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包茂紅
在人類歷史上，與人最為親近的動物，有人說是狗，有人說是馬。在《馬的世界史》中，木村凌二認為，“如果說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那麼或許可以說馬是人類最善良的奴隸。而且，馬充滿躍動感，完全不失其優美的氣質。所以應該說，馬是受人類敬愛的、高貴的奴隸，也可以說馬是最像好朋友的僕人。”（木村凌二著，楊明珠譯，《馬的世界史》，玉山社，2004年，第268頁）顯然，木村在這段話中強調了兩點：相對於狗，馬既是最聽人話的役畜，又是氣質優雅的夥伴。前者指馬作為狩獵、遊牧、交通和作戰的騎乘馬和農耕、運輸的動力來源，為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後者指馬作為競賽馬、馬術表演者以及馬主的身份象徵，在文化和權力關係中的重要地位。然而，儘管馬對人很重要，但現代人幾乎完全遺忘了馬在歷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興起的動物史研究中，馬是引人注目的物種。動物史研究是歷史學關注弱者的取向和動物倫理與環境主義運動相結合的產物。順著歷史學中社會史和新文化史的思路前進，自然會關注到先前被忽略的動物。現實中對瀕危動物和環境破壞的關懷需要對動物在歷史上的演進有清楚的認識，從而為在生態學基礎上對瀕危動物的拯救和保護提出可行路徑和目標。由於動物史展現出把歷史引向後人類中心主義的潛能和趨勢，有學者稱它代表著歷史學的“動物轉向”。（Dan Vandersommers, “The ‘Animal Turn’ in History”,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The Newsmagazine of American History Association, Nov. 2016. 陳懷宇，《歷史學的“動物轉向”與“後人類史學”》，《史學集刊》，2019年第1期。沈宇斌，《全球史研究的動物轉向》，《史學月刊》，2019年第3期。張博，《近20年來西方環境史視域下動物研究的發展動向》，《世界歷史》，2020年第6期，第129頁）暫且不論動物史能否帶動歷史學的革命性變革，但它的出現至少形成了歷史學和環境史學的一個新領域。與環境史相應，動物史研究環境整體中人與動物的關係史。人還是一般環境史中的那個人，既具有自然性又有社會性，既是單個的人又是群體的人，但動物卻與一般自然環境不同，動物與人一樣都是有生命的有機體，在與人作用的同時也與周圍環境進行著能量交換和新陳代謝。因此，與一般環境史相比，動物史更是環境整體中有機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史，是生態史。在動物史中，馬既不同於瀕危動物，也不同於寵物，而是既具生產性又具文化性的，在人類經濟、社會、政治、軍事和文化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夥伴。因此，馬的環境史值得深入研究。
斯沃特的博士導師是著名的社會史學家斯坦利·特拉皮多。他在南非殖民史、種族關係史等領域成果突出，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與其他學者一起引領著南非史研究的潮流。他吸收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並應用於物質生產和生產關係研究中，進而探討不同種族之間的權力關係，開創了南非史研究的新領域，對後輩學者影響巨大。（Wayne Dooling, “Obituaries: Stanley Trapido, 1933-2008”, South African Historical Journal, 60 (4) 2008, pp.683-686）斯沃特就是他晚年在牛津大學三一學院指導的博士生，論文選題一如他老師的研究慣例，研究尤金·馬雷斯 （1871-1936）這位精明的阿非利卡人在阿非利卡認同形成中的作用。不過，在博士期間形成的開放性思維和對非洲史研究中環境史流派的關注結合，讓她在畢業後不久就與自己喜歡動物的私人愛好結合，迅速建立“南部非洲動物史研究小組”，開展對馬、狗等動物史的研究。受特拉皮多的影響，她的動物史研究不可避免地與社會史研究結合，關注南非的種族、階級和性別與馬的關係史。
