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傑偉：太平洋絲綢之路歷史價值的新思考——基於檔案整理和知識傳播的啟示

作者：吳傑偉

來源：“社會科學戰線”微信公眾號

原文刊載於《社會科學戰線》2022年第11期

一、太平洋絲綢之路的概念界定

中國開展海上貿易活動具有悠久的歷史和廣泛的影響。從時間上看，東漢以來的各個時期都有關於進行海上貿易和海上交流的記載。從空間上看，文獻記錄中貿易的範圍以中國周邊的海域為主，其他海域的貿易活動較少。長期以來，由於航海技術和航線知識的限制，中國海上貿易的主要方向是向南（南海或南洋）、向西（西洋）和向北（東洋的一部分），向東相對較少。16世紀之後，向東跨太平洋的貿易才逐漸發展起來。中國在太平洋地區的貿易活動，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賦予海上絲綢之路更廣闊的地理範圍和更豐富的歷史內涵。

20世紀60年代，中國學界就開始研究橫跨太平洋的大帆船貿易。20世紀90年代，中國學者開始使用“太平洋絲綢之路”的概念來表述太平洋地區的海上貿易活動。筆者認為，廣義上講，太平洋絲綢之路包括中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參與太平洋不同地區的貿易活動。16世紀以前以中國為中心在太平洋西岸形成了貿易網絡；16世紀之後，隨著跨太平洋貿易航線的開闢，太平洋地區則形成了多個貿易中心。東西兩岸、南北兩端通過環太平洋和跨太平洋的海上航線，逐漸建立了一個縱橫交錯、多地聯動、輻射亞洲大陸和美洲大陸的貿易網絡，為文化交流、人員往來和知識傳播構築了堅實的基礎，也為文明的交流互鑑提供了廣闊的地理空間。狹義上講，太平洋絲綢之路主要指1565年至1815年，中國、菲律賓、墨西哥之間通過橫跨太平洋的大帆船所建立的商貿和文化聯繫，這也是國內學界的普遍共識。對西屬美洲而言，太平洋絲綢之路帶來了東方的絲綢、香料和各種貴重的商品。對東方而言，太平洋絲綢之路帶來了墨西哥和秘魯的白銀與美洲的農產品。通過太平洋絲綢之路，東方的商品到達太平洋東岸後，又由陸路穿過美洲，並經大西洋貿易網絡，到達歐洲地區。來自美洲的白銀、農作物通過太平洋絲綢之路進入東方世界，豐富了東方世界的農業生產和商業活動，促進了東方世界的社會發展。

從宏觀層面看，太平洋絲綢之路既包括中國與太平洋西岸地區的貿易活動、太平洋東岸以拉丁美洲為中心的貿易活動，也包括以中國絲綢為主要代表的商品通過“菲律賓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爾科大帆船貿易”等跨太平洋海上航線，到達太平洋東岸地區的貿易活動，還包括東南亞與東北亞之間的海上貿易，18世紀末至19世紀30年代北美西北海岸、夏威夷和中國的動物毛皮、檀香木貿易所促成的北太平洋國際新商路，以及北美西海岸與中國之間的常態化直接貿易等。

根據上述貿易範圍的不同，可將太平洋絲綢之路的發展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3—15世紀的近岸貿易。以《梁書》中關於吳國孫權派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出使南海各國，“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作為開端，一直持續到15世紀末。太平洋絲綢之路從最初的促進中國與周邊地區的政治關係，逐漸發展成重要的區域性海上貿易網絡。第二階段是16至19世紀的跨洋貿易和環太平洋貿易。以16世紀初西方殖民者進入東南亞為開端，逐漸建立起跨越太平洋的遠洋航線，將海上貿易的範圍擴展到整個太平洋地區，其被賦予“絲瓷之路”“絲銀之路”“香料之路”等不同的名稱。第三個階段是19世紀末至今的太平洋貿易網絡成型時期，也是太平洋絲綢之路進一步煥發活力的時期。從19世紀末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相對分散、彼此孤立的環太平洋各地區貿易逐步匯聚成日益緊密的貿易網絡，被注入政治、文化的內容，成為中國社會吸收外來影響的重要通道，更是中國走向世界舞臺中心的途徑。

