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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百多年的清代經濟史研究中，大致產生了生產關係範式、現代化範式和中國中心觀取向等研究範式。這些研究範式從不同角度增進了對清代經濟的認識，也成為總結百年清代經濟史研究的核心線索。要繼續推進清代經濟史研究，需要繼承和發揚以上範式的合理性，也需要超越他們的侷限，形成更有解釋力的分析框架。
本文的目的，是借用風險應對力（即應對風險的能力）這一概念，結合已有研究範式中對生產力指標的討論，將生產力—風險應對力這一分析框架應用於清代經濟史研究，以此彌補已有研究範式主要重視生產力因素的不足，並進一步說明使用這一分析框架來研究清代經濟的可行性和價值。
風險應對力概念來自陳志武《文明的邏輯：人類與風險的博弈》一書（以下簡稱《文明的邏輯》），在該書中，他指出已有研究對社會進步和文明變遷的評價，往往只有一把評估的尺子，即“生產率”，但這一把尺子並不夠用，不足以全面認識人類文明變遷的歷史。例如，由於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自秦漢至明清均沒有大的變化，如果只採用生產率這一把評價的尺子，那麼就會得出結論，認為近兩千年的中國歷史難言有任何進步，這顯然不合理。因此，他認為應該引入第二把尺子，即“風險應對力”。在該書中，他指出，由於人類社會一直受到各種天災人禍等風險事件的威脅，因此，不管是早期從遊牧採集轉向定居農耕，還是後續文明化歷程中迷信的創立、各種儀式、禮節、婚姻、家庭、宗族、宗教的發明，以及市場、金融產品和國家體系的建立，都加強了人們的跨期合作。這些創舉中，很多並不一定能夠提高生產率，但卻通過建立規則和秩序，提高了人類應對風險的能力，即在天災人禍之下生存的能力，從而降低了暴力和衝突，推動了整個人類社會的文明化。該書通過詳實豐富的證據，論證了風險和風險應對能力對於理解人類社會和文明變遷的重要性，極大地擴展了經濟史的研究對象，是本文的重要借鑑。但該書的核心是結合生產力和風險應對力對整個人類文明史進行重新解釋，並非專門針對清代經濟史，且沒有單獨討論風險應對力的衡量指標。因此，本文以之為借鑑，將生產力—風險應對力分析框架引入到清代經濟史研究之中。
之所以強調將生產力與風險應對力相結合來理解清代經濟，是因為清代經濟史研究的三個重要範式中，生產力都是核心線索。比如以生產關係為主線的清代經濟史研究，其重要的出發點是討論那些制約生產力發展的制度性因素。而始於20世紀80年代的現代化範式，是對生產關係範式下經濟史研究過於偏重生產關係的糾正，隨後成為清代經濟史研究領域最具影響的範式。這一範式最明顯的特徵是重視生產力，因此，其核心被稱為“生產力轉向”。中國中心觀的研究取向，致力於打破現代化範式中隱含的西方中心論，從中國社會內部尋找經濟社會發展的線索，也推動了從實踐出發的經濟社會史研究。不過其所考察的核心指標，仍然是基於生產力標準的。以最能夠反映這一本土化視角的代表性學者李伯重的研究為例。其代表性研究成果被概括為“特色江南道路”，這又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江南農業發展論”“江南的早期工業化”和“江南的早期近代經濟”。這三個方面，雖然都是從中國社會內部追尋發展線索，但考察的核心指標都跟生產力高度相關。具體而言，對江南農業的考察主要是論證江南農業生產力的提高，並從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來評價江南農業的發展水平。對江南工業的考察，則是考察工業規模擴大、工業產值等生產力指標。對江南早期近代經濟的考察，更是採用了反映生產力的綜合指標，即GDP和人均GDP。以上簡要的介紹，表明生產力標準是貫穿不同研究範式的核心評價指標，但這些指標沒有納入經濟活動中的風險和波動性，不足以全面反映經濟活動。這一點，也已為夏明方所指出，他發現，“至於江南在歷史時期曾經遭遇的種種天災、人禍、危機，在長時期的歷史敘述中，尤其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加州學派的研究中，也統統被遮蔽了”。
本文接下來首先對風險應對力概念進行介紹，說明其理論基礎和內涵；接著從量化歷史研究的角度，重點討論風險應對力的度量指標，然後結合學界已有研究，以大分流問題為例，說明如何結合生產力和風險應對力來重新評價清代經濟。需要說明的是，關於風險因素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往已經有不同學者注意到並做出了系統論述，接下來在文章的不同位置也會介紹這些研究。本文的主要貢獻在於明確將風險應對力和生產力並列，以期彌補已有研究範式共同的不足，並基於量化分析方法，提出與生產力評估指標相對應的風險應對力指標，提供方便實踐和操作的分析框架，以此促進對清代經濟的全面認識。
