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丨鍾源
【編者按】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前身國立歷史博物館於1921年收藏了首批銅鏡，開啟了國博收藏銅鏡的百年曆史。如今，國博經過系統整理的館藏銅鏡數量大約2000面，時代蟬聯、自成體系，發掘品精、工藝上乘，題材廣泛、形制多樣，是館藏文物的重要門類之一。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銅鏡卷》於2022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精選館藏銅鏡293面，配以詳細圖文說明。澎湃新聞·私家歷史專訪《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銅鏡卷》主編、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盛為人和霍宏偉，請他們談談國博館藏銅鏡之美。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銅鏡卷》書影
澎湃新聞：請介紹一下國博館藏銅鏡的整體情況。一個多世紀以來，國博人在收集銅鏡的過程中作出了哪些努力？
盛為人：國博館藏銅鏡收藏曆史已逾百年，現經過系統編目定級整理的歷代銅鏡約有2000面。收藏來源多樣，有徵購、考古發掘、捐贈、調撥、劃撥等多種途徑。最早的收藏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國立歷史博物館時期，1921年館方委派裘善元赴河北鉅鹿發掘北宋鉅鹿城遺址，發掘出的200餘件文物中就包含了數面銅鏡，應是最早入藏的發掘品銅鏡；魯迅先生在1923年7月23日將清薛晉侯造福祿壽喜鏡等文物無償捐贈國立歷史博物館，是最早入藏的銅鏡捐贈品，該鏡在1956年與魯迅先生的其他捐贈文物一起調撥給北京魯迅博物館，一直在該館陳列中展出。海內外各界對我館的無私捐贈主要集中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十餘年間和上世紀八十年代，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後，社會各界對建設新中國的熱情高漲，紛紛將自己的畢生收藏無償捐贈給博物館，如賀孔才、霍明志、陳大年、徐夢華、史樹青、李華明等先生的捐贈中就包含了不少銅鏡精品；上世紀八十年代又迎來了社會捐贈的又一高潮，其中章立凡遵先人遺願，在1981年將章乃器先生的千餘件收藏（內含銅鏡30餘面）捐贈我館，為弘揚此義舉，我館在章乃器誕辰120週年之際舉辦了《愛國情懷：章乃器捐獻文物展》，展出文物中就有歷代銅鏡10餘面。
▲圖1 委角弧邊方形鏡，最早入藏國博的發掘品銅鏡之一
▲圖2 魯迅捐給歷史博物館的明代銅鏡、大碗
為支援“中國通史陳列”展出和之後的改陳工作，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末，全國各省市文博單位向當時的中國歷史博物館調撥的大批文物中，就有為數不少的傳世和出土的銅鏡精品，有力地支援了我館的陳列展覽並充實了館藏。
銅鏡的徵購蘊含著百餘年來數代國博人的不懈努力，館藏銅鏡中半數以上來自徵購，在經費有限和待徵集計劃目標眾多的情況下，探索徵購性價比規律，針對館藏查遺補缺、重質不重量，使館藏銅鏡庫藏序列得以更加豐富完善。
