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黨的百年曆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征程中，堅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科學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賦予黨的創新理論鮮明品格和中國特色，著力夯實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基礎和群眾基礎，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本刊約請三位學者撰文，總結中國共產黨開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的歷史經驗，以期為新時代譜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提供歷史滋養。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懈奮鬥的歷史，同時也是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一個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篤行真理的過程。”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系有了初步認識，並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從而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早期探索，為後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不斷推進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準備了條件。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內涵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本質上是如何認識馬克思主義，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中國先進分子會聚到馬克思主義旗幟之下，接受馬克思主義並用它來思考中國命運的時候，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也就開始了。
馬克思的思想和學說在清末就有人介紹過，但嚴格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後。第一次世界大戰暴露出西方文明的缺陷，而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則為苦苦尋找救國救民真理的中國先進分子提供了一種新的選擇。1919年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及由此引發的五四運動，是中國人追求真理道路上的一個轉折點。巴黎和會召開前，中國各界對未來普遍抱有一種樂觀情緒，期待通過和會解除列強對中國的束縛和壓迫。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有關實現和平的“十四點”計劃及其後歷次演講闡明的各項原則，一度被中國知識分子認為是對自由與平等、公理與正義的捍衛。陳獨秀把威爾遜稱為“世界上第一個好人”。然而，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遭遇，將他們對自由平等的渴望連同他們對西方文明的浪漫想象一齊打碎了。李大釗說：“這回歐戰完了，我們可曾作夢，說什麼人道、平和得了勝利，以後的世界或者不是強盜世界了，或者有點人的世界的采色了。誰知道這些名辭，都只是強盜政府的假招牌。我們且看巴黎會議所議決的事，那一件有一絲一毫人道、正義、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著弱小民族的自由、權利，作幾大強盜國家的犧牲！”巴黎和會沒有實現威爾遜的“十四點”計劃和建立有美國參與的國際聯盟的構想，事實上宣告了威爾遜主義的失敗。“於是美國的幻術破了，中國數百萬的學生，活動的知識分子無出路了。另一方面又看見俄國十月革命，一面推倒了沙俄專制，一面推翻了帝國主義干涉，建立了工人國家，以前認為是洪水猛獸的，現在轉而傾向俄國了。故知識階級中起了一個分化，已有一部分傾向俄國，傾向社會主義了。”
李大釗是中國轉向馬克思主義、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先驅。1919年9月，李大釗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全面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剩餘價值學說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他指出，馬克思之前的社會主義者，其主張“不是偏於感情，就是涉於空想，未能造成一個科學的理論與系統”。直到馬克思，“才用科學的論式，把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的可能性與必然性”加以證明，使之成為一個科學的理論體系。這篇文章的發表，標誌著李大釗完成思想轉變，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轉向馬克思主義要晚於李大釗。1920年9月，陳獨秀髮表《談政治》一文，批評了無政府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觀點，主張通過“階級戰爭”的方式實現“被壓迫的勞動階級”的解放，建立“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這表明，陳獨秀也完成了思想轉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在李大釗、陳獨秀影響下，在時代潮流推動下，毛澤東、蔡和森、周恩來等一批愛國進步青年，在經過反覆的“推求比較”之後，也會聚到馬克思主義旗幟之下。先進的中國人終於“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
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大多是通過閱讀譯本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接受的過程也是理解的過程。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有兩個鮮明特點。其一，強調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和思想精髓。李大釗指出，馬克思主義理論由唯物史觀、剩餘價值學說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三部分組成，“這三部理論，都有不可分的關係，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蔡和森認為，唯物史觀、資本論和階級鬥爭學說是馬克思主義學理的根基，“三者一以貫之，遂成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陳獨秀也認為，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是科學的，正是因為它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之上。《共產黨宣言》的精髓，“正是根據唯物史觀來說明階級爭鬥的”。其二，強調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的一致性和統一性。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取得勝利，使社會主義從理論變為現實。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十分重視列寧的學說，呼籲還原被第二國際和德國社會民主黨湮滅了的“馬克思的真面目”。因此，他們接受的是沒有被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修正”過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毛澤東曾說過，他是先學列寧的東西，後讀馬克思、恩格斯的書。列寧逝世後，共產國際五大在決議中強調：“列寧主義不僅標誌著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振興，而且標誌著它的理論內容和實踐內容的擴展。”該決議還首次使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概念，並強調把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對立起來是絕對不能容忍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是革命理論和革命實踐的統一”。1925年1月21日，中國共產黨在列寧逝世一週年之際發表宣言，強調“列寧主義就是資本帝國主義專權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列寧主義才是我們自己解放自己的唯一武器”。
