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墓誌研究（全2冊）
王連龍 主編
叢思飛、胡宗華、黃志明 副主編
ISBN：978-7-5228-1036-2
2023年4月/398元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內容簡介
在黨中央號召之下，作為中國古代優秀傳統學術門類的金石學在近年來煥發新春，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其中佔據大宗的中國古代墓誌文獻，又是研究熱點和前沿之一。本書邀請了國內外學術界墓誌研究領域的四十名專家，就墓誌研究進行深入論述。全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通論”，按時代順序收錄歷代墓誌研究綜述，下編為“專題”，為墓誌專題研究成果。本書的出版將在為當代金石學研究提供理論支持的基礎上，努力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增強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國際影響力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目 錄
上編 通論
賈小軍 近年來十六國墓誌及相關研究述評／3
朱智武 東晉南朝墓誌研究綜述與理論思考／14
趙海麗 近年來北朝墓誌相關問題研究綜述／31
周曉薇 王其禕 致遠當安步：新世紀以來我們研究隋代墓誌銘的回顧／59
氣賀澤保規 近年中國唐代墓誌的整理研究史概述——《新編唐代墓誌所在總合目錄》前言／100
胡耀飛 謝宇榮 五代十國金石文獻的基本特徵和研究現狀／109
仝相卿 宋代墓誌碑銘研究及整理綜論／137
王新英 祝賀 遼、金、党項西夏墓誌研究／152
苗霖霖 金代墓誌研究述論／232
黃志明 王力春 元代墓誌著錄與研究概論／244
邵磊 新出土明代墓誌的特點與價值／265
何山 清代碑刻文獻整理研究的回顧與前瞻／328
仇鹿鳴 十餘年來中古墓誌整理與刊佈情況述評／358
孫正軍 近十年來中古碑誌研究的新動向／379
劉琴麗 近七十年來中古墓誌的整理與研究／398
王連龍 南北朝墓誌著錄源流述略／417
馮立君 北朝隋唐遼東古族碑誌的著錄與研究／458
周偉洲 吐谷渾墓誌通考／486
榮新江 中古入華胡人墓誌的書寫／506
張銘心 高昌墓磚書式研究——以“紀年”問題為中心／524
毛陽光 唐代洛陽粟特人研究——以出土墓誌等石刻史料為中心／541
拜根興 入唐高句麗移民墓誌及其史料價值／559
周 峰 二十一世紀新見金代墓誌敘錄／571
下編 專題
趙超 試談標誌墓葬制度的起源——銘（明旌）與徽記的考察／603
程章燦 墓誌文體起源及其與僑姓世族之關係／613
任昉 古代墓誌的材料來源問題／629
樸漢濟 著 李椿浩 譯 魏晉南北朝時期墓葬習俗的變化與墓誌銘的流行／640
張銘心 十六國時期碑形墓誌源流考／674
劉鳳君 南北朝石刻墓誌形制探源／696
華人德 談墓誌與書法／708
叢文俊 魏碑體考論／726
劉天琪 古代墓誌蓋“題銘書刻”及相關問題／743
王慶衛 韓 釗 傅清音 唐代墓誌志蓋鋪首紋飾之文化蘊意探析——以碑林新藏墓誌為例／751
朱智武 六朝墓誌的撰者與書人身份辨析／760
魏宏利 北朝墓誌之撰人及其相關問題／767
徐衝 從“異刻”現象看北魏後期墓誌的“生產過程”／782
胡可先 中古墓誌銘的文體形態與書寫規則／804
江波 唐代碑誌制度性撰文研究／831
孟國棟 寫本·刻本·拓本——唐代墓誌的生髮、篆刻與流傳／861
何德章 偽託望族與冒襲先祖——以北族人墓誌為中心／874
陳爽 出土墓誌所見中古譜牒探跡／883
王素 任 昉 墓誌整理三題／922
羅新 新出墓誌與現代學術倫理／932
陸揚 從墓誌的史料分析走向墓誌的史學分析——以《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為中心／935
楊向奎 義例研究在墓誌文獻整理中的應用——以唐五代墓誌為中心／958
梁春勝 隋唐碑誌疑難字考釋／968
趙振華 近代洛陽復刻偽造的墓誌及其惡劣影響／980
劉燦輝 洛陽北魏墓誌的作偽、考辨與鑑別／1015
王連龍 叢思飛 碑誌辨偽通例／1033
郭茂育 墓誌拓片著錄初探／1045
張居蘭 墓誌文獻數字化建設初探／1052
穆荷怡 石刻文獻類數據庫的簡析與展望——以商業數據庫的知識化建設為核心／1058
序言
談墓誌學的建立