從微觀的層面看，在中國與東南亞地區長期海上貿易關係的基礎上，中國—菲律賓—墨西哥之間的跨洋大帆船貿易構成了太平洋絲綢之路的主線，通過跨洋貿易串聯起太平洋各地區的貿易活動，構成聯通太平洋東西兩岸物質交流和知識傳播的重要途徑。以大帆船貿易為中心，中國的商品進入更遠、更大的消費市場，中國商人的貿易活動獲得更豐富、更多樣的回報。中國傳統海上絲綢之路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形成新的發展模式，同時也面臨更加複雜的國際環境，需要扮演更加多元的角色。

二、太平洋絲綢之路研究的外文檔案文獻概況

太平洋絲綢之路研究的相關文獻資料，既包括國內學界運用較多的中國歷史資料和英文檔案資料，也包括國內學界關注較少的西班牙語、荷蘭語、日語、法語、越語、泰語等多語種檔案文獻。

太平洋絲綢之路研究的相關外文檔案主要集中在兩大地區：一是與中國有直接海洋貿易聯繫的周邊地區，特別是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如越南阮朝硃本檔案，泰國《廣東城紀行》，日本《長崎荷蘭商館日記》《平戶荷蘭商館日記》《唐通事會所日錄》等。二是在太平洋絲綢之路中較為活躍的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等國家。這些國家的檔案館保留了大量的海洋貿易檔案資料，如西印度檔案總館（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簡稱AGI）、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VOC）檔案、英國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館藏的印度事務部檔案（India Office Records）等。繼16世紀初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探險和征服活動之後，其他西方國家也開始在太平洋地區展開貿易活動。其中，荷蘭在南太平洋地區的貿易活動極大地擴展了太平洋絲綢之路的範圍和影響力。西方國家建立起跨地域、跨大洲的貿易網絡，並在貿易過程中廣泛地收集、記錄各種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地方社會等相關信息，最終生成的檔案文件收藏於西班牙塞維利亞、荷蘭海牙、英國倫敦、菲律賓馬尼拉、印度尼西亞雅加達、斯里蘭卡科倫坡、印度欽奈和南非開普敦等地的檔案館中。

太平洋絲綢之路研究的外文檔案文獻包括海上交通、海外貿易、文化交流、海外移民、宗教信仰、地理描述等主題，能夠綜合反映太平洋地區因海上貿易往來而延伸至政治、文化交流、中外人員往來等方面的歷史，是研究中國與太平洋各地區之間聯繫的重要史料。其中，以西印度檔案總館和荷蘭東印度公司保存的檔案資料最具代表性。

西印度檔案總館整合了西曼卡斯檔案總館（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s）、先後位於塞維利亞和加的斯的貿易局（Casa de Contratación）、位於馬德里的樞密院（Consejo de Estado）等機構有關美洲殖民地的檔案文獻。目前累計收藏約4.5萬份卷宗，分為16個類別，包含1480年至1892年間的8000萬頁手稿、8000餘張地圖和圖片。西印度檔案總館的檔案編制主要分為三類，即宗主國管理機構、殖民地管理機構、家族或個人文檔。其中，以宗主國管理機構彙集的檔案最為豐富，包括西印度理事會，塞維利亞和加的斯領事館，財政、司法、戰爭、郵政等各個部門的檔案。