▲作者和她的馬Aztec
《駕馭：南非的馬、人和歷史》分析了人馬關係演進對人和馬的影響以及對社會和環境的意義，建構了馬被人利用的社會環境史和馬創造的世界的歷史（這一部分比較弱）。全書共分八章。第一章通過對史學史的批評性回顧，提出在社會史和環境史研究的基礎上撰寫人與馬的社會環境史的目標，說明全書的分析將圍繞馬和權力這兩個主題展開。第二章借用克羅斯比的生態帝國主義概念分析作為外來入侵物種的荷蘭殖民者和馬在從開普角向內陸進發過程中的本地化及其在殖民國家建立中的作用。第三章分析了隨英國殖民者而來的育種業對於血統和純潔性的追求及其與種族主義的合流。第四章分析了索托人對馬的接納和利用，尤其是莫舒舒利用馬統一部落社會、建立王國和抵禦殖民者的歷程。第五章分析了馬科戰士在南非戰爭（1899-1902）中的作用以及戰後對馬的紀念，展示了在戰爭環境中馬的變化和人對馬的新認識。第六章分析了二十世紀上半期馬的角色由運輸、生產、戰爭的工具向表演者的轉變及其對既有種族和性別結構的衝擊，解析了關於馬的文明論和身份認同論的敘事。第七章分析了騎乘馬引進南非後阿非利卡人的身份認同從種族向階級轉變的趨勢，展示了國際現代消費主義和本土懷舊的身份認同的衝突。第八章總結了馬對十七世紀以來南非歷史的影響和馬在人類歷史上的作用，指出構建以馬為中心的環境史的可能性。
《駕馭》採用了社會史的分析思路，並在其延長線上關注了馬。換言之，馬是被當成受壓迫的種族、被統治階級和女性的同類被納入南非史。在南非史研究中，激進的社會史挑戰了以精英為主的歷史研究，轉而關注作為絕大多數的、被統治的種族、階級和性別的歷史作用，尤其是在抵抗種族主義、資本主義和父權制中的主導作用。如果把這三個群體視為弱者或底層，那麼順著這個思路自然會想到被宰制的環境和動物。不過，與被壓迫的人群一樣，環境既不能為自己發聲，更是無聲的弱者。在非洲史研究中，已有學者研究了馬的歷史，不過，馬在他們筆下完全是被動的，雖然以馬的名義，但寫出來的是使用馬的人的歷史。（Robin Law, The Horse in West Af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Humphrey J. Fisher, “‘He swalloweth the ground with fierceness and rage’: The horse in the central Sudan, II: Its us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14(3), 1973. James Webb, “The horse and slave trade between the western Sahara and Senegambia”,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34(2), 1993. Martin Legassick, “Firearms, horses and Samorian army organization, 1870–1898”,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7(1), 1966）非洲環境史研究興起後，對野生動物的保護成為一個研究重點，但關注的是瀕危的斑馬而非廣泛用於生產和表演的家馬。（John MacKenzie, The Empire of Nature: Hunting, Conservation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 Jane Carruthers, The Kruger National Park: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Natal Press, 1995）斯沃特採用激進社會史的思路，開拓南非馬的歷史研究，構建人與馬的社會環境史。正因為這是一項沒有既定規範和研究框架的創新研究，因而她謙虛地說，這項成果沒有定論，只是一個與檔案、口述史料等的對話。
