撥開文本的迷霧——“周秦漢唐的文本世界”會議散記

文丨徐光明、虞薇

2023年3月16日，“周秦漢唐的文本世界”暨第十次周秦漢唐讀書會在南京大學文學院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劉躍進，北京大學中文系長聘副教授、研究員程蘇東，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教授羅劍波，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孫少華，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徐建委，鳳凰出版社副總編輯林日波，以及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張伯偉、金程宇、卞東波、童嶺、黃若舜、劉雅萌、徐亦然等二十餘名專家學者出席了會議。日本大阪大學大學院人文學研究科準教授林曉光線上參與了會議。會議由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院長徐興無主持，文學院董曉院長致辭。會議採用學術沙龍的形式，諸位學者就“文本”內涵和外延，結合自身的研究經驗，進行了深入的思想交流和碰撞。

劉躍進：

大約是20年前，我參與了文學所部分青年科研人員自發組織的“東亞文化論壇”讀書會，主要討論東北亞地區的政治文化等綜合問題，很受啟發。後來，這個讀書會討論的話題又逐漸轉向社會學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創新工程啟動後，我主動出任這個讀書團隊的首席專家。我很認可讀書會的基本宗旨：研讀原始資料，重回歷史現場。他們認為，一個文學研究工作者，要設法走近自己的研究對象。很多情況下，我們的研究工作與具體生活實踐是脫節的，這樣的成果，常有隔靴搔癢之感。這種情況不僅存在於現當代文學研究，也存在於古代文學研究。近年來，很多年輕學者圍繞著如何讀經典等問題，多有困惑，多有思考，多有選擇。這是比較重要的變化。

最近十餘年，學術界呈現出兩個發展趨勢：一是重視社會史、政治史視野下的文學現象，二是重視傳統經典的研究。很多年輕學者不約而同地走到一起，組成各種形式的讀書會。我向來比較關注一書一人。一書指《昭明文選》，一人指杜甫。因此，我積極推動成立了這兩個讀書會（《文選》與杜甫）。此外，還有一個比較宏觀的、偏重於理論思考的“周秦漢唐讀書會”。中國歷史上的經典作品，主要出自這個歷史時段。2015年9月北京大學中文系舉辦“黌門對話”，就如何閱讀經典展開積極討論，取得一些共識。共識之一就是積極引進文化記憶理論，重新梳理古代文獻從口述到書寫、傳抄，再到刊刻、定型的複雜變化，拓展了思維的空間。

揚·阿斯曼（Jan Assmann）《文化記憶》提出了歷史上的普遍規律，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發生後，四十年是一個重要的節點，很多親歷者會自述過往經歷，留下歷史的片段。八十年是個大限，歷史的書寫，主要由那些學者、神職人員來完成。隨後，政治和權力必然要介入其中。這是因為，誰掌握了歷史，誰就掌握了未來。這些話，聽起來似乎有些空洞，實際上有著極為銳利的穿透力量。我們希望，通過理論思考和文獻梳理，對周秦漢唐這個大的歷史時段，多一種觀察的視角，多一種不同的解釋。歷史是一個流動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建構和不斷重構的過程。今天，我們能夠比較清晰地把握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來龍去脈，真要歸功於司馬遷。如果沒有司馬遷、司馬相如、劉向等文人學者的構建，今天的中國歷史不會這樣完整清晰。關於文化記憶理論與上古史研究的實踐，已經超出了上古史的範圍，更是一種方法論問題。過去幾次的讀書會，我們曾就這些問題展開比較深入的討論，也出版了若干論文集，形成了一些共識。受到年輕同事的啟發，我也撰寫了一篇《有關唐前文獻研究的幾個理論問題》，對此有過思考。

最近看過一本《染墨的指尖——近代早期歐洲的書籍製作》，感到很有趣。近代早期歐洲，主要指文藝復興時期。這本書談到在當時歐洲的文獻學家們是如何地解讀抄本，努力還原歷史，乃至構造歷史。這意味著我們今天看到的西方文明，也並非一開始就是如此清晰，也是不斷地構造而成。中國經學歷史上的今古文之爭，現代史上的古史辨與上古史之爭，不僅僅是學術之爭，還有一個更大的思想之爭。周秦漢唐，跨越公元紀年，公元前一千年，公元后一千年。前後兩千年，是寫本時代。所有的文獻都未經定本，流傳過程中會出現各種變異和可能，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這些文獻都保留了原始的面貌。這是周秦漢唐讀書會的共識之一。

