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東：從創造力看古埃及文明興衰

作者：李曉東

來源：《歷史研究》2022年第6期

摘  要：隨著人類學和考古學知識不斷積累，古埃及文明起源問題越來越清晰，但其興衰的關鍵因素仍需進一步探討。遠古時期，尼羅河為埃及人提供了便利的交流渠道，使不同地域的智慧不斷“碰撞”，從而促使文字產生，埃及完成了從史前文明向歷史時期的飛躍。維繫古埃及文明繁榮的關鍵在於，古埃及人建立了一套以法老為核心，內宮、外宮、神廟和軍隊“四駕馬車”協同運作的機構。然而，經歷2000多年發展，由於自然環境改變與缺乏創新動力，以及未能進入鐵器時代，古埃及文明最終走向衰落。古埃及文明的興衰警示我們，以現代理性精神把握歷史大勢，對保持文明長盛不衰十分重要。

關鍵詞：古埃及 文明興衰 青銅時代 鐵器時代 創造力

古埃及文明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為後世提供了值得借鑑的研究樣本，其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不僅映襯了中華文明的勃勃生機，還讓我們得以從深層去探索人類文明誕生和興衰的內在動因與規律。關於古埃及王朝興衰的探討，學界多從某一特定歷史時期政治經濟管理體制及實踐中尋找原因；關於古埃及文明衰亡的原因，學界除了從政治經濟等傳統研究視角進行分析外，還從氣候變化等自然因素中探尋。但是，很少有研究從古埃及文明3000多年的長時段中，全面系統分析其興衰機理。有鑑於此，本文立足廣闊的時空背景，從創造力的視角進一步探索古埃及文明興衰原因。

一、文字誕生與古埃及文明的飛躍

古埃及文明誕生於“智慧碰撞”。“智慧碰撞”指不同地域的人類群體因不同生存環境與歷史發展路徑而產生的不同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隨後在互相接觸中造成衝擊、啟發和影響。無論這種“碰撞”是貿易、戰爭抑或移民帶來的，都會給原有群體帶來不小刺激。回顧每一次人類文明飛躍發展的轉折關口，我們都會發現，“智慧碰撞”奠定了革命動因，古埃及文明誕生過程充分見證了這一點。

埃及境內最早的人類活動遺蹟是尼羅河谷的奧爾德沃（Oldawan）文化，但學界圍繞其石器的分析尚有許多爭議。阿舍利（Acheulean）石器在尼羅河谷亦有出土，距今約30萬年。距今5.5萬多年的舊石器遺址塔拉穆薩（Taramsa）出土了幾乎完整的兒童骨骼，距今約1.2萬年的舊石器晚期遺址戈貝爾—薩哈巴（Gebel
Sahaba）墓地出土大量人體骨骼，埃德弗（Edfu）附近的埃爾—霍什（el-Hosh） 巖畫則已接近舊石器時代末期。

到新石器時代，埃及人狩獵採集生活的短期聚落最早出現在西部荒漠地區，以及那巴塔—普拉亞（Nabta playa）與比爾—凱瑟巴（Bir
Kiseiba），皆為這一時期尼羅河谷典型聚落。從時間上看，古埃及向文明的邁進始於公元前5100年至前4700年。考古證據不僅有人體骨骼，還有水井等遺蹟，厚石板搭建的房屋與樹枝泥巴房屋多有發現，證明早期聚落開始出現。但公元前4900年後，西部荒漠越發乾旱，不再適宜人類生存，人們開始逐步向尼羅河谷遷移。在古埃及文明誕生前夜，法尤姆（Faiyum）與瑪瑞姆達—本尼—薩拉瑪（Merimda
Beni Salama）是最重要的遺址。雖未見古人使用青銅的跡象，但法尤姆陶器的使用卻將人們的生活帶入新階段，該時期石器也更加多樣，在雙面石器基礎上出現了帶鋒刃的刮削石器。此後，埃及於公元前4400年至前4000年進入農業社會，南部的巴達裡（Badari）遺址提供了埃及農業活動的最早確證。該遺址包括住所與墓葬，兩者彼此交錯混雜。墓葬（都是坑墓）分佈與陪葬品數量已體現出社會分化，該遺址出土的器物包括圓底直壁波面陶和矩形或橢圓形的硬砂岩調色板。

公元前4000年至前3200年，埃及進入內伽達（Naqada）文化時期，其為埃及進入王朝時期的序曲，古埃及文明由此孕育而出。埃及此時全面進入農業社會，石器類型更加豐富，雕鑿、刮削、刻鍥等不同用途的分化表明社會分工出現。這些現象越發趨近學界對於文明標準的定義。內伽達文化時期聚落規模較大，已初具定居城鎮的雛形，先前的聚落多發現於荒漠邊緣，此時則更多出現在尼羅河谷。內伽達文化細分為三期，冶金出現在第二期。換言之，文明誕生的幾個基本條件（金屬的使用、農業生產關係的確立、城鎮的出現、社會的分層等）在內伽達文化二期已大體完成，只待文字出現將古埃及社會從史前史帶到歷史時期的舞臺上。內伽達文化三期，文字伴隨王權符號以及標示物品所有權的符號而顯露身影，由字到句很快發展，最終創立了書寫體系。

