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太平天國都城天京（南京）的攻破，曾經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被清政府殘酷鎮壓了下去。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清政府的主力是曾國藩所領導的湘軍。這支從團練發展起來的武裝力量，一度成為清廷最為強大的戰爭機器，當然也引起了清廷的高度猜忌。為了防止這一支戰火中成長起來的雄獅“尾大不掉”，清廷在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下去後不久就開始計劃肢解湘軍，那麼，曾經戰鬥力強悍的湘軍，最後去了哪裡，他們的歸宿到底在何方？
同治三年（1864），正當清廷滿朝文武都在恭喜曾國藩立下不世之功時，曾國藩的一道摺子令朝野震驚。在這道摺子裡，曾國藩將自己一手帶出的湘軍痛罵一番，並稱湘軍“暮氣已深”，應當速速裁撤。曾國藩的動作之迅速，行事之果斷，連一度猜忌他的清廷都大吃一驚，甚至還認為“裁軍操之過急”，要求曾國藩不要那麼急。但曾國藩主意已定，很快，曾經強大的湘軍遭到大量裁撤，僅僅一個月之內，就有數萬湘軍官兵回家。一年後，除了劉錦棠部外，其餘湘軍各部大都已被裁撤完畢，此時的湘軍系統僅剩下兩萬餘人，而數以萬計的被遣散的湘軍士兵就此踏上了漫漫回鄉之路。
曾國藩
為什麼曾國藩如此急切地裁撤湘軍，一般認為，曾國藩已經意識到朝廷對他的不信任正與日俱增。另一方面，湘軍本身也面臨著巨大危機。由於多年征戰對經濟的破壞，靠著自籌糧餉的湘軍已經快要山窮水盡。儘管湘軍紙面上的軍餉很高，無奈此時已經嚴重欠餉。攻破天京前後，湘軍“自去年以來，從無一月支至二兩者，間或一月未支得一兩者，累積竟欠至十八、九個月不等”，甚至因為欠餉已發生多次湘軍部隊譁變。就連曾國藩自己也深知：“團練之難，不難於操習武藝而難於捐集費資……籌餉更難於督兵。”所以，在鎮壓完太平天國起義後，除了少部分湘軍繼續向其他太平軍殘部發起進攻外，其餘的湘軍部隊都是趕緊回家為妙，畢竟他們每在湘軍中多待一天，曾國藩就要繼續四處求人籌集軍餉。在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湘軍的裁撤已成定局。但在對人員的安置分流上，湘軍系統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方式。
金華侍王府西院二進東西側壁的《四季捕魚圖》。來源/劉暢《簡論太平天國壁畫中生活題材的應用》
首先是對湘軍系統中的高官大員、武將功臣來說，這些人是為清廷立下“汗馬功勞”的，不會被輕易打發了之。跟大頭兵不同，湘軍軍官尤其是高級將領，大多數都被安置在東南五省，即江浙閩贛皖一帶，可是著名的“肥缺”，著名的兩江總督區和閩浙總督區就泛指這一帶。由於當時人稱“中興將相什九湖湘”，湘軍將領及其幕僚因其戰功聲名顯赫，也都身居要職。在東南五省的官場中，湖南話一度成了“通用語”。而在全國各地中，從湘軍走出來的地方督撫大員多達36位，其中位至總督者19人，位至巡撫者21人，還有30個提督，其他大批官佐也跟著平步青雲。同治五年（1866），地方八大總督中，有7人是湘軍出身，他們分別是直隸總督劉長佑、兩江總督曾國藩、湖廣總督李鴻章、閩浙總督左宗棠、陝甘總督楊嶽斌、四川總督駱秉章、雲貴總督勞崇光，可見湘軍系統已經成了當時清廷中十分顯赫的一股勢力。
除了將這些湘軍中的“有功之臣”們安排進各地要職外，還有很多湘軍系統出身的人出任其他重要職務。比如對日後中國歷史產生重要影響的郭嵩燾，曾任廣東巡撫，後出任駐英公使，光緒四年（1878）兼任駐法使臣，是中國第一位駐歐使節。郭嵩燾是洋務運動的重要推動者之一，在他出使歐洲期間，歐洲社會的發達給了他深刻印象，郭嵩燾的思想在西學東漸，即西方思想文化向中國傳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為他身後蓬勃興起的維新變法思潮開了先河。尤其是郭嵩燾呼籲國人要摒棄傳統的“夷夏之辨”，理智分析西方事物，放下“天朝上國”的架子向西方學習的行為，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還有些人不但身居高位，還靠著戰爭中發的財富甲一方。比如鎮壓完太平軍後，湘軍高層紛紛回家興建自家園林府邸，光是長沙城內就興建了十三座“宮保第”，興建的人有曾國荃、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楊昌濬、劉長佑、劉坤一等。而曾國藩本人的富厚堂佔地面積就達4萬餘平方米，修築面積近2萬平方米。湘潭城外，湘軍將領樓臺亭閣綿延湘江沿岸，號稱“十里樓臺皆傍水，四時管絃不知秋”。甚至左宗棠還曾得意道：“天下皆貧，湖南獨富；天下皆賤，湖南獨貴。”可見當時湘軍系統的高官是多麼富貴。
