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皮村，藏著中國最慘詩人

2004年，東莞虎門街頭。

一名工人提著剛買的早餐，和工友走在馬路上，被一群警察圍住。

“暫住證有沒有？”大家紛紛搖頭，於是，這群“流民”都被抓去了派出所臨建的房間裡。

“跑還是不跑？這房間像我老家的豬圈”，開頭的工人心想。他敏銳地發現看管他們的人都去吃飯了，“豬圈”的門忘了鎖。

他咬咬牙，一溜煙衝了出來，一路找草叢和樹林做掩體，躲在樹影間半小時不敢出聲。直到確定沒有人追來，他才順著人流從公園慢慢走回工廠。

這名工人叫胡小海，時隔近二十年，他仍然清晰地記得當年的場景。

那年，他即將十七歲，已有一年打工經驗，那次經歷讓他感覺有些不對。

“我在路上跑著跑著，感覺自己就像鬼一樣，要東躲西藏。”

非人非鬼的工廠生活，小海又過了十二年。

十二年裡，他終日面對電子元件與材料，重複瑣碎的手頭工作，感到痛苦、破碎、迷茫。

長期以來，我國的流水線工人都面臨著與小海同樣的困境，他們為億萬件形形色色的商品付出了心血，但他們的勞動，既不被看見、也不被理解。

富士康流水線工人許立志，曾寫過“我嚥下一枚鐵做的月亮，他們管它叫螺絲”等絕句，後從高樓上一躍而下，用生命終結了工廠對他的異化。

煤礦工人陳年喜，因寫詩抒發農民工困頓情緒一炮而紅，但，隨之而來的是一紙“塵肺病”確診通知。

胡小海農村出身、15歲就輟學進廠打工，他的命運軌跡與千萬小鎮青年的人生並無二致，甚至有些“普通”，但不同的是，他在中途，意識到了“這樣的生活似乎是不對的”。

他沒有繼續那條“平庸”的路，他逃出了工廠和車間，走向了北京皮村，“一片更廣闊的精神天地”。

偶爾，他也會想起在工廠時的夢魘經歷，他寫下了幾百首詩，抒發十二年裡對於車間的憤怒，抑或是，恐懼。

在他的故事裡，我看到了很多人——那些在工廠流水線、在寫字樓格子間裡，被束縛和困住的人，也看到了一種頑強的抵抗。

以下是胡小海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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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胡小海，我的人生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悲劇。

15歲那年，我輟學了。我家在河南農村，一共四姐弟，升高中那年，我爸說，“你和你哥，只有一個能上高中”，我知道家裡供不起，就把機會讓給了我哥。

儘管後來，他也和我一樣走上了進廠打工的道路。書是讀不下去了，這可能就是宿命。

2003年夏天，我正在地裡鋤花生，村裡一戶有電話的人來通知我，技校老師打來的，說非典過去了，讓我去廣東打工。家裡七拼八湊地拿出一千多的費用，我就和才認識了一個月的同學一起上了南下的綠皮火車。

那是我第一次出遠門——火車轟隆隆的聲音，一度讓我感到新鮮。但到了下半夜，我就覺得極度疲憊。我的大腦告訴我，“我想休息”，但無處可逃，學校買到的是站票，我只能在盲腸一般的車廂裡找到一處狹小的連接區域，我試著眯會兒，但一閉上眼，就會被火車的噪音吵醒，那種感覺就像一秒鐘被掰成了兩半過，我的頭也疼得快要炸開了。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活著的疼痛”。

進工廠後，疼痛接踵而至。

首先是肉體上的，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收音機廠，上夜班。我負責用小刀刮塑料殼，但我不小心打了瞌睡，刀片就立馬把我的手割開了一個口子。流水線的要求很嚴格，我沒法隨意離開座位，組長隨手給我遞了點衛生紙，我擦了擦，這才止住血。我埋頭堅持到早上下班，發現我的手指頭已經化膿、腫脹了，碰哪兒都感覺疼。