在我年少的時候，母親經常教導“恩欲報，怨欲忘；報怨短，報恩長”。在本書編撰過程中，承蒙諸位前輩學者、業界精英、青年才俊關照，撰寫新文，潤色成說，都給予本人以無私的幫助和大力的支持。“芸香濃處多吾輩，廣覓同心敘古歡”。作為編者，我真誠地對全體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謝！並將論文收錄及修改等情況，在書中文下進行明確說明。
在感謝之後，我也想趁此機會談一談對墓誌學的看法。墓誌學是石刻學的一個分支，以墓誌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墓誌發生、發展、整理和利用的一門學問。“墓誌學”的提出，以及對其研究體系的關注，始於我在2013年出版的小書《新見隋唐墓誌集釋》。該書“後記”寫道：
計劃在個案考證基礎上，再昇華至理論深度的研究——墓誌文獻學。或許這是一個美好的願望，我也深知，接續的研究工作還很多，難度會很大，但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只要有益於學界，有益於個人學術研究，我都希望堅持下去。
轉眼間，已近十年。雖然這些年，我也一直堅持著墓誌整理及相關問題研究，但在逐漸發現墓誌重要學術價值的同時，也越發地認識到當年的衝動和冒進。即以我現有的學力和精力，還不足以構建一個完善的墓誌學研究體系。這絶非謙虛，乃是對我自身學術研究能力的清醒認知，更是為墓誌文獻的複雜性及墓誌學研究體系的系統性所決定。此外，與預判相一致的是，近十年來墓誌以其兼具文獻與文物的雙重屬性，日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逐漸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對象和前沿領域。這都是我邀請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完成這部學術文集的原因和初衷所在。
一
作為研究對象的墓誌，是研究體系建立的基石。所以，在探討墓誌學體系之前，有必要概述一下中國古代墓誌文獻的發展狀況。所謂中國古代，是指從先秦時期至清朝滅亡的時間跨度。在此時間段內，墓誌文獻經過秦漢的濫觴，成熟於魏晉南北朝，歷隋唐五代演變，至宋元明清完全適用於各階層人群，成為石刻文獻中分佈最廣，數量最大，形制最穩定的類型。在地域分佈上，以先秦兩漢時期的山東地區為源頭，經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方同時發展，到隋唐時期以洛陽、西安為核心，向四周輻射，最後在宋元明清時期形成全國領域內的廣泛分佈。就種類數量而言，墓誌有狹義、廣義之分，涵蓋墓磚（瓦）、墓記、葬志、殯志、墓銘、墓表、塔銘等眾多形式。經統計，目前公開刊行的秦刑徒墓瓦18種，漢墓記28種，漢刑徒墓磚約1800種，魏晉十六國南北朝墓誌1548種，隋唐五代墓誌約20000種，宋元墓誌約5500種，遼金西夏墓誌484種，明代墓誌約5000種，清代墓誌約20000種，中國古代墓誌總計約60000種。在基礎整理研究方面，近年來已經出現趙超先生《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劉濤先生《東漢刑徒墓磚集釋與研究》，羅新先生、葉煒先生《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王連龍《南北朝墓誌集成》、張銘心先生《吐魯番出土墓誌匯考》，王其禕先生、周曉薇先生《隋代墓誌銘匯考》，周紹良先生《唐代墓誌彙編》及《續集》，毛陽光先生《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彙編》，周阿根先生《五代墓誌匯考》、何新所先生《新出土宋代墓誌碑刻輯錄》（北宋卷）及《新出土宋代墓誌碑刻輯錄》（南宋卷）、向南先生《遼代石刻文編》《遼代石刻文續編》、王新英先生《金代石刻輯錄》《全金石刻文輯校》、周峰先生《貞珉千秋——散佚遼宋金元墓誌輯錄》《散見宋金元墓誌地券輯錄》《散見宋金元墓誌地券輯錄二編》《散見宋金元墓誌地券輯錄三編》等著述。此外，《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曆代石刻拓本彙編》《新中國出土墓誌》《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全唐文補遺》《全唐文補編》系列等，也圖文並茂，集中著錄墓誌文獻。可以說，中國古代墓誌文獻現有體量能夠支撐學術研究體系的建立。
二