國家文物局對我館的文物徵集還給予了許多直接的支持。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數次將香港緝私文物撥交我館，其中銅鏡就有數十件；前幾年更是將原寄存中國文物總店的39萬餘件文留文物劃撥我館，內有銅鏡數千件，以宋金仿漢唐鏡和明清鏡等為主，為摸清家底，我和藏品保管部等相關同志申報了對該批文留銅鏡進行系統整理研究的館級科研項目，將於今年底結項，相信通過此次系統研究鑑定整理，能使館藏銅鏡數量得到明確的飛躍增長，為館內各項陳列增添豐富備選，大大增加庫藏序列的板凳厚度，使國博館藏銅鏡無論在質量和數量上都位居國內前列。
澎湃新聞：從國博館藏看，中國各個朝代的銅鏡有哪些特色？銅鏡的紋飾、形狀等的變化與傳承有著怎樣的規律？
盛為人：經過數代國博人的辛勤努力、國家及國內各文博單位的大力支持、海內外各界愛國人士的無私捐贈，使國博藏鏡呈現出數量眾多、品種齊全、題材廣泛、造型多樣、製作精良的特點，序列和品類和我國古代銅鏡的發展演變是基本契合的。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銅鏡是距今4千多年前的齊家文化銅鏡，但直到春秋戰國時期銅鏡才開始流行，戰國、兩漢、唐代是我國古代銅鏡製作的三個高峰期，這幾個時期的銅鏡鑄造精良，題材豐富，鏡背紋飾至今仍十分清晰，同時還陸續出現了透雕、錯金銀、金銀平脫、螺鈿、金銀背等絢麗多彩的特種工藝銅鏡，屬於當時貴富階層享用的奢華藝術品；宋代至明清，銅鏡逐漸成為了日常生活用品，雖然不斷有新的題材出現，鏡形也趨向多樣化，但已遠無法企及漢唐銅鏡藝術的輝煌了。
中國古代銅鏡紋飾、形狀、銘文形式等的變化，是與各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領域的變化密切聯繫的。如戰國銅鏡中出現的蟠螭紋、雲雷紋、羽狀紋等鏡背紋飾就是沿用商青銅器上的紋飾；漢鏡中有不少體現陰陽五行和神仙信仰等內容的紋飾，鏡銘中也包含了眾多祈望壽如金石、大樂貴富、君宜高官等吉祥用語，它們在鏡面上的共存，也是漢代人不同思想追求的集中呈現；三國孫吳時期的四葉八鳳佛獸紋銅鏡，巳將佛像圖案和飛禽瑞獸一起作為裝飾紋樣反映了佛教自東漢傳入後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傳佈狀況；唐代出現的金銀平脫、螺鈿、金銀背等製作繁複奢華的特種工藝銅鏡，是展現盛唐藝術水平高峰的產物；宋代的銅鏡上出現了標註字號、售價及廣告用語的銘文，是當時商品經濟發展、商品普及化的真實體現；金代銅鏡外緣或紋飾內習見陰刻的地方官府檢驗官押，是當時銅禁管理的具體物證。這樣的情況在歷代銅鏡上還有很多，都是密切聯繫呈現當時各領域變化演變的印證。
▲圖3 孫吳時期四葉八鳳佛獸紋銅鏡
▲圖4 湖州真石三十郎葵花形銅鏡
澎湃新聞：在《銅鏡卷》的編寫工作中，選取入冊的銅鏡有著哪些考量？
盛為人：《銅鏡卷》在編寫初期對選取入冊的銅鏡主要有以下考量：
主要呈現館藏銅鏡時代連綴、品種題材豐富多樣、整體品相優良等特點。因此在選取時，從齊家文化至明清，每個朝代包含的各種鏡型只要有收藏就儘量吸收，有相同或類似復件的，優先選擇其中品相佳或紋飾銘文鏡形等有特點的，同一鏡型有多個紋飾或圖案不同的，也儘量都予選取。不過限於本卷的篇幅，極少數鏡型或題材品相雖優但紋飾過於常見的，我們一般就選取該鏡型或題材中紋飾圖案相對不同的，而不以品相作為第一選擇了，如沒有隻能放棄選擇該鏡型題材了。
《銅鏡卷》是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系列之一，在進行文物挑選和照相階段，恰遇博物館大樓改擴建搬遷前夕，且相關庫房的保管員既要完成文物搬遷前各種文物貼身包裝保護設備的隨形設計訂製，又要抽時間配合挑選叢書各卷的文物、提取照相，時間緊、任務繁重，好在相關保管員多對所管文物十分了解，且富有文物操作經驗，我們的專業攝影師技術精湛，不知疲倦地連續拍攝，用最短的單位時間保證了每件文物，在膠捲拍攝的條件下一次拍攝成功，正是他們兩者的良好配合，按時安全高效地完成了包括本卷在內的全部叢書文物的拍攝工作。當然有選入本卷的個別銅鏡因原修復處粘接材料老化開裂，需要進行修復保養，時間趕不及只能遺憾放棄了。
