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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20日，美國以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藉口，在未得到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悍然入侵伊拉克。這場戰爭讓伊拉克陷入深重災難，創傷至今仍未治癒。同時，這場21世紀最大規模的局部戰爭不僅改變了伊拉克，也給中東地區乃至世界格局帶來巨大沖擊。這是一場極富爭議的戰爭，20年後的今天，人們的爭論和反思仍在繼續。
美國錯在哪裡
9.11事件無疑是伊拉克戰爭的直接導火索。但美國選擇與“基地”組織毫無瓜葛的伊拉克為目標，反映出其在復仇情緒和霸權圖謀的驅使下的盤算：推翻反美的薩達姆政權、用所謂“民主”改造中東、消除中東地區的恐怖主義土壤。然而，除推翻薩達姆政權外，美國的後續戰略目標悉數落空。
首先，美國編造謊言發動戰爭，使這場戰爭極具爭議。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理由是薩達姆政權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與“基地”組織有染。然而，事實證明，美國提供的所謂“伊拉克生化武器”的證據純屬捏造，“基地”組織也從未得到薩達姆政權的支持。此外，美國無視國際社會反戰浪潮和眾多大國的反對，繞過聯合國，單方面發動戰爭，使戰爭不具合法性，成為名副其實的非正義戰爭，並將自身永遠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其次，遭遇戰場慘敗，持續付出高昂代價。按照戰前計劃，美國將速戰速決，在數週內以極低代價打贏戰爭。在戰爭初期，美國的確未遇到像樣的抵抗，因而在短短三週內便推翻了薩達姆政權。開戰不到兩個月，美國便宣佈主要戰事結束。然而，直到八年後，美國才得以宣佈戰爭全面結束。其間，美國陷入伊拉克抵抗武裝發動的游擊戰泥潭中，付出了極大人力和財力代價。在認識到無法打贏這場戰爭後，美國在當地局勢尚未平穩時倉皇撤離，使當地成為叛亂武裝和恐怖組織的盤踞之所，一度淪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國家。在伊拉克戰爭爆發20週年之際，美國布朗大學沃森國際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戰爭成本核算”項目發佈的研究報告顯示，伊拉克戰爭已造成55萬人死亡，花費近1.8萬億美元。美國的人員傷亡已逾萬人。另據該項目預測，考慮到伊拉克戰爭的老兵護理費用與後續在伊拉克、敘利亞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行動，到2050年，這場戰爭的成本將攀升至2.89萬億美元。
再次，伊拉克戰爭使美國“民主反恐論”破產。9.11事件後，美國政界和學界陷入深刻反思，反思的主題是“他們（穆斯林）為何如此憎恨我們”。以伯納德·劉易斯為代表的美國學者，延著“文明衝突論”的邏輯，得出中東威權主義和壓迫性政權導致其社會思潮極端化的結論。因此，美國必須向中東輸出“民主”，“民主化”將治癒中東社會的痼疾，讓中東不再是恐怖主義的沃土。美國政府採納了這種觀點，並推出了“大中東倡議”，試圖以推翻薩達姆政權、對伊拉克實施民主化改造為起點，進而用“民主”重塑整個中東。
然而，恐怖主義滋生的原因複雜，美國用文化本質主義的視角分析中東亂象，企圖用“民主化”一次性解決中東地區的所有問題，顯然開錯了藥方。事實是，“民主化”改變了伊拉克乃至中東地區的政治生態，但伊拉克沒有按美國所願，成為和平昌明的民主國家，反而由一個戰前與恐怖主義無涉的國家，淪為恐怖主義的新淵藪。“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利用戰後伊拉克的教派衝突，一度控制伊拉克大片領土。美國在撤離伊拉克數年後，不得不於2014年重返伊拉克，投入反恐戰爭。美國發動清剿“基地”組織阿富汗大本營的戰爭曾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屬於全球反恐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選擇伊拉克作為目標卻偏離了反恐戰爭的軌道。美國無視中東的宗教、文化和社會現實，企圖用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植入的方式改造中東，使美國一手塑造的伊拉克“民主樣板”一朝崩塌，伊斯蘭主義政黨紛紛通過選舉在中東國家上臺，“伊斯蘭劫持民主”的前景阻遏了美國在中東地區推廣“民主”的熱情，“大中東倡議”徹底淪為爛尾工程。
