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戎馬半生的皇帝受翰墨薰陶極深，素來喜歡揮毫作書，而他心中最愛的一位書法家，正是王羲之。為了一睹偶像的真跡，他斥重金搜求王羲之的墨寶，史載“大王真書惟得五十紙，行書二百四十紙，草書二千紙，並以金寶裝飾”。
這些散落在民間的稀世之珍來到皇宮之後，被精心剪裁裝裱，秘藏於內府，就像進入了神壇的祭品。平日裡，太宗將王羲之的真跡置於座側，日夜觀覽，意猶未盡時，定要親自臨摹一番。有時候一個人欣賞總覺得不夠，他便多次拓印《蘭亭序》賜給左右重臣，有樂同享。
帝王的趣味確能通過權力的毛細血管擴散到各個領域。要知道，王羲之的書名雖然顯赫，但在其死後，名氣甚至還不如兒子王獻之。而在李世民狂熱地推崇之下，王羲之儼然已是一代書聖，天下文人莫不效法王羲之的筆墨。當時，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等人已是書法大家，卻也不得不迎合人主所好，奉王書為正宗。
李世民親自為《晉書·王羲之傳》撰讚辭，將與王齊名的張芝、鍾繇等人通通斥為不值一提的“區區之類”，卻給右軍留下了一句“盡善盡美”的評價。百花齊放固然好，但是在統一的大帝國面前，只需要一種能夠彰顯盛唐氣質的藝術典範。王羲之的作品無疑最為符合盛唐的文化氣象：包容南北，推陳出新。
十年之後，唐太宗逝世，《蘭亭序》真跡陪葬昭陵。唐末之亂，有一個叫溫韜的武人掘盜唐陵，關中地區的陵墓紛紛遭災，其中的書畫被一搶而空。李世民與王羲之的緣分似乎在唐帝國的覆滅中煙消雲散，可是王羲之的美名卻依舊留了下來，此後歷朝歷代，書聖之名從未易主。
事實上，王羲之的書法似乎有一種永恆的親和力，它從江南水鄉的土壤中誕生，經過東晉玄風的吹拂，以及士族氣質的洗滌，本是極具時代風格和個人烙印的作品，卻能和每個時代的人產生共鳴，無論你是帝王將相，還是平民百姓。
即便在今天，依然找不到一件王羲之的真跡，在歷史的蛛絲馬跡之中，人們依然能感受到這個來自1700年前的書法家的魅力。他就像一座高不可測的山峰，你愈是向上攀爬，愈是覺得神妙無窮。
杜牧《潤州二首》其一雲：“大抵南朝皆曠達，可憐東晉最風流。”而王羲之就是最為典型的晉人風度：高門大姓，性格耿直，超塵脫俗，寄情山水。
他在八王之亂中降生，還沒有和北方土地產生緊密聯繫，便跟隨家族——琅玡王氏來到了江南。他的父親叫王曠，是第一個向司馬睿提出鎮守江南的人。出身於如此位高權重的一個大家族，王羲之自小便和能夠左右一朝風向的人生活在一個圈子裡。他的伯父是王導、王敦，岳父是郗鑑，同時又與庾亮、庾翼兄弟關係不錯。
身處在權力網絡的中心，他自小就被烙印上了文化精英的氣質。
史載：“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王羲之的早年軌跡和大多數自詡曠達的東晉士人相同：名聲響徹在外，受徵召不去，辭官幾次之後，便走馬上任。一開始，王羲之在庾亮的帳下任職，庾亮雖然與王導是死對頭，對王羲之卻非常好，臨死前還上書朝廷，稱讚羲之，為其打點官途。
王羲之後來也投桃報李，在庾翼準備大舉北伐之時，給晉康帝上了一道奏摺以示支持：“羲之死罪。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克定有期也。羲之死罪、死罪。”
北伐對於東晉朝廷來說是一件非常尷尬的事情。喪亂之初，北方士人跌跌撞撞來到江南這塊陌生的土地上，外面是異族勢力的窺視，裡面是江南土著的排擠，他們難免想念故鄉。當東晉朝廷紮下根後，人心思定，覆亡的痛楚被拋之腦後，回望北方的眼神已然變了。相比回到烽煙瀰漫的北方，他們更願意呆在風景秀麗的江南，寄情于山水之間。
庾亮之後，桓溫上位，東晉任命殷浩為揚州刺史以制衡桓氏。揚州刺史殷浩對王羲之的才華很賞識，多次勸他出山。王羲之回信道，與其做一個護軍將軍，他更想做一位使臣出使四方，前往關西、隴右、巴蜀之地，宣揚晉德。
後來他還是接受了護軍將軍的職位，並且寫信勸誡殷浩和桓溫修好，不要內鬥。永和八年（352），殷浩決意北伐，這一次，王羲之搖身一變，成了最積極的北伐反對者。在那些年，他數次上書反對北伐，直言“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甚至勸殷浩放棄淮水流域，退守長江。
這種言論已然是十足的消極。不過，此時的東晉朝廷也確實不適合北伐，內部鬥爭不休，外部也缺乏良將。殷浩北伐遭致大敗，被廢為庶人。王羲之在給友人的信中說：“殷廢，責事便行也。令人嘆暢不已。”言下之意，殷浩的失敗，給桓溫清洗朝堂，以武力把持朝政提供了機會。
