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一所中國現代醫學博物館?聽聽韓啟德、鍾南山、王辰怎麼說(附視頻)

如何建一所中國現代醫學博物館?聽聽韓啟德、鍾南山、王辰怎麼說(附視頻)

醫學博物館不僅是醫學歷史的輸送者,也是醫學文化的塑造者。在我國,中小型醫學博物館,尤其是中醫藥博物館遍地開花,但遺憾的是,大型現代醫學博物館依然稀缺。

前不久,首屆北京大學醫學博物館論壇在京舉辦。論壇上,中國科學院院士韓啟德、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中國工程院副院長王辰等倡議組建中國醫學博物館建設聯盟,與會專家就如何打造我國現代醫學博物館進行了探討。

首屆北京大學醫學博物館論壇中開設的“胰島素獲得諾貝爾獎生理學或醫學獎100週年紀念展”

文章導讀

韓啟德:文物裡藏著醫學的過去和未來

鍾南山:醫者  值得被歷史銘記

王辰:醫學博物館要見“磚”又見“樓”

甄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責任

文物裡藏著醫學的過去和未來

全國政協原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士  韓啟德

韓啟德院士在首屆北京大學醫學博物館論壇上的發言

近一段時間以來,我越來越體會到研究與學習醫學史的重要意義。

研究醫學史有利於深刻理解醫學的本質、內涵與發展方向。人類文明在任何時期、任何地方都與醫學相關。回顧醫學發展的歷程,我們會發現,醫學最核心的本質並不在治癒患者,而是對疾病痛苦的回應、對人性的關懷和對精神的慰藉。

研究醫學史有利於深刻認識醫學和社會的關係,有利於建立更加完善的醫療衛生體系,構建更加良好的醫患關係。從歷史上看,幾千年來,醫學的發展無法脫離社會經濟的發展,醫療體制與機制脫離不了社會形態,而醫者和患者的行為及相互關係也隨之不同。

研究醫學史有利於醫學教育改革。隨著歷史的發展,醫學教育也一直在改變。近100年來,醫療技術的進步大都無法脫離工科、理學等學科的交叉和支撐作用。在當今時代的背景下,什麼樣的醫學教育才能真正培養出符合新形勢的合格醫學人才?在追尋歷史的腳步中,我們或許能找到一些答案。

醫學史研究主要依靠的是檔案、史料。但其實,還有很多史實是沒有被文字記錄下來的。在特定時期,人們可能會有意無意忽略很多人和物。多年後,它們以工具、器物、照片等形式,作為史料的補充,成為後人瞭解歷史更為直觀的介質。文字資料是由人書寫的,很多情況下會有個人和時代的侷限性。但實物卻不然,它完全是一種客觀存在。實物也是有溫度的,看到它,人們就會想到,當年曾有誰用過它。它靜靜地待在那裡,本身就是歷史的見證。

從北京大學醫學部近年來開展的文物收藏及校史展工作中,我常常能感受到文物研究的魅力。

去年,在“國外名醫手跡展”中,我看到了兩張寫著法文的手跡。當時,大家只知道它大概源於16世紀,上面是什麼內容沒人能看懂。我懷著好奇將手跡拍了照片,請教北京大學法語專業的董強教授,他又輾轉詢問法國的文字學家,反覆研究發現,這是當時一位宮廷醫生收取半年俸祿的收據。收據顯示,這名醫生的俸祿居然高達600裡弗(約值600斤銀子)。循著這樣的線索,我們可以對當時法國醫學發展的狀況以及醫生和患者、醫學和社會的關係等做進一步的研究。

去年,在北醫110週年校史展中,我感受到了更多的震撼:近一個世紀前北醫的教科書、韓濟生院士研究的1~4代鎮痛儀、林三仁教授從日本揹回來的胃鏡、樓之岑教授的著作《青黴素之製造與應用》……這些文物是有生命的,能傳遞力量。走在其間,我們能瞬間感受到現代醫學在我國的發展歷程,感受到醫學前輩為了醫學事業秉持的執著和創新精神。

近年來,我國博物館事業發展很快,但醫學博物館的發展仍然滯後。拿現代醫學博物館來說,自19世紀末,我國在西方醫學的基礎上,結合自身特點發展中國特色的現代醫學,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績,並在多個領域趕超發達國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積累了大量寶貴財富。但是,如果沒有保存和收集,這些文物可能逃不開流失和散佚的結局。面向未來,我們有責任聯合社會多方力量,聯合多家機構,從現在開始扛起這項工作。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們能夠建立一所高質量、有中國特色的國家級醫學博物館,記錄我國現代醫學的發展足跡,讓我國醫學歷史的文化得以承載和傳播。