最後，伊拉克戰爭帶偏美國地區與全球戰略。在地區層面上，伊拉克戰爭導致什葉派在中東崛起。戰後，被認為受到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葉派憑藉人口數量優勢，贏得了每一次選舉。美國以一己之力幫助伊朗推翻了“宿敵”薩達姆政權，並使伊拉克成為伊朗崛起的重要支點，這樣的結局是其始料未及的。在全球層面上，美國戰略研究界普遍認為，伊拉克戰爭帶偏了美國的全球戰略，復仇的怒火驅使美國將國際恐怖組織和中東反美政權作為優先打擊目標，但反恐和改造中東被證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伊拉克為何墜入苦痛深淵
現代伊拉克國家及其版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最終形成，作為殖民主義遺產的典型“人造國家”，伊拉克民族構建起點較低。上世紀20年代，現代伊拉克在英國“委任統治時期”建國，由巴格達、巴士拉、摩蘇爾三個地區拼湊而成，宗教、民族構成複雜，阻礙了伊拉克民族構建進程。在復興黨統治時期，雖然民族與教派裂痕仍然存在，但統治精英推崇國家認同，淡化民族與教派分權，使伊拉克民族構建取得了一些進步。復興黨高層中不乏什葉派人士、庫爾德人、基督徒，甚至猶太人；在普通民眾中，不同民族和教派大體和睦相處，教派間通婚、交友較為普遍。
然而，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後，其主導的戰後政治安排激活了伊拉克民族與教派矛盾。美國主導的去復興黨化、解散伊拉克軍隊，設計以教派分權為基礎的政治制度等一系列戰後政治安排，為這個國家的動盪和衝突埋下了禍根，戰後伊拉克沿著民族和教派的斷裂帶被撕裂，催生出一大批民兵武裝和極端組織，它們興風作浪，使該國墜入殘酷的政治鬥爭和血腥的教派衝突深淵中。
首先，民族矛盾和教派主義撕裂伊拉克社會。根據美國的制度設計，伊拉克採用按民族和教派人口比例分權的“黎巴嫩模式”組建了政府和議會，總統為庫爾德人，總理為什葉派穆斯林，議長為遜尼派穆斯林，各部部長和議員也基本按照民族和教派比例分配。從表面上看，這種制度設計基於人口比例，有利於平衡各族群利益，但卻強化了身份政治，直接導致伊拉克權力結構的顛覆性變化。由於政府和議會均被什葉派掌控，其他民族和教派，特別是戰前長期執政的遜尼派，在政治生活中被邊緣化。根據美國佔領當局設計並頒佈的《去復興黨法》，復興黨成員被革去公職，大批失業的伊拉克軍隊中下層軍官加入反叛武裝。庫爾德地區“獨立王國”的地位在戰後得到強化，庫爾德人獲得前所未有的自治權，且在中央政府中控制多個核心部門。美國在戰後的政治安排推動了庫爾德人的獨立訴求，他們不僅致力於鞏固自治權，甚至推出獨立公投。什葉派則是伊拉克戰爭的直接受益者。什葉派是在伊拉克人口中佔絕對多數的派別，過去卻在政治生活中長期居於邊緣地位。戰後，什葉派一躍成為伊拉克政壇的領導力量。教派分權和什葉派內部的分化導致伊拉克形成“弱政府、強社會”的治理困境，並多次發生組閣和執政危機，國家治理低效、腐敗猖獗讓伊拉克坐擁巨量石油資源卻民生凋敝。目前的伊拉克政府是在經歷一年多無政府狀態後，由一個僅獲得不到15%選票的執政聯盟組建。“美式民主”在伊拉克水土不服，給伊拉克帶來了無盡的衝突與混亂。
其次，伊拉克淪為恐怖主義策源地。美國從伊拉克匆忙撤軍，導致教派衝突愈演愈烈，什葉派壟斷權力促使遜尼派暴力反叛。在“基地”組織的聖戰思想基礎上，扎卡維等極端分子利用伊拉克戰爭造成的亂局，在伊拉克成立“基地”組織分支，最終發展為一度盤踞於伊拉克和敘利亞、魔爪伸向全球的極端組織“伊斯蘭國”。作為教派主義的產物，“伊斯蘭國”利用教派話語動員遜尼派民眾，伊拉克由戰前高度世俗化的國家，淪為恐怖主義的新淵藪。美國以反恐之名進軍伊拉克，卻使其淪為恐怖主義肆虐之地，這是伊拉克戰爭最大的悖論。
再次，民兵割據阻礙國家構建。在戰後亂局下，伊拉克各民族與教派均拿起武器尋求自保，形形色色的教派民兵武裝大量湧現。如什葉派民兵武裝“人民動員組織”、邁赫迪軍、巴德爾旅等。遜尼派也組建起“伊拉克之子”等部落武裝。這些民兵組織雖在打擊“伊斯蘭國”等極端勢力的鬥爭中立下戰功，但始終未被全部收編入政府軍，從而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權威，對國家統一和民族構建構成持久威脅。伊拉克還成為中東地區教派“代理人戰爭”的戰場，外部教派在伊拉克扶植代理人，使其淪為中東教派衝突的犧牲品。
回首戰後20年，美國在其霸權主義“如日中天”的時候發動了伊拉克戰爭，然而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以莫須有的理由發動的這場戰爭，嚴重吞噬了美國的軟硬實力，從而暴露其霸權主義的軟肋和不受約束的強權帶來的危害。美國在伊拉克草菅人命、踐踏人權的暴行，徹底顛覆了其致力於塑造的“人權衛士”形象。西式民主在伊拉克遭遇的困境，也說明所謂的“民主”不能救中東。20年後，這場戰爭的起因與後果仍被不斷拷問，其慘痛教訓仍足以讓美國及世人引以為戒。
（作者為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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