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高課”“梅機關”，這樣的特務機關名稱為許多國人熟知。無論是新劇《無間》《薄冰》，2015年播出的《偽裝者》，還是1981年西安電影製片廠拍攝的諜戰片《特高課在行動》，都少不了這幾個日本情報機關的出場。那麼，這幾個日本特務機關是如何產生髮展，在當時又有何情報分工？如今的日本能否看到這些情報機構的影子，日本又以何種方式繼續情報的收集和傳送呢？
1981年播出的諜戰片。來源/電影《特高課在行動》截圖
在電視劇《偽裝者》中，“76號”“特高課”的名字幾乎每集都會出現。行動處處長梁仲春、情報處處長汪曼春都是76號的能人，卻要處處討好和顧忌特高課。那麼，特高課究竟是怎樣的存在？
特高課科長南田洋子與情報處處長汪曼春。來源/電視劇《偽裝者》截圖
在幾類日本特務機關中，特高課的發展最為漫長，最初是負責處置日本國內反體制社會運動的秘密組織。1874年，日本發生自由民權運動，發起者嚮明治政府提出開設議會、減免地租及保障言論與集會自由等一系列要求，一些地方甚至發展為暴動。為鎮壓自由民權運動，日本政府設立了“國事警察”。1889年明治憲法頒佈後，將“國事警察”改稱“高等警察”。1911年8月，警視廳設立了以取締社會運動、政治運動為目的特別高等警察課，特高警察這一組織正式形成，這也是最早的“特高課”。此時的特高課實行白色恐怖，鉗制思想。日本國內的進步勢力、反戰勢力被殘酷鎮壓，唯有法西斯主義官方意識形態得到宣傳，並給大多數日本人“洗腦”，形成舉國一致態勢，使他們無條件遵奉上級意願，充當棋子與炮灰。
隨時間發展，特高課的分支也逐漸多元化。“九一八事變”後，駐華“日本領事館警察署”開始設立在中國淪陷區的特高課。由於日本軍國主義政府把中國東北當作反蘇和擴大侵華戰爭的基地，故特高課組織主要集中在中國東北。除此之外，在華北、內蒙古、上海、江蘇、中國臺灣等地亦遍設憲兵特高課組織。
特高課負責中國淪陷區的侵華特務活動和諜報活動，具體說來有五個目的：一是宣傳安撫、監視中國人的思想動態，取締反日言行；二是蒐集情報，彙編情報資料；三是破壞地下抗日組織，偵捕審訊處理特工人員；四是監視偽高官言行；五是進行策反、誘降等活動。
在《偽裝者》中，大哥明樓表面上擔任著新政府的經濟司司長、特務委員會主任，卻無時無刻不在特高課的懷疑與監視中。下圖是明樓的三個秘書，右側負責政治的日本人李秘書，是特高課科長南田洋子安插在明樓身邊的間諜，後被汪曼春發現並利用。左側的劉秘書則是特高課頭目、南田洋子上級藤田芳政越級安排的眼線，負責監視明樓的動向。除了日常工作監視，每次重慶、延安方面刺殺漢奸或日本政要，特高課都會單獨對明樓進行更加嚴密的跟蹤、竊聽。
特高課的惡劣行徑遠不止監視和控制。以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為首的日本特高課，網羅特高第二課的川島芳子、南造雲子等高級間諜，利用瀋陽和哈爾濱的妓院為掩護蒐集情報，並以各種手段控制其屬下的中國和白俄情報人員。特高課“思想對策”主任宇津木孟雄，起草制定偵察計劃、命令方案和《以哈爾濱為中心的一齊檢舉共產黨計劃一覽表》，並在齊齊哈爾、哈爾濱、海拉爾、牡丹江等地同時實行大逮捕。他們對被捕者酷刑逼供，其中大多是教育界、報界的愛國人士，多人被迫害致死。特高課維持淪陷區的統治、竊取中國軍隊重要情報、殘酷鎮壓和破壞地下黨組織和抗日組織，並對百姓實行白色恐怖，給中國的抗日戰爭造成了重大損失。
