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or信徒：蔣介石與孫中山的碰撞與衝突（1917—1927）

作者：羅敏

蔣介石於1906年經陳其美引介在日人宮崎滔天家中拜會孫中山，至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病逝時，二人交往時間涵蓋了蔣從20至39歲早期“生命史”中最為關鍵的“壯年時代”。與孫中山長達二十年的交往對蔣介石整個人生的形塑至關重要。1934年2月1日，蔣在日記中寫道：“今日之我是由幼年時家庭教育，父母所鍛鍊，青年時代日本軍事教育所琢磨；壯年時代總理革命教育所陶冶而成也。”

蔣自弱冠之年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直到不惑之年才被委以重任，中間經歷二十年之久。蔣在追憶與孫中山交往的經歷時寫道：

我是二十一歲入黨的，二十六歲就辛亥革命了，直到二十七歲，總理才對我單獨召見。雖然以後總理即不斷的對我加以訓誨，並亦叫我擔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並不曾向總理要求過任何職位，而總理卻亦不曾特別派我任何公開而高超的職位，一直到我四十歲的時候，我才被推選為中央委員。從開始入黨，到擔任黨的中央委員，這中間差不多相距了二十年之久，這是什麼道理呢？這就正是總理瞭解我、砥礪我、培植我的德意。

蔣在以孫中山繼承者的身份追憶往事時，帶有建構自身革命正統地位的意味，從正面積極的角度強調是孫中山在有意栽培、磨鍊自己的意志。其實，蔣介石與孫中山的關係並非其日後所記述的那般始終信任如一，而是經歷一番的碰撞與衝突。孫中山直到去世前對蔣的倚重依然有所保留，基本限定在軍事領域。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蔣雖然出席，但因孫中山的勸告，未當選中央委員。孫中山逝世之後，蔣因兩次東征戰績顯赫，名聲大振，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全票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由此可見，蔣在國民黨內地位的獲得是在孫死後而非生前。

長期以來受政治因素的影響，大陸與臺灣學界對孫、蔣關係的研究各走極端，呈現“叛徒”與“信徒”兩種截然對立的歷史評價。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學者陸培勇（Pichon P.Y.Loh）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運用心理分析的方法，通過還原蔣早年的生活經歷，揭示了蔣的個性特徵與政治選擇之間的關係。近些年來隨著學術環境的改變和海外珍稀檔案資料的發現與利用，學界對蔣介石早年政治生活及其與孫中山關係的研究逐漸擺脫非黑即白的極端化敘述。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通過比對蔣介石筆下關於與孫中山交往的相關記載，從蔣介石個人生命成長史的視角，結合政治史的背景考察，試圖通過還原蔣、孫關係在歷史漩渦中跌宕起伏的演變經過，突破蔣介石在功成名就後對其革命正統性的自我形塑。

若即若離

1916年5月18日陳其美的遇刺，對正值而立之年的蔣介石來說，可謂是影響其整個人生走向的關鍵事件。陳其美不僅是蔣的革命引路人，對自幼喪父的蔣介石來說，更是亦父亦兄般的人生導師。陳其美遇害後，蔣悲痛欲絕，深情懷念道：“自今以往，世將無知我之深、愛我之篤如公者矣！”陳其美的遇刺雖令其在當時悲痛萬分，但在蔣的事後認知中，卻成為他日後革命事業的嶄新起點。1929年8月，蔣在追溯其革命思想之緣起時稱，陳遇刺之後，他以“續英士革命事業自任，總理與諸同志日加器重”，“餘之革命基礎可說立於民國二年討袁失敗之後，而成於民國五年英士亡後，自立、自強之時也。”

陳其美

其實，陳其美去世後，蔣雖然開始與孫中山建立起直接的聯繫，但在長達七八年時間裡，他與孫中山的關係一直處於若即若離狀態。1917年11月成立的援閩粵軍是孫中山參加護法運動的重要收穫。1918年1月，援閩粵軍總司令部成立，陳炯明為總司令、鄧鏗為參謀長、許崇智為第二支隊司令。蔣介石作為孫的軍事幕僚，於1918年3月15日到汕頭就任援閩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之職。蔣對自己剛過而立之年便能就“上校參謀職”，內心躊躇滿志，在日記中寫道：“忍耐五年，用功五年，不過三十多歲，何事不可為，何事不可成。”

蔣在就任粵軍作戰科主任期間，展現了他作為職業軍人的良好軍事素養，任職半年，便由負責參謀事務的作戰科主任，升任獨當一面的第二支隊司令官。陳炯明曾以“粵軍可百敗而不可無兄之一人”讚譽蔣的軍事指揮能力。然而，1918年底永泰戰役慘敗使蔣在粵軍中的處境變得微妙起來。蔣因戰前未遵令停止進攻，在擅自攻佔永泰後，又“過信停戰協定，以為敵無反攻之計”，致使永泰得而復失。永泰戰役失敗後，陳炯明雖然表示“非關吾兄處置之失當，軍事作戰之不力，蓋有種種主因，非戰之罪”，但蔣卻感覺陳炯明對其有所疏遠。1919年5月2日，蔣自滬銷假回到漳州與陳交談後，發現“彼之於我，其誠信遠不如前矣”。10日，他又在日記中記稱：“自漳州至今，疏忽已有旬日，而上下交迫，內外受攻，神經之痛苦極矣。”

蔣因對上無法獲得陳炯明的信任，對下苦於粵軍內部地方本位主義的羈絆，於7月12日自鼓浪嶼寄呈孫中山“辭去第二支隊司令官書”。蔣在粵軍中的發展受挫後，開始考慮“籌措費用，遊歷歐美三年，再定進退”。蔣之“遊學歐美”的人生規劃遭到孫中山的反對。孫因需蔣在國內助理軍事，不許其遠離。既不願回粵寄人籬下，出國遊歷又遭“中師”否決，已過而立之年的蔣介石痛感“世界之大，竟無介石立足之地也”，陷入茫然不知所從的人生危機之中。