接下來，談一下墓誌學研究體系。任何一種專門學問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水平，都與該學問的學術體系密切相關。為系統起見，下面從原創性、通識性、專業性、自覺性等角度，結合本書中相關研究例證進行說明。
（一）墓誌學研究體系的原創性
從學術研究發展過程來看，原創性是學術研究體系的特色、優勢，也是自信所在。中國古代先賢們一直對墓誌保持高度關注，形成了自古而來的持續演進的原創性研究體系。
在世界古代石刻藝術之林中，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雖然使用石刻的時間較早，但與墓葬相關者多為壁畫、浮雕等，文字內容主要是頌辭和咒語，雖有墓誌出現，但並未發展成普遍存在自成系統的墓誌文獻。中國古代墓誌這般產生時間早，歷時持久，形制、格式、內容穩定，使用廣泛的石刻種類，在世界古代文明中絶無僅有。換言之，中國古代墓誌本身即存在原創性。
生人有傳，逝者有志，志墓文字的出現，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漢代以來，墓誌在魏晉南北朝逐漸成熟定型，與此相對應，這一時期也出現了墓誌整理著錄。如南朝梁江淹《江文通集》錄有《宋尚書左丞孫緬墓銘》等，蕭統《文選》卷五九“碑文下”錄文《劉先生夫人墓誌》，梁元帝《金樓子》卷五“著書篇”著錄《碑集》十帙百卷。與此同時，著錄北朝墓誌的庾信《庾子山集》也在北周大象元年（579）由宇文逌編撰完畢，文錄《鄭偉墓誌》等二十一種。這些南北朝墓誌多為名家所撰，收錄於個人文集，本屬正常慣例。不過，這種現象卻開啟了墓誌石刻獨具的著錄形式——文集著錄。隋唐時期，南北朝文集尚傳於世，所以大量墓誌文獻又被整合入類書和總集之中，都可視為文集著錄的延續。
隨著宋代金石學的出現，墓誌始被納入金石學研究體系之中，在繼續保持文錄傳統之外，又出現目錄、題跋等新研究形式。目錄的出現，標誌墓誌從文集所在之文學領域，逐漸歸入於石刻所在之史學範疇，獨立成為石刻種類之一。進而引發了人們對墓誌文物屬性的關注，拓展了墓誌種類數量來源，即在傳世文集和類書之外，實物墓誌逐漸進入研究者的視野。清代及民國時期，金石收藏家對漢刑徒墓磚及南北朝墓誌的廣泛收集整理，即源於此。傳世文獻與實物墓誌，一早一晚，涇渭分明，時有交叉印證，皆為墓誌的重要來源。相比目錄，墓誌題跋的興起，則具有研究模式的創新意義。如開創者歐陽修《集古錄跋尾》輯錄歷代碑誌，逐一題跋，考證史實，闡發義理，史論結合，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互證，樹立了後世碑誌題跋風氣和範式。元明之際，金石學中衰，至清始復盛興。有清一代，學者們繼承金石學精神，考據學發達，出現了文跋結合的王昶《金石萃編》類集大成之作，李富孫《漢魏六朝墓銘纂例》義例學類著述，以及影印墓誌圖版的《寰宇貞石圖》類圖錄，都極大地推動了墓誌及相關問題研究進程。
在墓誌日益為學者所重，相關整理研究逐漸深入的同時，其學科歸屬也隨著清末金石分途而再次發生變化。金石分途是金石學發展至清代的自身調整，即出現金石並重，分開兩支的發展趨勢。孫星衍《寰宇訪碑錄》、王昶《金石萃編》、黃立猷《石刻名匯》、葉昌熾《語石》等石刻專論的刊行，都反映出石刻學獨立發展成一種專門學問。這同樣可視為，墓誌從金石學中脫離出來，成為石刻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事情還不止於此。在金石分途之外，金石學又受到西方田野考古學的影響和衝擊。二十世紀初，西方田野考古學理論方法傳入我國，並在河南仰韶、北京周口店等遺址發掘中得到推廣應用，為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如果說，金石分途是金石學的內部裂變，西方田野考古學則是其外部刺激。因為考古學的形成，不僅涵蓋了金石學部分研究內容，使其理論化，同時也促進了金石學的進一步細化。如金學範疇內衍生出古文字學、錢幣學、甲骨學、簡牘學、銘刻學等，石學也細化出碑學、石經學、印學等分支。在這種背景下，原創性的墓誌學已經處於醞釀之中。
（二）墓誌學研究體系的通識性
相比原創性，通識性更代表著研究體系的成熟。宏觀地看，中國古代墓誌研究體系在汲取千百年來中國古代文化精華，以及宋代以來金石學傳統研究方法之後，又經歷了近現代石刻學通識理論的提升和普及。