在擔任會稽內史的任上，王羲之也注意到了地方上的頑疾：中央的命令朝令夕改，下層官吏貪汙枉法，百姓身上揹負的賦役如同一座大山，被迫離家逃亡。王羲之想要做一些事，比如推行禁酒，節省糧食，可惜無人支持。他也注意到了地方豪強吞併貧民田土，躲避賦稅的現象，卻無力改變，畢竟造成這種局面的就是像琅玡王氏這樣的大家族。
總而言之，王羲之的為官之路非常不順心。大人物的鬥爭，地方的盤剝，都是無解的問題，而他能做的便只有嘆息。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流露出非常頹廢的一面：自己來做這沒意思的官，純粹是找罪受。精明且富有韜略的政治家，和追求個性的藝術家，這兩者在絕大多數時候無法兼容在一人身上。
現實生活是永遠沒法曠達的，王羲之唯有超然物外、追求己心，與其糾結於頑疾難除的社會政治，深陷於儒家事功對自我的禁錮，不如寄情山水、鍾情藝術。
書法是王羲之棲居心靈的場所之一，在黑之線條和白之素紙之間，他找到了人生的一大樂趣。
早年的他籠罩在書法家族的陰影中，努力汲取著前人的養分。王羲之的父親王曠善行書和隸書，叔父王庾擅長書畫。在兩位父輩的啟蒙下，王羲之自幼勤習書法，七歲時已經善書，十二歲從父親枕中竊讀蔡邕的《筆論》。聰慧的悟性加上刻苦的練習，池水盡墨，王羲之的書法才算入了門道。
其後，王羲之得到衛夫人的進一步教導。他自己說：“予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遊名山，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嶽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改本師，仍於眾碑學習焉。”
他先是從衛夫人學書法，後來自嫌流俗，於是主動跳出藩籬，遊覽名山大川，求師於前人留下的碑版。可見，他一直都有變古的精神。
當時，王羲之的書法不如當時的名家庾翼、郗愔。庾翼在荊州看見人們臨習王羲之書體，不屑地說：“小兒輩乃賤家雞，愛野鶩，皆學逸少（王羲之）書，須吾還，當比之。”庾亮也曾向王羲之求書法，羲之卻說：“（庾）翼在彼，豈復假此！”
一天，庾翼在庾亮處見到王羲之寫給庾亮的章草，發現王羲之書法已大為精進，今非昔比，因此心悅誠服，給王羲之寫信道：“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嘆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隨著年歲的增長，王羲之在書道變革之路越走越遠，終於博採眾長，融會貫通，而自成面目，完成了從“古質”之舊體，到“今妍”之新體的轉變。
東晉是中國書法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書體朝著簡便實用且能表情達意的方向發展。當時流行的書風是隸書和楷書，行書正在定型，草書從章草演變為今草。開創時代的先鋒正是王羲之。他眾體皆備，且都入神妙之境界，其代表作，楷書有《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等；行書有《蘭亭序》、《快雪時晴帖》、《喪亂帖》等；草書有《十七帖》、《初月帖》、《遠宦帖》等。
王羲之對自己評價甚高：“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雁行也。”意為我的楷書可跟鍾繇分庭抗禮，草書則與張芝不相上下了。這並不是一種傲慢。
他一改漢魏以來質樸的書風，重視線條的自然生動，這代表了一個階層的雅好，時代精英的審美風尚。晉人素來尚意重韻，《論書》雲：“須得書意轉深，點畫之間，皆有意，自有言所不盡，得其妙者，事事皆然。”線條的錯落、空間的疏密、筆墨的曲直，就像音樂的節奏，起伏之間，可以傳達出作者委婉難言的心緒。
宗白華先生在《美學散步》中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於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
可以說，王羲之的筆墨之間，是那一代人追求精神自由留下的足跡。
永和九年暮春之初，王羲之與群賢在會稽山陰之蘭亭，賦詩飲酒，之後作了“天下第一行書”——《蘭亭集序》。
當時的政治情勢十分和緩，正如田餘慶先生所說：“……這十餘年間疆場時聞北伐，江漢久息風濤，是東晉南渡以來少有的安定時期。”雖有桓溫、殷浩等人意欲北伐，但是他們目的都不是收復失地、統一天下，而是藉此立威。身在後方的士族精英們一如既往地過著逍遙自在的生活。