生產力—風險應對力分析框架是指同時結合生產力和風險應對力兩個指標來理解經濟活動。生產力一般是指人類利用改造自然、創造財富的能力，其常用的衡量指標是生產率。即單位投入所對應的產出或產值。比如勞動生產率，是指勞動者單位勞動所獲得的產量或產值。風險應對力，即應對風險的能力，反映經濟活動的波動性，一般而言，波動性越小，風險應對的能力越強。風險應對力概念關注這一應對力的大小、來源和發揮作用的方式等。風險應對力所應對的風險，包括各種自然的、社會的風險，比如各種天災、戰亂等。
生產力—風險應對力分析框架的理論基礎，是199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現代投資組合理論之父馬科維茲在1952年發表的，關於如何評估風險與回報的論文以及其後續的相關研究。在該論文中，馬科維茲主張明確認識到風險及其大小（通過方差來衡量），同時提出有效資產組合的概念，即“對既定的期望回報給出極小方差，對既定的方差給出極大期望回報。”
藉助於該理論，可以將期望回報與生產力指標相關聯，即一般而言，期望回報越高，表明生產力越高，而風險波動率則反映風險應對力的大小，風險波動率越小，則風險應對力越強。基於該理論，可以得出如下三點推斷：第一，在給定生產力水平的情況下，產出波動的風險越小越好。第二，在給定的產出波動風險下，生產力水平越高越好。第三，生產力水平和產出波動率之間有一個權衡，兩者的不同組合可能都是最優的安排，具體哪一個安排更優，需要針對經濟主體的風險偏好等因素進行具體考察。
馬科維茲的理論，雖然目的是評估什麼是好的投資組合，但對理解清代經濟史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具體來說，對於任何經濟活動，不僅需要知道其發展水平（即平均值，英文mean），還需要知道該經濟活動的波動性（即方差，英文variance）。如果只瞭解水平值，就會像銀行推銷理財產品，只告訴買家預期收益率，而不提示收益波動的風險一樣，帶來對研究對象評價的扭曲和片面認識。這也意味著在經濟史研究中，不管是微觀的農業、商業、手工業活動，還是宏觀的財政、收入水平等，都應儘可能同時考察兩個研究指標，即水平值和波動值。
馬科維茲的均值—方差分析主要是針對金融資產定價，而《文明的邏輯》一書則將其擴展到對整個人類文明史的研究。特別是，其著作介紹了風險應對力的來源，這些來源包括本文引言已經提到的迷信、婚姻、家庭、宗族、宗教、市場、金融、國家等，這對將風險應對力這一概念用於歷史分析起到關鍵的推動作用。
為對此有一個直觀的理解，不妨以農業生產為例，引入一個設想的案例來說明風險應對力的來源、大小、發揮作用的方式及其價值。雖然是簡化的案例，但其背後的邏輯得到眾多歷史研究的支撐。
假定兩戶農家，都耕種10畝土地，他們投入的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均相同。對農家A，其第一年的產量為2000斤大米，第二年的產量為0；對農家B，其第一年的產量為0，第二年的產量為2000斤大米。這時候每個農家的生產率都是每年每畝200斤大米。如果兩戶農戶彼此之間沒有聯繫，那麼兩個家庭都只能靠儲蓄來應對產量波動，如果沒有儲蓄或者儲蓄不夠，就可能導致生存危機。在這一背景設定下，我們接下來具體分析風險應對力的來源和作用。
如果農戶A和農戶B是兄弟，或者屬於同一個宗族，那麼在第一年，農戶A可以將一半的糧食借給或送給農戶B，在第二年，農戶B再將一半的糧食還給或送給農戶B。這時，通過借貸或禮尚往來的安排，就可以將產量波動的風險給規避掉。相當於兩個農戶每年的產量都是穩定的1000斤大米。
當然，如果A和B之間是姻親關係，同樣可以起到類似的效果。如果農戶A和農戶B不是親戚關係，只是熟人或朋友，他們之間也還是可以通過借貸或禮尚往來來互相調劑。上述安排，雖然沒有增加生產力，但提高了兩個農戶應對風險的能力，使他們在農作物絕收的情況下不致於餓死。如果沒有這些互助制度，農戶A和農戶B生存的概率將大大降低。
上述農戶的風險應對能力，還需要相應的文化或制度保障，比如，如果農戶A和B屬於同一個宗族，為了讓兩者之間互助的安排能夠實現，就需要雙方在對方需要的時候提供幫助，這相當於兩者之間存在一個隱含的契約。一旦一方違反隱含的約定，這一風險應對能力將不復存在。因此，傳統社會發展出儒家倫理來對雙方施加約束，避免搭便車問題，一旦一方違約，宗族就可以施加懲罰。
以上簡單的案例，說明了考察生產力和考察風險應對力的差別，也說明宗族、市場（包括借貸市場）是風險應對力的來源，除此之外，政府、宗教等組織也可以對絕收的農戶提供救濟，也是風險應對力的來源。類似的分析邏輯，同樣適用於農業之外的經濟活動以及長期經濟的變遷等。對這些不同風險應對方式作用和實現機制的詳細討論，參見《文明的邏輯》一書。
與以上介紹的生產力—風險應對力分析框架最相關的概念是道義經濟。道義經濟論強調風險和生存安全對於理解農戶行為的重要性。我們不妨以斯科特在《農民的道義經濟學》一書中的介紹為例，將兩者做一簡要比較。兩者相同的地方，有兩個方面，一是強調風險的重要性，二是從應對風險的角度理解不同的文化、倫理和制度安排。這並不讓人意外，斯科特已經指出該書是從“經濟學領域”出發的。兩者不同的地方，一是斯科特認為風險最小化和利潤最大化的決策是可以分開處理的，比如，他指出：“安全第一確實意味著，圍繞著日常的生存問題，有一個防禦圈。在防禦圈內，要避免的是潛伏著大災難的風險；在圈外，盛行的是資產階級的利潤計算。”但生產力—風險應對力分析框架則認為兩者實際上是一體的，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在經濟主體做決策時需要同時考慮。二是生產力—風險應對力分析框架重點在於尋找度量風險應對力的核心指標和影響風險應對力大小的因素，這在已有對道義經濟的分析中很少涉及。
