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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商昌寶
1948年12月，沈從文的舊友、時任中華民國代理教育部長的陳雪屏抵達被包圍的北平，同樣規勸沈從文攜家小南下，但被婉言謝絕。沈從文沒有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中共地下黨員樂黛雲和左翼學生李瑛、王一平等人爭先上門挽留；左翼作家樓適夷託黃永玉寫信，說共產黨不會把他怎樣，勸他留在北京；他的老朋友朱光潛、楊振聲等在此前的商議中都已表示不走；考慮到孩子們未來的教育和成長問題，即如他自己所說：“我不向南行，留下在這裡，本來即是為孩子在新環境中受教育，自己決心作犧牲的！”還有，他也確信丁玲、何其芳、吳晗等這些在共產黨內有一定地位的朋友，在關鍵時刻會拉自己一把。而且他以為自己既不跟國民黨“反動派”走，又不到美國去，已經表明自己在向共產黨和廣大“人民”靠攏了。中國文人的天真與幼稚，無論當年還是現代，總是那麼驚人地一致。
總之，沈從文留下來了，至於原因，或許並不那麼重要，因為不管哪個黨來，他與大多數的知識人都不會走，這是一代人的宿命，是真正的“特殊國情”。當然，他也預感到會有一個清算的過程，並做了最壞的打算，還將一些可能不宜留存的書分送給朋友和同學，還說：“我這個人也許該死，但是這些書並沒有罪過，不應該與我同歸於盡。”
歷史進入到1949年1月，在中國社會和政治局勢急轉直下之際，北平的戰事已進入到最後階段。已過不惑之年的沈從文，也隨著這一刻的到來，開始步入別一樣的人生天地，他在許多私密文字中記錄下了自己的心境：
我應當休息了，神經已發展到一個我能適應的最高點上。我不毀也會瘋去。[1949年1月初，題於《綠魘》校正本文末。]
城，三數日可下，根據過往恩怨，我準備含笑上絞架。[1949年1月上旬，致黃永玉信。]
我沒有前提，只是希望有個不太難堪的結尾。沒有人肯明白，都支吾開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絕望，我本不具生存的幻望。[1949年1月30日，在張兆和來信中所作的批語。]
但如果工作和時代遊離，並且於文字間還多牴牾，……即有些些長處，也不免遊離於人群的進步思想以外，孤寂而荒涼。這長處如果又大多是“抽象”的，再加上一些情緒糾纏，久而久之，自然是即在家庭方面，也不免如同孤立了。平時這孤立，神經支持下去已極勉強，時代一變，必然完全摧毀。[1949年3月13日，致親屬張以瑛信。]
在這些透著極度悲傷和絕望的“囈語狂言”中，可以發見，沈從文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在這種壓力之下，他不時出現精神恍惚，陷入瘋癲狀態，老是懷疑有人監視他，慢慢的患上了類似迫害狂狀的病症。如果將沈從文這一段夢魘般的日子與他的以“魘”為題的六篇作品相比照，不妨在《綠魘》、《黑魘》、《白魘》、《赤魘》、《青色魘》、《橙魘》等文外，再加一個“夢魘”，那時再結集為《七色魘集》，當是名副其實了。
看來，沈從文真的與“魘”有緣，而他的這個無意選擇，是否也在冥冥之中預示著自己由此轉向“魘”般的生活呢？今天再細讀這些文字，又感覺沈從文的“囈語”卻一定意義上又是清醒和深刻的。即如汪曾祺後來所說：他的“一些話常有很大的預見性。四十年前說的話，今天看起來還很準確”。當然，作為先覺者，自然要比別人超前感受痛苦了。
面對這樣的遭際，人們不禁要問，作為享譽文壇的著名京派作家，何以如此自我折磨呢？
沈從文之所以在此刻預感到自己的結局，併為此而痛苦，並非是庸人自擾。因為進入1948年以來，直接針對他的壓迫式批判就已經接連出現了。
最先發出批評之聲的是郭沫若在1948年1月3日作的一個題為《一年來中國文藝運動及其趨向》的演講，其中羅列了四種所謂的“反人民的文藝”，即“茶色文藝”、“黃色文藝”、“無所謂的文藝”和“通紅的文藝，託派的文藝”，沈從文被置於“茶色文藝”中。郭沫若聲稱：“他們有錢有地盤，更有厚的臉皮。硬是要打擊他們才行”。而且，“要消滅他們，不光是文藝方面的問題，還得靠政治上的努力”。
隨後，邵荃麟在《二醜與小丑之間——看沈從文的“新希望”》一文中批評說：
他們顯然是想拾起那幅破爛的“中間路線”旗幟，來“粘合”一些對“中間路線”尚存幻想的份子。而沈從文則在這裡不過是扮演一個二醜以下的角色。但是由於他技術的低劣，卻反而更清楚地露出他們的嘴臉了。
接著，郭沫若在《斥反動文藝》中將沈從文定性為“作文字上的裸體畫，甚至寫文字上的春宮”的桃紅色作家，說他“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的鬥爭情緒”，“一直是有意識的作為反動派而活著”，並對他的“與抗戰無關論”、“反對作家從政”、“民族自殺悲劇”及其倡導的“新第三面”和“第四組織”等主張作了清算，將其描畫為“看雲摘星的風流小生”和“摩登文素臣”。
馮乃超在《大眾文藝叢刊》中撰文批判沈從文的《芷江縣的熊公館》說：
地主階級的弄臣沈從文，為了慰娛他沒落的主子，也為了以緬懷過去來欺慰自己，才寫出這樣的作品來；然而這正是今天中國典型地主階級的文藝，也是最反動的文藝。
此外，沈從文批評聞一多的“第三黨”運動以及與在西南聯大時期參與投稿《戰國策》，更加重了他的政治“罪責”。夏衍晚年回憶說，沈從文不能參加第一次文代會“原因據說是周揚認為沈從文和戰國策派陳銓他們關係密切：‘沈從文的問題主要是《戰國策》，這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了。那個時候，刊物宣揚法西斯，就不得了。再加上他自殺，這就複雜了。這個問題，不僅是郭沫若罵他的問題’”。