在斯沃特的心目中，社會環境史不是一個範式，因為範式是公認的理論體系或模型，有獨特的方法、框架和基本理論；而是一種方法，是把社會史和環境史這兩種新左派史學方法融合在一起的、從被壓迫的人走向無聲的環境研究的學術上的紅綠聯盟。作為方法的社會環境史就是把人與馬通過權力在不同層面的形成和流動聯繫在一起。具體而言，入侵物種荷蘭東印度公司職員和來自歐洲和荷屬巴達維亞的馬登陸開普之後，逐漸以他們代表文明而當地人代表野蠻落後且需要改造的對象來建立起統治地位，同時以白人男子騎馬和非洲婦女騎驢來標識性別差異。這種差異又與英國殖民者在育馬業中堅持的血統論以及雄馬的決定性作用結合，強化了現實中為了保持白人純潔性而實行的種族主義。與此同時，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馬在南非迅速本土化，形成了獨具特點的開普馬、布爾馬等，成為南非白人建立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基礎之一。然而，與種族主義和性別結合在一起的馬並不是固定不變的，相反它不受地緣和政治的約束，通過工資勞動、貿易和戰爭流向非洲人和女性，並隨著經濟的升級而逐漸衝破種族主義藩籬，形成以階級為基礎的新社會分層。索托人逐漸擁有大量馬匹，並利用馬促成軍事王國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抵禦了布爾人和英國殖民者的兼併。戰爭結束後，隨著機械化的發展，大量馬匹流入布爾人的農場，但與此同時部分佈爾人進城，於是馬的功能和角色從生產轉向表演，白人女性成為廣受歡迎的騎手，阿非利卡育馬者由於受到美國消費主義影響而逐漸分化，部分成為具有國際視野的、追求金錢、成功和快樂的中產和資產階級，另一部分仍懷戀過去、堅守馬在民族起源和男子漢氣概形成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種族敘事。馬的流動因此而超越經濟、社會從而具有文化的意義。顯然，用社會環境史的方法構建的南非人和馬的歷史既是複雜的、立體的，也是典型的、獨特的。
▲作者在蒙古騎馬考察
閱讀《駕馭》，還有兩點突出的感受。一是把南非社會環境史置於全球史中來認識；二是在豐富紮實的檔案研究基礎上加入了富有感情的實地考察獲得的認知。1652年之後的南非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荷蘭殖民帝國和英帝國曆史的有機組成部分，1948年南非實行種族隔離和“分別發展”制度後，因為受到大部分國家的制裁而在經濟政治方面比較孤立但娛樂文化的交流反而變得異常活躍。馬在二十世紀中期以前因為生產性功能而需要不斷改良品種，需要從世界各地進口具有高貴血統的種馬，雜交成功後也向世界出口優質馬。南非是世界馬市場網絡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和重要節點。此後，南非以其獨特的馬文化而成為國際賽馬和馬術表演市場中的重要一環，美麗、精緻、彬彬有禮的南非馬成為國際賽場上的一道亮麗風景。因此，南非馬的歷史必須從帝國史和全球史的角度來認識，《駕馭》不但全方位展現了馬這個入侵物種在南非歷史上的重要作用，還通過在更大時空範圍內關照體現了南非馬的世界歷史意義，突破了克羅斯比關於生態帝國主義的經典論述。克羅斯比那個遙遠而溫和的新歐洲並不包含南非，另外，歐洲殖民者帶著自己的生態旅行箱進行單向輸出，造成生態替代，其動物在殖民地大都野化，殖民之惡幾乎被簡化為生態傳播。南希·雅各布斯首先挑戰了新歐洲不包括南非的片面之論。（Nancy Jacobs, “Latitudes and longitude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Cape Environmental History”, Kronos: Journal of Cape History, 29(2003).）《駕馭》以馬為例繼續充實和修正克羅斯比的觀點，把馬的輸入與輸出變成了雙向互動的過程，同時凸顯出馬和馬文化的本地化以及非洲人對馬的利用，但並未把南非種族、階級和性別的極端不平等簡單地歸咎於馬。可以說，作為新歐洲的南非呈現出比克羅斯比筆下的新歐洲更為複雜的歷史樣貌。