金石學的發展雖然受到西方田野考古學的影響，但沒有被完全取代，其石刻學分支仍然以傳統方式活躍於學術舞臺，並逐漸發展壯大。1924年刊行的馬衡先生《中國金石學概要》，可視為近代金石學研究的領航者。全書上編專論銅器，下編關注石刻，雖然前者眾，後者寡，形式上未能擺脫金石學重金輕石之窠臼，但卻奠定了後世金石學研究的大體框架。更為重要的是，馬衡先生專列墓誌一節，用以概述歷代墓誌發現情況，考論墓誌起源、名稱、體例、數量、真偽、著錄等問題，是為墓誌研究綱領性闡述。此後的1933年，陸和九先生《中國金石學講義》出版。該書仍然保持金石並重慣例，但在論述方式上發生了變化，對後世石刻學研究多有啟迪。一是以種類、時間、空間等維度梳理金石存佚情況，拓展論述視野。二是從文例文字角度分析多種南北朝隋唐代表性墓誌，建立例證模式。在馬、陸兩位先生之後，是朱劍心先生的《金石學》。該書分《通論》《說金》《說石》三編，新意在《說石》下列“名義制度”“文字圖像”“碑版源流”“石刻之厄”諸章。以墓誌視之，每章之中均有論及，通篇可成墓誌系列研究。此視角跳出時空概述套路，為前賢所無，多有創見。上舉三本金石學著作，對宋代以來的金石學理論進行總結，為金石學理論知識的普及做出重要貢獻。
與近代金石學通論相對應，現代有三部石刻學專著值得關注，分別是趙超先生《中國古代石刻概論》《古代墓誌通論》、毛遠明先生《碑刻文獻學通論》。趙先生《中國古代石刻概論》出版於1997年，2019年又出增訂本。與傳統金石學兼顧金石不同，《概論》專注於石刻研究，系統論述中國古代石刻之類型、存佚、研究、釋例、拓本等問題，乃為現代石刻學研究領域奠基之作。而作為重要石刻類型的墓誌，趙超先生將之定位於“專用文字石刻”，並對墓誌定義、起源、演變、形制、紋飾等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概論》之後，有代表性的石刻學通識理論著述是毛遠明先生在2009年出版的《碑刻文獻學通論》。《通論》注重從碑刻學、文獻學交叉學科角度切入，對碑刻文獻總貌、整理、研究諸問題進行整合，創建碑刻文獻學學科理論，代表目前石刻學研究最新水平。在《通論》中，毛遠明先生將墓誌列入第二章“碑刻的形制及其分類”，並用一節體量對墓誌相關問題進行概述。《中國古代石刻概論》與《碑刻文獻學通論》，研究對象一致，角度不同，前者重考古學，後者尚文獻學，殊途同歸，可謂當代石刻學研究之雙璧。石刻學研究通識理論的提升和普及，都為墓誌理論研究提供了充足的養分，產生了第一部墓誌通論性著述——《古代墓誌通論》。相比《中國古代石刻概論》，趙超先生《古代墓誌通論》更關注墓誌研究之“專”“通”“用”：專以中國古代墓誌為研究對象，強化專論特性；通論歷代墓誌發展狀況，建立通識理論；輔以文體釋讀、異體字識別及綜合研究，重在實用。至此，墓誌從文學轉入金石學，由金石學細化至石刻學，到獨立通論性研究的出現，相關知識積累和理性思辨得到普及，墓誌學研究體系建立的通識理論條件已經具備。
（三）墓誌學研究體系的專業性
作為學術問題的深入探討和權威闡釋，專業性是學術研究體系實力的象徵。在金石學、石刻學、墓誌通論等通識理論普及背景下，墓誌學研究體系的專業性同樣值得關注。下面以專題形式對本書所編墓誌典範意義研究中呈現出的重要學術觀點和成熟研究方法進行綜合介紹。
第一，墓誌起源問題。物之興起，必明其所來。關於墓誌起源問題，歷來受到古今中外學者的關注，並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趙超先生在《中國古代石刻概論》中提出墓誌具備“埋設在墓葬中，專門起到標誌墓主的作用；有相對固定的外形形制；有較為固定的銘文文體”等特徵的論斷，得到學界普遍認同。在此平臺基礎上，研究者們對墓誌起源問題進行了廣泛對話。趙超先生《試談標誌墓葬制度的起源——銘（明旌）與徽記的考察》從考古學角度，探討明旌與徽記所具有的標誌墓主、標誌墓葬作用，將標誌墓葬制度起源前推至古人進入階級社會的時代。程章燦先生《墓誌文體起源及其與僑姓世族之關係》在重視墓誌起源中文學因素之外，進一步分析作為文化精英的僑姓世族所創作的墓誌文，對社會風氣、文化傳播的影響，進而落實墓誌起源與世族的關係。相比之下，任昉先生《古代墓誌的材料來源問題》重點研究行狀在墓誌材料來源中所發揮的作用，並指出行狀作為較墓誌更為原始的傳記數據，價值更大，更應受到重視。今見傳世行狀，多非原貌，討論行狀撰寫規範等問題，亦須謹慎。相比以往簡單地憑藉“墓誌”題名、出土實物，以及史籍記載來斷定墓誌起源，當下的相關研究要更為深入，研究角度也多元化。
