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茂莉：紹興師爺與那一方水土

文丨韓茂莉

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是說，有什麼樣的地理環境、什麼樣的山水，就有什麼樣的人生、什麼樣的地方文化。紹興師爺就是在紹興那一方水土上形成的文化人群。

師爺是什麼職業？師爺也稱幕僚，歷史時期，朝廷上的官員到地方就任，大約三四年一遷，初到一個地方，人生地不熟，為了便於管理，必須找一些熟悉地方及衙門事務的幫手，師爺就是輔助各級官員處理政務的參謀。當然，官員僱傭師爺是有條件的，官府中涉及文書、刑名、錢糧等各類事務，師爺不僅需要飽讀經書，有良好的文化功底，還要有靈活的頭腦與處事能力，這樣的幕僚只能來自讀書人。

讀書人，是以往對於讀書求仕、致力科考的儒生的稱呼。既然師爺的出身多來自這樣一個社會層面，就有必要講講科舉考試製度。

中國歷史上的科舉考試製度誕生於隋代，後世論及科舉多有微詞，其實若將科舉制度放在歷史舞臺上進行考量，無疑是具有進步意義的。隋代科舉考試出現之前，國家的選官制度為世卿世祿制，從曹魏時期起實行“九品中正制”，依人才的家世、品行、才能定出九個等級，並根據等級對應授官。這一選官制度出臺不久，家世幾乎成為唯一的標準，於是出現“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之說，祖上高官，子孫依舊高官。那是一個講究出身的時代，大量有才之士因家世不高，被排除在國家管理層之外。科舉考試的進步，在於朝廷不再看重考生的出身，只要家世清白，非娼、優、隸、皂、工商，都有資格參加，於是大量平民子弟通過科考，進入國家政治系統之中。科舉考試為國家舉擢了大量人才。歷史上，白居易、范仲淹、文天祥、林則徐等都是在科考中脫穎而出的國家重臣。

那麼，科舉考試與師爺有什麼關係？這就要說說科舉考試的過程了。自隋代科舉考試出現後，考試過程與規則不斷髮生變化，至明清發展為四個層級：首先通過縣、府考試，獲得童生資格；童生參加由縣、府學政主持的考試，獲得秀才資格；秀才有資格前往省裡舉辦的鄉試，此次成功者為舉人；有了舉人身份便可以去京師參加會試，會試成功者繼續參加皇帝主持的殿試。這一系列考試過程，只有殿試只定名次，不再淘汰，其他階段都會淘汰一些考生，其中又屬鄉試、會試淘汰率最高。

鄉試、會試兩個階段，各省都存在名額限制。參見《明史》，明初規定：京師、行省各舉鄉試，直隸貢額百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福建、江西、浙江、湖廣皆四十人，廣西、廣東各二十人。《大清會典則例》規定，清初各省鄉試名額為：順天府168名，江南163名，浙江107名，湖廣106名，江西113名，福建105名，河南94名，山東90名，廣東86名，廣西60名，四川84名，山西79名，陝西79名，雲南54名，貴州40名。進入會試，同樣存在對於各地的名額限制，明代會試採用南北中卷方案，南卷用於應天府及蘇、松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北卷用於順天府、山東、陝西、河南、山西，中卷用於四川、廣西、雲南、貴州，以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最初規定南卷取55名，北卷取35名，中卷取10名。

名額呈現在我們面前就是一些數據，這些數據與我們談到的師爺又有什麼關係？今天的高考，有一點我們都熟悉，一個省若經濟排在全國前列，那一定是高考大省，科考時代更是如此。道理很簡單，只有地區經濟發展好，每個家庭或家族才有可能供子弟專心讀書，相對而言，經濟發達地區不僅讀書人多，且不乏飽學之輩，同樣的考題，自然最後的成功者也多。憑實力贏得功名，對於個人而言是一生的前程，對於朝廷而言，究竟是哪個讀書人成為成功者，其實無所謂，但是若大多數擁有功名的讀書人都出自一地，結果就不一樣了，官員多來自一地，不僅容易形成鄉黨，而且國家政治也會失去地區平衡。為了避免出現如此的結果，從鄉試就開始規定錄取名額。鄉試一輪考過之後，各省舉人進京趕考，從數量看貌似平衡，但會試一輪高手仍然多在經濟發達各省，由此又出現了新一輪的不平衡，於是會試也依舉人的家鄉劃分為出南卷、北卷，並限制各卷錄取名額，以達到平衡。科舉考試，經過鄉試、會試兩輪限制名額的選拔，最終被淘汰的讀書人自然多出自經濟發達之省。在全國，哪裡經濟最發達？當然是江浙等地，自宋代起，中國的經濟重心即轉移至江南，既然這裡是全國GDP最高的地方，也是文人輩出之地。由於朝廷限制各省鄉試、會試名額，江浙等地便成為落第文人最集中的地區。

落第文人能幹什麼？他們幾乎自幼讀書，既不會種田，也不會經商，日後的出路只能在讀書上找，於是師爺這個職業就出現了。明清兩代是師爺這一職業最盛的時代，各地均有落第讀書人，師爺自然成了一種職業選擇。一類職業往往又會形成有序傳承，一旦有人成功，後人自會跟從，因而浙江紹興一帶以師爺為職業竟成傳統，甚至留下了“無紹不成衙”的說法。紹興府地處錢塘江下游，下屬八縣，縣縣出師爺。紹興師爺不僅服務於自己家鄉，也幾乎遍及全國各大衙門，師爺這一職業在落第文人中盛行，並逐漸形成具有地域性的文人集團。生活在清乾嘉時期的汪輝祖被視作紹興師爺的鼻祖，也是紹興師爺的代表，家鄉就在紹興府蕭山縣，留下的著作《佐治藥言》《續佐治藥言》《學治臆說》都涉及師爺業績。