在百年清代經濟史研究中，現代化範式之所以能在清代經濟史研究中迅速建立主導地位並依然處於主導地位，與其注重生產力指標有很大的關係。生產力指標用於清代經濟史研究的好處在於：有較多的史料可以利用，並且有明確的度量和計算標準，比如農業生產中的畝產量，勞動生產率，手工業生產中的工資，市場交易活動中的價格，不同經濟活動的利潤率，宏觀經濟層面的GDP，人均收入等等。
按照馬科維茲的分析，對任何一個經濟指標的評估，都應該包括均值和方差兩個指標。這也意味著，理論上說，有多少個生產力指標，就可以計算出同樣多的風險應對力指標，當然在具體的經濟史研究中，還需要考慮史料的可得性和完整性。對這些指標進行全面討論，超出本文的範圍，以下僅對清代經濟史已有研究中較少被注意的經濟指標進行分析。
雖然生產力的提高本身就能夠降低風險，但由於生產力指標在清代經濟史研究中已極為常見，這裡從略。另外，根據《文明的邏輯》一書的分析，迷信、婚姻、家庭、宗族、宗教、市場、金融、國家等都是特定歷史背景下風險應對力的重要來源，要衡量這些文化和制度創新的風險應對能力，需要結合風險衝擊進行討論，該書作者已提供豐富的案例，本文也從略。
與生產力指標相比，風險應對力指標的構建要困難很多，這可能也是風險應對力這一概念沒有更早被明確提出的重要原因。這一困難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要對經濟活動的波動性進行衡量，比如計算方差，通常需要有較長時間段、頻率較高的數據，這對史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風險衝擊造成很多經濟活動中斷，難以獲得後續的史料，比如農戶家庭、商號、國家等破產或崩潰，無疑是體現風險影響的重要指標，但這些信息往往不容易獲取。最後，如上一段所述，風險應對力的強弱往往需要結合風險衝擊事件來進行評價，也就是說，我們能夠觀察到的，往往是風險衝擊發生之後的經濟指標，對這些指標的解讀需要結合風險衝擊的強弱來進行，但風險衝擊的強弱本身也並不容易衡量。儘管存在上述困難，我們還是應當盡力去尋找恰當的指標來反映風險和風險應對力，否則，就難以與生產力指標進行對照，從而形成對經濟活動更為完整的認識。另外，正如吳承明指出的，經濟史研究中，“凡是能夠計量的，儘可能做些定量分析”，在目前量化分析比較流行的大背景下，找到合適的衡量風險應對力的指標，是清代經濟史研究不斷深入的重要基礎，也是全球史研究中國際比較得以實現的前提。
令人欣慰的是，儘管存在困難，學術界還是取得了一些進展，以下基於風險應對力這一概念的內涵，結合學界已有研究的探索，嘗試分析若干能夠反映風險應對力的量化指標。這些指標包括保險型作物和風險對沖，緩衝性庫存與資產流動性，化險性人力資本，生存風險與生命安全，經濟衰退率與波動率等。更多的衡量指標，還有待將來研究的探索。
第一組指標是保險型作物和風險對沖。在農業生產研究中，研究者主要重視勞動生產率、土地生產率、複種指數等指標。這些指標無疑都是非常重要的，是對農業生產能力的重要反映。如果從風險應對力的角度，則可能有兩個指標需要重點考慮。指標之一來自於《文明的邏輯》中提出的保險型作物。
這裡保險型作物的含義是指，雖然並非主糧（比如水稻、小麥等）作物，其播種的面積可能不廣，但因為其產量在較為極端的氣候條件下，仍然能夠有所收穫，能夠在關鍵時候幫助人們提供存活下來的最低數量的卡路里，其作用類似於現代金融產品中的保險。典型的保險型作物包括美洲作物，特別是紅薯、玉米等。在正常年景，這些作物不需要發揮作用，一旦遇到影響生存的風險事件，則能夠有效降低人們的生存風險。因此，在清代，一個地方或一個家庭，是否種植耐旱的美洲作物，或美洲作物的收穫量，是反映風險應對力的一個衡量指標。美洲作物的保險價值，也得到很多實證研究的支持。雖然美洲作物的播種面積在所有糧食作物中的佔比並不高，但由於其能夠降低氣候風險帶來的產量波動，從而提高了農戶的風險應對能力。
與此相類似，我們也可以提出另外一個反映風險應對力的指標，這個指標就是農戶、村莊或不同地區種植的不同農作物，其產量波動的相關係數。具體而言，由於不同農作物對於氣候條件的反應不同，旱災的時候，有些農作物產量降低甚至絕收，但有些農作物還能有產量，那麼這時候，農作物總產量的波動係數，即方差就會比較低。
舉例來說，農戶甲有10畝地，在1800年和1801年都種植水稻，在1800年，氣候正常，水稻產量2000斤，第二年，遇到旱災，水稻產量為0。如果他將一半的土地種水稻，一半的土地種植紅薯，1800年，氣候正常，水稻產量1000斤，紅薯產量1000斤。第二年，遇到旱災，水稻產量為0，紅薯產量可能還有200斤。相對於第一種情況，在第二種情況下，農戶生存下來的概率就要大大增加。當然，這只是一個假想的案例，用於說明只要不同農作物產量波動與氣候的相關性不同，農作物種植的多樣化就能夠有效降低氣候對總產量的影響。