日本侵入中國上海後，在上海建立了專門的特務機構“梅機關”，並且在臭名昭著的76號配合下，對共產黨和國民黨在上海的抵抗組織展開徹底清除，靳東在電視劇《無間》中飾演的男主角陸風也因此面臨嚴峻的考驗。實際上，歷史上的日本在華情報機關不止“梅”機關一個，而是建立了以“梅”“竹”“蘭”“菊”為代號的四項工作，並設立梅、蘭、竹、菊四個特務機關，專門負責謀略和諜報活動。日本學習中國文化，到頭來卻以我國的“四君子”來命名特務機關、輔助侵略戰爭，實在令人不齒。
王志文飾演的76號特務頭目丁默群。來源/電視劇《旗袍》截圖
四大機關中，“梅機關”最為臭名昭著。梅機關是華中日本特務最高機構代號，最初建立在上海“梅花堂”而得名。該機關直接負責人是影佐禎昭，也是汪偽政府的幕後指使人。1939年5月，汪精衛從河內到達上海，開始籌建偽中央政府。日本軍部以影佐禎昭為首的一批軍政人員，以上海東體育路7號為據點，謀劃支持汪精衛成立偽政權的各項活動。同年8月22日正式成立梅機關，主要任務是密切監護汪精衛集團，調整汪精衛與其他漢奸的關係，扶植成立偽中央政權。10月1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在南京成立，梅機關改歸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指揮。梅機關先後與汪精衛集團秘密簽訂了《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秘密諒解事項》等項文件；為汪精衛集團擬定了《中央政治會議組織綱要》（決定案）和《華北政務委員會組織條例》（決定案）；《關於建立中央政府大綱》（決定案）和《國民政府政綱》（決定案）；《國民政府機構預定一覽表》等，參與了汪偽政權籌組的全過程。
在劇中，松下千雄是“梅機關”公認的策劃高手。來源/電視劇《無間》截圖
“蘭機關”的意圖則更為明顯，主要是為了誘降當時負責兩廣地區的白崇禧和李宗仁，想讓這兩個人合力推翻蔣介石的統治。早在九一八事變時，日本就試圖利用國民黨西南派的反蔣立場，來策動西南派脫離國民黨，建立所謂的親日地方政權，以實現南北夾擊。1938年6月17日，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制定了“第二期謀略計劃”，其中詳細制定了“對李宗仁、白崇禧的利用”分期策略。“第一期：西南系軍隊迴避參加抗日戰爭；通電反蔣、反共。第二期：反蔣、反共、反戰為政策，建立地方政府；對內進行和平通電和實行親日政策；西南大聯合。”此後不久，日本參謀本部即開展以“蘭”為代號的特務工作，由少將和知鷹二主持的“蘭機關”具體執行，負責對李宗仁、白崇禧進行拉攏。
1939年下半年，日軍繼續利用桂系和蔣介石的不和，特派曾在南寧擔任軍事顧問的中井增太郎大佐出任前線部隊的特務機關長，中井派出代表與李宗仁、白崇禧、龍雲等人密談，並向其發出“致李、白將軍書”的誘降書，被李宗仁等人嚴詞拒絕。李宗仁等人當時的回覆如下：由於日本不能再打下去，所以想用甜言蜜語來引誘人。但從各種事實表現來看，始終是要吞併中國……對中國來說，與其讓日本吞併就不如抗戰到底，使日本幡然大悟，自行消除吞併思想。待事實上確有和我公平合作表現時，才有開始談判的餘地……如果真正希望停止戰爭，必須回覆戰前的一切狀態。針對汪精衛投日在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並先後與日本、偽滿洲國簽訂條約，李宗仁和白崇禧又於1940年12月5日聯名發表通電，聲討汪氏的賣國罪行，號召全國人民一致聲討。至此，日本誘降李宗仁、白崇禧的“蘭”工作徹底破產。