除西班牙進行跨太平洋的貿易活動外，其他西方殖民者也通過軍事和商業的手段，在太平洋地區爭奪貿易的利益。例如，16至18世紀葡萄牙和荷蘭在東南亞地區、東北亞地區與西班牙殖民者的爭奪，英國港腳商人（country trader）在東南亞地區的活動，19世紀中葉以後美國通過毛皮和木材貿易瓜分跨太平洋貿易利益。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16至18世紀跨越歐亞的貿易網絡中規模較大、影響力較廣。東印度公司具有荷蘭政府所授予的部分國家職能，可以開展貿易、發行貨幣、締結條約、建造防禦工事、自行徵兵，並在各地實行殖民統治。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荷蘭海牙、印度尼西亞雅加達、斯里蘭卡科倫坡、印度欽奈和南非開普敦等地保存了大約2500萬頁的檔案文獻資料，包括荷蘭總部與殖民地官員、當地商人或王公貴族之間的貿易文件和信函往來，還有亞洲、非洲各地的石刻碑文、樹皮手稿，手寫或印刷的宮廷紀事、旅行日誌、市政管理記錄等，是進行太平洋絲綢之路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來源。

三、太平洋絲綢之路研究的多向維度

太平洋絲綢之路是長時段貿易與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在不同的檔案文獻資料中會有不同的表述和定位，相似的事件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之下也會有不同的作用和影響。太平洋絲綢之路研究較其他絲綢之路研究的最大優勢是外文檔案資料相對豐富，但在對相關中外文檔案資料進行梳理的過程中，會發現不同語境下對太平洋絲綢之路的表述會有很大的差異，無論是對貿易活動影響的定性，還是對貿易過程中具體問題的看法。因此，用單一的研究思路對太平洋絲綢之路進行研究是困難的，也是不合適的。

太平洋絲綢之路的主要表現形式是貿易活動的蓬勃發展，但太平洋絲綢之路的內涵遠遠不止是貿易活動的通道，而是逐漸形成的跨文化的區域認同。圍繞著貨物交流的中心任務，海上航線的探索擴展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地理空間，不同時代商人和技術的加入延展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時間維度，不同社會組織和機構的參與豐富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參與主體。而依託豐富的外文檔案文獻，可以尋找“體現在國家與國家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交流以及多層面、多角度的對話與溝通”。

1.空間擴展

從16世紀中葉開始，跨太平洋貿易正式開啟，太平洋不同地區和國家之間的貿易逐漸匯聚成區域性的海上貿易活動，以絲綢、瓷器為代表的中國商品和以美洲白銀為代表的交換貨幣迅速融入太平洋貿易體系，推動了太平洋地區航路探險、人員交流和農產品交換等活動的深入開展，促進了太平洋貿易網和印度洋貿易網深度融合，擴大了海上絲綢之路“西向航線”（深入印度洋）和“東向航線”（橫跨太平洋）的範圍。對海上絲綢之路的傳統認知，都是從中國出發，向西航行的線路，如鄭和下西洋。通過對太平洋絲綢之路外文檔案文獻的整理和翻譯，並將之與中文文獻進行比較，能夠呈現出更為立體和豐滿的海上絲綢之路“東向航線”，補充了海上絲綢之路在世界版圖東向部分的線路，構建起全球海上絲綢之路的認知體系。

2.時間延續

太平洋絲綢之路延續了傳統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模式，同時在全新的歷史背景下呈現出新的發展變化。傳統海上絲綢之路，主要依靠中國移民和商品進行文化交流活動。在明朝開始實行“海禁”政策之後，傳統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活動受到較大影響，而整體成形較晚的太平洋絲綢之路正好續接此後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在近代航海技術和地理知識的基礎上，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了帶有全球化、體系化性質的商品貿易活動，貿易模式和貿易對象都有調整和變化。通過對外文檔案資料的梳理和研究，可以還原太平洋絲綢之路的發展過程，從而賦予海上絲綢之路新的歷史意義。

