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蘭多·費吉斯 | 創造歐洲人

作者：[英]奧蘭多·費吉斯，譯者：王晨

1846年6月13日，一個陽光明媚的星期六，早上7點30分，三臺蒸汽機車中的第一臺從聖拉扎爾站（Gare
Saint-Lazare）駛出，開始了前往布魯塞爾（Brussels）的開創性旅程。每列火車都由20節敞篷車廂組成，用代表法國國旗和比利時國旗的三種顏色裝飾。車上的1500名乘客是應雅姆斯·羅斯柴爾德男爵（Baron
James Rothschild）的邀請來慶祝巴黎—布魯塞爾鐵路開通的，他的“北方鐵路公司”（Chemin de Fer du Nord）剛剛完成了從法國首都到里爾（Lille）的鐵路建設。

這不是第一條國際鐵路。三年前的1843年，比利時人在普魯士的萊茵省開通了一條從安特衛普（Antwerp）到科隆（Cologne）的鐵路。但巴黎—布魯塞爾線特別重要，因為它開啟了法國與低地國家、英國（通過奧斯坦德［Ostend］或敦刻爾克［Dunkerque］）和德語系的國家之間的高速連接。法國媒體宣稱它的開通是在法國文化統治下歐洲統一的開始。“邀請外國人來見證我們的藝術，我們的機構，以及所有讓我們偉大的東西，這是保持我們國家在歐洲良好聲譽的最可靠方式”，批准里爾鐵路建設的委員會是這樣想的。

第一列火車上載有官方要人，包括法國國王的兩個兒子，內穆爾公爵和蒙龐希埃公爵（Ducs de Nemours and Montpensier），陪同他們的是法國和比利時的部長、警察局局長和各位名流，其中有作家大仲馬（Alexander Dumas）、維克多·雨果和泰奧菲爾·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以及畫家讓—奧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爾（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這個先遣隊以聞所未聞的30公里時速從巴黎出發，在炎熱的下午到達里爾。遊客們的頭髮被風吹亂，精美的衣服沾上了露天旅行的灰塵，他們在中世紀城牆外的一個臨時車站下車，在那裡迎接他們的是城裡的頭面人物、坎佈雷（Cambrai）大主教* 和手舉法國國旗與比利時國旗的騎兵儀仗隊。軍樂隊奏完國歌后，政要們列隊走過裝飾華麗的街道，那裡聚集了如此龐大的人群，以至於國民警衛隊需要竭力維持秩序。到處都是小偷，飲料喝光後出現了混亂的場面，還有司法宮起火引發的警報。

羅斯柴爾德在未來的火車站所在地——當時車站正在中世紀的城牆內修建——一個巨大的帳篷裡為2000人舉行的盛大宴會拉開了慶典的帷幕。60名廚師和400名侍者奉上了豐盛的白醬水煮三文魚、約克火腿配水果、焗鵪鶉、“攝政王”鷓鴣†、奶油燉豆子、奶酪、甜點和法國葡萄酒，然後是祝酒詞：“為法國和比利時的統一干杯！”“為國際和平乾杯！”羅斯柴爾德就鐵路將歐洲各國聯繫在一起發表了衷心的講話。

隨著夜幕降臨，在廣場上舉行了“怪物音樂會”，埃克托爾·柏遼茲（Hector
Berlioz）指揮來自當地駐軍的400名樂隊成員演奏了他的《凱旋與葬禮大交響曲》。組織者堅持要在管絃樂隊中加入12門禮炮，準備在最後的“昇天”和絃時開炮。但當那一刻到來時，炮沒有響，因為點火器找不到了。儘管有兩門炮被用雪茄點燃，使得引線在空氣中嘶嘶作響，讓一些觀眾誤以為原本就是這樣設想的。