這些來勢洶洶的批判與以往的文墨官司顯然不同，更多的是政治性的興師問罪、提前審判，因為批判方的背後有強大的軍事、政治力量。沈從文感覺到黑雲壓城，他深知自己當初的批評原本指向的是文學家，並不曾想到這些人如今都變成了政治家，而攻擊政治家的結果他早就知道：“他會起訴，會壓迫出版者關門歇業，會派軍警將人捉去殺頭。”
1948年“五四”紀念會上，激進的北大同學當眾朗誦了郭沫若的檄文。1949年1月上旬，北大校園出現用大字報轉抄的《斥反動文藝》，教學樓內掛出了“打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的大幅標語。北大的“民主牆”上有些壁報指責他作品中的“落伍意識”，有些則痛罵他是一個沒有“立場”的“妓女作家”。他還收到恐嚇信，其中一封的“信箋上畫了一個槍彈，寫著‘算賬的日子近了’”。1949年2月15日，北平的《新民報》刊登了《莫辜負了思想自由——訪問沈從文先生》。文章不無反諷地說：“這一切本都該從頭好好想想才對，誰也不要辜負了思想自由才是”。
不過，無論從當時實際情況來看，還是事後沈從文自己體會，當年的批判運動，並未如沈從文預感的那樣黑雲壓城。沈從文的兒子沈龍朱後來就說過：“事實上，我們認為沒有人要他怎麼樣，很容易轉變的事情，為什麼轉變不過來？我們覺得沒什麼了不起。”“父親的思路，我們不太好想象。我覺得：你憑什麼？這有什麼了不起的？人家一個檢討就過去了，寫個文章登報聲明一下就完了。國民黨那麼大的官都沒事。你既不是國民黨，也沒有殺過人放過火，絕對到不了那個水平啊！你連個國民黨的兵都不是啊。”的確，針對沈從文的政治清算，事實上並未開展，至少官方並未將他列為重點打擊對象。
那麼，沈從文當年為什麼如此緊張、多疑和恐懼並最終選擇自殺呢？顯然，還有另外的原因。
3月20日左右，時任東北野戰軍後勤部政委、黨委書記陳沂受張以瑛支託曾去看過沈從文一家，勸他把兩個孩子送東北保育院，讓沈夫人到“革大”或是“華大”去學習，且安慰沈不要疑神疑鬼，把思想“搞通”些。
這時的張兆和，“在情緒上比在年齡上更要年輕”，正積極準備參加新政權的工作，進革大後以團友的名義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金介甫在《沈從文傳》中曾評述：“跟許多同學一樣，張兆和對離開家庭從事為新中國服務的事業感到非常激動。”當年經常去看望沈從文的馬逢華說：“記得那時沈先生曾經傷心地說：‘連太太都不瞭解我了，我怎麼還能希望得到別人的瞭解！’”“張兆和獻身革命事業的熱忱等於在沈從文身邊展開了一場心理戰爭。” 馬逢華還講述了沈從文從華北革命大學回來後的一個生活細節：
話題不知怎樣又轉到了“中蘇友好協會”。沈輕描淡寫地說：“在革大他們還發動了申請加入中蘇友協，我沒有去申請。”
想不到這句話竟使沈夫人大吃一驚：“呀！你這個人！到現在你都沒有告訴我，你連中蘇友協都沒有加入！你為什麼不參加？”
沈夫人真的有些發氣了：“你看他這成什麼理由！從文，你究竟是什麼意思！你是不是反對‘一邊倒’！你說！”
（在共區，“反對一邊倒”這罪名是萬萬加不得的，這是“搞通思想”的核心問題，誰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對這一點表示懷疑？）
沈連忙緩和地求饒：“唉！唉！何必動氣？明天我就去申請加入好不好？”
沈夫人說：“誰希罕你這些！我才不要你因為我講了，才去加入！”
馬逢華那次臨走時在門外對沈從文說：“沈先生，我想在家庭裡，你若能遷就一點，空氣就會和諧得多了。”沈從文回答說：“遷就？有些事情分明是不對，你也勸我遷就？”
沈龍朱和沈虎雛已加入青年團和少年兒童隊，兩個孩子每天歡欣鼓舞地學唱著來自延安的歌曲，跟沈從文講政治道理。
當年積極繳納小米參加學習團的沈龍朱晚年坦誠，自己初中的時候，“‘左’得很”。他說：“有時候我們從學校回來，在家裡，幾個人是要辯論的，要討論的。”“家裡頭怎麼談得上鬥爭的問題呢？但那個時候它是有這個問題，教育你的就是這樣，即使在家裡頭也有階級鬥爭的問題，也有思想鬥爭的問題。我們當時受的教育就是這樣。”
因為思想和行為上的衝突，沈從文與張兆和之間的感情發生一些變化，甚至到了波及婚姻的地步。凌宇在《沈從文傳》中提及，沈從文陷入自我恐慌狀態後，張兆和“有了一種沉重的負累感”。“有些替張兆和著想的朋友，竟這樣勸她：‘看他這樣子，丟開他算了！’”韓秀在與傅光明的通信中寫道：“巫寧坤先生也住華府，他曾經告訴我，張兆和極為進步，也要求沈先生認真解剖自己，沈先生受不了便自殺。”韓秀還說，金介甫也知道，“有一段時間，因為住房不好解決，沈先生得以不與家小住在一起，我想那是難得的快樂，他當然不要別人幫忙。蕭乾先生不但幫忙解決房子問題而且只有張兆和知道，這實在是一件非常尷尬的事，蕭先生大約絕對沒有想到，沈先生不想回家”。
丁玲的丈夫陳明曾在1990年接受李輝的採訪中提及一個被忽視的細節：那就是他和丁玲一同去看望剛剛經歷自殺的沈從文，沈從文“神經很不正常，很緊張，說話也有點語無倫次。他說，今天早上我聽到雞叫，雞鳴散，我的家就要散了”。儘管這時的沈從文可能精神還不太正常，但即便如此，根據精神病學分析，習慣性地重複“我的家就要散了”這樣的話，無疑可以推導出相關問題一定是刺激到了沈從文，不然他不會“鍾情”於這樣一句話。
大概在外人看來，沈從文與張兆和這對伉儷，是恩愛模範家庭，但愛情和婚姻正如穿鞋一樣，舒服不舒服，其實只有腳知道。至少特定時間段裡，婚姻和家庭出現裂痕，也是習以為常的。
然而，這一“形而下”的問題始終未得到學界的重視，並且常常忽視甚至忽略掉，而更多地從政治高壓角度去解讀沈從文1949年後的人生遭際。其實，一個淺顯的生活常識是，客觀的、外界的高壓有可能導致人走向絕境，但是更多、更大的原因通常來自主觀或內在的壓力。