澎湃新聞：研究人員如何鑑定銅鏡真偽？如何對銅鏡斷代、定名以及對銅鏡上的銘文進行釋讀？
霍宏偉：關於鑑定銅鏡真偽，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由於條件所限，我只能略說一二。首先，從宏觀架構上來講，理想化的狀態應該是爭取各種學習機會，觀摩大量歷代銅鏡實物真品，並結合閱讀銅鏡相關書籍，建立自己的銅鏡真品形象數據庫，在自己腦中形成一個歷代銅鏡標尺序列。其次，就微觀方面而言，具體到看某一面銅鏡實物或圖片，從形制、鏡鈕、鈕座、主區紋飾（銘文）、鏡緣五個基本要素入手，認真、細緻地觀察銅鏡背面。再次，注意反覆觀察鑄造、加工微痕及鏡體兩面原有顏色及後來生出的鏽色。最後，將其與腦中所儲存的銅鏡標尺形象進行比對，從而大致可以得出一個相對客觀的結論。如果說有銅鏡鑑定秘笈的話，那就是北宋歐陽修文中所寫賣油翁說的一句話：“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大道至簡，一語中的。
銅鏡斷代的基本原則，是由已知推導未知。儘可能尋找與研究對象形制、紋飾及銘文相似的紀年鏡，進行詳細比對，從而對某一銅鏡傳世品做出年代上的判斷。可供比較的紀年鏡，包括紀年銘文鏡與紀年墓出土鏡，它們是重要的斷代標尺。關於傳世品斷代，不能僅僅滿足於判斷屬於某一朝代，儘可能做進一步的深入探討，如屬於某一朝代的某一時期，以便為今後的研究工作奠定良好基礎。
至於銅鏡定名，主要是根據鏡背主體紋飾來定，有時也要考慮一些約定俗成的叫法。如果遇到鏡背紋飾不甚清晰的情況，可能會引起定名爭議。例如，國博館藏一面唐代雙鷹獵狐鏡，此鏡背畫面極簡，僅有三隻動物形象，均為減地平雕加陰刻，以寫意的手法來刻畫動物的姿態，動感較強。此鏡背下方的動物形象，以往曾有兔子、狐狸兩種說法。我對此做了考證，將兔子與狐狸形象從頭到尾進行比較，發現兩者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部位：一是嘴部，從側面看，兔子的嘴略呈圓弧形，狐狸的嘴瘦尖；二是耳朵，兔子的耳朵較長，狐狸的耳朵較小，略尖，呈三角形；三是尾巴，兔子的尾巴小，幾乎看不見，狐狸尾巴大，橢圓形的尾部碩大，約佔全身的三分之一。由上述三條標準判斷，該鏡鈕下方動物形象應是狐狸。
在撰寫《銅鏡卷》文物條目時，我們偶爾也會遇到銅鏡銘文難以釋讀的問題，需要向學術界的老師們虛心請教，以集體的智慧來攻克銘文釋讀的難關。如國博收藏一面南宋當年己丑雙劍盾形鏡，有個別銘文無法釋讀。此鏡形制為盾形，鏡背中部鑄一尊三足鼎器，一粒金丹騰空而起，下為一條盤繞成團的蛇。三足爐鼎四隅各有單字篆書體陰文。銘文兩側各立一柄寶劍，縱貫上下。雙劍紋外側，各有一列四字篆書體陰文。經過多方請教，最終確定鏡背銘文自右至左連讀為“光明貴寶，玉鏡弗劍，當年己丑。”其中，“光”字與《說文·火部》中“光”的古文寫法一致，此字最難識，花費了較長時間；“明”字不全，僅有左半部分“日”，右半部分“月”字缺，據其他宋鏡上相同的銘文補全；“當”字，以往釋為“富”，這次重新隸定為“當”字。我也想借此機會，向國博鏡銘釋讀過程中給予指點的老師們表示衷心感謝，主要有北京大學李零教授、四川大學白彬教授、洛陽畫院張建京院長、河南理工大學史德新博士、中國美術學院鵬宇副教授等學者。
▲圖5 國博藏南宋當年己丑雙劍盾形鏡（國博供圖）