然而，古埃及文明的誕生仍有一個帶有普遍意義的問題需要回答，即埃及何以在新石器時代完成第一次農業革命後甩開其他地區，突飛猛進地進入王朝時期。黎凡特地區早在公元前8000年至前6000年就已開始農業革命，但文字遲遲未出現。同處尼羅河流域的努比亞，從舊石器時代開始幾乎與埃及並肩前行，卻在公元前3000年被埃及甩在身後，逐漸成為埃及文明的附庸。西邊的利比亞人亦與埃及多有糾葛，但也沒能與埃及並肩進入歷史新階段。同樣的積累、同樣的進程卻產生了不同的結果，是什麼促使埃及發生基因突變式的革命？

文字的誕生是埃及甩開其他地區大步前進的關鍵因素。但文字何以首先出現在埃及，而非努比亞等地，其答案不只對解讀古埃及文明誕生有意義，亦可回答幾大文明古國何以獨樹一幟，率先開啟人類文明新階段的問題。希羅多德說，“埃及是尼羅河的贈禮”。儘管這句名言並非希羅多德原創，而是他轉述當時人們普遍流行的說法，但尼羅河確是回答這一問題的關鍵，正如另外一句讚賞尼羅河的名言：尼羅河是古代埃及的一條高速公路。探尋人類文明搖籃之地不難發現，無論是古埃及、兩河流域、中國還是古印度，無不有大河流淌。水提供了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但最早誕生農業的綠洲卻沒能率先進入文明階段，似乎只有大河才有孕育人類最早歷史的力量。

人類最早的原生文明之所以皆出自大河流域，是因為文明的飛躍需要不同智慧以一定強度和規模彼此“碰撞”，而大河作為人類早期最為便捷的長距離交通路徑，恰好將很大範圍內的智慧主體彙集到一起。智慧互相“碰撞”，互相啟發，甚至互相競爭，從而產生裂變式昇華，人類的創造力多來自於此。綠洲聚落之所以未在最初的原生文明中完成飛躍，正是因為綠洲聚落文化的同質性，生活在同一綠洲的聚落在智慧方面並無質的差異，因此也不會有質的“碰撞”，甚至會出現認知邊界壁壘。壁壘內的世界即使不會走向無序與停滯，但與文明的飛躍提升卻是背道而馳的。尼羅河在埃及境內長1000多公里，沿途並無大的阻礙，給上下游不同地區的人們以便利的“智慧碰撞”機會，而當這個機會出現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第一次農業革命完成之時，促使文明飛躍的關鍵發明便應運而生。

埃及文字出現於約公元前3200年，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字可能更早，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埃及文字的創造受楔形文字影響。美索不達米亞於哈拉夫文化晚期即有了滾筒印章，後來約於內伽達文化二期傳入埃及。正如其他原生文明一樣，使用原創文字使古埃及文明在新石器時代末期，伴隨著第一次農業革命的完成邁入歷史階段。同樣是在新石器時期完成第一次農業革命的其他地區，因為沒有發明文字便停留在了史前時期。文字的誕生開創了古埃及歷史，之後的發展速度遠超人們想象，僅用5000多年時間，人類社會就從史前時期發展到現代文明。儘管古埃及文明的歷史曾發生斷裂，但整個人類社會發展速度令人震撼。

埃及文字誕生有一條清晰的路線，即從圖配注式標牌到固定下來的符號，再到符號的賦音，最後出現成句的文字。埃及文字誕生從王權的標誌開始，此時無論陶片上的標誌還是陶罐上的塗鴉，都與王權有關，最具代表性的是內伽達文化一期陶罐殘片上的紅王冠符號。此時埃及人還主要依靠圖畫記事，阿比多斯U-239/1號墓出土的容器、英國皮特里（Petrie）博物館和俄羅斯莫斯科博物館的古埃及史前容器，以及收藏於曼徹斯特的調色板等都刻有複雜的圖畫，記錄了史前埃及人的社會結構、生活方式等內容。希拉康坡裡100號畫墓中的壁畫不僅描繪了古人的社會生活，還描繪了其經濟生活，但這些圖畫都與文字無關。圖畫儘管也能記事表意，但無法精確地承載語言。

與此同時，埃及還出現了另一類圖畫，包括皿神（Min）調色板上的皿神符號、哈托爾神調色板上的哈托爾神符號等。此類符號有兩個不同於其他圖畫的特徵：第一，符號開始固定下來並反覆出現；第二，符號開始有了固定稱呼，比如紅王冠符號讀作“deshret”。此類符號大多首先出現在埃及南方，後來傳到北方，多來自王權的標誌，其誕生是王權擴張的結果。符號蘊含著象徵意義，有些甚至具有會意的文字功能。比如希拉康坡裡100號壁畫墓中有一人雙手各執一動物，象徵控制，該圖案後來演化成古埃及文字中一個固定符號，表示地名庫塞（Cusae）。類似符號越來越多，逐漸為文字形成奠定了基礎。但零星的符號還不是真正的文字，只能說明具有了一些文字要素。

埃及文字誕生的第二階段，是在器物上表明所有權的標牌以及陶罐上的封泥，埃及最早的文字由此誕生。雖然器物上的圖案仍有繪畫成分，但某些符號已被賦予讀音。賦音是文字誕生進程中一個極其重要的階段，只有當字符具有了表音功能並讓語言可以完全記錄下來，才能說文字真正誕生。古埃及文字符號在公元前4000年至前3500年出現，但直到公元前3200年至前3100年，公認的文字才誕生。古埃及文字誕生的標誌物是標牌，標牌上的字符已具有用語法結構的語句表達特定意思的功能。在埃及發現的一塊早期小標牌上刻寫著：“天狼星，一年之始，氾濫第一天。”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記錄天狼星偕日升現象的文字，同時記錄了埃及曆法的開始。儘管這個文物發現地至今不為人知，因此導致埃及年代學推斷的一些問題，但該標牌明確標記了古埃及文字誕生的關鍵時刻，也是古埃及歷史誕生的關鍵時刻。自此，古埃及文明發展突飛猛進。