1900年的膀胱鏡


醫者 值得被歷史銘記

中國工程院院士  鍾南山

我國現代醫學事業發展到今天,在科技、人文、思想等方面,都沉澱了豐碩的成果和精神財富,也經歷了中西方文明交融的歷史。從醫學角度來看,我國現代醫學事業發展的歷程,也是對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深刻詮釋。

我國醫學界的優秀文化如何傳承和發展,如何在新時期跟得上黨和國家的戰略部署,是醫學界同仁們需要不斷思考的問題,需要我們在醫學發展的頂層設計上,作出回應時代關切、響應人民關切的長遠部署。

現代醫學博物館作為承載醫學文明的載體,應該擔起推動醫學發展的重任。希望醫學界同仁能繼續發揮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優良作風,沉下心來,虛心向別人學習。一方面,我們要堅定自信,因為我國現代醫學發展歷經百年,取得的成果已經得到印證;另一方面,我們還要有謙卑和胸懷天下的氣魄和胸襟。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歸根結底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高度才能決定發展高度。

我國醫學博物館的建設發展,必須發動全社會的力量方可完成。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醫學歷史是由全體醫學人創造的,也是由人民共同創造的。醫學博物館的建設尤其要注重廣泛蒐集和記錄醫學大家的個人史,因為任何行業都需要引領者;與此同時,那些默默無聞的醫學從業者也需要被歷史所銘記。我相信,隨著社會的發展,這些前輩的智慧有一天一定會閃光,給後來人以引領,並推動醫學的進步。

我願意作為一分子,積極推進我國現代醫學博物館的建設。希望醫學界能團結更多力量,讓建設中國醫學博物館的倡議真正落地。

20世紀80年代的心電圖機

醫學博物館要見“磚”又見“樓”

中國工程院副院長 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 

北京協和醫學院校長  王辰

王辰院士在首屆北京大學醫學博物館論壇上的發言

博物館有收藏、研究和教育的功能。博物館所展現的,是承載著事件、文化,存在著思想和學術邏輯的物品。歷史學家、哲學家柯林伍德曾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人類的行動發源于思想,記錄歷史需要思想的貫穿,這樣才能在紛繁世事中把握規律,探求未來的方向。對於醫學史來說,醫學模式的演進就是醫學史發展進程的綜合體現。

很長時間以來,醫學是以疾病為原點,圍繞著對疾病的預防、診斷和治療而建立的體系。在醫學的萌芽和早期發展階段,為了回應和滿足人類緊迫的需求,醫學重在幫助大眾解除病痛。而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醫學的進步,人類的健康水平提升,壽命顯著延長,疾病和健康之間已經沒有了截然的界限。在這個階段,醫學不再只是為了解除病痛而存在,而是躍入了尋求健康這一更高境界,成為在疾病狀態下恢復健康,在高危狀態下維護健康,在相對健康的狀態下增進健康的觀念、知識、技術、藝術、學術體系。

為此,醫學博物館在建設過程中需要進行觀念的轉變。我們不能只在博物館裡作物品的堆砌,只見“磚”,不見“樓”,讓人在觀後不知“樓”之何成、何在、何用,不能展現醫學的思想脈絡和所承載的文化。這顯然不是我們建設醫學博物館的目的。

曾有件小事給過我不小的觸動。一次,我跟一位國外醫學專家聊天,在反覆談到“basic medicine(基礎醫學)”後,對方終於忍不住問我:“Chen, you mean essential drugs(你指的是基本用藥嗎)?”我這才意識到我們所用的“基礎醫學”一詞的謬誤性。要知道,醫學從遠古時期發展到現在,其學科基礎非常廣博,包括人文學科與文化、社會科學與方法、自然科學與技術(含理學、工學、生物學等)三大類,包括了人類幾乎所有的學科範疇。而我們平時默認的基礎醫學概念,其實主要指的是“實驗醫學(experimental medicine)”,並非醫學的基礎(fundamentals of Medicine)。“基礎醫學”這樣的叫法不但使其內容產生歧義,還易造成臨床和實驗醫學之間的割裂、醫學與生物學的割裂,容易將醫學的基礎僅侷限在生物學上。