柏遼茲被委託創作一首名為《鐵路之歌》的康塔塔，歌詞出自作家儒勒·雅南（Jules Janin）之手，歌頌國際和平與兄弟情誼，那是鐵路所激發的理想。這首康塔塔是為男高音獨唱、管絃樂隊和幾個合唱團譜寫的，廣場音樂會結束後，在市政廳的宴會上表演了這首歌曲。“這首康塔塔以不同尋常的神韻和清新的聲音被演唱，”柏遼茲向他的妹妹南希（Nanci）報告說，“但當我被內穆爾公爵和蒙龐希埃公爵叫去隔壁房間裡談話時，我的帽子和樂譜一起被偷了。”樂譜被找了回來，但帽子沒有。

凌晨兩點鐘，狂歡者的隊伍繼續前往布魯塞爾。在他們抵達的第一座比利時小城科特賴克（Kortrijk），全城的人都出現在車站，迎接來自法國的非凡列車。根特城（Ghent）則奉上鳴禮炮的閱兵式。在從梅赫倫（Mechelen）開始的最後一段旅程中，前面的兩列火車平行前進，在聚集人群的歡呼聲中同時進入布魯塞爾車站。站臺上，法國王子們受到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一世和他的法國妻子、王子們的姐姐—奧爾良的路易絲（Louise of Orléans）的歡迎。大皇宮舉行了宴會，比利時鐵路公司也在剛剛運營的北站（Gare du Nord）舉辦了舞會。車站被改成了舞廳，鐵軌上鋪了木地板，玻璃屋頂懸掛著吊燈，並從荷蘭運來成車廂的鬱金香。《國民報》（Le National）的記者宣稱：“我們從未見過如此壯觀的舞會。”

清晨，來自法國的遊客開始返回巴黎。330公里的旅程只花了12個小時—是乘坐驛站馬車通常所需時間的四分之一，後者是鐵路出現之前最快的交通方式。

受權刊發，選自《創造歐洲人：現代性的誕生與歐洲文化的形塑》，[英]奧蘭多·費吉斯著，王晨譯，北京日報出版社2023年3月。本文為該書導言。

很快，到處都可以看到鐵路穿越國界。歐洲文化的新時代開始了。藝術家和他們的作品現在可以更容易地在大陸上往來。1847年，柏遼茲將經由巴黎到布魯塞爾的線路前往俄國進行音樂會巡演。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鐵路將被管絃樂隊和合唱團、歌劇和戲劇團、藝術作品巡展和巡迴朗讀自己作品的作家所使用。國際市場將為繪畫、書籍和樂譜的廉價大規模複製打開大門。國外旅行的現代紀元將會開始，使多得多的歐洲人能夠認識到他們的共同點，並在這些作品中發現他們自己的“歐洲性”，即他們與全歐洲其他民族共同的價值觀和理念，這些是高於和超越他們各自國籍的。

這種“歐洲文化”是如何產生的將是本書的主題。它試圖解釋在1900年左右，歐洲大陸各地如何開始閱讀相同的書籍，複製相同的畫作，在家裡演奏或在音樂廳中聆聽相同的音樂，以及在歐洲所有的主要劇院演出相同的歌劇。總而言之，歐洲的正典——組成了今天歐洲乃至有歐洲人定居的世界各地的高雅文化——是在鐵路時代確立的。至少從文藝復興開始就存在一種精英的世界文化。它建立在基督教、古典文化、哲學和知識之上，在整個歐洲的宮廷、學院和城邦中傳播。但直到19世紀，一種相對完整的大眾文化才得以在歐洲大陸各地發展起來。

《創造歐洲人》是一部國際史。它把歐洲視作一個整體，而不是將其劃分為不同的民族國家或地理區域，就像大多數歐洲史所做的那樣，它們主要關注文化在19世紀的民族主義運動和民族構建計劃中的角色，而非藝術作為將各民族統一起來的力量。我的目標是把歐洲作為一個跨越國界的文化傳遞、翻譯和交流的空間，從中將誕生一種“歐洲文化”—一個藝術形式、理念和風格的綜合體—它的出現將使得歐洲不同於更廣大的世界。[7]就像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曾經說過的，文明中幾乎所有的重大進步—19世紀歐洲文化的耀眼成就無疑是其中之一—都出現在國際主義最為盛行的時候，那時人員、思想和藝術創造可以在各國之間自由流動。