原創性的歷史研究一定建立在紮實的史料基礎上，檔案資料毫無疑問是第一選擇，但這對研究馬的歷史是不夠的，因為馬不會說話，沒有直接的史料傳世。然而，馬是活生生的有機體，有自己的喜怒哀樂和社會。這要求研究馬的歷史學家必須與馬親密接觸，在追尋馬的足跡中理解馬。從《駕馭》中可見，斯沃特在自己養馬的過程中，在南部非洲、美國、蒙古、東南亞等地的田野調查中加深了對馬的理解和感情。這使她能在一定程度上產生“像馬一樣思考”的通感，在身臨其境中對不同馬種生存的自然和社會環境形成具有現場感的恰當認識，進而對相關檔案做出切實而非字面的、望文生義的理解。當然，這樣的田野調查因為要騎馬深入崇山峻嶺、穿越不同海拔而驚險刺激，充滿危險並隨時可能發生意外。應該說，沒有對馬和環境史的熱愛，就無法完成這樣的田野考察，也就不會產生這本開創性著作。她也因此自稱自己是一隻自由放養的靈長類動物，而最令她興奮的是騎馬馳騁田野進行考察。（張瑾，《專訪非洲環境史學家桑德拉．斯沃特：把動物放在敘事的核心位置》，《信睿週報》第59期，2021年10月1日）換言之，她是用腳步丈量人和馬生活的環境、用自己的真情和生命體驗去構建南非人與馬的社會環境史。
作為一部探索性著作，還有一些內容需要進行深入討論。第一，社會史講求“自下而上”觀察歷史，然而，斯沃特的著作並沒有把重心放在處於被統治地位的非洲人、奴隸和無產者以及非洲女性上，這當然與非洲人男女被禁止用馬有很大關係。但是，社會是一個完整結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相互作用，共同維持和推動這個結構前行。所以，儘管只有少量被統治者被僱傭為白人主人照顧馬，但他們與馬的關係、駕馭馬的實踐以及在馬的擴散中的媒介作用等都是值得深入挖掘和分析的。另外，由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存在張力，對統治者文獻中的盜馬賊等記述進行“逆其紋理”的解析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建構沒有文字資料留存的被統治者的歷史。
第二，與第一點相關，如何寫出真正的馬的環境史？斯沃特在第八章總結全書時對自己企圖寫出但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寫出馬的環境史直言不諱，不過，她提出了建構馬的環境史的思路，那就是重新認識能動性，使馬成為歷史的主角。在人類歷史中，能動性指人的有意識的自覺行為，這是在舊的權力結構中認識能動性。但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人只是以外力的形式介入馬的生活。因此，對馬的能動性的認識不能沿用人的思路，而是從馬的生理和社會性出發，在馬與人的互動中來理解。馬用自己的感官感知世界，按自己的倫理安排飲食和行動，以自己的方式抵禦人的駕馭。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展示出馬的獨特能動性，以此為基礎寫出來的是馬作為主體、與人相互作用的馬的環境史。顯然，這個思路糾正了以人為中心的能動性認識，但並沒有完全倒向生態中心主義，而是在這兩者之間維持著微妙的平衡。換言之，這是一個理論上可行但不易實踐的新思路，值得在探索可行性的基礎上付諸實踐。
第三，馬與種族主義的關係是《駕馭》著力建構的，但種族主義是一個完整的過程，包括它的崩潰與和平過渡，馬在南非和平過渡中的作用、和平過渡後馬的角色發生了什麼新變化，這都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課題。在種族隔離制度崩潰中，阿非利卡人的國民黨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阿非利卡人民族主義的更新為基礎的，這種更新不能說與馬所代表的消費文化的盛行無關。另外，在轉型和新南非建立後，非洲人在賽馬和馬術表演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在展演者和廣大觀眾中是否出現格爾茨在印尼鬥雞中觀察到的、具有深描意義的現象呢？對這一部分的補充不僅讓南非人與馬的社會環境史成為一個整體，更能凸顯非洲人在人馬關係史中地位的變化，進而彰顯南非和平過渡的環境史意義。這在一定程度上能通過馬的環境史來重新認識南非歷史上這場革命性變化，進而有利於南非環境史研究的主流化。
總之，《駕馭》是一部探索性的原創著作，也是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可以繼續推進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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