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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花三月的花開花落,總讓人不由自主吟誦起詩卷中的江南美意,其中,有魚戲荷葉間的悠閒,有江花紅勝火的盎然,有樓臺煙雨的寂寥,有京口瓜州的思念。
在這個糅合了太多欣喜與感傷的時節,杜甫那首朗朗上口的《江南逢李龜年》自不能少:“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一作值)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這首詩看似波瀾不驚,實則韻味無窮。不過,詩中“江南”何在,李龜年又何以與詩聖惺惺相惜,兩人最終如何收場,皆值得一探究竟。
今天,說到“江南”,大多人的理解可能是今天的長江三角洲,也就是常言的“包郵區”。不過,杜甫時的江南面積遠遠超出這塊三角洲。
江南道的設立始於貞觀十年(627),這一年,以廢揚州大都督府之越州都督府,廢潤州都督府之蘇、湖、杭、睦四州,並割山南道洪、潭、黔三州都督府為江南道監理區。到了景雲二年(711),割江南到洪、潭、黔、播四州都督府及直屬饒、江、鄂三州置江南西道監理區,以洪州刺史兼充江南西道按察使。這是江南西道的“正式登場”。
《元和郡縣圖志》中關於唐代江南道潭州(今長沙)的記載
依據杜甫詩作,大體可以推測其人生軌跡。765年,杜甫正式離開成都草堂,開始了順江而下、輾轉不定的回鄉路。他以病弱之軀,停停走走,四年之後,也就是大曆四年(769)的二月初,來到潭州(今長沙),但很快就去了衡州(今衡陽),夏天又因故返回潭州。次年(770)春天,正是在那裡,他遇到了故知李龜年。
兩人此次重逢的時間、地點,除了杜甫那部“詩史”裡所記載的個人軌跡圖,多依據唐人鄭處誨的《明皇雜錄》和範攄《云溪友議》推斷,而杜甫對該詩的版權也主要依據這兩處記載得以確立。
《明皇雜錄》載:“唐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彭年、鶴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踰於公侯。宅在東都通遠裡,中堂制度甲于都下。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賞,為人歌數闋,座中聞之,莫不掩泣罷酒。”書中提到杜甫贈詩,卻未提及具體在江南的何處相逢。
《云溪友議》則載:“唯李龜年奔迫江潭,杜甫以詩贈之曰:‘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值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至此,他們相見的地點可以確定。按照當時行政區劃,潭州屬於“江南西道”,被稱作“江南”也屬自然。
題有《君生我未生》一詩的唐代長沙銅官窯瓷瓶(長沙博物館藏)
兩位“巨星”的命運軌跡交匯於今天不被看作江南的長沙,才有了這首傳頌千古的名詩。
這是兩個“天涯淪落人”的相見。只不過,與白居易《琵琶行》江州司馬與琵琶女的“不相識”相比,李杜是舊相識。
既是“又逢君”,他們的初見在何時呢?據考證,很可能是四十多年前,證據同樣藏在詩聖的詩中。彼時,杜甫還是個十四五歲的後起之秀,在文壇嶄露頭角,意氣風發:“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壯遊》)
重逢這一年,杜甫已是59歲高齡。李龜年則因記載缺失,年歲難詳,不過從其經歷來看,應該也已是飽經風霜的老者。
此時的杜甫,早失卻了《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中的“欣喜若狂”。安史之亂雖已結束七年,但家國動盪依舊,是次還鄉之旅也是一路坎坷不平,全然不是原本設想的“青春作伴”那般輕快。
相比杜甫,李龜年的人生際遇遭遇落差似乎更甚。開元時期他備受愛好音樂的玄宗寵幸,紅極一時。此時境況已如雲泥之別,如同時代興衰鉅變的註腳。清代戲曲家洪昇在《長生殿》中給他安排了不少戲份。前面是教練梨園弟子們抓緊排練《霓裳羽衣曲》,後面則是國破家亡而流落江南、沿街賣唱的落魄。他在劇中如此訴說自己身遭的不幸:
“不提防餘年值亂離,逼拶(zā,逼迫。——編者注)得歧路遭窮敗。受奔波風塵顏面黑,嘆衰殘霜雪鬢須白。今日個流落天涯,只留得琵琶在。揣羞臉上長街,又過短街,那裡是高漸離擊築悲歌,倒做了伍子胥吹簫也那乞丐。”
劇作家如此安排,應是在包括杜甫這首名篇等在內的材料啟發下得來。細想之下,李龜年確實是劇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云溪友議》另載,李龜年曾在湘中採訪使宴上唱了王維的名詩《紅豆》,又唱了他的《伊州歌》:“清風朗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徵人去日殷勤囑,歸雁來時數附書。”曲終,“合座莫不望行幸而慘然。”
之後記載更有幾分奇幻:“龜年唱罷,忽悶絕仆地;以左耳微暖,妻子未忍殯殮,經四日乃蘇,曰:‘我遇二妃,令教侍女蘭苕唱祓禊畢,放還。’且言主人即復長安,而有中興之主也。謂龜年有何憂乎?”
二妃自然是舜的兩個妃子娥皇、女英。李龜年唱得“情到深處”,之後一睡四天,特別是二妃託夢告知唐軍收復長安、大唐即將中興的預言,頗具小說家言的氣質,獨不可作為信史。
回到杜甫的詩篇,“落花”生出無限感慨。那麼,落花如雨中,杜甫和李龜年兩人談了些什麼呢?很可能是往昔念念難滅的“開元全盛日”,以及安史之亂以來的人生悲愴,還有共同相識的生死離索。
從長安、洛陽到兩人都不曾想到的江南潭州,“落花時節又逢君”,一個“又”字,其間相隔四十餘載。兩人同是出生入死,又同是流離失所、老境艱難,對國家命運的痛惜,對世事時局的憂慮,還有對未來的渺渺希冀,都如江水滔滔,一瀉千里。
幾十年間滄桑轉換,濃縮於短短的一首絕句。全詩沒有一字一句發出感慨,卻是滿紙深情,愁緒萬千。杜甫的絕句名篇並不多,除了這首,便是那首“兩個黃鸝鳴翠柳”,正如清代人邵長蘅評價,“子美七絕,此為壓卷”。
先說詩聖杜甫。這一年四月,潭州爆發了臧玠之亂,杜甫舉家逃往衡州。在衡州,他接到任職於郴州的舅父崔偉書信,便前往投奔。時逢夏季,湘南洪水氾濫,船在耒陽被困五天斷糧,幸得耒陽縣令聞訊後送來酒肉解困。
無法繼續南下,杜甫一家只得再返潭州,暫歇數月。這年深秋,杜甫決定北歸。船行至岳陽一帶,貧病交加的詩聖客死他鄉,終未完成自己原來規劃的“便下襄陽向洛陽”。
比起杜甫,樂聖李龜年之後經歷的“悲情”就少了很多,他最後很可能回到了長安,不過,此時已經物是人非,他再也沒有了當年意氣。《全唐詩》裡收錄了“大曆十大才子”之一李端的一首《贈李龜年》:“青春事漢主,白首入秦城。遍識才人字,多知舊曲名。風流隨故事,語笑合新聲。獨有垂楊樹,偏傷日暮情。”
李端該詩的知名度自然遠遠不如杜甫那首。其中的李龜年,深感風流不再、故人離去,只留下一個孤獨、蒼涼的背影。
時間過去了1200多年,長沙依舊流淌在花開花落、雲捲雲舒的歲月中。李龜年的樂聲早已遠去,那二十八個字的詩句卻餘音在耳、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