在許多方面，這本書是對作為第一個文化全球化時代的19世紀的探索—因為那實際上就是歐洲藝術品市場在這個時代的創立所代表的。許多人從一開始就反對這個過程——最明顯的是民族主義者，他們害怕融入國際文化會影響本民族的獨特文化和原創性——但沒有人能阻止它。19世紀的重大技術和經濟變革（大眾傳播和旅行的革命、平版印刷術和攝影的發明、自由市場體系的崛起）以不受任何民族國家政治控制的方式充當了“歐洲文化”形成背後的推動力——這種文化是一個覆蓋整個大陸的思想和藝術作品的跨國流通空間。

本書的核心是19世紀新發展起來的藝術和資本主義的關係。其中既有關於藝術本身的，也有關於藝術經濟學的內容（生產技術、商業管理、營銷、宣傳、社交網絡和打擊盜版的問題）。我將專注於與資本主義體系關係最密切的藝術形式，它們有的為了市場而被印刷複製（文學、音樂和繪畫的主要利潤來源），有的一旦失去國家補貼就會被作為商業經營（比如歌劇）。雕塑和大型公共藝術作品在本書中不那麼重要。最終，是市場決定了歐洲的正典，決定了哪些作品將繼續存在，哪些（數量更為龐大的）作品將會失傳和被遺忘。

有三個人將是本書的中心：作家伊凡·屠格涅夫（1818—1883），與屠格涅夫保持長期親密關係的歌手和作曲家保琳娜·維亞爾多（Pauline
Viardot，1821—1910），以及她的丈夫路易·維亞爾多（Louis Viardot，1800—1883），此人今天已被遺忘，但在他那個時代是重要的藝術評論家、學者、劇院經理、共和派活動家和出版商、記者，還是把俄語和西班牙語文學作品譯介到法語的譯者（換句話說，他不是藝術家，但與藝術家所依賴的一切有關）。他們的傳記是通過敘事編織而成的，將跟隨他們前往歐洲各地（他們先後在法國、西班牙、俄國、德國和英國共同生活過，並在歐洲其他地方廣泛旅行），描繪他們認識的人（幾乎每個人都是歐洲文化舞臺上真正重要的人），並探索那些影響身為藝術家和藝術推動者的他們的問題。

屠格涅夫和維亞爾多夫婦以不同的方式成為適應市場及其挑戰的藝術人物。保琳娜來自一個巡演歌手的家庭，所以她的血液裡流淌著商業冒險精神；但她非常善於利用新經濟，而且作為一個女人，她在這個父權主義的時代顯得異常獨立。路易在他們婚後的最初歲月裡擔任她的經紀人。作為歐洲主要歌劇院之一的意大利劇院（Théâtre Italien）的主管，他很快就學會了如何在自由市場中運作，但他的商業敏銳性總是受到學術氣質的影響。至於屠格涅夫，他出身俄國貴族階層，這個階層的子弟們被認為應該擔任公職，靠莊園的收入生活。當屠格涅夫開始成為作家時，他並沒有商業頭腦。

通過他們的國際關係，屠格涅夫和維亞爾多夫婦成了重要的文化中介，在歐洲各地推介作家、藝術家和音樂家，幫助這些人為自己的作品建立海外市場。光顧他們在巴黎、巴登和倫敦的沙龍的人們代表了歐洲藝術界、上流社會和政界的名流。

他們的世界屬於一種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消失的國際文化。屠格涅夫和維亞爾多夫婦四海為家，可以在歐洲土地上的任何地方生活，只要那裡不損害他們的民主原則。他們在“歐洲文明”中找到了自己的家，以“歐洲人”的身份生活，但也沒有失去自己的國籍。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名言——“在歐洲的任何地方，沒有歐洲人會是完全的流亡者” ——可能就是為他們設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