“竹”工作是針對北洋舊將吳佩孚的工作，由“竹機關”負責。該機關由日本陸軍、海軍與外務省三方面派員聯合組成，專門負責開展對華軍政上層人物誘降與策動在中國成立統一的漢奸政府的工作。由土肥原賢二主持，因此又被稱為“土肥原機關”。
土肥原賢二希望可以找到一個有聲望又有軍政勢力和能力的中國頭面人物來充當漢奸政府的首腦。此時只有吳佩孚最符合上述條件。最初，土肥原的計劃是以唐紹儀主政、吳佩孚主軍，建立“南唐、北吳的中央政府”。因此後不久唐紹儀遇刺身亡，且誘降汪精衛的工作取得了進展，日方遂決定建立一個由汪精衛主政、吳佩孚主軍的“北吳南汪”的偽中央政權。根據土肥原的安排，1939年1月24日，以“和平救國會”名義請吳佩孚“出山”任“綏靖委員長”，並派人遊說吳佩孚，同時唆使平津地區的漢奸散佈謠言，說吳佩孚已接受偽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要職，並偽造吳主張“中日議和”的通電，企圖造成既定事實，逼迫吳佩孚就範。吳佩孚大怒，向美國合眾社記者表示所謂接受日本重任純屬偽造。
土肥原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於1939年1月30日組織了一場新聞發佈會，並將事先準備好的講話稿交給吳佩孚和中外記者，其主要內容是說吳佩孚願意為“中日提攜”努力、一切贊成日方主張等。但吳佩孚識破了日方詭計，面對中外記者，提出了三項條件，即一要有實地，以便訓練人馬；二要有實權，以便指揮裕如；三要有實力，以便實施政策。吳佩孚還說：“中國人希望和平！我想日本人也希望和平。打起仗來，對誰都沒有好處。我看中日和平的條件無非兩條：一條是日本無條件撤兵，大兵住在別人的國家，總是不行的；二條是中國應保持領土和主權的完整。”這番講話，讓土肥原大為光火，只得大聲宣佈“休會”。
此後，土肥原不甘心，第三次登門拜訪，企圖以私人感情打動吳佩孚。吳仍不為所動，土肥原工作失敗，被勒令回國，“竹”工作因此而歸於失敗。
相較之下，“菊機關”的知名度不如其他三個機關高，相關歷史記載少。可以確定的是，“菊機關”是日本陸軍步兵大佐山本募於1939年10月組織而成，地點設在福建。該情報機構最著名的工作是1939年底策反國民黨閩粵邊防軍總指揮黃大偉。日本攻佔廈門後，又決定在華南開展新一輪攻勢，奈何兵力不足，難以發動全線進攻，便想借助偽軍為其賣命。在此背景下，黃大偉進入了日方視野。最終，在“菊機關”的策動下，黃大偉公開投敵，並受命於“菊機關”，組建了“和平建國軍第一集團軍”。1944年，隨著黃大偉在上海被暗殺，“菊機關”也逐漸消失在歷史記載之中。
二戰結束後，中國淪陷區的憲兵特高課機構和日本本土的憲兵特高課機構紛紛解散，特高人員亦作鳥獸散。1948年11月，土肥原賢二以“破壞和平”“違反戰爭法規慣例及反人道”等罪行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為甲級戰犯，在巢鴨監獄執行絞刑。川島芳子也於1945年11月11日被中國反間諜機關逮捕，1948年3月25日被處決。南造雲子早在1942年4月某晚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中路）被3名軍統特工射殺。日本乙、丙級戰犯中，被判絞刑和槍決的約有1000名，其中300人是憲兵和憲兵特高課成員。但隨著美國轉變對日政策和戰後日本經濟騰飛，再度得勢的日本保守派竟於1969年4月在靖國神社內建造了“憲兵碑”。