實際上，種植不同作物以降低產量波動的風險，是古人早已發現的經驗，比如清代張履祥在《策烏氏生業》中給朋友的家人提出切實可行的耕作方案，該方案指出瘠田十畝，種桑和種豆各三畝，種竹和種果各二畝。這裡的桑、豆、竹、果受氣候的影響存在差異，同時絕收的概率比單獨種植其中一種作物要低。
另外，民國滿鐵調查中的資料也支持農作物多樣化的風險對沖價值。以下是調查者對河北欒城縣寺北柴村農戶的訪談。因為其形象地描述了不同作物之間對沖災害的作用，我們也列在這裡作為參考。
問：那麼蝗災以外，遭受大雨等災害沒有收穫量的情況呢？
答：即使蝗蟲飛來，只吃穀子的話，還能收穫高粱和棉花，四月、五月、六月，這三個月間有雹災的話，就改種豆子、黍、蕎麥、黑豆，棉花和穀子的危險期不在一起，所以一年中沒什麼危險。
已有對於傳統農業的研究，往往只計算不同作物的平均產量，而很少強調不同作物套種之後對於減少作物產量波動的積極價值，也很少對農作物產量的波動進行詳細計算。風險對沖除了體現在農作物不同品種之間，還體現在不同的職業之間，比如農業和手工業、農業和商業，也可以體現在不同的家庭成員之間，比如不同家庭成員從事不同的職業。
第二組指標包括緩衝性庫存（bufferstock）與資產流動性。緩衝性庫存是經濟學中較為常用的概念，通常指用來平抑價格波動的商品。比如政府的石油儲備，在石油價格較低時，增加儲量，在石油價格太高時，將儲備投入市場，從而減少價格波動的風險。
在清代經濟中，與緩衝性庫存有關的包括國家層面的存銀、存糧等，岸本美緒就將清代戶部銀庫形象地稱為“蓄水池”，反映的也是類似的洞見。清代的緩衝性庫存還包括常平倉、社倉、義倉的倉儲，以及家庭層面的土地、房屋、糧食、大牲畜等。
以上內容，在財政史、災荒史和倉儲研究中一直受到重視。這裡提出這一指標的考量，一是希望將其統一到緩衝性庫存這一概念之下，從而建立起一個統一的指標，用來衡量家庭、村莊、地區、國家等層面的風險應對力。二是強調存量指標在經濟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已有在生產力標準下的經濟史指標，基本是流量指標，比如收入、人均GDP等等。這些指標反映的是一個時間段的經濟活動。而存量指標則表示經濟活動累積的效果。對於風險應對而言，存量指標是更為重要的。當大的災害比如瘟疫來臨時，人們的收入可能會下降或降為零，但只要有足夠的儲蓄，生存就不會有大的挑戰，但如果儲蓄耗光，就會導致生存危機。
與緩衝性庫存相關的一個指標是流動性，即一項資產在不降低其市場價值的情況下，能夠多快地轉換為現金。貨幣無疑是最具流動性的資產，而土地房屋等不動產則缺乏流動性，綾羅綢緞、皮張等的流動性則居中。衡量流動性的指標一般是看現金及其等價物在總資產中的佔比。如果緩衝性資產很多，但其流動性很弱，就會導致遠水解不了近渴，資產的應對風險能力難以有效發揮。因此，既需要考察緩衝性資產的存量，還需要考察不同資產交易的市場規模、頻率、價格等因素。
結合緩衝性庫存的總量、流動性，可以對家庭、家族、商號、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應對風險的能力進行較為系統的量化評估。
第三組指標為化險性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因之一，一般來說，人力資本的數量越多、質量越高，經濟增長也會更快。通常的人力資本可以稱為生產性人力資本，包括教育、健康、工作經驗等因素。度量這些常規人力資本的指標包括受教育年限、健康狀況、工作年限等。經濟史研究中對於歷史時期人力資本的考察則主要是關注識字率、身高等指標。
《文明的邏輯》一書指出，在一般的生產性人力資本之外，還存在“化險性人力資本”（risk-mitigativehumancapital）。前者有助於提高生產力，後者則有助於化解生活風險（包括消費風險、社會風險、心理風險）。書中認為，大致“從周初至晚清的時段，其間生產率基本沒變，但由於儒家禮制的鞏固等，風險應對力提升，因此消費風險下降，生活安全感改善；在此意義上，儒家禮制增強了中國社會的化險性人力資本”。
與通常說的人力資本指標不同，化險性人力資本還沒有一致公認的度量指標。根據《文明的邏輯》一書的分析和上述對於儒家文化的論述，筆者認為，或許可以將一個地區儒家祠廟數量、族譜數量、烈女數量等作為化險性人力資本的衡量指標。一個地區，儒家祠廟數量、族譜數量、烈女數量越多，平均而言，風險應對的能力會更強。這一論斷，也得到眾多實證研究的支持。
比如有研究發現，在清代的山東，儒家文化越發達的地區，即祠廟數量和烈女數量越多的縣，在發生旱災的時候，農民起義的數量會越少。還有研究發現，對於整個明清時期，儒家文化越發達，即一個府的族譜密度越高，在旱災來臨時，發生人相食這樣極端暴力的事件也越少。另外，在宗族越發達的地方，由於宗族成員之間可以共擔風險，實現資源共享，人口的增長率也會越高。這些研究均儘可能排除了其他影響因素，表明儒家宗族作為一個內部金融市場，所具有的化解風險的價值。
第四組指標包括生存風險與生命安全。生命安全是比人均收入、人均消費更為基礎的福利指標，但以往對清代經濟史研究的討論中卻很少涉及。近年來，這一指標也受到學者較多的關注。在清代經濟史研究中，已有學者對普通人的生命風險進行評估。
這一評估所採用的指標是每年每十萬人中有多少人死於命案。具體的計算過程，首先是計算當年發生普通人命案的次數，其次是計算該年的人口數，然後將分母標準化為10萬人年。這一指標可以方便地進行跨國和跨不同歷史時期的比較。