試想，在恐怖的政治高壓下，內心敏感脆弱的沈從文已經高度緊張，而在最需要家庭尤其是妻子安慰、疏導之時，張兆和不但沒有起到積極、正面的“賢內助”作用，反而適得其反，翻歷史舊賬，落井下石。“後院起火”中的沈從文，又如何能夠承受這生命、愛情和家庭之重呢？
錢理群為此評說道：“郭沫若‘反動粉紅色作家（郭沫若原文為桃紅色――本文注）’的指責，顯然會將本已逐漸趨於平靜的家庭情感糾葛重新激化，將沈從文置於道德審判臺前，而這樣的道德審判又顯然是為政治審判服務的……這樣的家庭情感危機與政治的糾纏、被利用，對沈從文是最具殺傷力的。”
總之，在這種極度緊張的政治環境和家庭危機的催逼下，一生遠離政治、嚮往身心自由的沈從文自視陷於四面楚歌之中，難以自拔，隨即也就發生了那段不堪回首、令人心碎的“自殺”事件。
1949年8月，在鄭振鐸的推薦和韓侍桁的盛邀下，自殺未遂的沈從文，在調養一段時間後去新成立的歷史博物館報到，並被安排在陳列組。自此開始，沈從文完成身份轉軌，即由作家、教授轉換為博物館的普通員工、講解員。
當然，轉行的過程及意義是豐富而痛苦的，這從沈從文這一時期的私密文字中可以明顯感受得到。如1948年11月28日，沈從文在復姚明清的信中寫道：“因為就時代發展看工作，我已成為過時人，與現實不甚配合得來也。……一部分現實既如此，很明顯，我即用筆，也得從頭學起。”12月1日，在致投稿人季陸的信中他寫道：“大局玄黃未定，惟從大處看發展，中國行將進入一個新時代，則無可懷疑。……人近中年，觀念凝固，用筆習慣已不容易扭轉，加之誤解重重，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擱筆。”12月7日，他在致投稿人吉六的信中寫道：“人近中年，情緒凝固，又或因性情內向，缺少社交適應能力，用筆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思’字出發，此時卻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12月20日，他在致友人炳堃的信中又說：“時代突變，人民均在風雨中失去自主性，社會全部及個人理想，似乎均得在變動下重新安排。過程中恐不免有廣大犧牲，四十歲以上中年知識分子，於這個過程中或更易毀去。這是必然的。”12月31日，他在最後發表的小說《傳奇不奇》一書的文稿後題識：“卅七年末一日重看，這故事想已無希望完成。”同日在贈周定一條幅落款處寫下：“三十七年除日封閉試紙”。這是沈從文決定結束文學事業的見證和標誌。
可見，隨著政治局勢的變化，沈從文已經預感到自己的自由主義文學理想將不溶於新的社會，只有選擇擱筆。
沈從文對於文物的鐘愛可以說由來已久，最早可追溯至1921、1922年，那時他就曾替陳渠珍做過整理古籍，管理舊畫、陶瓷文物和編目等工作。1938年沈從文寓居雲南，對西南文化產生了興趣，還與梁思成伉儷、梁思永等在那裡發現了大量類似定窯的陶器、瓷器。他也儘可能地帶了一些回北京，捐給北京大學博物館。
沈從文真正有意識致力於文物工作是在1948年。這一年，他在《益世報》連載的《蘇格拉底談北平所需》一文中較為完整地陳述了自己對於文物方面的見解。文中，他假借蘇格拉底之口表達了自己對保護文物、保護北平的關注，假想自己為“故宮博物院主持人”，組織實施多項改革，還計劃在北京大學試行美育代宗教的教育。1948年2月，北京大學開始正式籌備博物館，沈從文不僅參與了各專題的布展工作，而且把自己收藏的西南漆器借給博物館，後來又把自己多年蒐集收藏的古物、瓷器、民間工藝品、《世界美術全書》、《書道全集》，連同收藏的漆器一併捐了。沈從文先後撰寫了《收拾殘破——文物保衛一種看法》等近十篇專業論文。同時，他還給北大博物館專修科開設“陶瓷史”課程，編寫課程計劃《中國陶瓷三十課》，並於1949年6月抱病整理完成《中國陶瓷史》。北大博物館委員會成立後，他雖未當選委員，但仍在課餘時間給博物館專修科的學生講陶瓷史。
從這些活動中可以看出，“文物”事實上成為沈從文的一個“副業”，只是此前被作家、教授的光環遮蓋了。汪曾祺曾說：“沈從文從一個小說家變成一個文物專家，國內國外許多人都覺得難以置信。這在世界文學史上似乎尚無先例。對我說起來，倒並不認為不可理解。這在沈先生，與其說是改弦更張，不如說是輕車熟路。這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原因。”張兆和在談及沈從文轉行的問題時曾輕描淡寫地說：“韓壽萱那時是北大博物館系主任，從文就去幫忙，給陳列館捐了不少東西。很自然而然地就轉到文物這一行，不在北大教書了。”沈從文的妻妹張充和也在回憶文章中說：“他（指沈從文——本文注）說他不想再寫小說，實際上他那有工夫去寫！有人說不寫小說，太可惜！我認為他如不寫文物考古方面，那才可惜！”再看他真正介入這一領域後所表現出的熱情、勤奮和奉獻精神，以及所取得的諸多研究成果，都表明，在沈從文的藝術世界中，除隱性的音樂、美術（含書法）、數學（是其所崇拜的）外，顯性的內容不僅僅是文學，還應包括文物。這一點，直到沈從文晚年，他還在口述中做“我是一個很迷信文物的人”的演講。
文學理想是作家進行創作的源泉和動力，相對比較固定，但它並非是單向度的或是一層不變的。隨著文學創作的深入、時間和空間的變換，以及人事和環境的不同，文學理想也會隨之發生變異。
關於沈從文的文學理想，蘇雪林曾有過相關評論：“他的作品不是毫無理想的。……這理想是什麼？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蠻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態龍鍾頹廢腐敗的中華民族身體裡去使它興奮起來，年輕起來，好在20世紀舞臺上與別個民族爭生存權利。”