1945年10月，日本政府在以美國為首的盟國佔領當局授意下，認定國內的特高課人員是戰爭推進者、合作者，是戰犯，但就其進行的任意逮捕、冤獄、拷打、虐待、凌辱等反人道罪沒有采取任何處罰和清算措施；釋放戰時被特高課逮捕的政治犯、思想犯3000多人，抹去記錄在戶籍簿上的“犯罪指控”事項。
冷戰開始後，美國將日本作為反華、反蘇的橋頭堡。日本國會通過了吉田茂內閣提出的類似戰前治安維持法的《破壞活動防止法》，在原特高課基礎上成立公安調查廳。美國佔領當局很賞識戰前特高課鎮壓日本共產黨、民主人士的手腕，重新起用他們為公安調查廳負責人，讓他們充當肅清日本共產黨和進步人士的急先鋒。不僅如此，戰前特高課官僚們的勢力在中央和地方根深蒂固，許多人仍然擔任皇宮警衛、警視廳、日本育英會、文部省、舊自治省、防衛廳、厚生省、勞動省、恩給局、人事院、政府附屬機構、各種委員會的要職，在地方上也繼續擔任縣知事、副知事、市長、助理、教委主任等要職。他們還競選國會議員，進而爬到中央高層。他們調查教師言行，美化侵略戰爭，否定教委公選制，推動國家對教材、教育內容進行統制。從1964年秋開始，原特高課官僚們因鎮壓民主教育“有功”相繼受勳。肯定侵略戰爭和否定特高課罪行是一個銅板的兩面，戰後，原特高課官僚猖獗活動目的是遮掩戰前的各種罪惡。這也是當今日本右翼思潮的根源之一。
與此同時，經濟、科技情報日益成為日本情報工作的中心內容。表面上看，這些經濟情報網絡是由日本一些商社和企業在世界各地設立的，實際上，早在1980年，日本就把民間經濟情報網納入日本使館的管轄範圍內，日本軍事情報機構在1980年10月也公開聲稱“要把軍事情報活動和工業情報活動結合起來”，日本政府情報機構除自身的經濟和科技情報工作外，還通過委託調查的方式要求民間情報機構從事各種經濟與科技情報的蒐集與研究分析工作。這種政府、軍方和民間結合的情報工作協調體制是日本經濟與科技情報活動的一大特點。
1980年，日本豐田公司駐廣州的情報小組，發覺《廣州日報》有這樣一則消息，：“限於×月×日，嚴禁載重兩噸以上的大貨車進入鬧市區。”捕捉到這則消息後，情報人員將原文電傳給日本總部並附“速生產載重1.5-2噸載重小貨車”。僅僅3個月後，一批載重1.7噸的豐田客貨兩用車進入廣州港，馬上成為搶手貨，很快該種車型遍及中國大陸。這種車型既有實用價值，又滿足消費者的心態，日本豐田公司為此大賺一筆。
日本還通過情報活動把一些在世界各國尚處於萌芽狀態的科學技術移植過來。世界上第一臺實用的工業機器人是美國於1961年製造出來的，日本川崎公司根據蒐集來的情報，於1968年首次引進，接著便開始仿造。到1982年，日本機器人的生產已經躍居世界首位。過去，日本生產小汽車的技術落後，但當他們從情報中預測到小汽車在世界上將會有很大市場時，便迅速採取措施從英國、法國取得生產小汽車的先進技術，在不長的時間內，日本小汽車工業便發展起來。到1983年，日本生產小汽車的數量已躍居世界首位，並且大部分出口到世界各國。在世界各地，日本的豐田公司實現了“有路必有豐田車”的口號。
回顧日本在戰時與戰後的國內外情報機構，可謂花樣百出、心機深沉。歷史並非諜戰劇，沒有敲定的劇本和明確的時間線，每一次勝利都是浴血的奮戰，每一次抗爭都是民族的高光。在和平年代，我們或許很難體會抗日與反法西斯戰爭的艱苦卓絕，但可以在國家繁榮發展的進程中添磚加瓦，不忘歷史，繼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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