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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書·王羲之列傳》
東床坦腹
在將近5000字的《晉書·王羲之列傳》裡，王羲之與東晉年間"琅琊王氏"中大多數成員一樣，是以一位士族政界人物的姿態出現的。
在琅琊王氏內部，王羲之的家系地位並不算高。他的父親王曠，與王導、王敦是堂兄弟。東晉時的裴啟在《語林》裡記載，西晉晚期，王導、王敦等人關起門來開會商量王氏的前途出路，這麼重要的會議居然不讓王曠參加，可見在家族內部，王曠並沒有什麼話語權。王曠沒辦法，只好"剔壁窺之"，這才說上話。據說南渡長江的主意，最早就是王曠提出來的。可惜在王羲之小的時候，王曠就在與前趙（十六國之一）的戰爭中敗死了。
《帝王名臣像冊之王羲之像》，清，紙本，現藏故宮博物院
在東晉那個“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時代，“琅琊王氏”就是王羲之佩在身上的一塊“金字招牌”。從三國曹魏時期開始，由於“九品中正制”的實行，出身名門世家的“二代”“三代”們差不多都能弄個一官半職噹噹。這等於給士族子弟的仕途提供了優越平臺。作為南渡後的第二代琅琊王氏子弟，他也並不缺少獲得"大佬"賞識的機會。
郗鑑（269-339）是東晉早期的重要將領，歷仕晉元帝、晉明帝、晉成帝三朝。他雖然參與平定“王敦之亂”，但後來變得與王導關係很好。《世說新語》就記載了郗鑑派心腹門生到王導家選女婿的軼事。門生挑選後回來向郗鑑報告：“王家的年輕人都不錯，聽說選婿，每人都在刻意準備。只有一個人，獨自袒露腹背躺在床上睡大覺（“坦腹東床”），好像沒聽說選婿的消息一樣。”郗鑑說：“這個人正合我心意！”後來詢問，原來是王羲之，因而就將女兒郗璿嫁給王羲之。“東床快婿”的成語便因此而來。
《羲之裝睡》，選自《丁筱芳畫世說新語》
這段佳話，向來被看作王羲之寵辱不驚、性格灑脫的一個例證。這種氣度和度量正是上流社會所推崇的，所以郗鑑對他自然很滿意。此事也被收錄進《世說新語》。但這段婚姻，又不純粹是這個原因。當時，郗鑑手裡有兵權，王導所代表的琅琊王氏則是東晉數一數二的門閥士族，享有崇高的社會威望。兩人其實各有所需。魏晉史大家田餘慶就認為：“琅琊王氏在王敦之亂後要想維持其家族勢力於不墜，必須在有實力的朝臣中尋求支援。而琅琊王氏在政治上的繼續存在，在當時又是約束庾氏（指庾亮，晉成帝的舅舅）專恣、穩定東晉政局的必要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郗鑑選婿的本質，是兩個家族政治上的聯合，至於被選擇者人品如何、才幹幾許，倒不是郗鑑與王導二人最關心的。當然，從郗鑑的角度看，他還是盼望挑選到琅琊王氏中表現優異的子弟，以便此後能作為這個家族的代表。但即使沒有王羲之“坦腹東床”，這場政治聯姻恐怕只不過換了一位新郎而已。畢竟，當時的士族聯姻，先是求族，然後才是擇人。
“右軍”何來
與當時其他士族子弟類似，王羲之也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踏上仕途。他擔任的第一個官職是秘書郎，工作職責是掌管公府圖書典籍，校閱脫誤，兼管宮禁中的藏書。
隨後，王羲之又在執掌朝政的庾亮手下做參軍，後來升為長史。庾亮很賞識他，臨終前特別上疏稱王羲之“清貴有鑑裁”，並將其提升為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王羲之由此在東晉朝中獲得極高的聲譽，幾次被推舉任侍中和吏部尚書這樣重要的職位，但都被他拒絕。他的好友、揚州刺史殷浩勸其應命赴職護軍將軍，王羲之卻回信說：“我向來不想做官（素自無廊廟志）。”
真的是這樣嗎？恐怕半真半假。王羲之不想幹這個護軍將軍大約是真的。魏晉年間，護軍將軍是朝廷中央軍統帥之一，為三品武官，地位並不算低，但在當時與諸少數民族政權緊張對峙的背景下，東晉的軍隊主要集中在荊州、揚州、江州、豫州等軍事重鎮中，中央控制的軍隊很少，而且裝備很差，兵員不足，裝備如鎧甲、兵器、箭支、船隻、馬匹皆破舊瘦弱不堪，兵卒更是老弱參差。護軍將軍很難有所作為。所以王羲之在寫給殷浩的回信裡就說，如果朝廷真的需要我，自己甘願到巴蜀、關隴等邊防前線去。