第二，墓誌流變問題。上文已言，墓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逐漸成熟定型，但並未形成普遍的統一模式。部分地區墓誌形制受到傳統文化及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流變情況較為複雜，出現一定程度的反覆，並對後世墓誌發展產生重要影響。樸漢濟先生《魏晉南北朝時期墓葬習俗的變化與墓誌銘的流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多民族葬俗文化融合背景下，探討作為農耕漢族喪葬文化之一的墓誌銘，在墓誌發展、成熟及流行中的主導作用，視角頗為新穎。與樸先生強調民族葬俗文化相類，張銘心先生《十六國時期碑形墓誌源流考》在漢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碑形墓誌統計基礎上，以個案角度切入，結合墓主身份信息，總結出圓首碑形墓表所具有的河西地域文化特徵，並以此來解決漢晉十六國時期墓誌源流問題。同樣是墓誌異形問題，劉鳳君先生《南北朝石刻墓誌形制探源》以過渡時期視角來考察處於東漢魏晉與隋唐之間的南北朝時期墓誌形制問題，初步將其分為碑形墓誌、長方形墓誌、方形墓誌和比較特殊的龜形墓誌四種，並對形制來源問題進行了文化學角度的闡釋，亦別有見地。
第三，墓誌藝術問題。墓誌之成，始於書寫。墓誌系歷代文字載體所在，於書體演進研究具有重要價值。又墓誌習為名家所書，結字楷法，可為摹寫範本，適於藝術學研究。華人德先生《談墓誌與書法》先述墓誌演變，再論墓誌書法，於書法特點、時代特徵、發展式微等言說細緻。該文成文較早，影響亦大，屬於墓誌書法綱領性闡述，尤適合書法愛好者及研究者。與華先生有別，叢文俊先生《魏碑體考論》關注北魏時期以洛陽周圍出土的皇室和元姓貴族墓誌為代表的魏碑書法，分析其書體特徵、風格樣式形成的歷史線索，指出魏碑體濫觴於蛻化銘石書，借力於寫經，規範於士人楷法，既成樣式與風格變化完成於鑿刻的改造和掩飾之結論，具有啟發意義。華文言之在通，叢文重之在精，皆為墓誌藝術研究之經典。此外，墓誌形成初期原本無蓋，南北朝時期漸有素蓋及文字蓋，至隋唐紋飾花樣日繁。劉天琪先生《古代墓誌蓋“題銘書刻”及相關問題》及王慶衛等先生《唐代墓誌志蓋鋪首紋飾之文化蘊意探析》是近年來研究墓誌蓋藝術較有成績者。
第四，墓誌製作問題。一件完整墓誌的製作，通常具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制度層面的製作，包括撰文、書丹、刊刻等多道工序。另一是非制度層面的完成，包涵著禮制、習俗、觀念、權力等各種因素在墓誌製作中的妥協與角逐。無論哪一個層面的製作，都是墓誌研究中的根本問題，也是難題。原因在於制度層面涉及的撰、書、刊等並不是墓誌標配，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墓誌呈現的面貌也不一樣，非制度層面製作更需要從墓誌所處時代背景去深度挖掘。今見南北朝墓誌制度層面製作問題的代表性研究，分見朱智武先生《六朝墓誌的撰者與書人身份辨析》與魏宏利先生《北朝墓誌之撰人及其相關問題》。朱文雖然是一篇商榷性論述，但基本囊括了六朝時期墓誌製作問題研究的相關論說，資料豐富是其優長。魏文則通過爬梳北朝墓誌內容，對墓誌作者身份進行分類和界定，並詳析“公”“私”身份對墓誌製作產生的影響，重在研究角度的探索。相比朱、魏兩位先生關於南北朝墓誌製作的制度層面探究，徐衝先生《從“異刻”現象看北魏後期墓誌的“生產過程”》更關注非制度層面因素的分析，即將北魏墓誌出現的左方留白、志尾擠刻、志題不記贈官、諡號空位等“異刻”現象，歸因於中古社會權力關係不平衡的產物。這種研究無疑具有方法論上的推廣意義。隋唐墓誌的製作研究，則以胡可先先生《中古墓誌銘的文體形態與書寫規則》、江波先生《唐代碑誌制度性撰文研究》、孟國棟先生《寫本·刻本·拓本——唐代墓誌的生髮、篆刻與流傳》等為代表。
第五、墓誌譜系問題。通覽墓誌發展，早期志墓，後期志人，不離譜系，遠則九族家譜，近則三代世系。關於墓誌譜系問題研究，可以從兩個維度進行：一是據之以實，輯補官私譜牒；二是徵之以虛，探討族群認同。前者以陳爽先生《出土墓誌所見中古譜牒探跡》為代表，相關研究以出土墓誌中所見譜牒資料為線索，探求中古譜牒來源，認定中古墓誌中大量位於首尾、志陰等特殊位置並以特殊行款書寫的家族譜系記載為官私譜牒，並對中古譜牒的主要內容、行文格式、書寫義例等方面進行探討。論文在輯補官私譜牒基礎上，拓展了中古社會史研究的學術視野。後者以何德章先生《偽託望族與冒襲先祖——以北族人墓誌為中心》為代表，通過對北魏時期北族出身者墓誌中偽託地望與冒引先祖想象的分析，探討內遷北族人對華夏曆史文明的認同。文章認為相比史書宣傳，墓誌相關記述標誌著少數族人漢化或華化的過程真正完成。陳先生注重史料學角度上的深度挖掘，用以拓展社會學研究對象與視野。何先生利用歷史學方法分析現象下本質問題，適用於族群交流融合研究。兩位先生的研究，關注不同，視角亦異，均為墓誌譜系問題研究方面的指導性著述。