也即是說，沈從文始終是處在“五四”以來的國民性改造的譜系中。不過，他在前期是以“鄉土”（湘西）為視角點進行人性的挖掘和讚美，此時的他通常是在幕後，如他自己所說：“我在這類情形中，照例總是沉默到一種幽杳的思考裡，什麼話也沒有說。”而在後期，特別是歷經抗戰後，他已按捺不住啟蒙的遙遙無期，也如陳獨秀、胡適等啟蒙者一樣，開始由後臺躍到前臺，即將藝術的審美納入到功利性的審美追求中。這首先表現在他對國家政治局勢的關注，“民族自殺”論、“政治上第三方面的嘗試”等都是他欲從幕後進入到前臺的佐證。對此，1946年底回到北京後，沈從文在認真審視和反思了自己幾十年的文學生涯和人生歷程後，曾自我總結說：
我來尋找理想，讀點書。……讀好書救救國家。這個國家這麼下去實在要不得！……我於是依照當時《新青年》、《新潮》、《改造》等刊物所提出的文學運動社會運動原則意見，引用了些使我發迷的美麗詞令，以為社會必須重造，這工作得由文學重造起始。
如果對照沈從文此前所說的：“希望個人作品成為推進歷史的工具，這工具必需如何造作，方能解釋牢靠，像一個理想的工具。我預備那麼寫下去。”可知，沈從文的確看重的是“文學之用”的功利文學觀。然而，進入到1948年，他開始質疑自己的“文學之用”。12月6日，他在一篇作品的題記中寫道：“越看越難受，這有些什麼用？一面是千萬人在為爭取一點原則而死亡，一面是萬萬人為這個變而彷徨憂懼，這些文章存在有什麼意義？”這種煩躁之情顯然是針對自己的文學理想而發的。
在現實的嚴酷衝擊下，沈從文的文學理想發生了改變。1949年4月6日，他在閱讀4月2日《人民日報》副刊登載的寫幾個女英雄事蹟的文章後，在日記中寫道：“文學必然和宣傳而為一，方能具教育多數意義和效果。比起個人自由主義的用筆方式說來，白羽實有貢獻。對人民教育意義上，實有貢獻。把我過去對於文學觀點完全摧毀了。無保留的摧毀了。擱筆是必然的，必須的。”從這一點來說，沈從文研究專家、美學學者金介甫所作的評價是令人信服的。他說：
從他對文學功能的奢望來看，這位作家已經遠遠落在時代後面，對他用文學改造社會的最高目標來說，毫無用處。也許正是由對他理解到這點，使他在1948年就對自己完全失去信心，決心不再搞文學，而轉向藝術。
為此可以說，沈從文的轉行是一個趨勢，一個必然，只不過政治環境加速了這個進程，也增添了這個過程的悲壯意味。
1950年12月，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第二期學員畢業前，沈從文根據規定撰寫了“總結·傳記部分”，其中寫道：
離開了學校所熟悉的問題，轉到午門國立歷史博物館倉庫中，搬磚弄瓦工作了將近一年，再轉華大、革大。就沉默學習，沉默改造，沉默接受。十個月的訓練，慢慢的整天也可以不說話了。一個人忘我並不容易，但在學習中總要慢慢的取得剋制之方的。
1949年後，“學習”、“改造”和“接受”成為沈從文生活的重要內容，而“沉默”則折射出他思想轉變的獨特意蘊。這一點，在他此前撰寫的文字中可以得到確證。如在“總結·思想部分”中他還寫道：“我學習沉默而忘我。……沉默正是一種愛國的方式。”1950年5月26日，他在《我的感想——我的檢討》中寫道：“學習靠攏人民，我首先得把工作態度向他們看齊，學會沉默歸隊。”1950年2月21日，他在《自傳》中寫道：“由於稟賦脆弱，便用‘謙退’和‘沉默’接受外來一切壓迫和打擊，繼續於困難中向前。”1950年初，他在《解放一年——學習一年》中寫道：“由於本質脆弱，一起始即用‘沉默’接受外來的困難和挫折，在風雨憂患中向前。……我應分完全沉默，作為一個小學生，凡事老老實實從新學起。”1949年12月25日，他在《政治無處不在》中寫道：“十個月來沉默向現實學習，頭腦實依然常在混亂中回覆，不大知人我分際，及工作方向。”1949年9月8日，他在致丁玲的信中說：“我除了放棄一切希望，來沉默接受，似不應再說什麼。”1949年1月30日，他在“批語·復張兆和”的信中甚至這樣寫道：“我十分累，十分累。聞狗吠聲不已。你還叫什麼？吃了我會沉默吧。”由此可見，1949年後的沈從文的確是以“沉默”為思想底色的。
如果追溯會發現，沈從文對於“新生”是早有思想準備的。早在寄寓清華園時，他在復張兆和的信中便直言道：“需要一切從新學習，可等待機會”，“一切齊齊全全，接受為必然。我在重造自己”。在題記中也寫下這樣的字句：“一切得重新學習，慢慢才會進步，這是我另外一種學習的起始。”
在經歷了自殺又獲救的極端生命體驗後，沈從文似乎由恐懼的高潮開始下落，即他所言“由悲劇轉入謐靜”，並在友人的關照下，加快了“進步”的步伐。如在閱讀了楊剛帶來的幾份報紙中的小說後，他在日記中寫下這樣的心得：“從這幾篇文章中，讓我彷彿看到一個新國家的長成，作家應當用一個什麼態度來服務。這一點證明了延安文藝座談會記錄實在是一個歷史文件，因為它不僅確定了作家的位置和責任，還決定了作家在這個位置上必然完成的任務。這一個歷史文件，將決定近五十年作家與國家新的關係的。”儘管這時他在接受精神方面的治療，但是從這些文字中可以判斷，此刻他是清醒的，甚至可以說是深刻的，因為他的預言後來都應驗了。在這樣理性認識中，他真心地悔悟道：“給我一個新生的機會，我要從泥沼中爬出，我要……從悔罪方法上通過任何困難，留下餘生為新的國家服務。”
沈從文在極大痛苦中尋求新生的事不脛而走，甚至文管會的人聽說後都為此感動。在沙可夫的建議下，組織決定讓吳晗出面做思想工作。
在追求新生的過程中，沈從文逐漸認識到，自己的“自我中心病態”完全是過於脆弱的原因導致的，事實上，新政權“已十分寬容”，而自己也應該好好清理一下，爭取做個新社會的良民。
沈從文對曹葆華入黨後不考慮私而僅為公的愉快體驗表示羨慕，在向朋友袒露心跡時還說：“我用筆寫下的已夠多了，現在方明白向人向事學習有意義。向抽象的議論或文件學習，又不如向生活學習直接而具體。過去對於離群作成的種種錯誤，現在想從沉默工作中補救，可能已太遲。是不是還有一種機會，使我重新加入群裡，不必要名利，不必要其他特權，惟得群眾承認是其中一員，來重新生活下去？”