周秦漢唐讀書會的共識之二，是對於文字載體——寫本和紙張的理解與以往有所不同。從青銅文字到金石文字，再到簡帛文字、紙張文字，這一漫長的發展過程，是我們討論問題的出發點。紙張普及之後，今文經學家基本消失。回顧歷史，雕版印刷深刻地改變了文化的走向，改變了社會的面貌。

周秦漢唐讀書會的共識之三，是文獻與文本的相互關係。過去討論的文獻，多圍繞文本之外的內容，而對文本有所疏忽。從文獻到文本，有一個由外而內的變化。文本研究，往往要從一字一音的研讀開始。在這方面，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的學術給我們提供了成功的範例。這次，我們還要到高郵舉辦第十一屆讀書會，就是要深入探討王氏父子的學術成就及其方法論意義，從外在的文獻迴歸到具體的文本解讀，深入到最為細緻的文本世界。這是我們組織這次研討會的初衷和目的。

程蘇東：

去年11月，北京大學中文系組織了一個跨學科的討論會，主題為“如何呈現文學的過去”，邀請各個學科老師共同反思我們的文學史研究傳統。聯繫到最近張伯偉教授出版的新著《迴向文學研究》，其實也有同樣的關懷。如何重建“文學的過去”？我想有兩種最重要的方法，一種是文學史，一種是文獻學，也可以說是語文學。文學史最終呈現為一種有始有終的歷史敘述，無論是文體史、文學思潮史，還是風格史，都有一個開端、高潮、轉型和衰落的基本過程。這一傳統在20世紀一度非常興盛，但也面臨巨大挑戰，韋勒克、姚斯等對其都有批評，也提出新批評、接受美學等新的研究路徑。不過，就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而言，最近二十年最重要的轉向，顯然是文獻學方法的運用，這方面的成果已經非常豐富。如何將這些成果落實到文學史研究中，彌補其方法上的不足？我想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尤其是對於周秦漢唐文學的研究而言，有兩大難點，第一是由於文本物質形態、社會組織形態的變化造成的文學觀念的歷時性演變，第二是近代以來“文學”（Literature）學科化過程中對西方學術概念的譯介及其帶來的相關問題。簡言之，無論是唐宋以後流行的各種詩學、文章學概念，還是近代以來從西方譯介的各種新概念，都無法簡單對應到早期文學研究的實際語境中，回到周秦漢唐的文本世界，就是要在當下學術論題的關照下，真正回到早期中國文獻的自身傳統，關注這些觀念、思潮最初的自覺化與概念化過程，在這個基礎上梳理出中國文學發展的自身脈絡，並以此豐富世界文學發展的整體圖景。

林曉光：

自從讀書會成立以來，我們始終強調文本的研究。面對一些朋友的意見，印象較深的是作品和文本的關係問題。我想談談為何不用作品而用文本這樣的提法。除了文學研究之外，包括歷史學、宗教學、考古學等領域，文本也經常出現，呈現出跨學科的趨勢。個人以為，作品之所以被文本替代，在於文本打碎了一種鏈條式的模式，替換為一種輻射性的圖式。所謂鏈條式模式，一是默認作者、作品、讀者之間的聯繫，二是作品是有意識被創作出來的成品。如果提及文本，文本會是一切的中心，一切外部因素都會圍繞文本構成輻射性的關係，可以轉換為文本與世界的關係。當文本被放在最核心的位置，是我們可以信賴的唯一的東西，它的所有方面都是我們所要關心的，其定型、構造、與外部世界的聯動，都會成為我們研究的對象。過去的研究好比將一朵盛開的花拍照，進行觀賞，現在的文本學則講究要將這朵花如何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枯萎凋零的整個動態過程納入考慮範圍。之所以強調文本，其一在於早期作者的不確定性，其二在於存在狀態，如漢魏六朝作品大量以殘片形式存在，用文本表述，能夠更便捷理解周秦漢唐文學的面貌，其三是文化機制的陌生化，越是古老遙遠的時代，我們對文化生產活動的理解越受古今差異的影響。

