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20世紀的道別》採樣於我所遊歷的半個世紀。它一邊前進，一邊選擇自己的主題。它的題目也許暗示了這是一部更深思熟慮、更客觀的作品，類似於某種回憶錄——充滿哲學思辨的小說家，或者從一份嚴肅大報退休的專欄作家，會在書中對其時代加以沉思。別給騙了喲，這個由我的報道和隨筆組成的文件夾，可遠沒有那般慎重，也並非包羅萬象。它的確鏡映了這個世界50年的進程，卻是以一種浮華得多的方式。它的本質更接近於一場展覽或一次表演，且關於其作者的內容至少與關於世界的同樣多。它的開篇有一點震撼。如果說它的收尾顯得更加謙遜，那是因為50年的書寫與漫遊生活將會讓大多數人最終更安靜一點。哪怕是鶇鳥，也只在一季的初期才帶著無憂無慮的狂喜歌唱。
本書所述時期覆蓋了20世紀的後半葉，從50年代到90年代，從二戰初停到千禧年終結。當然，按照慣例，我忍不住要說，這是歷史上一段決定性的時期，但它可能並不比其他時段更具決定性。實際上，我所書寫的這半個世紀的時代精神也許比大多數時期更幸福、更樂觀。這是冷戰的時代，當人類的資本主義部分和共產主義部分被桎梏在一種無法和解的猜疑中，世界上真的還有許多別的公共焦慮。小規模的武裝衝突頻頻發生。核彈滅絕人類的前景使人憂慮，毒品文化無情的散播更令人困擾。環境遭受可怕的汙染。艾滋病這一邪惡瘟疫出現。貧窮，甚至饑荒，還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存在。全球化的降臨——這實際上意味著這座星球日益加劇的美國化。人們環繞全球的活動變得更加容易，造成許多通常是無法預料的問題。世界人口的增長給易受影響的預言性情緒投下了陰影。
但是，儘管這一切聽起來令人害怕，還是有許多東西可以補償這些恐懼與痛苦。例如，歐洲的各個帝國從它們遍及全球的廣闊領土上後撤。在一些特定的情況下，這一過程並非總是產生有益的後果，並且被許多衝突損害，但普遍看來，它是一種有價值的承認：沒有哪個國家有權宣佈統治另一個國家。聯合國，儘管經常表現得虛弱無能，至少是國與國之間預期的兄弟關係的一個標誌。西方人正在擺脫有組織宗教的更為原始的掌控。在東方，伊斯蘭教似乎大體上還是一種保證秩序的高貴的力量，而對許多人來說，佛教是真正的世界之光。在我這半個世紀的行程中，歐洲那些爭吵不休的國家似乎正在走向聯合。生態環境的惡化導致人們對自然狀態產生了更大的興趣。半個世界的人口仍然貧苦如昔，而另一半則擁有史無前例的繁榮富足。人類的第一次太空探測似乎——至少在早年——預示著美妙的成果即將到來。
總而言之，在這個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人們變得比他們在“二戰”之前更加寬容、更加和善、更加慷慨。不論漫遊何處，我很少受到威脅，也幾乎從未被打劫。我們仍然認為——至少我是這樣想——總體上人類在朝著希望進步，斷斷續續地走向一個更加幸福的結局，不管那結局有時看上去多麼不可能實現。我想，維多利亞時代的樂觀主義重又徘徊人間，泰雅爾·德·夏爾丹的理論仍有可能被信仰：在一個幾乎無法察覺的過程中，所有的種族正在走向某個終極的和解。