除了高官顯貴飛黃騰達外，湘軍中的中下層官員的日子過得也很滋潤，許多人拿著賞銀和劫掠來的財務回到家鄉後，帶回了不少資金，獲得了發展機會。但總體上看，這些對湖南整體的好處有限，由於大量持有金銀財寶的湘軍回鄉後大肆兼併土地，這些人多數成為衣食不愁的中小地主，這是晚清湖南土地高度集中的主要原因之一。當時有人描述這種情況：“湘省自江南恢復後，文武將領之冒餉致富者，行鹽起家者，田宅之外，如票號，如當店，以及各項之豪買豪賣，無不設法壟斷，平民生計，佔擱殆盡，實已不堪其苦…..”這說明湘軍各級官兵通過各種途徑聚集的財富數量頗巨，而且大多數用來購買田產。然而，在當時的湖南，一方面是人口大量快速增長，一方面是土地的日趨集中在少數地主尤其是回鄉的湘軍手中，這就使得越來越多的自耕農淪為佃農或半自耕農半佃農，甚至淪為破產流民，成為晚清湖南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不利因素之一。土地兼併所造成的大量不滿情緒，最終在後來兩湖地區的新軍身上爆發出來。
圖1:竹亭公祠簷廊挑簷坊板上的戰爭題材木雕圖；圖2:竹亭公祠戰爭題材木雕手繪線描版圖。木雕所描繪的即是武昌戰役的場景。來源/龍曉露,劉立志《晚清湘軍時代湘鄉縣域祠堂及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回家當地主外，還有很多湘軍官員紛紛置地辦廠、安家興業。這是因為湘軍中讀書人眾多，據歷史學家羅爾綱在《湘軍兵志》中統計，在179位可考的湘軍人物中，書生出身的人多達104位。這些人在見識過外面的世界後，與當時風氣保守的湖南本地人士不同，很多人開始興建實業。雖然最初湖南地區商業和工業的興起是曾國藩為了供應湘軍軍資所用而發展，但隨著湘軍實力的不斷壯大，湖南商業也隨之發展。等後來湘軍回鄉時，許多湘軍官員都跟當地工商業人士有著密切關係。很多回鄉的湘軍順勢轉行當起了商人，有些人還轉投教育事業，比如和湘軍關係密切的湖南茶商和鹽商，就興辦了對中國近代史影響巨大的自強學堂以及湖南校經學堂等著名學校，不少湘軍出身的人還親自任教，這些行業也是回鄉湘軍後來的歸宿之一。
但是跟這些大小軍官比起來，普通的湘軍士兵的日子可就難說滋潤了。雖然理論上講，遣返回鄉的湘軍士兵會有幾十兩到幾百兩銀子的錢，但實際上很難達到這個數。蔣方震在《中國近五十年來之軍事變遷史》中交代了這些湘軍底層士兵最後的結局：“故湘軍之未流，其上者變而為官僚，各督、撫是也其下者變而為土匪，哥老會是也。”
哥老會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民間組織，發源於乾隆初年四川的咽嚕會。他們的組織最先傳入的是四川人較多的湘軍鮑超部的霆字營，後來又傳到湘軍其他部隊。由於戰事的擴大，湘軍需要的兵勇激增，而哥老會正好趁機進入湘軍，並在湘軍中大量發展人員。在湘軍士兵返鄉後，由於這些人久經沙場，早已忘記務農本領，再加上常年戰爭早已讓這些刀口舔血的老兵油子桀驁不馴，很多士兵淪為匪盜。而哥老會趁此機會得到高速發展，湖南巡撫劉崐即言：”兵勇之情，多未安貼，哥匪名目因之乘之以興。”本是民間組織的哥老會，在大量吸取了精銳的湘軍士卒後，反而變得羽翼漸豐，其勢力在整個長江流域蔓延開來，並迅速擴張到全國大多數省份，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秘密社團，最後直接揭竿而起。同治六年（1867），哥老會起義爆發於湘鄉，此後年年起義。等到光緒朝時期，湖南的哥老會起事已近50次。到清末，革命黨人更是和哥老會聯合起來，成為對抗清王朝的重要力量。而近代革命團體華興會成立後，還設有專門跟哥老會聯絡的組織“同仇會”。在他們的領導下，無數被拋棄的湘軍底層士兵和他們的後代，就這樣被革命黨的旗幟重新聚集起來，最後成為推翻清王朝的重要力量之一。
縱觀湘軍後來的命運，與整個近代中國的命運息息相關。雖然湘軍系統一度權傾天下，但最終逃不過兔死狗烹的命運。跟貧富差距巨大的清廷一樣，湘軍中的高官大員依然過著優渥的生活。廣大底層官兵依然沒有擺脫受人欺壓剝削的地位。湘軍中那些曾經保衛過清廷的湘軍士兵，最後還是在革命黨的指揮下，把槍口對準了腐朽不堪的清王朝。
蔣方震，《中國近五十年來之軍事變遷史》，中國人民解放軍訓練總監部軍事出版部
劉泱泱，《近代湖南社會變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
王繼平，《湘軍集團與晚清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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