3.過程研究與影響研究並舉

經過數百年的探索和積累，太平洋絲綢之路成為一個集合經濟、文化、人員互相交流的地理場域，學界對其文化交流的影響研究關注較多，但對貨物、人員、知識等傳播或流傳的過程研究則關注較少。從文化傳播的角度看，影響研究主要關注點和點之間交流的結果，而過程研究則可以串起沿線的各個地區，既觀察文化在傳播過程中的多種可能性，也關注文化現象在傳播過程中的變化。太平洋絲綢之路的發展與人類地理知識體系的構建緊密關聯，在認識到地球是圓形之後，貨物的流動進入循環狀態，很難區分起點和終點。隨著海上航線的延伸，貿易範圍的擴大，貿易活動的起點和終點的界限變得模糊。每個貿易點既是起點，也是終點，又是中轉站。通過聯繫不同語種外文檔案資料對貿易活動和文化現象的記錄，可以觀察貿易活動和文化交流的過程細節，進一步深化對文化交流的過程研究，進而為深入研究太平洋絲綢之路的影響奠定堅實的基礎。

四、貨物清單檔案：觀察太平洋絲綢之路物質交流的新視角

中國學界對明清時期的海上貿易政策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主要觀點認為，“海禁”是這一時期海洋貿易的基本政策，民間海上貿易受到諸多的限制甚至被完全禁止，只允許少量朝貢貿易等官方貿易作為對外海上貿易的形式。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為，海禁政策造成中國社會與外部世界的隔閡，並進一步影響中國社會對外部世界的瞭解。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海禁政策主要是體現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官方文件中，而東南沿海地區仍活躍著諸多對外貿易的港口，頻繁的私人貿易活動一直存在。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圍繞海上貿易、海洋移民等重要社會活動，構築了明清時期東南沿海社會發展的圖景，並進一步延展出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景象與深刻影響。兩種略顯矛盾的觀點，主要是從中國社會實際情況和文字資料的記錄情況兩個差異化角度出發，因而形成了對這一時期海上貿易的不同理解。

明清時期的“片板不許下海”和“貿販方物往來絡繹於海上”，本來就是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中國社會的生態面。對於古代海上貿易，中國文獻缺乏相對具體的記載，而外文檔案資料詳細記錄了中國商人帶到太平洋各個地區商品的清單，以及中國商人開展貿易活動的方式、航行的時間與路線、商品的價格等。通過對這些貨物清單的研究，彌補了相關中文檔案資料的不足，可以有效地還原中國商品在太平洋絲綢之路上的影響力。

西印度檔案總館保存了大量從馬尼拉運到阿卡普爾科的原始貨物清單。通過對貨物清單的梳理，可以看出，除了絲綢、瓷器等商品之外，中國的蜂蠟、日用品等都頻繁地出現在貨單之中，並受到西班牙消費者的喜愛。1593年，西班牙議會在給菲利普二世的報告中寫道：“這些來自國外的、對人們生活不必要的東西要用金銀去交換……我們缺乏貨幣的原因在於我們國家過多地消費了外國商品，這對我們是不利的。要是不輸入那些不實用的商品的話，這些金銀應該流入我們的國庫。”

以絲綢為主的紡織品是太平洋絲綢之路貨物貿易的主體，也是中國出口貨物的代表。中國商人直接參與的海上貿易範圍主要集中在中國與菲律賓之間。而從太平洋絲綢之路的視角來看，絲綢離開中國商人後，通過菲律賓大帆船被大量運往西屬美洲地區，並在美洲產生了更大的影響。這些商船裝滿各種類型的貨物，包括絲綢、緞錦等奢華布料，麝香、象牙、珍珠、紅寶石和藍寶石等珍稀物品，橙子、桃子、梨子和栗子製成的蜜餞，銅和鑄鐵器具，以及檀香木、皮革和椰子等做成的日用品，家禽、馬、騾、驢、水牛等動物。根據1705年聖沙勿略號大帆船（San Francisco Xavier）的貨物清單，167項貨物中有112項來自於中國，其中大部分為紡織品。通過太平洋絲綢之路銷往海外的貨物中，還有西班牙商人在馬尼拉向中國商人定製的商品，是墨西哥代理人向馬尼拉的菲律賓商人轉達西班牙客戶的“購物意願”，再由馬尼拉商人將相關信息傳遞給中國和其他地方的生產商。