在工廠，大家都活得很“糙”，同事幫我擠了膿包、塗了點藥，我才好起來。後來，我去鄭州富士康打工，我們宿舍的人買的襪子都一樣，十塊錢七對，很容易弄混，無塵鞋也老穿錯，我稀裡糊塗地染上了腳氣，又癢又疼。有人告訴我，要在白天走到黃河灘上，把腳放進滾燙的沙子裡“殺菌”，我照做了，太疼了，真的，完全是刺痛。

我的手上有過一些疤痕，小刀割的、針扎的，當然，都是小傷，但每次紮下來時，我都瞬間不困了——這是工廠留下的印記。

但更可怕的還是精神上的疼痛。

我待過很多家工廠，少說也有三四十家，從南到北，從珠三角到長三角，從江南到河南。電子廠和服裝廠居多。流水線的工作雖然不復雜，但很繁重，我們得連上十六七個小時班，手裡重複做同一件事，縫紉機的針在我眼前彈上彈下，消耗人的精神。你想想，可不可怕？人不像人，像機器，沒有任何感情。我們做的衣服是高仿，質量也不怎麼樣，我有時候會猜想，買到衣服的人到底能穿幾次？可能很快，它的歸宿就成了垃圾桶。

有很多次，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創造價值，還是製造垃圾。

其實十六七歲的時候，我還有精力工作，也有新鮮感，到了二十七八歲，活力就下滑了。我承受不了這種長期的超負荷工作。實在熬不住時，我會找藉口去廁所，定個七分鐘的鬧鈴，躲去走廊的長椅上睡一會兒。幾天後，我被線長抓住，當場就被開了。

在東莞的時候，工廠即便晚上沒有工作，也不讓人睡覺，就必須在工位上坐著。我現在也不明白這是為什麼，除了剝削之外，我想不到其他形容。

我以前想過，我們創造的價值遠高於工資，但人家就要這麼把你壓著，你有什麼辦法？

我知道這種生活不太對勁，我當時自詡“有志青年”，但流水線的工作讓我看不到未來。

零幾年的時候，街頭巷尾都流行《老鼠愛大米》和《兩隻蝴蝶》。但我不愛聽，我喜歡聽《藍蓮花》和《怒放的生命》。汪峰那一嗓子吼出來，“我想要怒放的生——命——”，我心想，太厲害了。這種搖滾有一股磁力，一直在吸引我，讓我不得不聽。

瞭解汪峰後，我才知道他也是受了西方的影響。於是我接觸了鮑勃迪倫、艾倫金斯堡，很多“垮掉派”的代表人物，傑克·凱魯亞克的《在路上》，你知道吧？他寫出了我每天面對機床和流水線的心聲。

我最喜歡艾倫金斯堡寫的《嚎叫》：

“我看見這一代最傑出的頭腦毀於瘋狂，挨著餓歇斯底里渾身赤裸，拖著自己走過黎明時分的黑人街巷尋找狠命的一劑。”

這首詩很長，但我實在太喜歡了，想打印出來。我溜去工廠外邊的打印店，一共打了六張紙，就這樣把它們放褲兜裡，趁中午吃飯的間隙從褲兜裡掏出來看看，每看一句，我就有“又把自己從深淵裡撈起來了”的感覺。

有一次，同事看到了這首詩，說我在看“小黃文”，我覺得特別無奈，這麼偉大的作品，你就把它當成黃書？他還把我的紙搶走了，鬧著玩嘛。但我有時真的感覺很孤獨，好像自己根本不屬於這裡，但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屬於哪裡。

我慢慢開始做一些抵抗。我會在單子的背面自己作詩，模仿鮑勃迪倫的歌詞寫我的困惑。

其實我也必須這樣做，我覺得如果我再不寫點什麼，就一定會發瘋。2014年，寫“我嚥下一枚鐵做的月亮”的許立志跳樓了，雖然我還沒到跳樓的程度，但我也非常痛苦。

我在工廠追過一個女孩，她剛出學校不久，我老找她聊天，請她吃過兩次飯，結果沒過多久，她就被另一個條件更好的小夥子追上了。

我很沮喪，在車間坐我旁邊的江西大姐老石總是安慰我，她是我們班組組長，人特別好，我知道我和老石沒有什麼精神上的深入交流，不是同一種人，但她多少緩解過我的困惑。

我給她寫過一首詩：“老石，我有未來嗎，你知道未來是什麼樣子嗎。”