第六，墓誌整理問題。整理是基礎，研究是發展，彼此促進，同時構成墓誌學之重要內容。前文提到，在文獻著錄之外，墓誌還存在實物來源，而且比例逐漸增大。這種現象的出現，絶非“地不愛寶”那般簡單。羅新先生《新出墓誌與現代學術倫理》提出一個長期以來被忽視，甚至迴避的問題——非法新出墓誌與現代學術倫理的矛盾。文章雖未作出明確結論，但關於學術倫理問題的闡釋，以及開放式的結尾，都足以引起墓誌研究者的共鳴和反思。羅先生關注墓誌來源問題，王素先生與任昉先生重視墓誌整理規範，其《墓誌整理三題》主張在保存和顯示墓誌原貌，真實反映墓誌銘文原意的原則下，墓誌定名應用首題，平闕轉行應有標識，銘文標點應該慎重。兩位先生長期主持《新中國出土墓誌》系列，相關墓誌整理規範影響深遠。義例與文字是金石學重要研究內容，至今仍為學界所重視。楊向奎先生《義例研究在墓誌文獻整理中的應用——以唐五代墓誌為中心》、梁春勝先生《隋唐碑誌疑難字考釋》將義例與文字之學運用於墓誌整理中，拓展了墓誌整理方法。相比之下，陸揚先生《從墓誌的史料分析走向墓誌的史學分析——以〈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為中心》則將墓誌史料整理工作進一步拔高，即使墓誌成為一種獨立而非孤立的史學考察對象，對近年來墓誌研究模式的思考多具啟發意義。同時，文章也提倡在文體觀念演變及其與文化價值觀的關係框架下，將墓誌作為文化精英階層間出現一種具有能動性的文化現象來考察。陸先生雖然以魏晉南北朝墓誌研究為例說，但其提到的墓誌史學研究、墓誌製作過程、墓誌與想象維護、墓誌對文學影響等問題，對於其他時代的墓誌研究同樣具有借鑑意義。
第七，墓誌辨偽問題。受金石學鑑賞及考據風氣影響，墓誌素為收藏家所重，價值愈大，價格愈高。然古今商估射利，碑誌舛訛橫生，偽造之風不絶，學者時有不審，好奇務博，至於輕信，以誤於學。碑誌偽造，宋代已見，作偽手法間見層出，清人於此已有所關注，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書末附有《金石祛偽》一文，對《高植墓誌》《房周陁墓誌》《蘇玉華墓誌》等多有考辨。後葉昌熾《語石》又條理其事，張彥生、王壯弘、趙超、馬子云、施安昌等學者踵事增修，宗法其說。本書對墓誌辨偽問題的關注，擬以地域、對象及方法為試點。河南自古為中原文化核心區域所在，加之作為北魏、東魏都城的洛陽、安陽及邙山陵墓區，出土中古墓誌眾多，清末民初造偽風氣日盛。趙振華先生《近代洛陽復刻偽造的墓誌及其惡劣影響》與劉燦輝先生《洛陽北魏墓誌的作偽、考辨與鑑別》分別從近代洛陽地區和洛陽北魏墓誌角度，對墓誌造偽問題進行系統梳理，在豐富墓誌學研究內容的同時，對其他地區及時代墓誌辨偽研究也具示範意義。王連龍、叢思飛《碑誌辨偽通例》將胡應麟“辨偽八法”、梁啟超“辨偽十二公例”等文獻辨偽學方法與石刻文獻載體相結合，注重碑誌辨偽現象、方法、規律、態度等方面的總結和反思，加強墓誌辨偽的理論研究。
第八，墓誌數字化問題。辯證地看，石刻文獻研究數字化，既是新問題，也是老問題。所謂新問題是指隨著科技的發展，可以把墓誌存目、圖錄、釋文、研究等轉化為數據，再通過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生成多功能的數字化產品。這雖然是以往墓誌研究中不可想象的事情，但並非新鮮事物。在文獻學理論關懷下，中國古代石刻的編目、輯錄、引得、索引等整理和研究，都曾發揮“數字化”作用，是為老問題。學術研究重在與時俱進，墓誌數字化問題研究也勢在必行。目前石刻文獻數字化建設中，高校圖書館等科研機構和數字技術公司是主要力量。在本書中，來自高校圖書館系統的郭茂育先生《墓誌拓片著錄初探》、張居蘭先生《墓誌文獻數字化建設初探》探討了墓誌文獻整理過程中若干規則和注意事項，反映出該領域中墓誌文獻研究進程和現狀。在學術資源上，圖書館等文博科研機構收藏有大量石刻文獻資料，也富有從事研究的專業人員，都是其優勢所在。與前面兩位先生不同，穆荷怡先生在數字技術公司長期主持數字產品研發，其《石刻文獻類數據庫的簡析與展望——以商業數據庫的知識化建設為核心》代表著企業界對墓誌數字化問題的思考與實踐。相比高校科研機構，技術企業具有靈活、前衛等特點，其相關產品在測試、設計、體例、安全，以及市場迎合度等方面往往代表著墓誌數字化的最新水平。
（四）墓誌學研究體系的自覺性
墓誌學研究體系的建立，在原創性、通識性、專業性之外，最後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是自覺性。這種自覺性體現於墓誌學研究體系的定位調整、學者集結，以及總結與反思，進而實現學術體系的完善和再生過程。