古埃及文字誕生是“智慧碰撞”的結果。字符的固定源自上埃及勢力不斷北擴，每到一處都要當地人認可，無論這種認可是認其為王還是認其為友。埃及史前墓地中發現南北一致的器物與符號，證實了從南到北的擴張，而賦音被接納則是南北埃及人交流的結果。最早的王名被刻寫在塞瑞赫（後演化成王名圈）裡，上邊都有荷魯斯形象，荷魯斯是南方的神，顯然南方對北方的擴張不僅限於政治，更顯示在文化上。比如符號意為國王，最初指南方的國王，原本是一個詞組，意為“屬於莎草者”，而北方之王被稱作，即“屬於蜜蜂者”，讀作“bity”，後來埃及語中“王”一詞統一讀作“nsw”，選擇了上埃及之王作為統一王的稱呼。

古埃及文字誕生過程中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環節，即“以字注畫”。記錄描述一個重大事件是以圖畫的形式完成的，但其中人物、地點等重要信息則用標註的文字完成，這一階段的實證多來自古埃及史前時期的調色板上所刻圖畫。納爾邁調色板圖案、蠍子王權杖標頭圖案等，都很好地展示了文字誕生階段的實際應用情況。“以字注畫”的形式最初誕生於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滾筒印章，並很快從北方傳入埃及。古埃及文字中除了表音符號外，還有表意符號和限定符號，後兩者亦皆來自“以字注畫”。公元前3000多年的古埃及文字自始至終都沒有脫離“以字注畫”的影響。古埃及文字的誕生借鑑了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尤其“以字注畫”的啟發是不可爭辯的事實。沒有這個啟發，古埃及文字體系也會誕生，只是時間可能要大大延後。啟發是“智慧碰撞”的結果，交通便利帶來“智慧碰撞”，促使人類文明昇華。

貿易、技術的互相交流、啟發和借鑑，把先進文明傳遍尼羅河谷地域，更為重要的是，它觸發了埃及人在“智慧碰撞”之後的深入思考，比如古埃及建築中三角形的應用。在古埃及3000多年的歷史中，三角形一直是建築的基本理念，無論是奔奔石還是金字塔抑或是方尖碑頂端，都由三角形構成。不僅在建築文物中我們可以看到數千年的三角直尺，在古埃及護身符中也有三角直尺身影。正是簡單的三角幾何圖形應用傳遍整個埃及，讓埃及人有了進一步深思與實踐的空間，在三角的頂端垂下一根線，不僅將三角形一分為二，成為兩個直角三角形，而且精確地將底邊等分為兩條長度完全相等的直線，進而生髮出建築上的對稱原則，之後又發展出越來越深奧的理論，直到近代西方還稱等腰三角形為埃及三角形。20多年前，有學者發表論文證明畢達哥拉斯的“神聖三角”定理（又稱勾股弦定理）源自古埃及建築計算，古希臘羅馬接受了諸多古埃及思想，然後再將這些思想傳向全世界。如果埃及三角形理念沒有沿尼羅河谷從薩卡拉傳向底比斯，從北到南傳遍整個埃及甚至遠達第一大瀑布以南的努比亞，進而通過後來的亞歷山大學園傳遍世界，單憑埃及人一地的思考是萬不能出現後來的三角形理論，進而成為現代幾何學的重要內容。

二、政制格局與三個王國的興盛

古埃及3000多年王朝史經歷了三個巔峰時期，即古王國（包括第三王朝至第八王朝）、中王國（包括第十一王朝後半段、第十二王朝和第十三王朝）和新王國（包括第十八王朝、第十九王朝和第二十王朝）時期，佔據古埃及歷史近一半時間。儘管晚王國時期埃及仍處統一時代且文化仍然強盛，但因沒能跟上時代步伐而逐步走向衰落。

古王國共500多年，被後世稱作金字塔時代，留下的遺蹟至今仍見證著其間的輝煌。中王國共400多年，金字塔雖不再像古王國時期一樣恢宏，但繁榮的社會經濟支撐起一個新的社會階層——書吏，這一知識分子階層的存在讓中王國成為一個文學極其發達的時代，不僅創作出大量敘事和抒情作品，還將此前口耳相傳的作品記錄下來，成就了文學的鼎盛時代，因此被後世稱作古典時代。新王國存在480多年，雖不及古王國繁盛時間長，但經歷了喜克索斯人在北方的蠻橫統治後，終於意識到國家安全的重要性，認識到繁榮的大國要有足夠的國際生存空間，於是南征北戰，讓埃及的勢力範圍北至古代敘利亞，南至尼羅河第四大瀑布以南，東部的西奈和西部的利比亞皆臣服在新王國法老腳下，故新王國亦被稱作古埃及的帝國時期。三個鼎盛時期的文明成就，佔據古埃及對人類所作貢獻的大部分。