除中國商船運輸的商品外，太平洋絲綢之路以馬尼拉為“中轉站”，匯聚了由日本商船帶來的精心編織的絲綢、鍍金的屏風、摺扇和漆器、精工盔甲、長矛和劍、精心製作的盒子和小飾品、茶壺、木製浴缸、優質小麥粉、鹹肉、金槍魚和鮮梨；馬六甲、孟加拉和科欽的葡萄牙商船帶來的香料、珍貴的珠寶、薄棉細布和紗布、柔軟的羊毛紡織品、土耳其和波斯掛毯與地毯，以及種類繁多的水果蜜餞、杏仁和葡萄酒；暹羅、柬埔寨和婆羅洲等東南亞商船帶來的伊朗和印度的絲綢、安息香、樟腦、犀牛角製品、精心編織的棕櫚墊、西米、黑釉罐等商品。

在高利潤的驅使下，亞美尼亞商人在“港腳貿易”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荷蘭、英國和法國的商人也秘密參與其中。荷蘭東印度公司把白銀運送到加爾各答，以購買當地的布匹，然後又把布匹再出口到東南亞，以換取胡椒和其他香料。流入印度的白銀大部分用於再投資，其他則用於裝飾宗教場所和製作婦女飾品。可以說，到達印度的貴金屬“有一千個入口，沒有出口”。

在太平洋東岸的西屬美洲，絲綢被加工成各種成品：或用於客廳的桌布和房間的窗簾，以增加房間的豪華感；或用於教堂神職人員法衣的裝飾、祭壇的條幅和披在聖像外面的衣服，以增加宗教儀式的神聖感。對於新西班牙精英而言，中國絲綢鮮豔的色彩和充滿異國情調的圖案比塞維利亞的絲綢產品更具吸引力。墨西哥神職人員更傾向於使用中國絲綢作為法衣，使他們成為進口紡織品的重要消費者。

從跨洋貿易的高成本因素考慮，太平洋絲綢之路更加適合價格昂貴、滿足人們慾望而不是需要的奢侈品。但從滿足人們的社會性“需求”角度來看，當馬尼拉大帆船運送帶有異國情調的商品進入菲律賓和墨西哥等太平洋地區後，人們通過炫耀性地消費異國商品，來表明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16世紀和17世紀，中國瓷器、紡織品和家居用品改變了墨西哥和科利馬民眾的生活方式。到18世紀，墨西哥“從城鎮的印第安人到首都的（所有）人都穿著遠東的面料——呂宋島或印度的棉布以及中國的絲綢”。1735年，西班牙皇室專員豪爾赫·胡安·桑塔西拉（Jorge Juan Santacilla）和安東尼奧·德·烏略亞（Antonio de Ulloa）訪問時南美洲指出：“從神父的法衣到日常長筒襪和披肩，中國絲綢隨處可見。”

五、知識傳播與再生產：挖掘太平洋絲綢之路文化價值的新路徑

太平洋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貿易航線，馬尼拉大帆船也不僅是貿易商船，它們還帶來了殖民地官兵、傳教士和商人，以及由人員流動而衍生出的生產技術交流和宗教文化傳播，並在此基礎上進行適應當地化的再生產，從而產生了新的生產技術和文化形態。東西方的生產技術和宗教崇拜對象在太平洋絲綢之路上互相交融，轉化成知識的傳播和再生產。

長時段的貿易活動有利於知識傳播和再生產，並將知識傳播和再生產引向更深入的層面。在政治和宗教因素的影響下，西班牙殖民者通過大帆船向馬尼拉運送白銀，以購買奢侈品，為知識傳播和再生產建立了經濟基礎。其中，與海上貿易相關的商品生產、宗教信仰、社會風俗等方面的知識最為豐富，相關文化表現形式的本土化再生產也更加活躍。