事實上,醫學和生物學的關係也值得梳理和糾偏、糾錯。生物學之於醫學,只是醫學的三大學科基礎之一——自然科學與技術中的、生物學中的、直接或間接涉人生物學的部分;而醫學之於生物學,則是生物學中最核心、主流、前沿、關乎國計民生的部分。無論是自然科學與技術、社會科學與方法還是人文學科與文化,醫學在不同的時代對不同學科基礎的倚重程度有所不同,由此產生了不同的醫學模式。現代醫學雖然與生物學深度交融,但它絕不是生物學的一部分。醫學是一個獨特、綜合、巨大的學科體系,關乎人類的終極利益——健康和生命。多年來,我們一直在講,醫學是多學、人學、至學。除生物學外,現代醫學應當全面加強和理學、工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交叉。醫療衛生界要樹立“促防診控治康”六位一體全方位的健康照護理念,並從過去僅偏重承擔照護個體的臨床醫學責任,擴展到同時承擔照護群體乃至人類、眾生、生態之長遠健康的群醫學責任。

在建設醫學博物館的過程中,應該讓以上思想貫穿在藏品和陳設之間。以醫學模式的演進為主線,兼顧主流醫學模式和補充醫學模式,展現人類在追求健康和發展醫學、構建醫學體系的道路上怎樣一步步探索、一步步試錯、一步步進化,讓大家看到,如今的醫學體系是怎樣在人類知識、科技、文化的積澱上發展而來的,從而促進人們更好地運用醫學,並思考和把握醫學未來的正確方向。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責任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

北京大學醫史學研究中心教授  甄橙

醫學史是介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融合醫學科學和人文學科的特殊學科。醫學史以研究醫學問題為核心,不僅關注醫學理論和技術的發展,還關注社會經濟、文化傳統、哲學思想、宗教信仰等因素對醫學發展的影響。因此,從醫學歷史的獨特視角追溯醫學的發展軌跡,可以縱覽醫學的成就,管窺醫學發展中的問題,總結醫學史上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避免重走前人的彎路。

醫學史在我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漢代司馬遷撰寫的《史記》中就有《扁鵲倉公列傳》,這是我國最早的醫學史記載。其後,有關我國傳統醫學歷史的資料散見於歷代的經史子集、稗官野史、筆記小說等各類文獻中。在王吉民、伍連德、李濤等老一輩醫史學家的努力之下,我國現代醫學史也不斷發展起來。

20世紀早期,醫學史博物館主要用於醫學史教學和研究。1938年,我國最早的醫史博物館由中華醫學會醫史學會創辦,地點設在上海中華醫學會圖書館內;1959年,博物館改屬上海中醫學院;2003年,博物館更名為上海中醫藥博物館,成為全國中醫藥文化宣傳教育基地。20世紀70年代以後,中醫藥博物館在全國陸續建立:1978年,陝西中醫學院醫史博物館正式開館;1982年,中國中醫研究院醫史文獻研究所成立中國醫史博物館;1990年,北京中醫藥大學建成逸夫科學樓,樓內設有中藥展館和醫史博物館。此外,在河南、陝西、湖北等地都建有我國古代名醫博物館。

在我國目前已有的醫學博物館中,以傳統醫學博物館居多,許多中醫藥大學都建立了中醫藥博物館。現代醫學博物館建設雖然也開始受到重視,但多是專業或專科博物館,如人體解剖博物館、口腔博物館、心血管博物館、泌尿外科腔鏡博物館等,大型綜合類現代醫學博物館還比較少見。一些醫藥企業也紛紛開始建設醫學博物館,但是文物收藏水平還有待提高。

歷史學和考古學是研究人類歷史的兩門重要學科。歷史學以文獻研究為基礎,考古學以文物研究為基礎。考古發現豐富了歷史的文化內涵,文物的藝術展現則活化了歷史的場景。歷史學、考古學與藝術三者的完美結合,才能重現過往的歷史。醫學史研究也遵循同樣的規律。我國當代醫史學家程之範教授曾多次提出醫學史教學、科研、資料收集與醫學博物館建設同時並重的研究設想。

當前,博物館建設備受關注。醫學博物館是醫藥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是世界博物館家庭中的重要成員。博物館建設要以醫學文物做支撐,通過醫學史講出文物背後的故事,才能使文物生動而鮮活。因此,醫學史教學、研究資料收集與醫學博物館建設之間緊密相連。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歷史責任。新時代的醫史工作者有責任努力建設醫學博物館,發揮醫學史的社會功能和歷史價值,將珍貴的醫學過往展現在醫學博物館中,將醫學博物館作為展示我國傳統醫學文化和現代醫學成就的重要窗口,藉此展現醫學家精神,為增強民族自信、構建和諧的醫患關係提供文化支持。

北京大學人體解剖學博物館

文:健康報記者魏婉笛

編輯:魏婉笛  張昊華 於夢非

審核: 張燦燦 徐秉楠 王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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