學者對古埃及三個繁榮時代的進程多有解說。比如，古王國的繁榮源自農業生產的擴大以及由此帶來的人口增長，從而產生一個較完備的中央管理體系。學者將中王國的繁榮歸因於政權穩定、農業生產進步與豐富的礦藏，以及稅收與徭役制度卓有成效的施行。儘管中王國時期地方豪強勢力崛起，但中央政權很好地處理了與地方豪強的關係，形成一種頗似後來歐洲封建社會國王與地方家族勢力之間的忠誠關係。新王國的繁榮昌盛主要是強大軍事力量帶來的邊境穩定、外交成功、貿易暢通等，給埃及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然而，古埃及三大鼎盛時期背後有沒有一個共同的原因，能讓古埃及幾度輝煌？

縱觀古王國、中王國和新王國三個鼎盛時期，我們發現，統一是其共同之處。統一因軍事力量強大，軍事力量不僅造就了新王國帝國，同時也是古王國強大和中王國繁榮的保障。而且統一符合古埃及深入人心的瑪阿特（mAat）觀念，即世界應該和諧統一，有秩序與正義。伴隨統一而來的是穩定的社會生活，即使出現埃赫那吞宗教改革及遷都改信的歷史插曲，依然沒有破壞整個社會的穩定。軍事力量弱小則會破壞社會穩定，經過第一中間期的混亂，中王國各地方勢力意識到擁有常備軍的重要性，於是建立起諾姆常備軍。不過，直到新王國時期，埃及才建立了國家常備軍。

儘管穩定來自軍隊的強大，但對古王國與中王國來說還遠非這麼簡單。特別是中王國時期，有些地方的邊境安全甚至要完全依靠諾姆軍隊，而諾姆常備軍並不聽從法老的直接調遣。在此情況下，中央與諾姆之間的關係就變得非常微妙。經濟發展需要穩定的社會環境，因此，除軍隊的強大支撐外，確保繁榮昌盛的穩定局面，還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並使之制度化。古埃及三個鼎盛時代社會穩定的政治基礎，皆來自完整有序的政制結構。在沒有任何前人經驗可供參考的時代，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政制體系統治和管理國家，是古埃及人作出的偉大政治貢獻。

古埃及政治穩定依靠強大的人神君主與信仰理論支撐。法老對人民來說是人神一體的存在，甚至在中央王朝尚未出現時就已開始。法老擁有五個王銜，以新王國圖特摩斯三世王銜為例：“荷魯斯神，強壯的神牛從底比斯升起；兩女神，像天空中的拉神一樣王權永恆；金荷魯斯，力量強大、王冠神聖；上下埃及之王曼赫坡爾瑞；拉神之子，圖特摩斯，美麗的形象，綠松石女神哈托爾所鍾愛者。”雖然五個王銜大多不同時出現，但王權的神聖與國王的人神一體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成為古埃及人的信仰。西方學者將這一信仰理論稱為“credenda”，這一希臘語詞語有“信條”之意，雖然有點像後來的宗教信條，但對古代埃及人來說更像是真理，甚至在法老被取代或被謀害時仍深信不疑。

古埃及人認為，人神之王是奉天意在人間維護瑪阿特的，法老被替換亦為天意，理論與現實並不矛盾。整個埃及社會由人神一體的法老之下的家庭經濟構成，2500多年一直是物物交換，沒有貨幣誕生，西方學者稱這種家庭經濟為“oikos”。埃及不像兩河文明走向從“城邦”（city-state）到帝國之路，而是從村莊直接躍升為國家，有人甚至稱為“國邦”（country-state）。然而，維繫統一併讓國家保持繁榮，並非僅靠強大的人神君主與信仰理論就能做到，一定要有一套完整的政制運行體系，才能確保大一統的家庭經濟順利發展，人口不斷增長，稅收持續增加。

對於古埃及政制的判斷，以魏特夫為代表的西方學者認為，古埃及是東方專制主義國家，因為包括埃及在內的東方文明古國都是大河文明，大河文明需要治水，而治水需要強大的權力組織，於是誕生了專制主義。這一觀點受到其他國家學者的批判。國內學者劉文鵬、周鞏固、王泰、郭子林等人將古埃及政制概括為中央集權的官僚統治。當然，西方學者還在人類學、考古學和社會學層面將古埃及社會認定為“複雜社會”（complex society）。除了對古埃及政制性質作出判斷，西方學者還對古埃及政制的具體建構與運行機制作了解析。荷蘭萊頓大學學者布恩深入研究了古埃及第十八王朝一位維西爾瑞赫米瑞（Rekhmire）位於底比斯墓地陵墓中的銘文，完成了新王國早期政制研究專著《維西爾的職責》，其研究之細，甚至將宮廷中某一角落房屋的功能都作了分析。從微觀細節到宏觀定位，學界對古埃及政制的研究不乏紮實成果，但是，目前學界尚無人從奠定三個巔峰時期政制穩定基礎的政制格局角度進行研究。這個政制格局概括地說，就是君主法老駕駛的“四駕馬車”：內宮、外宮、神廟和軍隊。