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指出了一條實現全人類解放的道路，是科學真理，但絕不是一成不變的教條。恩格斯指出：“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列寧也指出，馬克思的理論“所提供的只是總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具體地說，在英國不同於法國，在法國不同於德國，在德國又不同於俄國”。中國共產黨人從一開始就具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理論自覺。1919年李大釗就指出，“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麼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1921年施存統指出，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一個死板的模型，所以“只要遵守馬克思主義底根本原則就是了；至於枝葉政策，是不必拘泥的”。1922年周恩來指出，“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而實行的手段則當因時制宜”。1923年李達指出，中國無產階級究竟怎樣來進行政治運動，“這一點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並未為中國共產黨籌劃”，因此要“按照目前中國國情”來決定。1926年蔡和森指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在世界各國共產黨是一致的，但當應用到各國去，應用到實際上去才行的”。可見，注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是很多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共同特點。這表明，當中國共產黨人追求真理，會聚到馬克思主義旗幟下時，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必須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觀念就已初步確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早期探索也隨之開始。
馬克思主義是西方歷史文化的產物，是建立在對歐洲歷史、社會和經濟的分析基礎之上的。它是否適用於歐洲以外的其他地區，始終是馬克思主義在傳播過程中面臨的問題。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者在歪曲馬克思主義時，又意圖限制馬克思主義的應用範圍，認為馬克思主義只能適用於歐洲產業發達的國家。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開來時，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國家主義者、國民黨右派也以“國情”為藉口，認為馬克思主義不適用於中國。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針對所謂“中國產業落後不能搞社會主義”、“中國不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中國無產階級不具備實行社會主義的資格”等論調，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立場，論證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的適應性，從而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開闢了道路。
關於中國產業落後問題。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無產階級革命只有在工業發達的先進國家才能取得勝利，因為只有經過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才能創造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然而，十月革命的勝利證明落後國家也可以搞社會主義革命。早在1921年4月，李達在與梁啟超等人的論戰中就指出，“俄國是農業國，中國也是農業國，將來中國的革命運動，或者有采用勞農主義的直接行動的可能性”。1922年底，周恩來也指出，俄國雖然是工業後進國，但俄國的生產狀況的變動“已不復能與君主獨裁、地主專橫的制度相適合，於是乃必然地需要一個革命”。“共產社會的真實完成總是要先見於工業發達之國的。但這話卻不是說工業後進國必須等到資本主義將國內實業發展夠了的時候才去革命”。大革命時期，國民黨右派以所謂“中國經濟落後，共產主義不適宜中國”為由，進行反共活動。對此，瞿秋白指出，“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中國經濟狀況有周密的研究”，共產國際對於各國都有相當適應於當地經濟狀況，並與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相聯絡的政策，中國具備革命的條件。當然，如果國民黨右派所說的共產主義是指共產主義制度，“那麼，不用說在中國，便是在已革命的俄國，將來革命後的美國，也不能立刻湧現”。另一方面，革命的確需要一定的條件。馬克思指出：“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1925年初，一些國家主義者援引上述馬克思的詞句，認為“經濟落後的中國，舊社會的生產力毫未發展”，“必須先以資本主義求其儘量發展，才說得上什麼共產主義”，惲代英針對此等言論指出，中國舊社會的生產力固然沒有充分發展，但西歐、美國、日本生產力的發展“早已籠罩了一切經濟落後的地方”，“歐美日本生產力的儘量發展，已經為全世界舊社會組織的傾覆，與全世界新生產方式的發生，預備了一切必需的條件”。因此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已經成為“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
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在20世紀20年代初的社會主義論戰中，一些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宣稱中國社會沒有明顯的階級劃分。對此，李達指出，中國的工業雖不如歐美和日本那樣發達，但“中國無產階級所受的悲慘，比歐美日本的無產階級所受的還要大”。“中國勞動資本兩階級的對峙，在表面似乎與歐美日本不同，在實際上卻無有不同的。”“‘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土無立錐’，這兩句話不是說明中國貧富兩階級的懸隔嗎？”“中國田主佃戶兩階級的分立，是固有的。現在受了產業革命的影響，又形成了資本勞動兩階級。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的對抗越發顯明，無產階級的貧困增大，有產階級的財富增加，社會革命的機會到了。”大革命時期，國家主義者和國民黨右派都否認中國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藉此反對馬克思主義，攻擊中國共產黨。1925年惲代英在一篇文章中坦言，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反對國家主義，“正因為一切國家主義者都是要拿國家的觀念來壓倒階級的觀念”。蕭楚女也認為，國家主義者否認階級劃分和階級鬥爭，但國內混亂的時局，特別是紳商階級與軍閥妥協破壞統一的事實表明，在“國家”這個標的之下，各階級並不能“一致趨赴”，階級鬥爭不可避免。中國共產黨絕對不是像國家主義者所說的那樣要“打破國家”、“推翻本國文化”，事實上也沒有什麼“本國文化”被中國共產黨推翻過。中國共產黨“反對人們專門去講精神文明的原故，乃正因為有經濟上的不平等階級存在”。針對國民黨右派否認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言論，1925年8月30日，陳獨秀在給戴季陶的信中指出，國民黨右派的錯誤，“乃是隻看見民族爭鬥的需要而不看見階級爭鬥的需要”。由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命脈“大半操諸外國資本帝國主義之手，國內軍閥又從而破壞之”，“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張停止階級爭鬥，便是破壞民族爭鬥之主要的力量”。瞿秋白強調：“中國勞工運動的歷史事實俱在，現時工人階級所處的實際地位俱在，何以能說階級鬥爭不適合於中國國情？”他進而指出，階級鬥爭的意義不但在“麥餅米飯”之上，而且還在民族解放之上。“國民黨右派要反對國內的階級鬥爭，要否認民族解放與階級鬥爭有一方面的共同意義，並且要工人的戰鬥目標限於外國資本家，正足以見他們完全只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利益。”