在組織關照下，沈從文撰寫了三千多字的“給胡適之先生的一封信”，大體內容據馬逢華回憶首先是：中國大陸當前的局面，是由中共領導，犧牲了幾百萬生命換來的。自己過去既沒有對革命盡過力，現在只要還能對中共有些好處，那麼即令犧牲自己，似乎也是應該的。然後是他勸胡適及其他在海外的中國學者們說：國內大勢已成“定局”，你們若還存心觀望，等候國際局面變化，恐怕只是一種幻想，最好應該及時回國來“為人民服務”。
這種求“新生”的心跡在沈從文致丁玲的信中表現得更為堅定和明確，他說，自己在近期的“退思補過”中，很好地檢討了自己，“已變了許多”，將來“尚可於新的文教機構，擔負一個小小職務，為國內各地有區域性工藝美術館墊個底”的“非分之想”。又說：如果“需要我再用筆為新社會服務時，我再來用到小說或歷史傳記工作方面”，到那時，“下工廠，入軍隊，對於我實在並不怎麼困難”。談到自己完全放棄文字寫作，他認為“並不什麼惋惜”，因為“有的是少壯和文豪”，自己大可退出。他還談到近來的學習情況和心得體會：
近來看到劉少奇黨綱修改章程，及毛選幾篇文章，和其他一些作品，加上個人所知中國社會一部門情形，和明日社會建設所必然遭遇苦難，我覺得我實在需要好好的活下來作幾年事！如果能得中共對我的諒解，一定會從一種新的覺醒下，為國家充分將精力用出。
在沈從文新生的進程中，新政權成立了，這也加快了他“進步”的步伐。1949年11月13日，在蕭離夫婦做客離開後，他在日記中這樣記述道：“極離奇，心中充滿謙虛和慚愧，深覺對國家不起。……且不知如何補過。也更愧對中共。”“我正在悄然歸隊。我彷彿已入隊中。”
沈從文的思想的確已經調整過來，只是一向內斂的他並不善於外在表現，以至於他的孩子都沒有覺察到這樣的變化。這一點在那場著名的“父與子”中表露無遺：
○我……學的已不少。至於進步不進步，表面可看不出。
※凡是進步一看就明白。你說愛國，過去是什麼社會，現在又是什麼社會？……你能寫文章，怎麼不多寫些對國家有益的文章？……
○那也是歷史，是文化！你們不是成天說打倒封建？封建不僅僅是兩個字。還有好些東東西西，可讓我們明白封建的發展。帝王、官僚、大財主，怎麼樣糟蹋人民，和勞動人民在被壓迫剝削中又還創造了多少文化文明的事實，都值得知道多一些。……
○照我個人說來，快樂也要學習的。我在努力學習。這正是不大容易進步處。……
以往研究者常常將沈從文與孩子的對話對立起來看，意在說明沈從文的“不進步”，但事實上，沈從文與孩子們的思想並不是對立的，而是在一條軌道上的。只是孩子們是以自己的“進步”作參照來評判沈從文的，所以認為他“老不進步”。而無論從現實表現，還是從辯詞中都可以看出，沈從文是“進步”的，只不過他的“進步”相對於時代和其他“進步”的人來說，確實顯的不那麼鮮明，所以才有“落後”的跡象。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體會出當真落後了好一段路。年輕人跑得太快了”，“和現實政治接觸，我必需承認，即作一個小學生，還是不滿分的劣學生”。為此，他還暗自鼓勁兒說：“不急起直追，越來越不濟事了”。
看得出，沈從文在短短的一段時間裡，已經完成了思想上的革命，他已經開始悄然歸隊了。而且，他的思想轉變，基本上是在一種自為的狀態中完成的。或者說，沈從文的轉變雖然有外在的政治壓力，但除了1949年1月的幾個偶然事件外，再沒有什麼直接的威脅，沈從文的壓力更主要還是來自自身。
這樣，沈從文的思想轉變軌跡便呈現出來，即由“自我壓迫”到“自我折磨”到“自我調整”再到“自我解放”。
1950年3月，沈從文“考”入華北大學，後轉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從這時起，他的新生的思想開始真正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無論是學習文件和理論，還是撰寫思想總結和彙報，他都做得兢兢業業。學習之餘，他“還把一雙手用來收拾毛房便池，當成主要業務”。同時他還總結了自己的過去並展望了未來：“我的雙手胡寫了二十五年，說了多少空話！如今來這裡重新用用手，也正可見新國家的需要。”這期間他繼續勸說侄兒黃永玉回國參加建設，鼓勵友人好好工作，為國家做貢獻。在參加北京市文代會籌備會議後，他撰文再次表示要“學習靠攏人民”，“把工作態度向他們看齊”，“學會沉默歸隊”。對於學習和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不良現象”，他表示不理解，曾在友人的信中寫道：
對知識分子的好空談，讀書做事不認真，浪費生命於玩牌、唱戲、下棋、跳舞的方式，我總感覺到格格不入。……學習為人民服務，在這裡只一天間為打掃打掃毛房，想發動大家動動手，他們就說：“我們是來改造思想，坐下來改造好了，好去為人民服務。”我說：“一面收拾，一面才真正好思想。”沒有一個人同意。
沈從文當年的同事史樹青也回憶說：“在革大時，不少學員都抱著看看再說的態度，不知共產黨能否長久。”可以想見，革大的絕大多數學員並非真正去改造思想，他們本身或者本來也不想接受教育、改造，他們是去走過場的，所以大都吊兒郎當。而沈從文卻與他們不同，因為他在此前已經實現了思想的初步改造，他是按照革命家、理論家和書本知識來設計自己的學習生活，所以看到那些不良現象他才會感到氣悶。不僅如此，他還有更深入的思考：
初初來此，即為一思想前進的組長，要用民主方式迫扭秧歌，三十年和舊社會種種從不妥協，但是一誤用民主，便有如此情形。馬列也未必想到！這一切也都很好，是一種教育。對我意義尤好。
似乎都會誇讚《文藝座談》，可不能理會《文藝座談》的素樸性，及《共同綱領》有關文學藝術的目的。