學界沒有內宮概念，學者一直認為古埃及的內宮就是後宮，是法老的私人家庭。但仔細考察就會發現，有些非常顯赫的頭銜擁有者並非王室成員，卻在國家政制結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smr waty”，有人譯為“朝臣”，但深受法老器重者卻並不在宮中任職。直譯更能顯示這一頭銜的真正含義，“smr”意為“朋友”，“waty”意為“唯一的”，合在一起是法老的“唯一朋友”。這一頭銜並非正規官職，擁有該頭銜的人物多非王室成員。第五王朝貴族烏哈在其陵墓的銘文中稱，自己是“國王璽印攜帶者，唯一陪伴者”，“陪伴者”與“朋友”是同一個詞彙。第十二王朝貴族哈努姆霍泰普亦在自己的墓葬中寫下自傳銘文，自稱是法老的“唯一陪伴者”，即“唯一朋友”。新王國早期軍官雅赫摩斯亦自稱是法老的“唯一朋友”。這種情況非常多，法老的“唯一朋友”深受法老信任，常被指派執行重要任務，有些人甚至被任命為法老之下最大的行政官員維西爾。將這些頭銜的擁有者認定為後宮成員顯然不合適，但他們又經常遊走於法老身邊，很像法老的私人參謀，法老把他們當作親信，允許他們出入後宮。因此，在法老之下除了有一個維西爾主持的宮廷行政機構外，還有一個區別於後宮與宮廷行政機構的非正規機構，可稱之為內宮。

內宮成員主要由法老身邊最親近的人員組成，包括王子（sA nsw）、貴族（iri-pat）、王后王妃（Hmt-nsw）、法老密友（rxt-nsw）、老臣（saH）、大人物（HAti-a）、內宮總管（imi-r ipAt-nsw）、內侍（wbA）、朋友（smr）、宮中行走（Smsw）、玉璽佩戴者（xtm）、王宮主管（imi-r aH）、王權護衛（iri-nfr-HAt）、國王飾物官（Xkrt-nsw）、執扇官（TAy-xw n
nsw）、國王提鞋官（TAy-Tbti） 等。之所以將其與後宮區別開來，是因為這些頭銜的擁有者並非後宮中的服務人員。如“國王的朋友”（smrw）是有組織的，有一個頭銜是“imi-r
smrw”，即“國王朋友總管”，顯然這些“朋友”的活動要受控於“領導者”。“內宮主管”、“國王朋友總管”、“王宮主管”三個頭銜說明內宮不同組織各司其職。從內宮成員的頭銜可以看出，有些成員兼有管理國內事務的外宮頭銜，但內外宮的職責顯然不同。內宮類似法老個人的服務與參謀機構，雖不直接參與中央政權的管理，卻伴隨法老左右，跟隨法老出征。有時作為特殊使臣執行法老的特殊使命，比如第十八王朝的伊南尼就曾受命於法老，為其修建神廟。

然而，之所以稱內宮頭銜為非正規官職，是因為這些人的頭銜都非法老任免，不然不會出現像“唯一朋友”/“唯一陪伴”和“真正的唯一朋友”/“真正的唯一陪伴”這樣的頭銜。顯然，有人自稱是法老的“朋友”或“唯一朋友”，引起了法老身邊人的不滿，故而在自己的稱呼中加上“真正的”（mAa）以示地位高貴。“唯一”（waty）是想揭露其他人自稱法老“朋友”的謊言，“真正的”更是為了揭示別人“唯一朋友”身份的虛假。這些頭銜存在於古王國、中王國和新王國時期，且都在宮廷中起著重要作用，而在三個中間期的混亂時期，這些頭銜出現的頻率則非常少。當然，並不能因此推斷內宮決定了王朝的穩定，但內宮在古埃及政制建構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視。

外宮是古埃及中央行政機構，由維西爾全面掌管，對法老負責，主要由國庫、穀倉、工程與律法機構組成，中央之下的地方機構是諾姆。國內外對外宮的研究較多，亦較充分，這裡不再贅述。

法老駕馭的第三駕“馬車”是神廟，法老作為神廟最高祭司掌管神廟的全部活動，其他祭司皆為法老代理人，替法老管理神廟日常工作。三個鼎盛時代神廟都不是與宮廷截然分開的宗教機構，而是法老政制體系中的有機組成部分，不僅承擔著塑造人們意識形態的作用，還肩負著文化教育責任。

法老駕馭的第四駕“馬車”是軍隊，主要由步兵、車兵與弓箭兵，外加巡邊的部隊構成。法老直接指揮大將軍，其下是軍團司令。

四駕“馬車”皆由法老直接統領，各司其職，法老利用內宮協調這四方關係。因此，內宮就像法老的參謀部或智囊團，為古埃及政制體系建立貢獻智慧，為後世留下一份寶貴的政治財富。古埃及政制體系確保了在沒有特大天災人禍、周邊勢力崛起和落後於時代步伐等因素之前社會的繁榮昌盛。而古埃及之所以在古王國第六王朝之後出現混亂，是因為旱災過於嚴重，超過當時埃及的承受能力；中王國之所以在第十二王朝之後出現大分裂，是因為喜克索斯人的滲透與強勢崛起；而第三個鼎盛時代新王國之所以在第二十王朝之後再次分裂，則是因為埃及未能邁入鐵器時代。

三、創造力衰竭與古埃及文明的衰落

經過古王國、中王國與新王國的輝煌與強盛之後，埃及歷史從公元前600多年開始逐步走向衰落。雖然在第三中間期後，埃及再次統一於第二十六王朝，頗有中興之意，但這一王朝的建立卻是在亞述帝國扶持下完成的。從此埃及不斷被異族征服，亞述人、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輪番佔領並統治埃及，最終在阿拉伯人的佔領中，埃及文明走向衰落。