國博還收藏有一面唐代三樂鏡。鏡鈕兩側各鑄一位老者形象，分別為孔子與榮啟期。鏡鈕上方有一橫長方形框，被兩條縱線分隔為左、中、右三個小框，框內共計鑄有三列九字楷書體陽銘，以往學者或自左至右，或從右向左，自上而下連讀，分別為“孔夫子問曰答容啟奇（期）”“容啟奇（期）問曰答孔夫子”。今結合《列子·天瑞》記載：“孔子游於泰山，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我認為，應該分別由左、右框內的銘文向中間框內銘文讀，即“孔夫子問曰，榮啟奇（期）答”。由此可見，歷史典籍的記述對於鏡銘的讀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參考作用。
▲圖6 國博藏唐代三樂鏡（國博供圖）
澎湃新聞：傳世銅鏡和考古發掘的銅鏡在研究層面上有著怎樣的差別？兩者可否相輔相成？
霍宏偉：根據銅鏡來源的不同，我將其分為考古發掘品、出土品、傳世品三類。在研究中，首選考古發掘品。因為此類資料為科學、系統的考古發掘所得，如同有出生證明，有著明確的出土時間、地點及同出器物組合，保留了大量完整的歷史信息，可以運用“情境分析”的方法，將銅鏡與伴出器物還原到原始出土環境之中，復原歷史面貌，有利於學者達到“以物論史，透物見人”的研究目的。例如，2020年11月，國博舉辦“鏡裡千秋：中國古代銅鏡文化”展覽，展出了1957年陝西西安隋代大業四年（608年）李靜訓墓出土銅鏡及其他器物，並在展櫃背板上放大展示了該墓石棺中層一端銅鏡發掘現狀的黑白照片，使觀眾能夠直觀地瞭解到當時這面銅鏡的出土狀態。學者通過閱讀《唐長安城郊隋唐墓》考古發掘報告，可以獲得更多相關的考古與歷史信息。
▲圖7 西安隋代李靜訓墓出土銅鏡及其他器物（霍宏偉攝影）
相比之下，傳世品的來源不明，只見其物本身，不知從哪裡來，出土時地信息全無。即便如此，我們也要先選擇流傳有序的傳世品。在博物館的實際工作中，傳世品的數量巨大，遠遠超過考古發掘品。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是要儘量克服傳世品的缺點，努力激發出內在的學術潛力。以考古發掘品作為標杆，通過與同類紋飾考古發掘品的認真比對，來探討傳世品的斷代、鑄造區域及可能的出土地點等基本問題。
在撰寫《銅鏡卷》銅鏡傳世品文字說明的過程中，我也有自己的一些新見解，或散見於卷中，或未收錄。後將其系統梳理，選擇了部分典型例證，對國博銅鏡傳世品資料進行了剖析，找出幾點規律性認識，以利於今後對館藏銅鏡及其他傳世品的討論。詳見《館藏銅鏡傳世品研究中時空要素考察舉隅》一文，刊發於《博物院》2022年第6期。
澎湃新聞：請介紹幾面國博館藏最有代表性的銅鏡，以饗讀者。
霍宏偉：在中國銅鏡史上，戰國、兩漢、唐代銅鏡堪稱巔峰之作，可以從這三個時段分別選出一面鏡子來談，它們均為考古發掘品。
第一面銅鏡是武士鬥獸鏡，1975-1976年發掘出土於湖北雲夢縣睡虎地九號秦代墓中。以往人們認為，此鏡背上刻畫的是兩位武士與兩隻豹子在搏鬥的形象。關於此鏡圖像還有另外一種解讀方式，即該鏡背所反映的是一位武士與一隻豹子搏鬥的兩個場景。前一組畫面，表現的是搏鬥開始的情景，武士執盾持劍，為防守狀，豹子一躍而起，呈進攻之勢。後一組畫面，武士仍保持防守姿態，豹子尾巴朝前，身體向後，回首張望，顯露出潰敗之姿。由此來看，此鏡背的兩組圖像已具有一定的敘事特點。它不僅是目前中國考古發現年代最早的人物鏡，也是我國最早具有連續式構圖敘事特點的銅鏡，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第二面是1951-1952年湖南長沙北郊伍家嶺211號西漢後期墓出土的鎏金中國大寧四神博局鏡。其學術價值有以下三點：一是紋飾佈局，常見的博局鏡內、外區裡的紋飾法度謹嚴，隨形就勢，構成適合紋樣，國博收藏的中國大寧鏡還有另外一類動物紋飾，頭在內區，身體在外區，它們打破了內、外區的條條框框，自由度較大，藝術性更強；二是銘文內容，“中國大寧”等52字銘文帶新穎別緻，含義深遠，與當代中國人產生了強烈共鳴；三是鑄造工藝，鏡背經過鎏金這一特殊加工工藝製作而成，被稱為特種工藝鏡，較為罕見。