無論如何，這是我自己的反應，是我自己對我那個時代的精神的看法。這是我對世界的感受的記錄。20世紀50年代初，我24歲；20世紀90年代末，我74歲；因此這本書中所描述的全球歷程也是一個生命的歷程，從青年的落幕到晚年的開場。其中那些無論如何都不夠可靠的判斷，全被生命從韶華到衰老的重大改變染了色——在某些方面，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這是一個莊嚴的過程，但在另一些方面，思考方式的任性的轉換和頭腦的改變也削弱了判斷。我們中間，很少有人能50年如一日地保持觀點和價值的連貫一致，我們不僅被經驗和成熟度影響，也被情緒、變幻無常的口味、厭煩和個人境遇左右。
這個世界的空氣中
有某種發熱的東西
2001年夏天一個下著毛毛雨的早晨，在75歲生日前沒多久，我去林恩（Llŷn）半島上一個小村子裡參加政治集會。這個半島位於威爾士左上角，是一個威爾士特性的著名堡壘。幾百個人聚集於此，表達他們的沮喪不安，因為英格蘭移民湧入導致威爾士文化和語言被削弱。
這不是一種新的焦慮。一千年來，威爾士愛國者們始終對英格蘭人的入侵充滿憤恨，有時是激烈的憤怒。然而，對我來說，這次集會表達了某種更加深遠的東西。與會者不是好開飛車、擠滿村裡的會堂或者聚集在外面聽擴音器講演的年輕的民族主義者。他們是清醒自制的、有禮貌的威爾士農村人，各種年紀都有，他們覺得自己古老的生活方式處於致命的轉捩點。他們悲哀而嚴肅地傾聽，我感到他們本能地知道，威脅他們傳統的，不僅是潮湧般的英格蘭退休者和二套房購買者，更是其背後隱現的無窮大的格格不入的影響：巨大的、尚未成熟的、幾乎無法想象的金融、科技、全球化、均質化的力量，正在壓迫他們，並開始讓他們喪失自我。
紀錄片《野性威爾士》（2019）劇照。
在我看來，遠遠地發生在歐洲邊緣的這件微不足道的事，它所關心的是世界從未聽說過的一種語言和文化，它以騷動不安的預兆而非任何激烈行動作為標誌，它是一種正讓21世紀的新世界蒙上陰影的、模糊的不適感的症狀。在這50年裡，在我的世界裡，我知道自己身在何處。老天知道，世界上有那麼多的恐怖、悲慘和痛苦，從冷戰到艾滋病——什麼時候沒有？——但就整體而言，它對我來說仍然是一個相對正直的時代，一個擁有某種承諾的時代。實際上，20世紀我正當盛年時，當我漫遊這個星球時，我總是愛幻想，某種第四世界正在形成，那是一個超越了邊界的民族，一場大離散和一個正派人的共濟會，它的價值觀有一天將會獲得至高無上的地位。
林恩半島上那些村民肯定是這樣一個善意的民族的潛在成員，但是，在2001年7月那個潮溼的早晨，他們似乎並不打算繼承這個星球。相反，他們急切的爭論和對絕望的宣告讓我感到，在這個新世紀的開始，我自己曾有過的那種充滿希望的時代思潮已然衰退，精神亦是如此。因此，不久以後我最後一次出發環遊世界，尋找接下來的時代思潮。
電影《再次出發之紐約遇見你》（2013）劇照。
我幾乎是立刻就在俄國聖彼得堡遇見了一位蘇聯紅軍的空軍上校，他孤身一人，住在一棟明顯已被廢棄並且相當破敗的廉價公寓裡，他的房間裡床沒鋪，碗沒洗，感覺很不舒服。在我看來，他像是一個笨拙的掙扎者。他告訴我，20世紀失落的蘇聯曾經是他生命的支柱。他經過一番努力往上爬，從少先隊員的紅領巾攀到紅軍空軍那滑稽的軟塌塌的帽子與巨大的肩章，接著他又突然走了下坡路，從對自己作為國家主人並且擁有特權的絕對確信中跌落到這個荒涼庭院中沒鋪好的床上。他忍不住疑惑這一切全都是怎麼了。
我馬上意識到，他是一個原型。到處都有人有和他類似的不安，有同樣迷失方向的被背叛的感覺。這個世界的空氣中有某種發熱的東西，像是即將高燒一場。美國成為一個可以隨心所欲的強權，這件事裡包含著某種有威脅和不健康的東西。科學似乎正在胡亂地修補那些幾乎擁有超自然意味的問題（一個埃及學生鄭重其事地向我保證，要不了多久，人類就能夠掌握創造生命的奧秘），關於它，有某種不祥的東西。說到互聯網，這個滲入私宅的通靈的存在，它有某種叫人毛骨悚然的東西。