對於文明衰亡原因的探索，學者早已建構出政治、經濟、自然災害等各種理論，探索途徑並未止於一端，進化論、歷史論、技術論等對文明衰落理論貢獻出智慧。某一文明的衰落是綜合因素造成，這一宏觀論斷可獲得多數學者認可，克里斯特和帕格尼尼在分析瑪雅文明衰落時得出的結論便為一例。有人甚至對羅馬帝國的衰落提出十多個原因，包括氣候、人口、政治、民族感情、財政、經濟、社會、道德、宗教、自然災難等各個方面，幾乎無所不包，彷彿羅馬帝國在劫難逃。還有更為宏觀的研究將古代文明衰落歸於氣候突變，“歷史學、考古學及古氣候學的證據證明，公元前2200—前2000年，在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及黃河流域均發生了轉向乾旱的氣候突變”。這不再是含混的綜合原因論，對古埃及來說，第一中間期與此次天氣突變時間較為吻合，但第一中間期後是中王國的繁榮，埃及並未因此一蹶不振。類似理論還有城市人口增長導致食物短缺，進而導致文明衰落等。

西方學者伊恩·肖首先提出鐵製武器的出現對埃及戰場失利影響巨大，他在《古埃及技術與創新》一書中說：“青銅時代晚期已經出現的一個軍事技術的重要變革是鐵製武器的引進。從公元前1000年中期起，整個近東鐵器生產好像增多了，說明該地區整體進入鐵器時代。但該技術沒有出現在埃及，可以充分說明埃及缺鐵，因此導致被亞述佔領（約公元前667年）和被波斯佔領（約公元前525年）……”哈雷爾與沃爾伯坦也都認為波斯佔領埃及時，鐵在亞洲已經替代銅成為最為普遍且便宜的物品，唯有埃及在技術上還以銅為主導。

中國學者對古埃及文明衰落原因雖專論不多，但也有所涉及，多將其歸於綜合原因，較少明確解釋埃及為什麼未能進入鐵器時代而無力抵禦外族入侵。其實鐵器時代的到來，不僅限於工具特別是武器的發展，對於一個文明體各層面的影響與衝擊都是巨大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人類歷史在鐵器時代來臨時發生重大轉折，一些文明崛起，另一些文明衰落，古埃及文明便是後者的一個例證。青銅時代的埃及曾在新王國時期成為地跨亞非兩洲的大帝國，是青銅時代人類文明的兩大巔峰之一。但當週邊民族邁入鐵器時代後，埃及卻逐漸走向衰亡，對此我們應找尋其原因。

古埃及人用鐵的歷史很悠久。格爾扎（Gerzah）的內伽達文化二期遺址出土兩串鐵製串珠，斷代為公元前3200年前後，此後埃及陸續有鐵器存世。因此，有學者稱“埃及人知道鐵並使用鐵比歐洲早2000多年”，“在古埃及，鐵的應用比銅要早”。

古埃及人還賦予鐵崇高的地位。鐵在古埃及被稱為天降金屬，即“biA n pt”，其中“biA”泛指一切金屬，“pt”意為天，兩者合一特指鐵。鐵作為“天降神物”被廣泛應用於神聖儀式，比如古埃及喪葬儀式中非常重要的開口儀式，所用的工具錛鑿便是鐵製品，從古王國開始，這一儀式持續了近3000年。但鐵何以被古埃及人認為比銅更加神聖？古埃及人長於冶銅，銅礦石開採自地下，無法讓人聯想到強大的神聖力量。古埃及人所用鐵器以隕鐵鍛造而成，隕鐵來自天上，隕石飛落，勢如雷霆，足以喚醒“睡”去的逝者。

埃及自古以來就常有隕石降落，公元856年，5塊隕石從天而降，其中一塊燒燬了一頂帳篷。1877年到1916年有四次隕石雨降落埃及。上埃及第九諾姆伊普（Ipw）奉皿神為守護神，守護神的符號亦為該諾姆標誌。此符號與古希臘宙斯神的雷霆符號幾乎完全一樣，因此艾赫米姆在希臘化時代被希臘人稱作雷霆之城。古埃及主持開口儀式的祭司住在該城，隕鐵被製成開口儀式所用的錛鑿絕非偶然。

但鐵的應用不等同於鐵器時代的到來，只有當鐵的應用改變了人類生產與生存方式，才能視為鐵器時代的到來。儘管埃及西部荒漠中的巴哈瑞亞（Bahariya）綠洲和東部荒漠中的達巴旱谷（Wadi
el-Dabba）都蘊藏鐵礦資源，但古埃及人長期以來只是偶爾來此開採其他伴生礦，並未大規模開採鐵礦。在埃及發現與冶鐵活動有關的遺址只有三處：三角洲的瑙克拉提斯（Naukratis）和代分納丘（Tell
Defena）屬於公元前6世紀，且兩地都是希臘人在埃及的定居點，東北荒漠中阿布格瑞達旱谷（Wadi Abu Gerida ）遺址則已屬羅馬時代。恰恰說明，古埃及人長期與冶鐵無緣。正如奧格登（Jack Ogden）所說，劃分成青銅時代、鐵器時代的習慣強調了冶金的重要性，但這樣的劃分方法並不嚴謹，不同金屬的迭代並非驟然完成，一種新技術的首次出現與其在社會上被廣泛接納常有延遲。國王沛匹二世（Pepi Ⅱ）豎起比本人還高的黃銅雕像1000年後，埃及農民仍使用燧石鐮刀收割莊稼。雖有學者主張埃及在新王國時期隨著與西亞的接觸而進入鐵器時代，並認為當時的大臣瑞赫米瑞的墓室壁畫展示了冶鐵過程；但埃及只是從其他國家甚至是從敵國輸入鐵器，且數量有限，而壁畫中工匠手裡的吹管，也不可能使熔爐的溫度達到熔鍊鐵水的程度，欲達此目的非有風箱不可。總之，新王國時期埃及並未擁有自己的冶鐵工業，稱不上進入鐵器時代。