據此可以說，沈從文是真誠面對改造的。他對學習中出現的不良現象和問題提出批評和表示擔憂，也恰說明他是最優秀的學員。因為他的不滿是以主人翁的姿態思考問題的結果，而不是旁觀或“惡意”的批評和抵制。這可以在他這段短期培訓期間所寫的《時事學習總結》、《我的分析兼檢討》、《總結·傳記部分》、《總結·思想部分》等三萬多字的學習心得以及大量的私密文字中求證。儘管在公開場合裡，沈從文多次宣稱自己“政治水平不高，進步實看不出”，但私下裡他卻認為，自己“其實學習倒挺認真的”。
至於沈從文在革大的成績多是“丙”、“丁”的問題，論者常以此為據說明沈從文思想和行動上不肯合作，是事實上的無聲“反抗”，但事實與這樣的判斷是有出入的。沈從文的成績“不理想”，並非是他不合作、不努力，更不是有意“抗爭”，而是他太投入、太認真的結果，是他的愚誠和老實使他“倍受其害”。可以想見，當時的考試雖與當下的不同，但規則或許是一樣的。其中政治理論科目“分數不高”，大概主要源於沈從文不能死記硬背，或者還有其他考場因素。而其他操行的評判，大概要靠群眾基礎了。他曾說：“如思想改造是和這些同時的，自然也辦不好。但是在這裡，如想走群眾路線，倒似乎會玩兩手好些。常說點普通笑話也好些。會講演說話也好些。我政治理論答案分數不高，這些又不當行，所以不成功。有關聯繫群眾，將來定等級分數時，大致也是丙丁。”而沈從文的學生馬逢華在《懷念沈從文教授》中更是直觀地呈現出實情：
我再到沈家去的時候，沈已由“革大”“學成”回來。但是從面部表情看來，他是“依然故我”，沒有什麼顯著的改變。那天晚上他有點沉默寡言。沈夫人等我坐定之後就說：“你看從文一點都不進步，在革大‘總結’的成績盡是些丙、丁！沈先生很平靜地說：“當然盡是些丙、丁。分數是‘民主評定’。指定的東西，我一字一句地讀，討論的時候，卻盡是那些不讀書的人發言；你跟他們講，他們不懂。打掃廁所，洗刷便池，全都是我一個人幹，在討論‘建立勞動觀點’的時候，卻又是他們發言最多。我幫助工人挑水，在廚房裡跟廚師們一面幫忙，一面談天，他們又譏諷我，問我是不是在收集小說材料。晚上在宿舍裡，他們盡說些‘想太太想得要死呀’之類的下流話，你要我跟他們談得來？分數全由他們‘民主評定’，我當然只能得丙、丁。”
可見，所謂的操行評語以及丙、丁成績等都是有水分的，甚至與實際大相徑庭，因為這實在是沈從文的不善交際導致的。如果用理想的標準來評估，沈從文的不足，只能表現為他沒有公開與這些“醜惡現象”“作鬥爭”。當然，對於“已經失去說話的意義”的邊緣人來說，這樣的要求顯然過於苛責了。不過，據此可以定論，如果對這次思想改造進行量化評判，沈從文的成績不應該是丙或丁，而應該是甲。
在這種思想基礎上，沈從文主動撰寫了《我的學習》。文中，他不但檢討了自己以往“在工作中自高自大，脫離群眾，遊離於人民革命以外的超階級胡塗思想”，也提出“領導方面如何即可以使政治本身從不斷修正偏差中，成為一種完全的藝術”等問題。
或許沈從文覺得這樣的“學習”還不夠深入，又在1951年秋重新寫了一個《我的學習》，完稿後交給丁玲把關，並於1951年11月11日和14日發表在《光明日報》和《大公報》。
在這篇長達7000多字的思想檢討中，沈從文對自己的思想和學習進行了全面總結。他說：“凡事用接受做實踐，還是明白不少問題，特別是明白‘政治高於一切’，‘一切從屬於政治’，‘文學藝術必從屬於政治，為廣大人民利益服務’，幾句話對於新國家的深刻意義。過去二十年來，個人……就始終用的是一箇舊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觀點立場，認為文學從屬於政治為不可能，不必要，不應該。”針對自己的思想根源，他剖析說：“我原出身於破產地主舊軍閥家庭子弟，從這種可怕環境背景中長大，階級本質宜有向上爬意識，生活教育卻使我向下看。”他承認：“由於缺少對政治和文學聯繫有深一層認識”，自己的“階級立場自始即是模糊的”，因此“成了偽自由主義者群一個裝璜工具，點綴著舊民主自由要求二十年”。針對自己思想的轉變，他總結說：“和我個人新舊業務接觸，重新讀了一些文件，用個正面接受的態度來鑽研，來體會，更加明白政治高於一切的重要意義。政治哲學的深刻詩意，不僅僅是貫穿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先進著作中，從毛澤東偉大著作中續有發揮，也在一切瑣瑣人事中，發現了無處不有個黨性和政治性的聯繫。”結合沈從文這一時期的思想實際，可以看出，這些文字並非是違心的，而是他自己真實的思想心得。
為了更加“進步”，沈從文不顧林宰平等人的勸告，帶著丁玲“凡對黨有益的就做，不利的莫做”的“囑託”，離京赴四川參加土改工作。他在私下裡表示：“希望從這個歷史大變中學習靠攏人民，從工作上，得到一種新的勇氣，來謹謹慎慎老老實實為國家做幾年事情，再學習，再用筆。”
在土改中，沈從文也的確加深了思想認識，他讓妻子勸金嶽霖“想法參觀一次”，說：“只一個月。影響一個人的思想，必比讀五本經典還有意義甚多”。他在致楊振聲的信中感慨地說：“農民問題以至於有關土改文學，以教書言，不身臨其境，說亦說不透徹也。”他還在致張兆和的信中不無愧悔地寫道：“知識分子真是狗屁，對革命言，不中用得很。而且一脫離人民，渺小的可怕。罪過之至。因為什麼都不知，什麼都得說，但是毫無意義，和人民真正問題實千里萬里。”“我們在都市中生活方式，實在有愧，實在罪過！要學習靠攏人民，抽象的話說來無用，能具體的少吃少花些，響應政府節約號召，把國家給我們的退還一半，實有必要。……和這些幹部比起來，我實無資格用國家這個錢！”
當然，最能體現沈從文思想“進步”的是，在給孩子的信中，他竟然表達了要加入共產黨的願望，他說：“要入黨，才對黨有益。我就那麼打量過，體力能恢復，寫得出幾本對國家有益的作品，到時會成為一個黨員的。工作搞不好，就不。”如果結合1959年他致沈雲麓的信，可以得出結論，沈從文的確曾有過入黨的願望，而且他將這個舉動看得很神聖、虔誠。