通過太平洋絲綢之路所建立的人員交流通道，中國商人在馬尼拉建立起聚居區，將中國的製造手藝、生產技術和生活習俗傳播到菲律賓，中國人的遠海捕魚、麵粉製作、動物飼養等技術對菲律賓的食品供應產生了積極影響。1590年6月24日，薩拉查主教（Domingo de Salazar）在給國王的報告中指出，在菲律賓華人定居點的工匠也能製造一些商品，“比中國更快，完成得更好……華人（Sangleys）是製作西班牙流行商品的優秀工匠，以非常低的成本製造所有商品……他們手藝嫻熟，頭腦聰明，以至於一旦看到西班牙工人制作的任何物品，他們就會精準地仿製”。

面對惡劣天氣和被劫掠的巨大風險，海上貿易活動衍生出豐富的宗教信仰形式，如中國媽祖信仰、琉球地區的聞得大君信仰、菲律賓安蒂波羅女神信仰和指引海上航行方向的引路女神信仰。1626年，新任命的西屬東印度群島總督唐·胡安（Don Juan Niño de Tabora）乘坐大帆船到達馬尼拉。他攜帶一尊用黑色木頭雕成的聖母瑪利亞像，船員們把這尊雕像看成航行的保護神，並結合之前廣泛流傳的關於聖母保佑海上航行的傳說，將這個雕像命名為“保佑平安和順利航行的女神”。此後，在菲律賓逐漸演化成安蒂波羅女神信仰。在旅行開始之前，菲律賓人都會到安蒂波羅的教堂裡去祈禱，祈求女神保佑出行平安。安蒂波羅女神信仰隨著菲律賓的海外移民傳播到全世界各地，在美國華盛頓的一個小教堂裡就安放了一座安蒂波羅女神的雕像。圍繞這一信仰，菲律賓當地還衍生出節日遊行、讚美詩創作等文化活動。

此外，太平洋絲綢之路還是農作物傳播的重要路徑之一。從美洲傳入中國的主要農作物大約有三十多種，包括玉米、番薯、土豆、南瓜、菸草等。這些作物經過長期的風土適應、技術改造、文化接納之後，對中國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通過以“哥倫布大交換”為代表的大西洋海上貿易和以“麥哲倫大交換”為代表的太平洋海上貿易，美洲的糧食、蔬菜、油料和經濟作物傳播到全球不同地區。伴隨著新航路的開闢和太平洋絲綢之路的長期繁榮，各種農作物及商品重新結合，使各地出現了許多新的生活方式。美洲種植、加工的巧克力和糖，與通過馬尼拉大帆船運到阿卡普爾科的亞洲肉桂結合後，連同瓷器一起被運往西班牙帝國和歐洲。而以瓷器飲用集合了可可、糖、香料等的巧克力飲料，在歷史上一度成為這些地區奢侈生活方式的代表。

結語

在16—19世紀太平洋貿易網絡的基礎上，20世紀太平洋絲綢之路成為範圍更廣闊、內容更豐富的貿易網絡，並在21世紀成為中國對外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通過收集、整理和翻譯不同語種的外文檔案資料，並與中國的檔案文獻記載相結合，能夠為中國海洋貿易史、海上交流史和大航海時代的全球史提供豐富的研究視角和空間，為中國海洋貿易在太平洋東岸地區所產生的影響尋找歷史根據。

需要指出的是，太平洋絲綢之路自發地吸收貿易主體共同參與貿易活動和文化交流，推動了世界性的商品與貨幣的流通，促進了中國與太平洋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這與西方殖民者嚴格控制和壟斷貿易的做法有明顯的區別。此外，西方殖民者在記錄相關檔案文獻的過程中，帶有濃重的中心主義色彩和維護殖民統治的傾向。因此，我們在開展檔案資料整理和研究過程中，必須對太平洋絲綢之路文化的自然傳播與殖民統治下的文化同化進行明確的區別。

作者吳傑偉，系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外國語學院教授

註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編輯：湘宇

校審：水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