我那時也有點叛逆，和主管吵過架，因為他老要求開無意義的早會，還不讓我去看汪峰的演唱會。我心想，憑什麼？我請假也要扣工資，你憑什麼不讓我去？我在辦公室裡穿著工裝扭頭就走，我就要去看，工廠又不是離了我就不轉了。

同時，我也覺得可笑，工作這麼久，我感受到的是深深的異化，我們不是人，是機器。但當你要請假時，你又變成“重要的人”了。

我還找他幫離職的初戀要過工資，那是2010年，發生在追女孩之前。

她會和我聊汪峰，還知道寫詩的李煜，可惜後來她回四川老家了，分開那天，我追著火車跑，像拍電影一樣，荒謬。結果回去沒多久QQ就被拉黑了。

大部分時候，我找不到自己的存在。

同事們沒有我痛苦，他們想得不多，每天正常下班、吃飯、交朋友，沒什麼大煩惱。我和他們關係也不錯，但每個人心裡的孤獨都無法言說，沒有人能和我交流這種“不對勁”的生活。

工廠裡的大姐，包括老石都勸我老老實實幹活、存錢結婚，別想那些有的沒的。我也一直在幹活啊，但是存不到錢，更結不了婚。

我見證了十來年相親史的變遷，彩禮從八千八到二十八萬，見面方式從騎自行車到開小汽車，我就是脫了鞋、光著腳，追也追不上。我對自己的現狀很困惑，不知道生活為什麼是這樣，在周圍人眼裡，我成了那個“無法理解”的人。

我想逃跑。

我當時就這樣想，一定要跑，但我能跑去哪兒呢，我不知道。

大部分時候，我還是乖乖坐在車間踩平車，做那些高仿的耐克和阿迪。

可能是上天安排，我有了一次逃跑的契機。當時我在蘇州服裝廠做工，那時候是4月份，春雨綿綿，我借住在七子山腳下的朋友住所，早上得趕車去工廠上班。我跑啊跑啊，到地方發現公交剛開走50米。我心想，完了，要遲到了，遲到就意味著被班長訓、被扣工資，不管我多努力跑過來想要趕車，車還是走了，人家也不會聽你的藉口。

那一瞬間，我突然意識到我這麼多年來一直過著一種“非人”的生活，很多委屈、不甘都在心裡爆發了。

我像發瘋一樣，扔掉那把破傘，朝著工廠的反方向開始狂奔。

我淋著雨一路跑到了郊區，馬路兩邊有很多其他工廠，我又繼續跑，終於看到了一片油菜花田。站在那兒的時候，我呆住了，我覺得油菜花好美，明明生命也是那麼美、那麼溫柔、那麼豔麗，但為什麼我的內心那麼糾結、那麼痛苦、那麼荒蕪？我那一整天都曠工了，在花田裡思考自己的出路。

我沒有想出解法，第二天又回去上班了，被班長狠罵了一頓。

在進蘇州的工廠前，我也嘗試了轉行。我在蘇州的金雞湖邊賣過爆米花，但生意不好，又推著車和煤氣罐走了幾十里路，去蘇州城的西南角賣，到那兒還真打開市場了，我用賺來的錢買了一本《海子的詩》，二手的，5塊錢，這本書我走哪兒帶到哪兒，一直到現在還留著。那段時間我挺開心，又自由，想不想出攤全憑我自己。

我還花300塊報了個吉他學習班，十節課，我心裡一直有做搖滾音樂的夢想嘛。我練得可認真了，但就在我練到和絃轉換時，老師無緣無故消失了，沒人上課了。這對我來說是個打擊，有些事就得一鼓作氣做完，你能理解嗎？再後來，就到了夏天，沒人吃爆米花了，我也就不幹了。