官員為什麼需要師爺？因為那時通過科舉進入仕途的官員，對於治理地方並無經驗，急需參謀。江南一帶那些飽讀經書的讀書人落第之後，有人開始轉型，致力於刑名、錢糧等儒家經典之外的國家法典研究，成為官員的有力助手。根據衙門的級別、事務的繁雜程度不同，師爺的職責也有區別。縣衙門事少，更高的府、州、省一級布政使司，以及巡撫、總督衙門事務繁雜，師爺的職能也可分為刑名、錢糧、書啟等。其中刑名師爺熟悉朝廷法律以及各類舊案，主要負責處理官司、案件；錢糧師爺精通國家稅收與理財，主要負責錢糧賦稅；書啟師爺善於官衙文書辭章，專門替幕主起草各類文件、信函。刑名、錢糧，自然不是科考出身的官員熟悉的業務，文書呢，看似是憑藉文章贏得科考的官員的強項，但八股文與朝廷文書還是有很多不同。傳說，當年曾國藩統領湘軍與太平軍作戰，屢吃敗仗，曾三次因戰敗而跳江，後被救，為此上奏朝廷的奏章中提到自己“屢戰屢敗”。曾國藩是地道的進士出身，這奏章拿給師爺看，師爺認為通篇尚佳，唯獨將“屢戰屢敗”改為“屢敗屢戰”，不悖事實，但語氣全變了，使他從一個敗兵之將變為不屈不撓的勇士。果然，奏章送到朝廷，曾國藩不但沒有受責，而且還獲得了重用。

師爺成為紹興代表性的人文集團，且憑藉自己的才能、聰慧而成就業績。正是如此，紹興師爺留下的傳說既神奇又生動，我們不妨來講講當年師爺的故事。

據說，康熙年間，皇帝派某欽差來到浙江巡視，考察官員。沒承想該欽差就是個貪官，到紹興府後，得知府下轄縣會稽縣知縣竟然沒有宴請送禮，十分惱恨，回京後就以會稽知縣在祭祀大禹的大典上東張西望、大有犯上之心為由，向康熙帝告了御狀。康熙帝當即下旨，令紹興府查核此案。這事讓紹興知府十分為難，查，明知是冤；不查，又得罪了欽差。見此情形，師爺為知府出了個主意，於是知府上奏朝廷因由，奏章中是這樣寫的：祭祀大禹，按例站班，位在前列，豈敢後顧。意思很清楚，知府比知縣職位高，自當站在前面，祭祀大禹，不敢回首，自然也不知後面的情景。皇上一看，馬上明白會稽知縣是被冤枉的，欽差職位最高，所站之位在前面，怎會知道後面的官員東張西望，顯然欽差是在誣陷。那位欽差的結果不用說也能想到，正是害人不成反害己。

關於師爺，紹興當地還有這樣的傳說。乾隆年間，浙江沿海一帶發現大量“寬永”銅錢，官府發現以後馬上定為大案，顯然，“寬永”不是本朝所鑄之錢，既然不是本朝，又出現於本地，那麼只有一種可能——有人謀反，並設立年號，鑄造銅錢。官府為了破案，廣設冤獄。一位學識廣博的師爺看了那枚銅錢，告訴官府，這錢不是大清的，而是日本錢，與謀反無關。日本錢之所以出現在沿海，或是日本商船遇風浪，船破貨毀，飄落到沿海各處，或是商家帶入浙江。於是，一場不存在的冤案被破解了。

“楊乃武與小白菜”被列為晚清四大案之一，發生在浙江省餘杭縣，案件起於小白菜丈夫猝死之事。浙江上下，從縣、府州到省，各級官員上下聯手，將楊乃武與小白菜定為真兇。楊乃武備受酷刑，在浙江當地不能澄冤，決定到北京告御狀。當地留下這樣一個傳說，楊乃武的狀紙中原有“江南無日月，神州無青天”之詞。楊乃武本是舉人出身，文章獨出機杼。但狀紙經一位師爺看過，改動了一個字，改後為“江南無日月，神洲有青天”，從“無”到“有”，立意完全不同了。果然，狀紙落到慈禧太后那裡，老佛爺極為受用，下令嚴查，最後浙江涉及此案的各級官員頂子都落了地。當然，真正的歷史並非如此簡單，當時浙江官員幾乎都來自湘軍，浙江各界很是不滿，將案情遞送《申報》連續登載，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而朝廷也想利用這個機會打擊湘軍的驕兵悍將，最終一場冤案得以澄清。

師爺，屬於官員私人僱員，服務於官員的同時，投緣十分重要，若是官員與幕僚之間常常意見相左，自然無法相處。因此紹興師爺中流傳有這樣的說法：合則留，不和則去。明智而有個性的師爺，不會因幾個幕酬而委屈自己，言不聽，計不從，自然瀟灑轉身飄然而去。

紹興，是一處人才輩出的地方，如秋瑾、魯迅……只是師爺不是一人一姓，而是一個文化人群。清朝末年，隨著學習西方法律的一批學子進入政界，師爺的歷史任務結束了，從此這一地域文化人群淡出歷史，身影漸行漸遠，只留下許多神奇的傳說。

（本文選摘自《大地中國》，韓茂莉著，文匯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