關於中國無產階級是否具備實行社會主義的資格，在社會主義論戰中就已提出。張東蓀認為中國遍地皆兵、遍地皆匪，卻缺少真正的勞動階級，因此“止能建立兵匪階級的國家而絕對不能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換言之，中國並無實行社會主義的資格，還需“長期的忍耐”。梁啟超則說得更直接，他認為“社會主義所以不能實現於今日之中國者，其總原因在於無勞動階級”。針對這種觀點，陳獨秀指出，同是中國人，何以勞動階級不可靠，只有資本家可靠呢？“資本制度是制度不好，不是分子不好；政府和勞動階級不可靠，是分子不好，不是制度不好。分子不好可以改造，制度不好便要廢除了”。李達則駁斥那種認為中國勞動者素質低下的說法，認為勞動者的素質完全可以通過訓練加以提升。李達深入剖析中國無產階級所具有的特點和革命性，指出：“中國無產階級經濟上受本國有產階級的壓迫，政治上受封建階級的壓迫；有產階級直接受封建階級的壓迫；而兩者又同受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前者是三重的，後者是二重的。”“中國無產階級處在這樣的經濟的、政治的情形之下，中國共產黨乘機起來組織無產階級，企圖社會革命，在理論上、在事實上並不是沒有確實的根據的。”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中國共產黨人並不否認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他們所反對的，是以“中國的特殊性”來否定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性、否定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錯誤主張。他們揭示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論證了馬克思主義適用於中國，同時注意到中國社會的特殊性。正因為馬克思主義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而中國社會又有特殊性，所以才需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就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推進奠定了理論基礎，掃清了思想障礙。
馬克思主義是實踐的理論，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區別於其他理論的顯著特徵。馬克思主義“是為了改變人民歷史命運而創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實踐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實踐中豐富和發展的”。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選擇馬克思主義、接受馬克思主義，目的就是要用馬克思主義來改造中國。陳獨秀指出，“馬克思所以與別個社會主義者不同，因為他是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我們研究他的學說，不能僅僅研究其學說，還須將其學說實際去活動，幹社會的革命”。列寧在俄國成功實踐了馬克思主義，瞿秋白認為，列寧區別於其他社會主義思想者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他最能綜合革命的理論和革命的實踐。他不僅是坐言，並且還能起行”。可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宣傳馬克思主義時，已經觸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原則，即從理論到實踐，又從實踐到理論。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具體地、客觀地研究中國的社會歷史和文化，研究中國革命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此為依據決定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的具體任務及戰略策略，在探索中形成了初步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
首先，初步明確中國的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確定中國的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是制定正確戰略策略的前提。一般認為，最早將近代中國社會正式定性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共中央文件，是1928年中共六大的決議。但此前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決議及中共中央的一些文件，已多次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1922年中共二大根據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認為帝國主義列強操縱了中國一切重要的政治經濟事務，“中國已是事實上變成他們共同的殖民地了”。同時，因為中國社會“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農業和手工業的經濟基礎上面”，所以“在政治方面還是處於軍閥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中國共產黨據此認為，中國無產階級應該援助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的封建勢力。1923年中共三大通過的決議案使用了“半殖民地中國”的表述，強調“半殖民地的中國，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心工作，以解除內外壓迫”。中共二大的宣言和三大的決議案表明，中國共產黨認識到中國革命的對象包括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中國革命既是對內的革命也是對外的革命，包含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雙重性質。因此，中國革命的進程和結果也必然與歐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進程和結果不同。“中國國民革命前途之發展，得超過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由無產階級實際領導的國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發展資本主義的政治環境，而是要造成從資本主義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之政治環境”。中國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質及其非資本主義前途由此確立。