目前學界認為冶鐵技術的發源地有兩處，一是位於小亞細亞東北或高加索地區，無論是古典文獻提到的卡律貝斯人（Chalybes），還是斯基泰人（Schythian）都活躍於這一地區。亞述使用鐵製工具的最早記錄是公元前9世紀。另一處源頭位於中歐奧地利哈爾施塔特（Hallstatt）一帶，希臘的鐵器就是亞該亞人（Achaean）由此帶入的。從使用隕鐵到冶鐵工業產生，存在一個從青銅時代向鐵器時代的過渡期，有學者主張其在公元前14世紀至前10世紀。哈爾施塔特的墓地正是過渡期的一個典型樣本，其遺址分為從A到D四個階段，前兩個仍屬青銅文化，後兩個則已成為鐵器文化。

中國境內發現的年代最早的鐵器是藁城臺西和平谷劉家河出土的鐵刃銅鉞，均屬商代中期，經鑑定都是隕鐵製品。目前中國境內發現最早的人工冶鐵製品出土於甘肅臨潭縣磨溝遺址寺窪文化墓葬，年代為公元前14世紀左右。新疆出土早期鐵器數量多，年代在商周之際。中原地區最早的人工冶鐵製品出自三門峽上村嶺虢國墓地，發現鐵刃銅戈和玉柄銅芯鐵劍等，時代為西周末至春秋初（約公元前8世紀）。

無論如何，當歐洲和亞洲陸續進入鐵器時代後，冶鐵技術不斷改進，吹氧工具由風箱進化到水力鼓風機，燃料由木炭進化為焦煤，規模由作坊發展到工場，鐵器的數量越來越多，質量越來越高，而埃及卻錯過了這趟時代列車。

古代埃及沒有出現成規模的冶鐵工業，原因之一是缺少木材。冶鐵需要大量木炭，且對木材品質有一定要求。在15世紀的英國，一家鍊鐵廠一年就要消耗400多平方英里的森林，而埃及僅有的樹木都是無花果樹等不成材的雜木。古埃及王室和貴族用於建造船隻、製作棺槨的優質木料大多來自黎巴嫩，以進口木料支撐冶鐵工業顯然不太現實。

第二個原因在於缺乏技術傳播路徑。技術傳播有多種途徑，在古代世界，戰爭與遷徙是其中最重要的兩條。冶鐵技術被亞該亞人傳播到希臘，而後隨著“海上民族”的腳步傳播至地中海東部沿岸，但傳到埃及時卻被拉美西斯三世拒之門外。“海上民族”的遷徙給沿途居民帶去深重災難，赫梯帝國因之而衰落，埃及挫敗“海上民族”侵襲捍衛了本國的和平安定，但在拒敵於國門之外的同時，未能看到整個文明世界已經進入鐵器時代。在古代世界，強國才能生存，強國既需有強大的制度文明，亦需有強大的工具文明。在鐵器時代，一旦面臨戰事，用銅製武器對抗鐵製武器，再強大的制度文明都無法逃脫任人宰割的命運。幾個世紀後，埃及陸續敗於亞述、波斯、希臘、羅馬，原因之一就在於此。

最後一個原因是古埃及人缺乏改進工具的動力。在丘陵起伏的希臘，表層土壤較淺，鐵製農具是農業生產的必需品，因而鐵塊在荷馬史詩中成為英雄們在賽會上決勝的最佳獎品。古埃及人稱國家為黑土地（Kmt），富饒的黑土再加上尼羅河的滋養，農業條件得天獨厚，反而限制了古埃及人改進生產工具的動力。

埃及文明的衰落在新王國末期已初露端倪。第二十王朝經歷一系列內憂外患，如“海上民族”入侵、宮廷政變、數代國王短壽、工匠罷工等，到末代國王拉美西斯十一世時力圖改制，結果卻是王朝崩潰。統治時間的短促顯示出內政不穩，力圖改革政制說明危機嚴重。拉美西斯十一世於統治第十九年更改年號，改稱（whm mswt ）元年，這兩個埃及符號分別為“重複”與“出生”之意，加在一起取意“重生”，西方學者將其譯為“復興”（Renaissance）。新的政制欲將過去集王權、教權與軍權於一身的大權獨攬改為權力一分為三：斯曼迪斯（Smendes）與赫瑞霍爾（Herihor）分別於北方塔尼斯城與南方底比斯城行使行政權，同時，拉美西斯十一世在匹—拉美西斯城享用其法老的象徵權力。此後埃及越發羸弱，對外戰爭不再深入亞洲，而是在本土與敵人作戰。亞洲的敵人揹著禮物前來請求法老給予“生命的呼吸”的時代轉眼就發生了變化。新王國從此衰落，走向分裂、異化乃至消失。利比亞人、努比亞人、亞述人、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輪番統治，讓埃及人失去語言、文字、宗教、習俗，最後變成與古埃及人有天壤之別的“異族”。從歷史大趨勢可以看出，古埃及衰落的直接原因是外患。

任何文明的衰落都不是單一原因造成的，但總有一個原因是主要的、致命的。一個文明滅於外族入侵時，其戰力必不如人，滅於自然災害時，其國力必不昌盛。

國內學者通常將這些人稱為“海上民族”，這是不準確的，正如普倫蒂斯所言，古埃及從拉美西斯十一世開始每況愈下，直接表現為內政失控，但儘管政權分崩離析，古埃及卻並未因此立即“死去”，此後700多年分分合合由弱到衰，古埃及文明逐漸走向消亡。