羅劍波：

我主要談一下自己參加讀書會後的感受。自己讀書時，老師們強調重視原始文獻、原始材料，引用最早的文獻，我對此印象十分深刻，並嚴格執行。另外，讀書方面，就我碩士階段而言，研究《文心雕龍》，范文瀾先生的注本逐頁閱讀，試圖找到力透紙背的感覺。發現一些問題，並試圖解決。曾經有三個月，在圖書館資料室翻閱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因為沒有檢索，只能從一頁一頁地翻，從中尋找資料。參加了讀書會後，打開了自己的視野，之前遵守的理念，還要繼續遵守，但是有所變化，例如文本是流動的、不可靠的。這些理念，在教學過程中，我教育學生一方面要尊重文獻、敬畏文本，同時讓他們辯證思考，要有質疑意識。劉老師講回到文學現場，個人以為，對古典文學和文學批評史的研究，一定要回到現場。如何回到現場，多數是藉助文獻，去爬梳、體悟。童嶺兄值得我們學習，一方面上課，一方面實地考察，這種模式非常好。在給研究生上《文心雕龍》課時，我一直在思考劉勰的知識譜系，能否去還原？他在定林寺大量地閱讀，非常好地處理了同異和古今的問題。在知識儲備之上，他又有卓絕的實踐。我試圖還原劉勰的折衷方法，但學界關注較少。總之，讀書會的教益惠我良多。

孫少華：

今天看到澎湃新聞推送的歷史學者李碩的《翦商：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頗受啟發。這些歷史、考古學者的新書，我一直在關注。我也一直在思考，在進入文本世界的方式和程度上，歷史、考古學者和我們文學研究者存在很大差異。李碩的這本書，其實是在試圖還原人類社會的一種制度和一段歷史，也是在還原人類社會的物質和精神世界，同時又創作了一種新的文本世界。還原文本世界，第一個是還原文本世界中的人與文，第二個是還原文本世界中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我們關注文獻的時候，主要關注的是其中的文字和材料，對於人的關注，尚需努力。例如，我們在研究一個文本世界的時候，對於“人”進入這一時代的角度、方式，以及文本產生的原因，還關注較少。尤其是文本背後呈現的個人在他所處時代中的遭際，尚需開拓。再如，西漢文人制作文本以及他們進入文學史的過程，和政治的關係極其接近。從研究方法說，研究者進入文本的角度和方式，對理解文本的生成至關重要，例如屈原進入漢代作家視野的問題。有人認為屈原是漢人制造出來的一個歷史人物，但我認為是漢人發現了屈原，並將屈原引介入漢代文化，其最重要的發現者和推薦者就是賈誼。另外還有理論概念的提出和建構過程的問題，以及總結和反思以往研究方法和觀念的問題，都是研究文本世界需要關注的對象。例如，真偽問題，《三國志》裴松之注曾大量引用了《神仙傳》之類的材料，而我們在以往的研究中基本對此類文本是拋棄不用的，但是結合《三國志》注引《神仙傳》的做法，現在這種看法要改變。再如對同一作品，史書著錄和文學作品的著錄，是不能一概而論的。最後，還有文本細讀和實地考察的問題，同樣值得重視。2016年我考察了甘肅禮縣秦文化博物館後撰寫的《韓非、李斯之死與周秦之際文學思想的變化》，以及2019年我參加了“大夏與北魏文化史暨統萬城考古”國際學術論壇，實地考察了統萬城之後重新修改胡義周《統萬城銘》，完全是另一種感覺。“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必須緊密結合。