其次，初步形成與資產階級民主派建立統一戰線的思想。統一戰線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戰略和策略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黨人支持一切反對現存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爭取全世界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調。“在法國，共產黨人同社會主義民主黨聯合起來反對保守的和激進的資產階級”；“在德國，只要資產階級採取革命的行動，共產黨就同它一起去反對專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資產階級”。列寧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建立統一戰線的思想。他強調，各國共產黨必須幫助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解放運動，共產國際應當同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聯盟。根據列寧的思想，1922年2月和6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連續召開兩次全會，討論統一戰線問題。當共產國際在討論和擬定反帝統一戰線策略時，中國共產黨對其他黨派的態度也在發生變化。1922年6月15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第一次對於時局的主張，宣佈中國共產黨將“聯絡民主派共同對封建式的軍閥革命，以達到軍閥覆滅能夠建設民主政治為止”。1922年7月，中共二大正式通過關於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決議指出：“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現狀之下，在中國的無產階級現狀之下，我們認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資產階級的利益，而於無產階級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們共產黨應該出來聯合全國革新黨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以掃清封建軍閥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建設真正民主政治的獨立國家為職志。”1922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分析了被壓迫的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提出了反帝統一戰線的口號。對此，陳獨秀指出：“共產國際第三次、第四次大會，依據世界經濟狀況發達的程度，為東方的無產階級指示出目前爭鬥所需要的兩個策略，即民主的聯合戰線及反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中國無產階級的目前爭鬥，應該以這兩個策略為不可離的根本原則，應用在各種實際問題，以消除為中國民族發展的兩大障礙物——軍閥及國際帝國主義。”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過與國民黨合作的決議，決定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宣告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反帝反封建統一戰線的思想從理論走向實踐。
最後，初步形成工農聯盟的思想。無產階級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必須獲得農民的支持，建立鞏固的工農聯盟，這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重要理論原則。1852年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指出，隨著農民認識到自身的利益與資產階級的利益相對立，他們“就把負有推翻資產階級制度使命的城市無產階級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領導者”。而無產階級一旦獲得農民的支持，“無產階級革命就會形成一種合唱，若沒有這種合唱，它在一切農民國度中的獨唱是不免要變成孤鴻哀鳴的”。列寧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工農聯盟的思想，他指出：“只有共產黨所領導的城市工業無產階級，才能使農村勞動群眾擺脫資本和大地主土地佔有制的壓迫，擺脫破產，擺脫在資本主義制度存在時必然會一再發生的帝國主義戰爭。農村勞動群眾只有同共產主義無產階級結成聯盟，奮勇地援助無產階級為推翻地主（大土地佔有者）和資產階級的壓迫而進行的革命鬥爭，此外別無出路。”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相關論述與中國具體情況結合起來，認識到農業是中國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民佔全國總人口的大多數，“自然是工人階級最有力的友軍”。“無產階級在東方諸經濟落後國的運動，若不得貧農群眾的協助，很難成就革命的工作”。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過《農民問題決議案》，強調中國共產黨“有結合小農佃戶及僱工以反抗宰制中國的帝國主義者，打倒軍閥及貪官汙吏，反抗地痞劣紳，以保護農民之利益而促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必要”。1925年1月，中共四大再次強調，農民問題在中國特別重要，在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民族革命時代，中國共產黨與工人階級應該和農民建立“革命的同盟”。此後，隨著革命的不斷發展，中國共產黨對農民問題的認識日益深化。
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觀察中國社會、分析中國問題、制定革命方略、動員廣大民眾，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一些開創性的理論成果。這既是一個“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的過程，也是一個“篤行真理”的過程。然而，由於當時“黨在幼年時期”，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認識還很“膚淺”、“貧乏”，加上“當時黨內的人多注重實行，不注重研究”，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在一些理論問題上還不徹底。比如認識到農民的重要性，但又誇大農民的落後性；認識到建立統一戰線的重要性，但又忽視無產階級領導權，這種不徹底是黨內產生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的重要根源。大革命後期，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並在黨的領導機關中佔據統治地位，導致當國民黨內反動集團叛變革命、殘酷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時，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抵抗，致使大革命在強大的敵人突然襲擊下遭到慘重失敗。儘管如此，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早期探索意義重大，它確立了用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開啟了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歷史進程，形成了一系列關於中國革命的重要理論觀點，這些都是在探索中留下的寶貴思想財富。大革命失敗後，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深刻分析中國社會形態和階級狀況，弄清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任務、動力，創造性地解決了團結最大多數人共同奮鬥的統一戰線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工農聯盟的思想，形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成功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從而為中國革命打開了勝利之門。
（作者歐陽軍喜，系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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