古埃及王朝經歷了3000多年風雨，三次大分裂，也有過外族統治。第一中間期的大分裂之後是中王國的繁榮，第二中間期的大分裂之後是新王國的誕生。前兩次都恢復了過來並重塑輝煌，唯獨第三次大分裂後未能再度崛起。外族的入侵佔領是古埃及文明衰落的致命因素，而工具文明的落後，特別是戰爭工具文明的落後到達一個絕對失衡的程度時，埃及文明才走到一個致命轉折點。考古與文獻材料顯示，黎凡特地區一直受埃及影響很大。但公元前850年開始，該地區考古挖掘出土的文物不再像從前那樣豐富，而此時正是黎凡特地區鐵器時代一期和二期的開始時期。

公元前850年是古埃及走向衰落的分水嶺，鐵器時代的到來像一堵高牆將埃及與亞洲隔離開來。古埃及兵器的演進，從有圖畫記載的原史時期（protohistory）就以標頭杖、戰斧、矛和弓箭為主要武器，無論陣勢怎麼排列，主要作戰方式都是近身戰。第二中間期由喜克索斯人引進了戰車與亥俳什劍（xpS, 通常譯為“鐮劍”），速度更快，力量更強，但武器並未發生根本改變。在鐵器時代仍用銅製武器與強敵抗爭，這就是拉美西斯十一世之後法老面臨的嚴酷現實。古埃及人的傳統敵人一直沒有根本變化，即南方努比亞人、西北利比亞人以及東北黎凡特地區諸勢力，但埃及從來沒有像公元前9世紀那樣變得如此軟弱，如此不堪一擊，被如此之多的民族征服。

有人將古埃及文明的衰落歸結於埃及人多用僱傭兵，因而導致疏於戰爭經驗，這一點恐怕說服力不夠。埃及使用僱傭兵作戰早已有之，然而埃及並未因此衰落。正如伊恩·肖所言，縱觀古埃及歷史，金屬特別是鐵一直完全依賴進口，其武器的製造自然還是銅斧銅劍。古埃及未能像同時代其他強大民族一樣成功進入鐵器時代，沒有以鐵為原料的工業基礎，亦沒有鐵製武器裝備軍隊，僅有的少量鐵製武器還依賴進口，導致戰爭中的埃及士兵用銅劍與鐵劍拼殺。拼殺的可怕結果不僅限於一對一的劣勢，而且更可怕的是還會在埃及軍隊中造成一種恐懼情緒，這一狀況不從根本上改變，單靠整肅軍隊無法扭轉戰場潰敗的命運。

結     語

無論是讓古埃及文明誕生的“智慧碰撞”，還是使古埃及文明得以持續輝煌的政制格局的建立，都集中體現了古埃及文明的創造智慧。如果沒有文字的發明，古埃及的歷史便無法誕生；而如果沒有法老“四駕馬車”政制格局的創立，也無法讓其3000多年的歷史如此輝煌。文明一旦失去創造力，就會止步不前，古埃及文明最後衰亡，從反面驗證了創造力對於一個文明生死存亡的重要性。

三大中間期的分裂與混亂，在很大程度上考驗了古埃及人的政治智慧，在沒有任何前人經驗可供參考借鑑的情況下，古埃及人通過不斷完善自己創立的智慧體系，一次次走出危機，走向統一，走向強大。三大中間期的混亂皆因內憂外患太過嚴重：古王國的分裂原因甚多，第六王朝沛匹二世年近百歲但後繼無人，且外戚分權嚴重，更有連年旱災與亞洲遊牧部族的不斷騷擾入侵；中王國的分裂因尼羅河水位過低造成饑饉，王位繼承亦後繼無人，喜克索斯人在北方乘機裡應外合起兵作亂；新王國的分裂因“海上民族”多次侵擾，雖被埃及打敗卻因此動搖了法老們的統治地位，拉美西斯十一世“維新改革”（wHm）失敗而導致中央政權崩潰。然而，中王國法老創立了共治制度，即老國王在位時便將年輕的繼位者扶上王位共同治理國家，讓中央政權更加穩固；新王國在經歷了喜克索斯人統治之後創立了國際緩衝區政策，讓第二中間期的外族勢力不再危及埃及的統一。勃勃生機皆源自創造。

古埃及人的政治智慧，成就了其文明數千年的輝煌。然而，3000多年盛衰起伏畢竟都是青銅時代的歷史，當更深刻的時代變革到來之際，古埃及的政治智慧卻未能預見新時代的來臨。於是，埃及這個古老國度的文明歷史在鐵器時代到來之際，從衰落走向崩潰和毀滅。公元394年刻寫在菲萊島神廟上的銘文成為古埃及文字最後被使用的見證，之後阿拉伯人於公元639年開始佔領埃及，古埃及語言文字徹底從埃及人的生活中消失。當人們藉助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等人破譯的古埃及語言文字，再次走進古埃及文明歷史的時候已經是1000多年後。曾經輝煌的文明，只能走進博物館和學者的研究室供後人瞻仰研究。交流、創造、眼界與預見作為人類早期文明歷史的政治智慧，成就了古代埃及的輝煌，也見證了她的毀滅，為後世留下一塊警示的豐碑。

（作者李曉東，系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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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湘 宇

校審：小 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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