但另一方面，王羲之說自己不想做官，恐怕也不是真實想法。這是因為，對朝廷徵召推辭不就，本就是“魏晉名士”的清高作派。在這方面，殷浩就是典型例子。他自己曾多年不肯出來做官，朝廷三番五次下詔，他都推辭。謝尚（謝安的從兄）等人去請他做官，他不答應。謝尚等在回朝時商量說：“殷浩不出來主事，天下百姓怎麼辦？”庾翼（庾亮的弟弟）寫信罵殷浩不願做官是要學過去空談老莊以致被俘身死的王衍。可殷浩依然不肯答應，這是因為，他要做的是大官，一般的徵辟不在他的眼中。後來梟雄桓溫雄踞荊州，東晉朝廷為對抗桓溫，請殷浩擔任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掌握長江下游地區軍權，參與朝政。會稽王司馬昱（後來的東晉簡文帝）寫信給他，說：“足下去就，即是時之興廢。”簡直把他當成救星。結果，殷浩這次只擺了4個月的架子就出山了。
王羲之又何嘗不想如此呢？拗不過殷浩的請求，他最後還是同意出任護軍將軍。但《晉書·王羲之傳》記載：“羲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宣城郡在今天的皖南一帶，是京師建康（南京）的西南門戶。王羲之“苦求”宣城並非想去做宣城太守，而是在學習當年的庾亮以軍職出鎮宣城，掌控宣城及其周邊區域的軍事，從而達到拱衛京師、主政一方的目的。王羲之不願在京師做個裝點門面卻沒有實權的高官，他寧願選擇到巴蜀、關隴甚至宣城去做地方大員，從而擁有更大的政治發展空間。從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此時的王羲之還是有著頗為強烈的建功立業抱負的。
浙江紹興王右軍祠
不過，這一外放的願望直到永和七年（351）才實現。這一年，49歲的王羲之出任會稽內史（治所在今浙江紹興）。《晉書》記載，他還在同時獲得了“右軍將軍”的稱號。日後人們尊稱王羲之為“王右軍”便是從此而來。譬如《世說新語》敘述魏晉人物的軼事，有四十多則說到王羲之。此書在提及王羲之時，就多稱其為“王右軍”。問題在於，王羲之之前擔任的“護軍將軍”就是三品官，而“右軍將軍”卻是個四品官。但他外放會稽顯然不是貶斥，所以有看法就認為，這是唐人寫《晉書》時搞錯了，王羲之真正擔任的是“右將軍”，與“護軍將軍”一樣，這也是個三品官，只不過從京官外放為地方官。這就顯得正常了。
指點江山
會稽內史，其職級為太守，系會稽一地的最高行政長官。西漢初年分封了許多諸侯王國，對王國內掌民政的主官，便使用了內史這個名稱。東晉咸和元年（326），司馬昱從琅琊王改封為會稽王，其時會稽不稱郡而稱會稽國。就任會稽內史後，直到去世，王羲之都再沒有離開會稽。但他作為東晉朝廷命官，仍然對時政表現出高度的關注。
浙江紹興王右軍祠內的鵝池
永和五年（349），佔據中原的後趙（十六國之一）皇帝石虎逝世，後趙隨即因諸子奪位而陷入大亂。桓溫上書請求北伐，東晉朝廷唯恐桓溫北伐是假、發動軍事叛亂是真，先是含糊應付，實在拖不過去了，就任命殷浩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統率北伐。但王羲之對此堅決反對，先後兩次寫信勸阻。在他看來，東晉國力本來就弱，桓溫控制的長江中游荊襄地區也不會在軍隊和物資上對殷浩北伐予以支持。因此，東晉政權北伐所能動員的不過是春秋時的吳越舊地（今蘇南上海及浙江一帶）。王羲之因此斷言，“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再加上將相不合，相互掣肘，北伐必然失敗。
時局發展果然不出其所料。殷浩本是一位優秀的文人學者，在清談玄學方面造詣頗深，也正因為善於清談而被重用。但他對軍事指揮卻一竅不通。永和八年（352），殷浩組織北伐。指揮大規模戰爭所需要擁有豐富的戰備資源協調能力，大規模人員的統籌安排能力，還有面對各種突發情況的應變能力，殷浩根本一無所長。結果，晉軍才過了淮河就連遭敗仗，損兵折將，狼狽退回江南。桓溫乘機上書，彈劾殷浩。東晉朝廷喪失長江下游的主力，無法對抗桓溫，只得犧牲殷浩，把這位清談統帥廢為庶人。殷浩在表面上一如既往，照舊清談玄虛，只是經常在空中寫“咄咄怪事”四個字發洩心中的憤懣。
他當然是有理由鬱悶的。其實當時的東晉朝廷無意北伐，不過是被桓溫逼到沒有退路，硬著頭皮上陣而已。道理也很簡單，作為歷史上第一個被逐出長江流域的中原王朝，東晉政權從立國江東一開始就處於“寄人國土，常懷羞慚”的尷尬地位，北伐中原收復故土，因此也成為東晉時期最大的政治正確。加上當時後趙國中大亂，確實是個撿便宜的好時機，所以桓溫提出北伐，朝廷沒有理由拒絕，但又不想讓桓溫北伐成功進一步增加威望，那就只能讓殷浩出馬了。王羲之就事論事，自然難以體認到當權者心中的難言之隱。