但已有研究的不足在於，其主要是基於普通人命案，還沒有納入其他的暴力風險，比如民變、戰爭等較大規模的暴力衝突。為了對清代普通人的生命安全進行系統評估，就需要在已有對普通人命案率進行計算的基礎上，結合更大規模衝突中人口死亡數據，從而建立起反映清代人生命安全的統一指標。
第五組指標是經濟衰退率與波動率。經濟衰退的頻率越低、衰退的數值越小，表明一個經濟體的風險應對能力越強。以往對於長期經濟發展的核心指標是增長率。Broadberry等學者則提出了衰退率指標。增長率的含義是經濟出現正的增長時的增長速度，而衰退率則是經濟出現負增長時增長的速度，或者說是衰退的速度。
他們認為，一個經濟體長期經濟的表現是4個因素組合共同影響的，這四個因素分別是：（1）經濟增長的頻率f(+)；（2）經濟增長時的增長率g(+)；（3）經濟衰退的頻率f(-)；（4）經濟衰退時的增長率或者叫做衰退率g(-)。
根據他們基於13世紀以來不同國家年度經濟數據的統計，有如下發現：在有數據的年份，最富有的國家在大約84%的年份中實現了增長，而最貧窮的國家僅在62%的年份中實現了增長。由於衰退的頻率是1減去增長的頻率，較貧窮國家的衰退頻率必然更高。最貧窮國家在將近38%的年份中衰退，而最富裕國家在僅僅16%的年份中衰退。所以窮國的增長沒有富國頻繁，它們有更高的衰退率和衰退頻率。他們的研究表明，更好的長期經濟表現與其說是因為增長率的提高，不如說是因為衰退的速度和頻率的降低。
另外，他們發現，越接近工業革命，決定古代經濟發展更重要的因素越不是提高增長，而是減少衰退。基於新的歷史GDP核算的結果顯示，歐洲各主要經濟體直到19世紀後，增長率才超過衰退率，而同時期的中國則處在持續下降的區間中。至於歐洲能夠避免經濟崩潰的原因，Broadberry等學者認為，取消身份限制，開放社會，通過分工、勞動使普通人進入精英階層，這些制度層面的變化可能是重要原因。
以上分析與汪敬虞關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史志宏關於清代農業的發展和不發展研究有異曲同工之處，不過相對於以上兩位學者的研究，Broadberry等學者明確提出了衡量經濟衰退的指標，即經濟衰退的頻率和經濟的衰退率，也強調了衰退率對於理解長期經濟增長的重要價值，從而使進一步的量化分析和國際比較成為可能。從中國經濟長期變遷的角度看，如何避免衰退特別是大規模的衰退，依然是一個重要的挑戰。與衰退率類似，波動率也是反映經濟活動風險程度的指標，波動率越高，表明不確定性的程度越高，波動率越低則反之。通過計算波動率，可以知道經濟活動的風險大小。不管是衰退率還是波動率，其對於數據的一個要求是，需要有較長的時間序列，不能只是某個時點的數據。
以上介紹了五組用來衡量風險應對力的指標，顯然不能夠涵蓋所有的指標，其他相關的指標還包括市場整合指數、利率等。市場整合指數越高，表明A地與B地之間的交易聯繫越密切，一旦A地因受災等因素引起物價上升，那麼B地的商品將快速地流動到A地，從而緩解災害的影響。利率則是天然的衡量風險的指標。與西歐相比，清代中國缺少系統的利率數據。不過，近年來，來一批學者的努力下，清代利率數據整理有了較好的進展，我們也得以通過利率來了解交易風險。由上面的討論可知，與風險應對力相關的指標還很多，只能留待將來進行討論
由於目前風險應對力方面的相關研究還較少，這裡能夠展開的討論還較為有限。以下主要集中介紹在大分流問題下，引入生產力—風險應對力分析框架對於清代經濟重新評價的可能性和可能產生的新認知。下面分四個方面進行介紹。一是對內卷化爭論中生產率指標的討論；二是國家能力的微觀基礎問題；三是對市場和大國規模的理解；四是在大分流的視野下，重新認識清代經濟的核心特徵。需要注意的是，這裡希望說明的是將風險應對力引入上述問題所能夠帶來的新視角和新啟示，而非對這些問題進行全面的重新評估，後者還有待更為系統的史料收集、整理和論證。
第一，對內卷化的再認識。如何對農業生產率進行評估，是大分流討論中的核心問題之一。以往對清代農家經濟生產率的評估，通常是估計畝產量、勞動生產率等指標，很少估計畝產量和勞動生產率的波動。這一特點，反映到著名的內卷化爭議之中，就是按照單位勞動日計算勞動報酬，還是按照年來計算勞動報酬。比如黃宗智認為，應該按照單位工作日來計算勞動生產率。而李伯重則認為這是現代工業中計算勞動生產率的方式，傳統農業中應該按照年，並且以家庭（戶）為單位來計算勞動生產率。
以上兩種定義均沒有明確納入生產力的波動性因素。如果從風險應對力的角度看，從年和家庭來計算生產率可能是更為合理的，因為這有助於將風險因素納入其中。具體而言，在一年之中，有收入高的時期，也有收入低的時期，對於家庭成員而言，有的家庭成員收入高，有的家庭成員收入低。此外，由於農業與手工業之間的產出受氣候因素的影響不同，手工業收入受氣候波動的影響要小，兩種收入之間波動的相關性要低，對於農戶家庭而言，兩者的組合可能要好於單純從事農業。因此，我們在考察家庭的勞動生產率時，不能簡單的看平均值，還需要考察他們收入的波動，因為這會影響到農戶的福利水平。
從生產力—風險應對力角度看，即使單位日工作報酬或者年工作報酬都沒有進步，只要農戶家庭應對風險的能力增強，這時候也應該被當作是一種進步，而不能認為是停滯。因為產量的增長只是提高農戶福利水平的方式之一，風險的下降則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