第三面是1955年河南洛陽澗西谷水唐代興元元年（784年）陳曦夫婦合葬墓出土的螺鈿高士宴樂鏡。鏡背粘貼許多經過打磨、加工為各種形狀的蚌片，構成一幅完美、有序的畫面。鏡鈕上部花樹居中，枝繁葉茂，葉間透出一輪明月。花樹兩側，自上而下，飾以飛鳥、鸚鵡、小貓等形象。鏡鈕左右，兩位高士坐於鹿皮薦之上，一持酒杯，一彈阮咸。其間，放置一壺一鼎。鈕下部正中獨立一鶴，兩側各有一水池，池內外小鳥靜立。此鏡將鈕視作中心，以鈕上部花樹、鈕下部立鶴為中軸線，左右佈置圖像，大致為對稱分佈。兩位對坐的高士形象，外輪廓略呈三角形；右側高士身後立著一名侍女，與左側山石基本對稱，顯現出均衡之美。我認為，此鏡是目前中國考古所見直徑最大、畫面唯美的唐代螺鈿人物花鳥鏡。曾經被選為封面圖，印製於收錄了212面古代銅鏡精華的《中國青銅器全集·銅鏡》一書的護封之上，其藝術價值之高由此可見一斑。
▲圖8 國博藏螺鈿高士宴樂鏡
澎湃新聞：在銅鏡研究中，您有哪些研究體悟？未來銅鏡文化的研究與傳播還有哪些新方向？
霍宏偉：在本人十幾年的銅鏡探索過程中，確實有一些心得體會，希望能夠和廣大讀者分享一下，總結、歸納出如下研究步驟：一是確定研究對象；二是盤點學術史，廣泛收集資料，竭澤而漁，做資料長編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三是列出寫作提綱，分塊寫作，連塊成片，統一潤色。以我個人的寫作經歷為例，曾經花費了較多時間，下了很大功夫，收集國博相關資料，對國博銅鏡的收藏、展覽、整理及研究狀況做了較為全面的梳理，寫出《中國國家博物館銅鏡收藏與研究》一文，收錄於《銅鏡卷》書前，此即“盤點學術史”。拙撰《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銅鏡發掘品出土資料長編》，置於《銅鏡卷》書末，這部分資料可以說是本書的一大特色。我將與國博館藏20餘面銅鏡發掘品資料相關的考古發掘簡報、報告做了較為系統的輯錄，共計兩萬餘字，138幅圖，以利於其他學者的進一步研究。同時，我做資料長編之後也有較大收穫，撰寫了《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銅鏡發掘品的考古情境》一文，不僅在2020年10月為紀念四川大學考古學專業創建六十週年而舉辦的學術會議上宣讀，而且還正式刊發於《南方民族考古》第21輯。另有一篇《中國國家博物館“鏡裡千秋”展覽中的銅鏡考古發掘品》，發表於《文物天地》2021年第4期。這就是做資料長編的益處，讓我對國博的銅鏡考古發掘品更加熟悉，駕輕就熟，便於掌握、運用第一手考古發掘資料，寫出原創性的文章。
未來有關中國古代銅鏡文化的研究與傳播，大致可以劃分為高、中、低三個層面：一是進一步開展多學科合作，跨界雜糅，在一定廣度的基礎上做深入的專題研究，與學術界同道進行更為廣泛的專業交流；二是以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群作為目標讀者，繼續撰寫、出版具有大眾學術特色的銅鏡文化讀物；三是積極支持博物館等單位開展銅鏡文化的活化利用，讓古老的銅鏡鮮活起來，重新放射出耀眼的文明光芒，恰如漢鏡銘文所云“見日之光，天下大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