達，兩地距幼發拉底河的傳統渡河點邁斯凱內(Meskene)都不遠。傑貝勒·阿魯達是一處烏魯克晚期新建的定居點，佔地略大於3公頃，所在的小山包俯瞰幼發拉底河河谷。它的主要建築是規模較大的民居，顯然是精英人士的住宅，說明該定居點可能是哈布巴·卡比拉的行政中心。傑貝勒·阿魯達南面約8公里處就是同期大得多的定居點哈布巴·卡比拉。它同樣是一處烏魯克晚期新建的定居點，初期面積約為6公頃，後來擴張加倍，建有防禦工事且規劃整齊，居住區、產業區及行政區界限分明，顯然是人為規劃的成果。防禦工事外還延伸出一大片居住區，面積最大時達22公頃。

上述三類遺址——有烏魯克居民居住的當地定居點、烏魯克居民控制的當地中心、完全由烏魯克居民建立的定居點——的功能引發了諸多討論。它們可能是出於各種原因離開兩河流域南部的居民所建立的住所，也可能位於兩河流域南部與周邊地區進出口產品的商業要道附近，同時還是各種信息和情報的匯聚點。前兩類規模較小的定居點在個人或團體的投資範圍內，但像傑貝勒·阿魯達和哈布巴·卡比拉這類新建定居點應該得到了兩河流域母邦的財力和人力資助。

烏魯克擴張過後，接踵而來的捷姆迭特·那色時期(Jemdet Nasr，約公元前3100—前2900年)是兩河流域發展相對緩慢的年代。自公元前2900左右開始，兩河流域進入了城邦爭霸的早王朝時期。

三、黎凡特地區的走廊作用

近幾十年間，研究兩河流域與埃及早期文明交流的重點在於探討“烏魯克擴張”期間兩河流域對埃及的影響，以及居間的敘利亞和土耳其的定居點、村落、市鎮乃至城邦在兩地間的物資流動和文化傳播中所發揮的作用。阿拉伯半島的角色還有待深入探討，但也不容忽視。

考古人員在南黎凡特考察或發掘了約40處關乎古埃及歷史初期的遺址，它們基本分佈在後世古埃及人稱之為“荷魯斯之路”的東地中海沿岸的狹長地帶。埃及風格的建築遺蹟和來自埃及的陶器(那爾邁的名字在陶片上最常見)都有發現，還有類似堡壘的設施，其目的可能就是保障通往埃及的貿易路線暢通。位於尼羅河三角洲東部的遺址泰爾—法卡(Tell el-Farkha)被認為是上埃及權貴建立的物品中轉站和管理中心，以保證和促進與西亞的貿易。這裡出土了大量來自巴勒斯坦和兩河流域的器物，還有作為馱獸的驢的遺骸。在阿拜多斯的代表性墓葬U—J墓中(約公元前3200—前3150年)發現了約2000件陶罐，其中僅少數產自埃及本地，大部分則來自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區，用於盛裝那裡出產的葡萄酒；還有用黎巴嫩松木製作的冥器，以及可能來自埃塞俄比亞的黑曜石等堅硬寶石。

兩河流域對埃及的影響也表現在建築材料和裝飾風格上。在公元前3千紀的早王朝和古王朝時期，埃及盛行一種長方形的馬斯塔巴大墓(mastaba)，因其梯形體的地上建築酷似阿拉伯板凳而得名。第一王朝的創建者阿哈(Aha)就在涅迦達為其母建造了巨大的馬斯塔巴墓。這類王室大墓往往建有附屬的祭廟，祭廟外牆由泥磚砌成且呈現出壁凹式的裝飾(niched facade)。帶有這類裝飾的建築通常被稱為“宮殿正門”，因為它與王宮的出現相關且與王權的關係密切。作為建築材料的泥磚和壁凹式的裝飾風格都類似於兩河流域烏魯克遺址的神廟外牆。這類外牆先後發現於兩河流域南部的烏爾和烏魯克以及北部的高拉，後來又發現於敘利亞境內的烏魯克擴張時代遺址哈布巴·卡比拉和傑貝勒·阿魯達(見上文)，其空間分佈佐證了烏魯克的擴張現象和敘利亞在埃及與兩河之間的橋樑作用。