如果引入上一節提出的保險型作物和風險對沖指標，那麼，即使我們在數據中觀察到畝產量有下降，也不一定能得出清代經濟停滯或衰退的結論。因為如果畝產量少量的下降能夠帶來風險應對力的較大程度提升，這時候仍然應該被認為是一種進步。
與此類似，引入風險應對力，也可以對內卷型的商業化進行解釋，這一類經濟活動可能也是為了對沖單純農業生產所造成的收入單一化風險，通過與商業相結合，能夠降低家庭收入的波動性。循此思路，要全面評價歷史時期的農家經濟，就需要將風險和風險應對力指標納入考察。這方面的最新進展，包括馬德斌和彭凱翔的研究。他們揭示出，跨越收穫季節和空閒季節的勞動力重新分配有助於商業化和人口密度的上升，並非如內卷化理論所揭示的農業生產率和人均產出長期下降。儘管對內卷化理論和相關爭議的深入分析還有待更為系統的證據和嚴謹的論證，這裡簡要考察的目的，是指出風險應對力這一因素的重要性，為推動對內卷化問題的進一步討論提供新的切入點。
第二，國家能力與小農家庭。對《大分流》一書的批評之一，是其沒有充分考慮到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為彌補這一不足，學術界引入國家能力的概念，並對此進行了眾多研究。國家對經濟活動產生影響，包括提供基礎設施等公共物品等，需要以其財政資源作為基礎，所以，國家能力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其汲取能力，即獲得稅收的能力。
國家能力研究中，研究者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為什麼與同時期歐洲國家相比，清代中央財政收入增長較慢，人均稅負低？
馬德斌認為，這主要是因為統治者與官僚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這會帶來委託代理問題，統治者為了避免地方官僚藉機剝削百姓，只能採取輕徭薄賦的政策。張泰蘇則分析了清代農業稅沒有增加的原因，他認為需要考察清代統治者政治精英的主觀信念。
筆者認為上述研究均有一定的解釋力。基於生產力—風險應對力框架，還可以考慮另外一種原因，即農戶經濟活動本身的波動性，雖然清代的稅率在國際比較中並不高，但由於農業生產的季節性特徵，農戶一旦遇到歉收、絕收或者是因為生老病死需要大額開支，那麼，農戶的收入流就會面臨大的挑戰。這時候，即使是很低的稅率，也會給農戶造成生存危機，從而可能引發農民的反抗，進而引發社會動亂，威脅統治者的地位。從這一角度出發，要全面理解清代財政收入特別是農業收入增長乏力的原因，就需要對小農家庭收入的波動性特徵進行系統評估。這一分析角度也同樣適用於財政收入中商業稅的分析，商人或手工業者的收入同樣面臨各種風險事件的衝擊，需要將波動性納入到稅率高低的分析之中。
通過引入風險應對力概念，同時結合已有研究，有助於更好地解釋在國際比較中，微觀層面的人均低稅負和宏觀層面中央稅收的增長乏力。當然，這些都需要更多實證分析來支撐。
第三，市場功能和大國優勢。市場的發育與規模是大分流比較中的核心指標，也是斯密型增長的核心驅動力。在生產力視角下，對市場的研究主要是其發展規模，特別是生產和流通兩個環節。這些研究主要集中於市場本身的表現，而很少分析市場對於人們應對風險的價值。最新的研究則表明，市場對更為廣泛的福利指標也有重要的影響。比如曹一鳴和陳碩對大運河廢除之後市場機會減少的討論。他們發現大運河廢除之後，沿線依賴運河為生的百姓，發生暴力衝突的頻率要更高。這說明市場在應對風險方面的重要作用，而不僅僅是一個配置資源的手段。
與市場規模的討論相類似，清代經濟史研究中，特別是一些跨國比較中，強調清代中國是一個大國，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數量眾多的人口和龐大的市場規模，從而形成了規模優勢型的發展模式。這一分析為理解清代經濟發展模式帶來啟發，但仍然是侷限在生產力的視角。
如果引入風險應對力視角，至少還有兩方面的因素需要納入到分析當中。首先，清代的大國優勢，不僅僅體現在人口和市場規模的大上面，也體現在其應對風險的能力上面。由於其廣闊的疆域，在清代整個國土同時發生嚴重災害的概率較低，通常是某個省或某幾個省遭遇災害，沒有遭遇災害的省或地區就可以提供協助，從而形成一個內部的保險市場。當然，一旦災害的衝擊超出一定規模，這一內部的保險市場也將失效。
其次，大國的規模有助於減少自然災害等風險，但也由於規模太大，帶來治理上的挑戰，由於統治者與官員之間存在委託代理所帶來的信息不對稱，這一大的規模對清代後續的轉型帶來阻礙。基於中國與日本的比較，研究者認為日本相對較小的國土面積，其面臨的委託代理問題較小，這是其能夠順利實現現代化轉型的重要因素。
生產力—風險應對力框架能夠幫助我們既看到清代的大國優勢，也看到其侷限和所面臨的挑戰。這一框架也有助於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考察清代廣大疆域對於經濟活動的動態影響。