徐建委：

我們在2014年成立周秦漢唐讀書會，初衷是解決如何認識和處理唐以前原始資料的問題，本質上是文獻學的關懷。當然，歷代學者都在處理這一問題。我因為研究劉向，著意於劉向校書和整個先秦兩漢文獻流變問題，所以對此有特別的關注。我們今天所熟知的早期文本的流動性（或開放性）這一判斷，並非當代中國學者或海外漢學家的創制，章學誠《文史通義》中的《詩教》篇已有古書單篇別行論的發明，餘嘉錫《古書通例》在章學誠啟發下做出了系統的分析，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聯繫出土文獻，有了更加清晰的表述。這一問題到了今天，應該成為我們研究的基本常識和背景，而不能再視之為新的學說或尚需討論的問題。近來，我的研究重心轉移到漢代學術發展史，探索學術的動態展開過程，及其深層的驅動力。傳統的學術史比較注重現象的描述，缺少對歷史變化的深層解釋。比如東漢時代興起的所謂“古文經學”，如果純粹從學術的層面解釋，往往只能以常理判斷，但是如果我們將目光投射到具體的行政運作中，就會發現漢章帝、漢和帝時代官員銓選考察方式的改變，帶來了經典學習的新要求，準確的句讀、經文記誦和簡潔並有內在統一性的解釋，成為銓選考察的主要內容。在這樣的背景下，小章句形式的註釋開始出現並流行，漢安帝永初四年也有了歷史上第一次由王朝統一組織的文字統一，馬融、許慎都是參加者。《說文解字》極有可能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關注學術發展的深層趨動力，能夠更好地理解學術史上的諸多現象和變化。同時，我也較為關注文本物質性問題，在《牘與章：早期短章文本形成的物質背景》一文中，討論先秦時期文獻大多數是短章，很可能是因為文獻在最初的寫作階段，用的是牘版。文本物質性問題在全世界都是熱門的話題，現在也有很多利用現代技術研究文本物質性的研究計劃，如埃及紙草虛擬展開計劃，西奈二次寫本研究計劃等。此前在與柯馬丁的深入交談中，他指出漢學是相對保守的領域，漢學家很少發明新的理論和方法，但是海外大學的獨特設置，使得漢學可以從其他古文明研究中的理論裡面汲取營養，這一點恰是國內研究所缺乏的。所以我非常期待新一代的學人，能夠掌握多種語言，瞭解全球人文學術動態，成為能夠進行國際對話、提出中國原創性理論的人文學者。

童嶺：

我結合一下新版《中古文學文獻學》談幾點我的感想。第一點想講的是，立足文本與文獻，曹道衡先生曾經引用到黃侃先生告誡學生勿犯“遼東白豕病”這一事例，令我極為感動。第二點是國際視野，劉老師在近二十年前提到8世紀日本聖武天皇《宸翰雜集》中所收劉宋時期僧人僧亮的《歸去來》和陶淵明《歸去來》之間的關係，當下仍極具啟發意義。還有有關漢唐地理志的研究，劉老師很早提及《翰苑》，我博士論文《六朝隋唐漢籍舊鈔本研究》中的一章也是《翰苑》研究。第三點是注重細節考據，細節一方面是國際學術，另一方面紮根於中國的傳統，如劉老師書中對《說文通訓定聲》作者朱駿聲的著述考，學風接近章黃學派。第四點我回應一下今天海報中的“文本世界”，換言之現在所講的“文史”，曉光兄之前提過，中古史學界研究以森林為主（制度、階層、現象等），中古文學則以樹木為主（人物個案、年譜等）。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文系的唐研究成果，歷史學系基本上都要參考，如程千帆先生《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史通箋記》、周勳初先生《唐人軼事彙編》《唐語林校證》、鬱賢皓先生《唐刺史考》。能夠被中文系之外的學科參考，是衡量其學術價值的重要標準。類似的話語，王利器先生之子王貞平先生也和我聊過，其師崔瑞德（Denis Twitchett）曾言，普林斯頓大學衡量學科優秀與否的重要標準之一，在於其多大程度被旁級學科參考。我認為我們周秦漢唐讀書會的一些研究成果做到了這一點，今後還需要繼續堅持下去。

張伯偉：

先師程千帆先生曾說，知識有更新的問題，勞動有效率的問題。年紀老了，知識不更新，勞動就沒效率了。今天各位所講的，涉及到了很多的問題，也很複雜，會引起我們進一步的思考。《世說新語》記載陳太丘訪荀朗陵，可與今日況之。我們如果要與西方的漢學家對話，要非常關注美國學者研究美國的問題，歐洲學者研究歐洲的問題，如果我們對他們沒有太多的瞭解，對話無從談起。文本也好、作品也好，與上世紀70年代以後西方的文學觀念的擴大有關，這與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一致。所謂抒情、敘事的理念，或純文學概念的流行，不超過百年，我們現在的文學觀念依然如此，其實是有問題的。怎麼樣來處理這一問題，今天的學者都給出了很多富有刺激性的解答，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