蘭亭集會選擇的時間是上巳節，這本是祈福消災的傳統節日，卻因為一件事而有了特殊的意義。西晉末年，司馬睿初到建康，江南士族不服，王導和王敦導演了一場上巳出巡的戲碼：“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鹹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此事之後，江南歸心，東晉朝廷安穩下來。
恰好在這一時節，暮春的會稽山水展現她最生機盎然的一面，安居江南的詩人、政治家、哲人和藝術家們可以在山水之間躲避現實生活的苦痛和憂患，將身心沉浸於自然美景中。參與集會的詩壇領袖孫綽作詩云：
“流風拂枉渚，停雲蔭九皋。鶯語吟修竹，遊鱗戲瀾濤。
攜筆落雲藻，微言剖纖毫。時珍豈不甘，忘味在聞韶。”
流風輕拂水面，白雲蔭庇著沼澤。竹林中可以聽見鳥語，湖水中可以看見鱗戲。正所謂“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有人將潘岳的《金谷詩序》與《蘭亭序》相比，將王羲之與石崇相比，王羲之聽說後十分高興。金谷園為西晉石崇的莊園，元康六年（297年），石崇與潘岳、歐陽建等人聚會於此，宴遊賦詩，作了一篇《金谷詩序》。
只不過，《金谷詩序》的背後是禮送徵西大將軍石崇的榮耀，是“娛目歡心之物備矣”的奢靡，是“晝夜遊宴”、“鼓吹遞奏，聲伎相伴”的享樂。西晉的建立是一種表面的繁榮，在這種繁榮背後，士人們目睹嵇康等人被殺的悲劇，感慨生命無常。與其在意身前身後名，不如抓緊時間及時享樂。潘岳便是這樣一個追名逐利之人，他得勢之後，其母勸他知足，卻終不能改，最終遭遇慘禍。
與西晉士人相比，王羲之們偏安一隅，帝國的恢弘和財富的奢靡對他們來說已是過往，他們只能將躁動的心靈投向自然，恬淡自適，物我兩忘。
雖然《金谷詩序》也提到“感性命之不永，懼凋零之無期”，在某種程度上是西晉文人對生命不永、富貴易凋的感傷和憂懼。而東晉士人走得更遠，聲色犬馬不再是他們的唯一追求，他們在自然中仰望宇宙之廣闊、之永恆，俯視人生之短促、之無常，這種悲傷帶有深層的哲學意味。
就算知道了“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的道理，還是止不住地感受到生命的虛無。這樣的精神困境屬於每一個東晉士人。
可是，東晉士人真的完全能夠忘懷一切，擺脫凡俗的生活嗎？
在他們追求山水、不攖事務的背後，其實依然還有執著、貪婪的一面。曠達和不曠達，常常共存於他們的內心。
《世說新語》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王羲之與太傅謝安共登冶城。謝安極目遠眺，悠然地遐想著，想要遠離世俗。王羲之說：“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言辭之中，可以看出王羲之對夏禹和周文王的敬仰，以及對因空談而荒廢政務的厭惡。
謝安回答說：“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似乎二人政治態度與理想是截然不同的，王羲之是一個有政治理想的務實派，而謝安是一個善清談、無經濟大略的典型。可是，當謝氏家族的謝尚、謝奕、謝萬兄弟相繼退出政壇之後，謝安便只能從自家廣袤富裕的田園中出來，主持大局。
因此還有人嘲笑道；“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家族與莊園是東晉士人兩個隱形的翅膀，如果沒有這兩樣東西，他們又怎麼能夠在天空自由翱翔呢？
由於琅玡王氏的沒落，王羲之並未在政壇有大的動作。自晉明帝太寧三年（325）出任秘書郎開始，他一共經歷了約三十年的仕宦生涯。在他年過五十的時候，王羲之決定辭官，原因主要是他和太原王氏子弟王述的矛盾。
王述年少時與王羲之齊名，但是王羲之十分看不起他。一開始，王述在會稽做官，因母喪守孝，留居會稽，王羲之則取代王述在會稽做官。他只去王述家弔問過一次，從此再也不往。王述每當聽到角聲，以為王羲之來問候自己，便灑掃乾淨接待王羲之，多年來一直如此，而王羲之竟從不探望王述，兩人的矛盾就此種下。
後來，王述升任揚州刺史，就職前走遍會稽郡，獨不拜訪王羲之，臨出發前才辭別王羲之。在此之前，王羲之常對佳賓好友說：“王懷祖只能做個尚書而已，到晚年可做個僕射。再想謀求會稽這塊寶地，恐怕就難了。”等到王述官位顯赫，王羲之恥做王述的下屬，派人上朝廷，請求把會稽郡改為越州，以脫離揚州管轄。