第四，對清代經濟特徵的重新評估。對清代經濟發展水平的總體評價，以《大分流》一書為界，大體可分為三個時期。在該書出版之前，主流的看法一般認為中國在工業革命之前就已經落後於西方，即通常認為的中國經濟長期停滯。彭慕蘭在《大分流》一書中的判斷，則認為“歐洲的核心區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顯然主要是東亞，但或許還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區之間經濟命運的大分流在18世紀相當晚的時候才出現”。該書的出版以及加州學派其他的作品，使得對清代經濟有了更為正面的評價。這被認為是對以往評價的一種修正。
但這種修正很快被新的更為系統的證據所再次修正。比如，馬德斌等基於中國和歐洲主要城市工人真實工資的比較表明，在1738年，中國主要城市的工資已經遠遠落後於英國主要城市。李伯重基於江南核心區的研究發現，“尼德蘭的人均GDP大約是長江三角洲的2倍；長江三角洲的農業勞動生產率與尼德蘭（以及英格蘭）相當，然而在工業和服務業的生產率方面，長江三角洲與尼德蘭則存在著很大的差距”。這些系統性的證據表明，清代經濟落後的時間要早於彭慕蘭和加州學派所認為的1800年左右。上述研究表明，清代經濟在大分流之前在生產力維度上已落後於歐洲，但這是否就是清代經濟的全部特徵呢？如果引入反映風險應對力指標，情況可能會不同。
以反映風險應對力的指標生命安全為例，陳志武等學者發現，在1661-1898年之間，清代普通人的命案率大約在每年十萬分之0.35至1.47之間。這大大低於同期歐洲和英格蘭的水平。歐洲直到19世紀末期才降低到清代的水平。如果結合中國人均收入水平落後於英格蘭這一基本史實，那麼清代普通人生命風險要低於英格蘭這一事實就更加讓人驚訝。上述發現提醒我們，對於清代經濟規避風險、以維持生存為重要追求的特徵，還需要更為深入地分析。
以上基於生產力—風險應對力分析框架對大分流問題進行了討論，以此說明這一框架用於清代經濟史分析的可行性和價值。由於風險應對力概念剛剛被明確提出，與生產力指標相比，對風險應對力進行量化分析的研究還較少，特別是缺少將風險應對力這一理念貫徹到對經濟活動長時段變動的分析，因此，這裡只是試舉幾例，說明其潛在的價值。筆者相信隨著相關研究的深入，這一分析框架將展示其更大的價值。
第三節以大分流為例，說明了生產力—風險應對力分析框架的價值，除此之外，還有如下重要的價值。首先是促進對包括清代在內的整個人類文明史的重新認識；其次是能夠避免線性化和簡單化理解經濟史，將清代經濟活動重新放回具體的社會背景之中；再次是有助於促進經濟史與生態史等學科的有效融合，突出風險因素在經濟活動中的主體地位；最後是能夠有效回應當今社會的重大變遷。關於第一點，《文明的邏輯》一書已經詳實論述，在本文引言中也已簡要提及，以下僅對後三點進行討論。
清代經濟史的已有研究範式主要重視生產力指標，這可能導致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容易形成線性思維，因為生產力的發展一般分為進步和退步，將這一指標用於考察歷史，可能會將歷史簡單化。在生產力單一指標下，經濟與社會進步或發展的唯一標準就是生產力是否有提高。而如果引入風險應對力，則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類型更加多樣，也更能揭示歷史的複雜性。
表1列出了生產率變化與風險應對力變化之間8種不同的組合，前5種都可以稱之為經濟進步或發展。這包括：（1）生產率提高，風險應對力也提高；（2）在風險應對力不變的情況下，生產率提高；（3）在生產率不變的情況下，風險應對力提高；（4）生產率有較小下降，而風險應對力有較大提高；（5）風險應對力有較小下降，而生產率有較大提高。表1的信息展示了兩個指標相結合所帶來的變化，使得對經濟活動的分析能夠包容歷史中更多的複雜性，避免線性思維。當然這裡只是列出了理論上的可能性，清代經濟發展的實際歷程如何，還需要做具體分析。
僅關注生產力因素的第二個問題是容易將經濟活動從社會中抽離，從而使社會經濟史變為單純的經濟史，造成經濟史的孤立化。因為生產力指標的定義較為明確，也相對容易統計，大量研究集中於對某個特定的生產力指標進行評估。即使研究者主觀上不希望只考察經濟因素，但產生的客觀效果，往往只能夠顧及單純的經濟因素，難以將更廣泛的社會因素納入分析。因此，雖然不同研究者都強調經濟史應該回歸到社會經濟史，但相關進展卻並不讓人滿意。
與生產力指標不同，風險應對力更多討論的是生產力指標之外的因素。比如在《文明的邏輯》一書中就討論了迷信、婚姻、家庭、宗族、儒家文化、宗教等以往經濟史很少關注的文化和非正式制度。該書認為，這些人類的創舉，其核心功能之一是提高風險應對力，對於人類社會降低暴力、建立秩序具有積極的價值。
生產力—風險應對力框架可以大大擴展主流經濟史的分析對象，將經濟史研究中以往關注較少的文化、倫理和制度納入到分析之中，彌補單純考察生產力指標的不足；也有助於促進對大分流、清代經濟核心特徵等問題的重新理解，並與新文化史、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有更多的交流和對話，從而將經濟史放回其所處的社會整體之中，帶來一種新社會經濟史的研究路徑。