“男人為了什麼？”在的裡雅斯特，有人這樣問我。“告訴我——我們為了什麼？”男女關係的巨大改變令他感到困惑，讓他沒法確定自己的新地位，就像許多女人對她們的新地位一樣。“沒錯，我是個基督徒，”舊金山一張咖啡桌上，一個女人明確地告訴我，“但是，我不知道，也不再相信和基督有關的一切。”穿過生命的中途，她發現自己的天真不幸地喪失了。“青蛙怎麼不見了？”在英格蘭，一個孩子問我。生命才開始，她已經觀察到大自然的普遍的退化。
我逐漸覺得一切
都不確定起來
世界各地的人們的融合，曾經是一個多麼幸福的徵兆，如今開始感覺受到壓制。在夏威夷，據說你必須證明自己的祖上在那座島上生活了超過一個世紀，才能在某片海灘上泊你的獨木舟。我抵達澳大利亞時，正好趕上從一艘沉沒的船上救起的450名亞洲難民被遣返回國——“人已經夠多了，”《悉尼每日電訊報》刊登一位A.普爾茲比拉先生（原文如此）的來信中寫道，“澳大利亞不是全世界沮喪者的垃圾場。”最令新時代的精神迷失方向的基本上是每一天每一分鐘都在不斷擴大的帶來阻礙與挫折的鴻溝，它橫在富人和窮人之間，酒足飯飽者與飢腸轆轆者之間，橫在擁有很多並且希望擁有更多的那些人與幾乎什麼也沒有並且什麼更好的也指望不到的那些人之間。
我們全都被弄糊塗了，在繼續旅遊時，我逐漸覺得一切都不確定起來，有時我突然想到，這種狀況甚至讓我們的思想邊緣變得模糊，並讓我們的言語變得更加不精確。在美國，有人告訴我他最近讀到的關於一部電視連續劇的評論。這段評論說，“這部連續劇，滿足了一個長期被需要的需求”——我得承認，過了好一會兒，我才意識到儘管它的句法沒問題，但意思卻明確無誤地是不確定的。
徘徊不去的對帝國主義的指責，技術的神話，種族之間的憎惡，平衡的變化，對進步的困惑，金錢與權力的腐蝕——在我看來，這一切正在抵達某種黑暗的高潮。多年來，一代接一代的老頑固與傻老頭想讓我相信世界正在走向衰落，我對他們始終是嗤之以鼻。到如今，我開始害怕他們可能一直是對的。我所感覺到的，並非朝向啟示錄般災變的猛衝，而是將我們到處亂扔亂擲的一大堆彼此分離、相互矛盾的力量，頗像是我們偶爾聽說過的，宇宙自身從一個飄浮的氣體的大雜燴中旋轉著產生時的樣子。
電影《柏林蒼穹下》（1987）劇照。
隨著年歲日長，我比以往更清晰地認識到，那個終極問題——“這一切都是為了什麼”——沒有並且永遠不會有答案。多少個世紀以來，最真誠最聰慧的頭腦用各種各樣的胡言亂語瞎扯過這個問題，從聖彼得教堂的大彌撒到施咒的巫醫。我逐漸認為，從一個時代進入另一個時代，我們最好是忽略這個謎題，照我看來，只需要一條戒律幫助我們處理事務：與人為善。這個簡單的指令包含著一切宗教的最高教誨。它靈活到足以體諒自由意志和人性的脆弱，但在核心處又堅如磐石——強硬得像聖彼得的岩石，神秘得像麥加的黑石，簡單得像英國的史前巨石陣，樸真得像佛陀的菩提樹，權威得像摩西的律法。
是的，結束旅行，登上回家的航班時，我暗自思忖，善是一條能夠透視我們的原則，作為一條生命規則它如此直率坦誠，以至於我們全都知道它是什麼意思，不需要神學家為我們解釋。沉思著這條簡單的戒律，我憶起聖彼得堡那位困惑的上校、開羅的學生、夏威夷的獨木舟主人、普爾茲比拉先生、幻滅的的裡雅斯特人、消失的青蛙、失落的信仰，還有距我家那麼近的林恩半島上那些擔憂的村民，我想象著，對善的普遍的熱誠與投入會怎樣安撫他們的全部焦慮。2001年9月10日，我沉思著回到威爾士。
在遙遠的可愛的老曼哈頓，接下來的時代思潮宣告了自身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