沈從文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回京後，他隨即投入到接近尾聲的“三反”、“五反”運動中，並根據需要撰寫了《“三反運動”後的思想檢查》。
沈從文的“進步”還可以從開明書店“燒書”後的表現中看出來。在得知“燒書”的消息後，他的心情可以想見，但他除沉默接受外，還在致友人的信中頗為振奮地說：“這種成毀是極有意義的，對個人工作言，就是一種極好的教育。和‘人民’脫離，對‘人民’無益，結果就是這樣。……國家重要，個人實渺小不足道，個人工作成毀更不足注意！應時時刻刻想到國家，想到黨。”
沈從文的“進步”也得到了主流意識的認可，先是陳賡接見，後應統戰部長李維漢之邀列席宴會，1953年還被安排當上全國政協委員，終於如願以償地“活動在社會的上層”。
之所以說沈從文一直在“進步”，是因為他的“進步”是實實在在的，而且對照他的私密文字與公開發表或上交的文字可知，他的進步還呈現出表裡如一的特點。
如在知識分子的“早春時節”，他依然保持堅定的立場，沒有“隨波逐流”。如在出席這一年的政協會上，他在發言中仍然強調說：“六年以來，從一件一件事情看去，並參加了一系列的社會改革運動，我才日益明白過去認識上的錯誤。……我一定要好好的向優秀黨員看齊，……用郭沫若院長報告中提起的三省吾身的方法，經常檢查自己，……如果體力許可，還要努力恢復我荒廢已久的筆，來謳歌讚美新的時代、新的國家和新的人民。”
在《沈從文自傳》中，他分別從“書本的影響”、“環境影響”、“人的影響”三個方面檢討了自己自由主義思想形成的經過，以及在其指導下的種種“罪行”。
沈從文這樣“謙虛”、“沉默”地“進步”得到了主流意識的認可，再加上“雙百方針”的有力環境，他終於得到出版作品的機會。為了“不辜負黨和人民的重託”，他在《沈從文小說選集》中慎重地選擇了比較具有“反封建”意識的《阿金》、《蕭蕭》、《牛》等篇章，而且為了突出這種意識，他也同巴金、老舍、曹禺等眾多作家一樣，對作品作了強化式的修改。同時，他還不忘在選集的“題記”中寫下這樣的“頌詞”：“在這麼一個偉大光輝歷史時代進展中，我目前還只能把二三十年前一些過了時的習作，拿來和新的讀者見面，心中實在充滿深深的歉意。希望過些日子，還能重新拿起手中的筆，和大家一道來謳歌人民在覺醒中，在勝利中，為建設祖國、建設家鄉、保衛世界和平所貢獻的勞力，和表現的堅固信心及充沛熱情。我的生命和我手中這支筆，也必然會因此重新回覆活潑而年青！”
因為沈從文的“進步”是發自內心，所以即使是在“大鳴大放”的寬鬆環境中，他也禁受住了考驗。即使有所批評，也是本著工作的強烈的責任心，而非發洩個人私憤。如在一次發言中，他語帶抱怨地說：“我在歷博辦公處連一個固定桌位也沒有了，書也沒法使用，應當在手邊的資料通不能在手邊，不讓有用生命和重要材料好好結合起來，這方面浪費才真大！卻沒有一個人明白這是浪費，……好急人！”
這段話常被研究者所徵引，並以此作為他“抗拒”改造的一個例證。事實如何呢？
如果認真剖析這段文字可以看得出，他的批評完全是出於實際工作的考慮，或者說是一種崗位意識的促使，並不像其他人那樣單純地為個人鳴冤叫屈。而且，當他看到許多作家在發牢騷和抱怨時，他甚至私底下批評說：“好像凡是寫不出做不好都由於上頭束縛限制過緊，不然會有許多好花開放！我不大明白問題，可是覺得有些人提法很不公平。”當蕭乾約他給《文藝報》寫稿提意見時，他當時予以回絕。當《文匯報》的記者表示要為他放棄文學發表不平意見時，他也斷然拒絕。
以上可見，沈從文思想之堅定，非同期作家所能比。而且，當“反右”運動開展起來後，他完全聽信主流的話語宣傳，即使在休養期間也不忘寫信提醒妻子說：“凡初步建立了人民立場和黨的整體觀點，都會明白應當凡事十分謹慎，莫人云亦云作他人傳聲筒。……要從一切小事上注意愛黨，維護黨。”
沈從文的“進步”之處還表現在他的文學創作上。這一時期，儘管創作不順，而且期間也有過幾次反覆，但他還是在胡喬木的暗中鼓勵下創作了幾部“謳歌讚美新的時代、新的國家和新的人民”的作品。
如反映在革大學習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老同志》，反映土地改革的《中隊部——川南土改雜記一》，反映地主“解放”前後生活的《財主宋人瑞和他的兒子》，以及1956-1957年間的《春遊頤和園》、《天安門前》、《新湘行記——張八寨二十分鐘》、《跑龍套》、《談“寫遊記”》、《一點回憶，一點感想》等幾個短篇。此外還有未完成的以批評知識分子為主題的小說、歌頌新社會變化的散文《大好河山》等。
這些作品有一箇中心主題，即如他所說：“如有人問我是什麼派時，倒樂意當個新的‘歌德派’，好來讚美共產黨領導下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成就。”
沈從文歌頌的如何呢？如果翻閱這些文字可以發現，其蹩腳程度是難以想象的。閱讀全部文字，不但絲毫得不到審美感受，甚至連政治教化的效果也談不上，因為行文間的政治說教與敘述太過牽強，而其中的故事敘述、感情抒發和政策介紹簡直都是拼貼。即便是為研究者稍微看好的《財主宋人瑞和他的兒子》，其問題也是相當明顯。此前，他曾批評別人說：“近來在報上讀到幾首詩，感到痛苦，即這種詩就毫無詩所需要的感興。如不把那些詩題和下面署名連接起來，任何編者也不會採用的。很奇怪，這些詩都當成詩刊載，且各處轉登不已。”客觀地說，這樣的批評也適用於他自己。這不能不讓人懷疑他當時對自己產生的所謂“頭腦和手中的筆居然還得用”、“筆太細”“必然可得到和《邊城》相近的成功”等“激動”之語的真實性。