當然，將經濟史重新放回社會和通史之中，也意味著分析的複雜化，這就需要在研究方法上面進行革新，量化歷史研究結合了社會科學理論、歷史學和量化方法，在歷史大數據、複雜因果關係、遺漏因素和反向因果處理方面具有獨特優勢，是支撐這一新社會經濟史分析的有效方法之一。
本文引言提到，在歷史學的研究中，早已有相關學者對風險、不確定性等因素進行深入討論，並指出將這些因素納入經濟史分析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這方面的突出代表，一是災害史和生態史的研究，比如夏明方很早即強調災害這一類自然風險對於中國早期現代化和早期工業化的影響，荒政對於農業近代化、國家轉型的影響，也致力於將不確定性帶入歷史，重新理解文明史。在其從生態史視野討論江南問題的研究中，則強調對水旱疾疫等天災和戰禍兵燹這樣的危機，“不能僅僅當作一種外部的、偶發的或次要的因素，而應把它看成江南歷史不容遮蔽的內在驅動力，否則不但不足以從更深的層次來揭示江南道路之源與流，也不足以凸顯江南道路真正的活力。一個從相對意義上來說確定性的江南，正是對充滿不確定性的種種危機、種種頓挫進行相對成功或不成功的人為響應的結果，而此種響應本身可能又孕育著新的危機。平衡來自不平衡，不平衡來自平衡，是之為富於韌性的動態平衡”。由此可以明顯看出，生態史研究對風險問題的重視和分析理路與本文所提出的風險應對力有共通之處，這為生態史與經濟史的有效融合提供了一個較好的切入點。
二是歷史氣候變化的研究。比如方修琦等提出糧食安全分析框架，強調氣候變化的均值和極值對於糧食豐歉的影響，進而影響人均糧食產量、個人糧食佔有，從而可能引發饑荒、動亂、戰爭等。雖然沒有明確提出風險應對力概念，但上述文獻無疑是對現代化範式的重要反思。不過可惜的是，這兩方面的研究，較少被納入到主流經濟史研究的討論中。
通過將風險應對力放到與生產力同等重要的位置，結合兩者來對清代經濟史進行研究，將有助於災荒史、生態史研究、歷史氣候變化研究等強調風險因素的研究成果與經濟史研究更為有效地結合，也有助於經濟史學者與這些領域的學者合作，尋找度量風險應對力的指標，從而形成對清代經濟更為全面的認識。
《百年清史研究史·經濟史卷》指出，要理解清代經濟史研究中的既有範式，不能僅侷限在抽象的話語層次，還需要從知識社會學角度出發，理解學理演變與社會實踐之間的互動。因為每一種學術範式的轉變，都不僅是學術理念自行演變的結果，而是與更大範圍的社會變遷密切相關。比如1949年之前清史研究的早期發展，就與當時的社會革命思潮有密切關係，1949年之後的生產關係範式，則與鞏固新政權、建設社會主義有關。而現代化範式則與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成為時代主流有關。至於中國中心觀研究取向的興起則是由於社會發展對現代化提出新的要求。
隨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和局部戰爭的爆發，整個世界處於極大的不確定之中，如何有效應對風險、避免衰退與毀滅，成為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重大挑戰。同時，中國社會也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挑戰。這些重大的社會變化，都值得清代經濟史研究者予以考量。
在這一時代大背景下，將風險應對力概念和生產力—風險應對力分析框架，明確引入到清代經濟史研究之中，無疑是對現實社會重大變遷的回應，有助於學術共同體重視清代經濟中的風險因素以及考察清人是如何應對各種風險的，其經驗和教訓有哪些。這既有助於更全面理解清代經濟的特徵，也有助於從清代經濟史研究中獲得歷史借鑑。
本文試圖說明，通過引入風險應對力這一新的分析視角，建立生產力—風險應對力這一分析框架，能夠彌補已有研究範式過於重視生產力的不足，也是對當今社會大變革的一種有效回應。如果不考慮風險應對力這一維度，我們可能遺漏掉清代經濟的核心特徵之一，也不利於從中國社會內部尋找清代經濟發展的規律。當然，強調風險應對力，並非弱化生產力指標的價值，而是希望兩個角度相互配合，促進對清代經濟更為完整的認識。
就從生產力這一維度看，儘管在史料的系統性、數據的代表性（包括覆蓋的地區）等方面，還有進一步改進的空間，但相關的積累已經非常豐富，可以說是汗牛充棟，以至於以生產力為核心的現代化範式被認為已經存在審美疲勞。與之相比，從風險應對力來考察清代經濟的相關研究還遠遠不夠。這一角度的分析顯然具有非常大的學術潛力，也能夠帶來更大的邊際貢獻。與生產力指標相比，風險應對力指標的構建、衡量要遠為困難和複雜，但並非不可能，這需要研究者進一步發掘史料，引入新的理論和方法。
《百年清史研究史·經濟史卷》論證了範式轉換對於理解清代經濟的價值，同時也指出清代經濟史研究中亟需新的範式變革。筆者認為，生產力—風險應對力分析框架有機會帶來新的範式變革，一方面，這一分析框架能夠涵蓋已有研究範式的主要理論，也能夠指出其不足，另一方面，其借鑑了災害史、生態史、歷史氣候變化、社會史和文化史等學科中的新探索，可以稱之為清代經濟史研究中的“風險應對力轉向”，有利於產生新的可操作的研究路徑和解釋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