關於墓誌學定位調整，上文在總結墓誌學研究體系的原創性、通識性時，已有所論及。即墓誌最初作為文體之一，從文集、類書中逐漸脫離，在保持來源的前提下，進入金石學研究領域。此後，隨著金石分途的內部裂變和田野考古學的外部刺激，墓誌又歸入石刻學之中，成為一種重要石刻種類。最後，在金石學及石刻學理論普及背景下，墓誌又從石刻學中獨立出來，單獨成為一門學問。可以看到，墓誌在不斷調整學術定位的同時，相關研究內容也隨之調整，從文學文體到鑑賞考據，又至通識普及，吸收考古學理論方法，再到專門理論建構，完成自我昇華。
墓誌研究體系的自覺性還包括墓誌學研究群體的自然集結。在金石學形成及發展時期，就出現了一批以金石為研究對象的學者，即所謂金石學家，李遇孫、陸心源、褚德彝《金石學錄》及續補對此多有總結。在當下的墓誌學研究中，也存在著相當規模的墓誌學研究群體。這些學者與傳統金石學家不同，存在以下特點。一是廣泛化，墓誌研究者分佈廣泛，全國各省及海外地區均有代表性學者，其中北京、鄭州、洛陽、西安、杭州、南京、成都、上海等地區已經形成學術團隊。二是專業化，不同時代墓誌的不同研究領域都存在較為細緻的分工，如本書上編“通論”對墓誌相關研究情況進行的宏觀總結，下編“專題”集中墓誌不同問題的深度解讀。三是兼職化，在部分墓誌專職研究者之外，還有一些學者以墓誌為個人研究方向之一，非其主業，甚至兼而事之，但這不影響他們在墓誌研究中展現出宏觀視野和精深見解。四是年輕化，墓誌學研究群體年齡構成合理，前輩學者指明方向，中青年骨幹勇於擔當，一大批八零後、九零後年輕學者已經投身於墓誌整理研究領域。這些來自不同地區不同專業的研究者，以墓誌為共同研究對象，在學術交流中，增進友誼，形成形式鬆散，而志趣高度統一的群體。
反思是學術研究的力量源泉，只有不斷地對學術理論和學術實踐的統一體進行反思，進而更新學術研究體系的理論方法，才能保證學術研究的良性發展。幸運的是，在以往墓誌學研究中，已經出現不同內容及不同角度的反思。本書將其歸納為三類：第一類如賈小軍先生《近年來十六國墓誌及相關研究述評》，朱智武先生《東晉南朝墓誌研究綜述與理論思考》，趙海麗女史《近年來北朝墓誌相關問題研究綜述》，周曉薇先生、王其禕先生《致遠當安步：新世紀以來我們研究隋代墓誌銘的回顧》，氣賀澤保規先生《近年中國唐代墓誌的整理研究史概述》，胡耀飛先生、謝宇榮女史《五代十國金石文獻的基本特徵和研究現狀》，仝相卿先生《宋代墓誌碑銘研究及整理綜論》，王新英先生、祝賀女史《遼、金、党項西夏墓誌研究》，苗霖霖女史《金代墓誌研究述論》，周峰先生《二十一世紀新見金代墓誌敘錄》，黃志明先生、王力春先生《元代墓誌著錄與研究概論》，邵磊先生《新出土明代墓誌的特點與價值》，何山先生《清代碑刻文獻整理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等研究，對不同時期墓誌研究情況進行總結；第二類如仇鹿鳴先生《十餘年來中古墓誌整理與刊佈情況述評》、孫正軍先生《近十年來中古碑誌研究的新動向》、劉琴麗先生《近七十年來中古墓誌的整理與研究》、王連龍《南北朝墓誌著錄源流述略》、馮立君先生《北朝隋唐遼東古族碑誌的著錄與研究》等研究，關注中古墓誌的著錄、整理、研究及近年來刊佈情況；第三類是周偉洲先生《吐谷渾墓誌通考》、榮新江先生《中古入華胡人墓誌的書寫》、張銘心先生《高昌墓磚書式研究——以“紀年”問題為中心》、毛陽光先生《唐代洛陽粟特人研究——以出土墓誌等石刻史料為中心》、拜根興先生《入唐高句麗移民墓誌及其史料價值》等研究，根據志主群體進行綜合研究。三類反思相輔相成，相互交叉，形成墓誌學系列的通時與斷代相結合，整體與局部相維繫，從點到面的研究反思體系。後繼研究情況表明，很多反思已經很好地運用於實踐之中，提高了墓誌研究的整體水平。
在前面，我從墓誌學研究體系的原創性、通識性、專業性、自覺性等四個角度，對當下墓誌研究情況進行了全面的梳理。從衡量標準來看，原創性、通識性、專業性、自覺性既是學術體系特色、優勢、權威、實力的體現，也是學術體系成熟的標誌。當前墓誌學研究已經達到較高水平，原創性、通識性、專業性、自覺性形成系統，墓誌學研究體系初步建立。
三
目前看，墓誌學研究框架已經形成，相關研究體系也初步建立，但作為一種新興學問，還有一些地方需要進一步完善。關於未來墓誌學發展，我有三個期待。