快遞小哥，我也當過。在上海外灘那塊兒，我跟著圓通快遞幹過，師傅說，“堅持做啊，過幾個月你就能拿五六千一月，再過幾個月就能承包一個區了”，結果我沒幹一個月就嫌累，跑路了，現在想來真後悔。

緊接著，我又去做房產中介，也是沒做幾天，被老闆開除了，他說“我覺得你不適合幹這行”，我心想也是，一個整天想音樂、寫詩、嚮往自由的人，在別人眼裡確實是異類。

我沒少幹推銷的活，當時做一個按摩儀的地推，整天要對著陌生人給她體驗按摩，這事真的需要厚臉皮，老闆也天天在辦公室給我們打雞血，喊口號，我覺得，簡直是在騙人嘛。

我真的嘗試了很多方向，我那會兒帶著自己的原創歌曲，跑到《中國好聲音》節目組參加海選，我唱了《我愛你中國》，還沒唱到副歌，導師就說，ok，ok，可以了。

我不甘心，又跟著送外賣的混進節目組總部，帶著我自己寫的詞和裡面的員工使勁溝通，我說，這節目應該多做原創。他們當然沒怎麼搭理我，讓保安把我趕出來了。

我的嘗試都失敗了。

兜兜轉轉後，我又回到了蘇州的服裝廠，我的確沒有辦法了，工廠對我而言最熟悉、最安穩，或許也最痛苦。這些痛苦一直積累，才有了跑到油菜花田那一幕。

我坐在車間裡踩著平車，又換到嘉興的電子廠做九陽豆漿機的基板檢測，整天插電阻，一天要重複成千上萬次。

我再次成為了機器人，但我是“醒”著的機器人，因為那會兒，我心裡想的已經全是搖滾、詩歌了，當然，還有我的失敗。

那些文藝作品它們喚醒了我對現狀的反思、對自由的追求，但是，反思過後呢？追求之後呢？有時，我真的覺得“夢醒了還不如不醒”，如果一直不思考這些，或許我會更加“幸福”。

痛苦、愈加痛苦、痛苦得快要窒息，我心想，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我一定會在工廠瘋掉。休息時，我會跑去錢塘江看潮水，看完後，我能平靜一會兒，但始終解不了癥結。

我把自己寫的詩和困惑分別在微博私信給汪峰、張楚、鄭鈞這些做搖滾的音樂人，其實我根本沒期待過回覆，只是當作一種表達的出口。

結果，張楚大哥回我了，他回了一朵玫瑰花。

我覺得我的人生有轉機了。

我迎來了我的第二次出逃，這次，我成功了。

2017年後，我再也沒回過工廠。

張楚大哥回我後，我和他來來回回聊了一年多的天，他看過我寫的詩，把我推薦給了新工人樂隊的主唱，多哥（許多）。新工人樂隊是在皮村的工人之家做起來的，你可以理解為給農民工服務的公益機構，我聽了樂隊的歌，專唱工人的苦悶，我心想，太好了，這不就是我想做的事嗎？我要去做音樂，我要去搞文學。

我買了一張從杭州出發的特價機票，連夜趕到北京，揹著大包小包的行李，覺得自己特落魄，但心裡又止不住開心。剛落地，我就坐地鐵跑去建國門“朝聖”，因為汪峰的《晚安北京》是在這兒寫的。那段時間，我在798晃盪著找工作，在網吧包夜被偷手機，我隱隱覺得，一切可能沒自己想的那麼簡單，沒錢的時候，我也很擔心。

我感覺，工廠似乎一直佇立在我的身後，一不小心，我就得被工廠“吸”回去。

還好，後來，我被人介紹到皮村公益服裝店當店員，一干就幹了六年多，一直到現在。

這份工作有些瑣碎，但很自由。每天早上九點開門，晚上九點關門，服裝都是捐過來的，最貴的羽絨服我們也就賣35一件，短袖8塊。來買的人都是工友，很多人提著行李袋過來大采購，一挑一兩個小時，一百多塊錢，能買很多衣服。我有時候也會恍惚，看到這些衣服、褲子，我會想到自己在服裝廠的生活，但隨即又慶幸，還好現在不在廠裡了，幸虧是不在了。