王述是個急性子，有一次吃雞蛋，他用筷子扎雞蛋，沒有扎到，便十分生氣，把雞蛋扔到地上。雞蛋在地上旋轉，他接著從席上下來用木屐踩，又沒有踩到。他憤怒極了，又從地上拾取放入口中，把蛋咬破了就吐掉。王羲之聽到後大笑道：“即使安期（王述父親）有這個脾氣，也沒有可取之處，何況是王述呢！”
在這些事情上，我們可以看出王羲之是一位性格乖張、任性使氣的貴族官員，全無名士的逍遙放達。
永和十一年（355），王羲之在父母墓前立誓：“從今日開始，斷絕名利之念。如果日後改變此心，貪圖財利謀求官祿，就是目無尊長而不配做父母之子，天地所不容，名教所難恕！堅定的誓言，有如天日！”這並不是王羲之負氣突發的想法，也許從多年之前對煩瑣塵事的嘆息開始，他便有了奉身而退的念頭。
一個雖然不那麼“達”但努力追求“達”的藝術家，終究還是要回到這條歸隱自然這條路上來。
辭官之後的王羲之，慕仙向道，追求服食。王羲之書帖曰：“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輕，行動如飛也。”五石散雖有暫時緩解病痛之功效，卻不能多食，容易對服食者的身體造成極大的傷害。因此，服食並沒有給王羲之帶來健康，反而使他長期陷入難以治癒的病痛狀態。
在痛苦與安靜交織的晚年，王羲之真正體會到了生命無常。
這世上哪有什麼真正的超然物外呢？於是，他對謝萬說：“常常仰慕陸賈、班嗣、楊王孫的為人處世，追尋他們無為清靜超然物外的風範，乃是老夫畢生的心願。”
昇平五年（361年），王羲之離世，也不知在會稽的山野之間體味死亡的時候，他是否參悟了曠達的真諦。
王羲之七子一女，皆工書法，但真正與王羲之齊名的還是王獻之。
唐代書論家張懷瓘在《書估》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王獻之年在十五六歲的時候，對父親說：“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頗異諸體。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稿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王羲之笑而不答。
和他父親一樣，他也感悟到士人在書法上的的務簡、求美之心，於是提出將“偽略”（簡潔多變）與“草縱”（連綿縱引）結合起來，追求一種順暢自然的新體。
王獻之也是典型的東晉士人風格，不過更加不羈，他的書法也更具有一種遒峻奔放的氣勢，有著與大王不同的美感。而且獻之也對自己的書法特別自信，有一次，謝安問王獻之：“你的書法與你的父親比較，你覺得怎樣？”王獻之答曰：“當然勝過他！”謝安反駁道：“大家的議論可不是這樣。”獻之又答道：“一般人哪裡知道呢！”
▲《鴨頭丸帖》被認為是王獻之唯一存世的真跡。圖源：網絡
王獻之的書法是晉代書法的另一座高峰，而他也與其父並稱為“二王”，代表了中國書法個性的空前張揚。
南朝之時，王獻之的書名甚至一度高過王羲之。後來，梁武帝扭轉這種尊小王貶大王的局面，把當時書法界“王獻之——王羲之——鍾繇”的座次，轉變為“鍾繇—王羲之—王獻之”。接著，便是李世民將王羲之推為書聖。從此之後，但凡是好書畫的皇帝，大多推崇王羲之。
宋代之後，由於刻帖技術的發展，社會上收藏大王墨寶蔚然成風，從帝王貴胄到公卿士子，甚至一般市民，都熱衷此道，這成為南宋收藏界的一大奇觀。王羲之的書法也從宮廷走向了市井，飛入了尋常百姓家。
當然，魏晉風度早就消散於歷史的光塵之中，這種根植於士族的時代精神隨著唐宋之變喪失了生長的土壤。但是，真正的藝術卻是不會死的，蘊藏在王羲之書法下的美感，也會照見每個時代的“達”與“不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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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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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明君：《蘭亭雅集與會稽士族的精神世界》，《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
呂文明：《走向神壇：＜蘭亭序＞對王羲之“書聖”地位的造就》，《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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