其一，確定墓誌學的學科歸屬。前文關於墓誌學既往定位調整的探討，也引發了對另外一個問題的思考，即未來墓誌學的學科歸屬問題。當然，這不僅僅是學科歸屬，還關乎相繼的課程設置、人才培養等一系列問題。以目前墓誌學研究狀況觀之，基於墓誌記載內容廣泛的特性，不同專業研究方向均是各取所需，如歷史學角度的史實考證，文學方面的文體分析，藝術學層面的書法研究，社會學維度的族群梳理等。換言之，不同專業學者都可以從事墓誌及相關內容的研究。但與墓誌使用不同的是，其學術研究體系的學科歸屬是另外一層面的問題。比較而言，我認為應該將墓誌學設置於考古學科之下。這主要有兩方面考慮：一是墓誌文獻本身屬性。墓誌原本即是埋葬於墓葬中的石刻文獻，雖然在早期著錄中，文集、類書是其來源之一，但在金石學建立之後，墓誌實物逐漸進入研究者視野，越發受到重視，在墓誌來源中所佔比例越來越大。在當下，實物墓誌一部分來自於考古發掘，還有一部分為考古文博單位（含公私博物館）徵集收藏。顯然，無論是墓誌的產生，還是墓誌的發現與收藏，都帶有很強的考古學屬性。二是考古學學科體系。考古學原來從屬於歷史學，現在已經發展成為一級學科，在學科分支及研究方向上，目前形成史前考古、歷史考古、田野考古、文字考古、文博遺產、文物保護等多元化學科研究體系，可以滿足墓誌學的理論與實踐需求。所以，將墓誌學設置於考古學科之下，既符合墓誌本身文獻屬性，也有著墓誌學發展的現實考慮。
其二，完善墓誌學研究體系。首先，增強墓誌基礎整理。墓誌整理是墓誌學研究體系建立的基礎，勞心勞力，費工費時，產出較慢，學術認可度不強，成果質量參差不齊，相關研究力度不足，已經影響到墓誌學的發展。墓誌基礎整理工作有三方面需要加強，分別是完善目錄、版本、校勘、圖版、敘錄、輯佚、辨偽、鑑藏等文獻學角度的基礎整理；打通時間隔斷，加強宋代以後墓誌整理；與時俱進，提高新材料整理與刊佈效率。其次，強化墓誌學理論研究。實踐是理論的本源，理論的價值在於指導實踐。遺憾的是，自2003年趙超先生《古代墓誌通論》出版以來，近二十年間再無墓誌理論綜合性研究著述出現。墓誌學理論研究相對落後，已經制約墓誌學相關概念、對象、範疇、方法、理論、評價等內容的規範化，以及交流平臺的搭建。可喜的是，近年來墓誌研究在石刻研究系統中所佔比例逐漸增大，一些斷代墓誌文獻研究和墓誌個案理論研究開始出現，都反映出墓誌學理論研究得到重視，並正在納入日程之中。最後，拓展墓誌學研究的深度。建立墓誌學的史料、史學、文化學遞進研究體系，夯實史料整理，拓展史學維度，提升文化學高度。一方面系統考察作為文化現象的墓誌，在產生、流變、穩定、推廣的近兩千年間，各種文化因素對其影響和改變。另一方面深入研究作為信息載體的墓誌，在文化傳承中發揮的功能和扮演的角色，探索其對文化研究的擔當與貢獻。
其三，加強墓誌數據庫建設。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突飛猛進，在推動社會進步的同時，也改變著人類的認知方式，對學術研究產生巨大影響。墓誌學雖然是一門傳統學問，但並不僵化，不斷地自我定位調整即是明證。數字化時代，與墓誌學研究最為密切的是數據庫建設。目前已經出現的多種墓誌石刻類數據庫，以其方便、快捷、直觀等特點，為學術研究帶來了諸多便利。需求總是在相互滿足基礎上循序產生，關於未來墓誌數據庫建設方向，我有兩點希望。第一，學術型數據庫。雖然當下林林總總墓誌類石刻數據庫在學術研究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距離深層次學術研究需求還有一定的距離。為此，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加強學術型數據庫建設。一是在研發投入上，提高專業學術人員比例，考慮建立高校等科研機構與數字技術公司等企業的合作模式。前者的優勢是學術團隊和專業力量，後者具有敏鋭的商機捕捉嗅覺和成熟的商業運作模式，可以實現共贏。二是在研發內容上，以智能化為導向，超越圖像、文字索引等數據庫建設的初級階段，進入研究專家系統的數字化展示模式。採用人工智能技術，進行石刻圖像識別、文字識別及語言處理，提供演繹推理性搜索，輔助以專門知識及經驗總結的專家系統。第二，公益型數據庫。所謂公益型數據庫是指數據庫著眼於社會公益事業，成為社會公益產品。眾所周知，數據庫的開發、運營、維護等不同階段涉及大量人力、財力投入，具有一定成本。公益性數據庫目標的實現，難度會很大，但不妨礙其成為未來數據庫的建設方向。當然，這其中一方面需要國家層面的宏觀指導和財政支持，另一方面也需要個人以不同形式積極參與和貢獻力量。希望通過不同國度、不同領域學者的通力合作，協調各方面利益，實現墓誌文獻數據共享，服務學界，回報社會。這就決定了學術研究不僅是個人之事，也是社會之事，每位學者都要肩負使命感和責任感，以實現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墓誌展現的是生命歷程。萬物同源，貴賤無分，去來往復，眾生平等。只是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轉瞬即逝，化作流星，最後匯聚成歷史蒼穹。
尊重生命，虔敬研究！
王連龍
二○二二年三月十六日於鏡心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