不過，最讓人難以接受的是，這樣的東西，沈從文竟然還好意思拿出去發表。而且，在當時並沒有人逼著他這樣做，毛澤東、周恩來在接見中也僅是建議和鼓勵他再繼續寫小說，胡喬木、周揚、李維漢等人在寫作上也沒有給他下任務，都是徵求他的意見，而且他在日記及書信中也沒有明示過自己的創作是來自某種壓力。
沈從文之“跛者不忘履”，究竟出於何種目的呢？是要證明自己還能寫，所以“飢不擇食”；是怕讀者忘記自己，所以急於顯山露水；是看巴金、曹禺、張天翼等都不行了，覺得自己還能行；是真的以“小學生”作文的心理，所以敝帚自珍，真將其視為“新文學”？他曾為此辯白說：“胡寫”，“寫出來了，不容易”，寫出來了便“偉大”，“作品已無所謂真正偉大與否”，“適時即偉大”。他也曾私下裡向家人表示過自己小農意識的心理：“我要把從前當小兵的勁兒拿出來，什麼我都肯幹，誰也幹不過我！”
當然，縱觀沈從文1949年10月之後的整體思想言行，雖然“進步”是主流，但是也還存在很多“不足”。其中一點便是，他的謹小慎微的指導思想導致他在一些政治運動中表現得不夠積極踴躍，在多如牛毛的大批判中很少看到他的身影，也看不到他或慷慨陳詞或尖酸刻薄或落井下石地批判別人。即便是對於不得不說的胡適，他也總是描述多，議論少，甚至不乏感激、讚譽之詞。
如沈從文在革大所寫的《總結·思想部分》中，他寫道：“和胡適之相熟，私誼好，不談政治。那時候和胡談政治，反對南京政府的有羅隆基、潘光旦、王造時，他們談英美民權，和我的空想社會相隔實遠。”
在《沈從文自傳》中他談到自己所受的影響時，他也說：“其次是胡適，他的哲學思想我並不覺得如何高明，……但是以為二十年來私人有情誼，在工作上曾給過我鼓勵，而且當胡也頻、丁玲前後被捕時，還到處為寫介紹信營救，總還是個夠得上叫做自由主義者的知識分子，至少比一些貪汙狼藉反覆無常的職業官僚政客正派一些。所以當蔣介石假意讓他組閣時，我還以為是中國政治上一種轉機。直到解放，當我情緒陷於絕望孤立中時，還以為他是我一個朋友。”這樣平實的話語，在當時整個文化、文學界徹底清算胡適思想狀態下，實屬空谷足音了。即使是所謂的批評，也是不痛不癢，如他說：“胡適之雖再也不談什麼文學了，我的寫作態度，我的教書方法，都像是在配合他的行動，點綴蔣介石行將崩潰的迴光返照政權，毫無積極作用。”
在沈從文數十萬字的檢討中，還有幾處提及胡適的，也都是幾筆帶過，甚至在“文革”時期也不例外。可見，沈從文為人的基本道德底線並沒有淹沒在他的“進步”思想中。當然這同時也說明他的“進步”還有待提高。
對於胡風，沈從文本應該有些看法的，因為歷史上的胡風沒少與他交惡，但在全國批判胡風的運動中，他卻沒有公開發表過意見，所見到的文字僅是給大哥沈雲麓的信末以補記的形式寫下的一段：
這裡正是全面在討論胡風問題。這個人過去（抗戰前和抗戰中）我總以為他在代表黨，批評這個，打擊那個。現在才明白是他自己一套。有一小集團，這裡佈置那裡佈置，爭領導權！更絕不是黨的代言人！
在“丁、陳”事發後，沈從文只在私下裡表示了這樣的看法：“個人主義一抬頭，總必然會出現或大或小的錯。從上次文代會中發言態度，我就感覺到不大對頭，好像還缺少對於黨的整體性觀念體會。”
面對馮雪峰的落馬，他給予了客觀的評價和疑問：“不可解的是馮雪峰，多少年來，都穩穩當當的為黨工作，現在責任也十分重要，不意也和丁玲等糾在一處，自搞一套，不明白竟發展到如此情形。”
沈從文的唯一“劣跡”大概是在“反右”中針對蕭乾的那一次“炮轟”。據蕭乾回憶說：一九五七年反右時，在文聯批鬥會上，沈從文發言揭露蕭乾早在1929年就同美帝國主義勾結上了。關於這唯一的一次，究竟作何理解？是隨波逐流，不得不表態，還是因為個人恩怨，公報私仇？現在已不可得知。
沈從文對於自己的“不足之處”是有認識的，早在革大時，他就自我批評說：“對批評和自我批評，也作得不夠。為的是到如今為止，還不理解胡亂批評人，對於那個人有什麼幫助，弄錯了會有什麼惡果。”在“三反”後，他還堅持說自己不擅長運用批評，因為“胡亂批評人易犯錯誤，也可能作成無可補償的損失”，自己對“國家大事既一切隔閡，十分生疏，無多意見可言。對工作同志，平時即只注意長處多於注意短處”。縱觀沈從文的實際表現，可以說，他基本是這樣做的。
由此可見，沈從文的“進步”是一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消極表現，且僅停留在思想層面。在現實表現中，尤其是在最能表現自己“進步”的大批判中，他顯然是“落後”於同時代的作家。
針對沈從文1949年後的蟄居狀態和低調生存，金介甫曾讚揚說：“沈的級別不高，但他不但沒有被‘洗腦筋’，而且還像過去那樣，用冷靜旁觀的態度來看待中國巨大的社會動盪。他有出世的戰略：韜光隱晦，與世無爭。”金介甫的褒揚，自有其合理的成分。特別是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沈從文能夠恢復故我是他的幸運，也是時代的幸運，但在考察歷史時，不能也不應該回避他曾經接受改造的事實。而探究其中的緣故，不難發現，沈從文的“清醒”來自於他的“邊緣”身份，而“邊緣”之所以能夠形成，一方面是他主動選擇的結果，但不能忽略的是，主流意識對他的有意輕視，因為他太早就宣佈“繳械投降”，沒有一丁點反抗行為和過程，所以才得以退居邊緣。對於一個沒有進攻能力，也沒有防禦能力的“文弱書生”，鬥爭，是沒有多少價值的。沈從文曾說：“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很遺憾，本文為此作過努力，但結果仍並不令人滿意。
文人不足觀，文人在大歷史當頭的不明就裡，沈從文是一個典型案例。
原文分別刊於《二十一世紀》（香港）2009年10月號；《東嶽論叢》2011年第10期，註釋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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