鬱悶時，我就會去溫榆河邊轉轉。落日照著大河兩岸的風物和形形色色的人群，無論是花盛開還是凋零，不管你是快樂或是悲傷，都會不可阻擋地被一個巨大的黑影吞噬掉。

冬天的時候，我會在溫榆河面滑冰，大部分人都不會上去，我倒覺得沒什麼，可能人經歷的痛苦多了，膽子也大了。我性格還是挺荒誕的，愛做這些別人不太能理解的事。

但偶爾，我也會想，要是真掉窟窿裡了，也挺慘的，第二天上新聞頭條，《某青年因滑冰掉落溫榆河溺亡》，那就真諷刺了。

皮村還有一個文學小組，我把它當成我的精神支撐。

文學小組每週六晚上都上課，免費的，想聽就能聽，來上課的都是大學教授、知名作家，師力斌、袁凌、餘秀華、陳年喜都來過。一開始，我只敢在教室外邊晃盪，以為是大學生在這上課，進去後才知道，裡面全是和我一樣的人。

有家政工、頂棚匠、保安、群演，也有很多打零工的人。我們每週六都聚在這裡，討論自己的生活和困惑，在這裡，沒人嘲笑我，大家互相看一眼就明白，誰的生活都不容易。

我在皮村上班四天，範雨素就因為那篇《我是範雨素》火了。當時有很多媒體過來採訪，我們都沒見過這陣仗，範雨素直接躲起來了，不肯見人。

我讀完後，心想，原來這也能寫？這不就是我們身邊每天都在發生的事嗎？

我寫得也勤了，主要還是寫詩，把詩當成歌詞寫，我一會兒給你唱一首，我寫的《我從未將自己找到》。張慧瑜老師還幫我把我的詩變成了一本集子，名字叫《工廠的嚎叫》，我想向艾倫金斯堡的《嚎叫》致敬。

文學小組這些工友是我可以交流的朋友，我們談論詩歌、文學、夢想，我會彈吉他給他們聽，大家也很捧場。我開始找回一些生活的實感，至少能看見自己的存在了。

就像現在你在採訪我，若干年後，很多場景我可能會忘記，但我會記得今天下午我們在談論文學，這樣就很好了，對吧？

我有時也會想，現在在工廠打工的那些年輕人是什麼心情？會和我當時一樣嗎？

後來，我上了《朗讀者》，和董卿、範雨素還有其他工友一起，燈光打在我臉上的時候，我確實感覺生活不一樣了。以前在車間，沒想過這茬事，每天都只有眼前無盡的繁忙。

當時，還有個導演來皮村拍紀錄片《我們四重奏》，我是主角之一，影片還在平遙國際電影展拿了最受歡迎獎。只是後來由於某種原因，不能公映。是可惜，但能有什麼辦法？

那時，我剛離開工廠，紀錄片剛好拍到了我精神的恣意汪洋和身體的最初解放。那勁兒，很對。裡邊還有我回家相親的經歷。來北京之前，我去鄭州“追愛”了，我和那女生聊了幾個月，就辭了職決心去鄭州工作，但到了後，她對我說，“我倆不合適”。我於是喝多了，躺在床上抱頭痛哭，把這十幾年的痛苦都發洩出來了。

我有時候就覺著，自己怎麼這麼悲劇呢？但哭完後，還得站起來，差不多得了，不然菜都涼了。

這些情緒，以前可能沒人明白，但在北京，我覺得沒那麼孤獨了。我也挺愛折騰，參加了2017年的《打工春晚》，崔永元大哥主持的，現在也組了個小樂隊，雖然我水平不怎麼樣，但總歸，有生活了。我感覺自己心裡有一些非常堅硬的東西，慢慢融化掉了。

現在，我是《新工人文學》的執行主編之一，這是皮村文學小組自己編的期刊，我負責篩選詩歌。看到投稿後，我也能體會到有些作者的心情，和我當年或許是一樣的。

長久以來，我們這個階層的人是沒有聲音的，沒人看見我們、沒有聽我們說話。範雨素讓大家聽見了，皮村文學小組讓大家看見了，這很重要，陳年喜大哥不是寫那本書嗎？叫《活著就是沖天一喊》。