作為琅琊王氏南渡第二代，王羲之雖然生於山東臨沂，但“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的美景與逐漸安定下來的社會局勢，漸漸抹去了童年中的戰亂陰影。他們已經不像父輩那樣，感到江南和中原有“河山之異”，而是完全適應南方的生活，逐漸忘卻“故國之思”。在這種情況下，王羲之對東晉的北伐行動也流露出消極態度。他在《遺殷浩書》中就認為，“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這就等於是要放棄江北土地，偏安江南。
避免無謂的北伐戰爭，安心開發江南，或許就是王羲之對時局的展望。但不能不說，這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顯出了王羲之不夠成熟的一面。政治方面自不待言，放棄北伐旗幟等於放棄東晉的立國合法性，而在軍事上，守江必須守淮，放棄淮河防線退守長江，終究也將難免“一片降幡出石頭”的黯然結局。後世南陳如此羸弱，仍與北齊力爭淮南以為江南屏藩，就是這個道理。
道勝寬和
不過話又說回來，王羲之也的確看到戰爭造成的賦役沉重、民生凋敝等嚴重的內政問題。北伐戰爭沒有取得什麼進展，但是老百姓和前線將士大量死亡；運輸軍糧遠至千里，輾轉流離，不勝其苦。這種生靈塗炭和經濟凋敝的慘象，就連暴虐的秦代也沒有達到。他在《遺殷浩書》中提到“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競路，殆同秦政”。王羲之還尖銳地指出，老百姓不堪重負，秦代陳勝、吳廣起義那樣的農民起義，可能不久就要來了。
浙江紹興越城區題扇橋
《姨母》《初月》二帖，東晉，王羲之（唐摹本），出自《摹王羲之一門書翰》卷，硬黃紙本，現藏遼寧省博物館
因此，王羲之主張偃武修文、寬簡施政——所謂“道勝寬和為本”。在出任護軍將軍時，面對手下一幫老弱病殘士卒，他寫了一篇《臨護軍教》，後來收錄進《全晉文》。這篇文章的第一句話就是“今所任要在於公役均平”，大意是講，你們對自己遇到的困難，可以暢所欲言，軍營中如有老弱多病、不能溫飽或無法養家者，都要區分不同的情況予以照顧。從中可見，王羲之是相當體恤士卒疾苦的。後來在寫給謝安的書信（《遺尚書僕射謝安書》）裡，王羲之又指出，在平日裡，揚州有一個好刺史就足以統管好，怎麼如今用成群的賢才反而治理不好了呢？這正是因為執法不統一，牽制手腳的人太多的緣故，若是法令簡便而容易實行，就足以保守已有的功業了。
而在擔任會稽內史時，王羲之終於有了在地方展現自己政治理想的機會。會稽內史轄地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浙江（除西北部）與皖南黃山市（舊徽州）一帶，是東晉政權的戰略大後方及糧食、軍備物資的基地。然而，會稽地區由於連年的戰爭負擔、乾旱不雨的惡劣天氣以及沉重的徭役和賦稅，造成民生凋敝、百姓流亡等嚴重的社會問題。王羲之上任時就發現，當地還發生了大饑荒，“江東自有大頓勢，不知何方以救其弊”。
面對如此荒災，王羲之先是決定“輒開倉振貸”；另一方面，又想辦法減少糧食浪費。東晉時期飲酒成風，那些風流名士更是整天酒醉如泥，以飲酒是放浪形骸、恃才傲物的資本。但釀酒需要糧食，這種享樂風習自然造成了糧食的巨大浪費。因此王羲之決定，在轄境斷酒（禁釀酒）。此事雖不見朝廷批覆，但王羲之執意實行，斷酒一年，效果顯著：“所省百餘萬斛米，乃過於租。”王羲之對這一結果也很滿意，認為“此救民命，當可勝言”。另外，面對朝廷繁重的賦稅徭役，王羲之很擔憂百姓，於是上書據理力爭，希望大災之年朝廷能夠減免賦稅。好在朝廷給了他這個面子，“事多見從”。這些善政的舉措，在一定程度緩解了當地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也體現了王羲之心憂百姓的博大情懷。
當然，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王羲之擔任會稽內史的第三年，中國書法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聚會發生了。這年三月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的蘭亭舉行了一場盛大的集會，42人共輯詩37首，王羲之既是召集者，詩集序就由他來寫。由此便有了流傳千古的名篇《蘭亭集序》。
參考文獻：
劉佔召：《王羲之與魏晉琅琊王氏》；
渠曉雲：《中古會稽士族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