四、兩大文明交相輝映

總體而言，兩河流域對早期埃及的影響在物質文化上的表現主要包括青金石、滾印、雕刻藝術中的特定圖案主題和建築裝飾上的壁凹式外牆，這些因素在前王朝時期下半段(公元前4千紀下半期)已經出現在埃及，在希拉孔波利斯、涅迦達和阿比多斯三地的墓葬遺存中均有發現，其背後的推動力可能與兩河流域南部的“烏魯克擴張”密切相關。這一時期烏魯克文化正處在擴張的高潮階段，兩河流域南部的長途貿易發達，進出口產品豐富，居民們或私人籌資，或得到所在城市資助，得以遠赴兩河流域北部和黎凡特地區建立規模不等的定居點乃至商業殖民地，兩河流域的文化也隨之得以傳播。通過黎凡特這一地理走廊以及從黎凡特到埃及的海路運輸，上述特定文化元素到達了埃及。與此相反，在兩河流域並未發現來自埃及的文化元素。

但筆者以為，這一反差並沒有強烈到足以宣稱兩河文明影響了埃及早期文明的進程。無論青金石、滾印還是泥磚，抑或雕刻圖案和壁凹式裝飾，其絕對數量和空間分佈都相當有限，基本侷限在精英階層的墓葬中。與其說它們來自兩河流域這點吸引了埃及受眾，毋寧說它們的異域風情被埃及的社會上層所借用以傳達王權至高的意識形態。此時埃及的社會精英或許在摸索建立權威、彰顯等級秩序的不同路徑，因而借用了這些來自兩河流域的文化要素。

隨著上下埃及的統一和第一王朝的建立，來自兩河流域的文化元素在公元前3千紀初從埃及本土一度消失了。埃及與西亞的貿易明顯減少，原來派駐在加沙、以色列南部以及努比亞的人員撤回本土，尼羅河第一瀑布和尼羅河三角洲東北部分別成為埃及與努比亞以及西亞之間的界限。埃及文明從此步入自我形塑的時代，以象形文字、金字塔和木乃伊為基本特徵的埃及文化其本土特色日益鮮明。同期的兩河流域則在“烏魯克擴張”後進入了發展相對緩慢和地方化傾向愈加突出的階段，似乎喪失了文化輸出的動力和能力。

縱觀古代埃及和兩河流域的史前時代，兩大文明既各有千秋，又交相輝映。在埃及，當農業和畜牧業發展後，一定規模的定居區域在公元前4000年後才逐步形成。埃及定居點的出現不僅比兩河流域晚得多，而且過程緩慢，其城市化也沒有後者那樣普遍和徹底。它在史前的政治格局起初也朝著兩河流域南部眾多城邦共生並存的方向發展，但這一趨勢不久後便中斷，轉而向上下埃及統一的國家邁進。而在兩河流域，史前的多城邦共存競爭局面一直延續到長達五六百年的早王朝時期(約公元前2900—前2350年)，之後才迎來首個統一南北兩部的阿卡德王朝。正因為統治階層建構權力的模式不同，儘管兩個文明之間存在諸多相似之處，但埃及發展成了統一的、以王權為特徵的領土國家，兩河流域則保持了眾多城邦競爭和並存的傳統。

探尋兩河流域文化元素在埃及的發現，有助於打破埃及學和亞述學兩大學科間的藩籬，凸顯地處埃及和兩河流域夾縫中的黎凡特地區不可或缺的橋樑作用。它還敦促如筆者這般的文獻學者跳出區域國別的窠臼，試圖運用長時段、跨區域的視角對古代西亞北非進行整體性研究。這是筆者在撰文過程中收穫的意外之喜。

作者歐陽曉莉，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註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編輯：湘宇

校審：水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