我們寫、我們創作，就是為了告訴這個世界，“我們在場，不要遺忘”。

偶爾，我還是會做夢，夢見自己在做口袋、踩平車，在車間裡出出進進，我覺得，這是噩夢。前兩年，人民大學一名學生給我寫了一篇《出車間記》，我很喜歡這個標題，有點像《出埃及記》，她描述，“車間存在於離小海後腦勺三釐米的地方”，其實挺精準的。但我花了這麼多年從車間逃出來，走到北京，走到這裡，我絕對不要再回去了。

媒體在皮村來來去去，曾經還有上海的記者專程過來採訪過我。這些人就像一陣風似的，我剛開始還覺得挺有意思，聊聊天，剛好梳理一下自己的往事，後來我就覺得沒意思了。

我知道很多報道會這麼描述我，“初中文憑，他來北京當詩人”，“皮村鮑勃迪倫”，諸如此類，先不說我有沒有那個水平，這些標籤給我的感受還是一套成功的敘事——一個工人憑藉自己的力量跑出了束縛他的工廠，還過上了功成名就的生活。

但我心裡明白，不是這樣的，這不真實，真實的說法，就是根本沒什麼勵志故事。

我沒覺得文學和音樂改變了我的處境，只是說，我的精神終於找到了一塊能落腳的地，在這裡，至少我不會被當成異類，就算是，那又怎樣？我就是胡小海，但再小的海，也是海。

其實，我的生活沒有發生任何本質的變化。月薪三千，扣掉五險一金到手兩千多，疫情的時候還發不出工資。我一共收過一萬多塊的稿費，但整體而言，也算不上什麼錢。我也想多寫，但水平有點跟不上，這幾年，慢慢寫得少了，心裡那股勁消退了很多。

可以說，除了自由，我一無所有。

到北京後，我確實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但我會想，逃離車間之後，我到底是幸運，還是不幸？

我不太確定。

我以前在工廠時，拿的是最低工資。到北京後，還是最低工資。我身邊有人學中醫，一個月就能賺一萬多，還有賣菜的，一個月能掙個萬兒八千的。前段時間，我有個同學來北京出差，來皮村看我，看到城中村破舊凌亂的環境，他困惑問我，“這是北京嗎？怎麼看上去和老家差不多。”

我就想，人是真的不能和別人比，一比才知道自己的生活狀態有多不正常，平時我還能安慰安慰自己，湊合過日子。

我也想過，如果自己沒有輟學，一路讀下來了呢？其實也不一定會有變化，我還是會困惑、迷茫，只不過，會是一種別的迷茫。我覺得這是人類共通的命運，不管在哪兒，我心裡都會有痛苦。在車間，我感到被束縛的痛苦，在皮村，我有不被看見的痛苦，在其他地方，我會有其他精神上的痛苦，正和你們現在所受的痛苦一樣。

我沒讀過什麼書，可能也就這樣了。有時我也羨慕那些早早放棄不切實際的浪漫幻想的人，他們有家庭、看著穩定，不像我一樣無所依託。

所以我會說，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悲劇——撲騰了大半輩子，什麼也沒撈著，許多人和事，都是過場戲而已。我今年36歲，從“有志青年”成了“喪志中年”，但我卻覺得我好像沒有長大過。我的生命停滯在了車間裡，我只能看著自己一天天衰老，時間的流速時快時慢，總之，我是老了。

你說，悲劇的原因是什麼？是宿命嗎？因為，人各有命？但我也很努力地抵抗過了，沒有用，我也不怪自己。

偶爾，我會想，如果十五歲那年，在地裡鋤花生的那個下午，我沒有接到技校的電話，也沒有上那趟綠皮火車的話，我的人生會變成什麼樣。

或許，我命該如此。

參考資料：

1、網易人間工作室，《皮村詩人小海：我是失敗的未婚大齡青年》，胡留帥；

2、新工人文學，《出車間記》，張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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