當蔣混跡上海對人生感到茫然，愁悶抑鬱之際，孫中山正寓居上海著書立說，闡釋自己的革命主張，堅定黨人的革命信仰。《孫文學說》出版後，1919年9月1日，他曾致函革命黨人于右任解釋其在滬著書的目的，稱：“吾黨同志向多見道不真，故雖銳意進取，而無篤守主張之勇氣繼之，每至中途而旁皇，因之失其所守，故文近著《學說》一卷，除祛其謬誤，以立其信仰之基”。蔣雖讀過《孫文學說》，但並未堅定其對“黨義”信仰，他在日記中悲嘆到：“若學未足，時未熱，仍不免為黨義所動入此旋渦，而不能脫離，是則學業將為主義所害，實我之大不幸，然而無可如何也，茫茫前途，不知何所底止耶？悲不自勝。”

失去人生方向的蔣介石，在建設力量與破壞力量之間掙扎，他對孫中山的態度也在消極與積極間徘徊。見“中師”對自己不離不棄，“懇懇施教重複之狀”，他內心感到“慚愧不已”，“恐不副其所望也”。他對孫在日本友人面前對自己“稱許異甚”，“垂愛之狀，不可言喻”，更感“自愧殊無以當中師之贊也”。蔣在對孫“師事彌篤”的同時，對孫命其入閩籌劃輔佐軍事卻始終視為畏途。1920年4月8日，他在孫中山、陳炯明、許崇智、朱執信、廖仲愷等多方催促下，勉強同意赴閩一行。但他於11日抵漳州，僅停留幾天，便有如坐針氈之感，於16日便不辭先行。5月間，孫中山又借探病之機，勸蔣身體痊癒後，和自己一同赴漳指揮粵軍回粵作戰。孫之所請讓蔣頗感為難，“應命則不堪為懷，逆命則情實難卻，為之奈何！”6月中旬，蔣得知孫“已無意赴閩，而命我獨往”，內心更加不情願，表示：“餘決計不赴閩，為人作嫁衣裳，以作戀棧之馬”。

蔣以身體不適為由拖延三週後，才在孫的一再催促下於7月8日離滬赴閩。陳炯明當時旨在保全實力，藉機向孫要求餉械接濟，實際並無回粵之志。蔣見“粵軍作戰無望”，於8月5日奉孫中山電召回滬報告粵軍軍情。粵軍得到桂軍動員進犯福建的報告後，於8月12日下令回師廣東。粵軍回粵戰事進展順利，接連攻克大浦、黃岡、饒平、潮州、汕頭等地。蔣此時並未因戰事進展順利而歡欣鼓舞，其情緒完全為家庭不睦、投資失利所籠罩，為自己退隱之後設計“安居美宅”而“累夜焦思”。對孫中山、廖仲愷、戴季陶等人一再勸說其赴粵參加討桂戰事，蔣開始堅決不允，後“以過固執恐傷感情”，於是答應有條件赴粵。

因蔣執意反對赴粵，孫中山只好讓步。9月22日電召蔣赴上海商議出處，讓其在俄國、四川、廣東三地任選其一。蔣權衡認為：“去粵則公益大而個人損失不小，去蜀則是我所願，惟去俄以同行者非知交，暫不能行”。蔣本打算去四川，但因廖仲愷堅決主張其赴粵，加之受朱執信在虎門遇難所激勵，於10月5日，抵達汕頭，參加討桂之役。蔣率領第二軍從老隆出發，攻克河源、惠州，順利攻佔廣州。此時，蔣在孫的心目中已成為繼朱執信之後最為信任的軍事人才。10月29日，孫在致蔣信中稱：“執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計吾黨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膽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誠篤與執信比，而知兵又過之。”孫在稱讚蔣“知兵”之長的同時，也指出其性格方面之短，“兄性剛而嫉俗過甚，故常齟齬難合”，希望他能站在“為黨負重大之責任”的立場上，犧牲個人成見，與陳炯明精誠合作，認為只要粵陳能在“主義、政策與我一致”“服從我三十年來共和主義”，其在言論方面是否違背自己無關緊要。

政見分歧

蔣介石對陳炯明的看法與孫中山存在明顯分歧。孫中山認為，陳炯明“此番回粵，實舉全身氣力，以為黨為國”，因此勸告蔣介石應“不惜全力，以為競兄之助”。孫中山希望陳炯明能成為“民國元年之克強（黃興），為民國二年後之英士（陳其美）”，表示要“以當時信託克強、英士者信託之”，並望蔣能將此意代為轉告。蔣則對粵事，“終抱懷疑不安之態”，認為國民黨在粵軍中的“基本部隊不多”，“稍有錯失，易致動搖”，“粵軍將官性質複雜，程度不齊”，直接指揮起來困難很多，“感情弄惡，則基本盡壞，不可復問矣”。蔣甚至聲稱：“今日競存對總理，如當作二人看待，則將來一場無結果，可以斷言也”。

陳炯明出任廣東省長後，欲據廣東自治，不願再出兵討伐鄰省，於是變更既定戰略，置西江戰略要地肇慶於不顧，反將粵軍主力派遣至北江。蔣留書陳炯明指責其變更戰略，並於11月6日毅然離職。11月下旬，當孫中山率部回粵組織軍政府時，蔣寓居武嶺家中，以“家事未了”“家慈病甚”為由，再三拒絕孫中山電催返滬的要求。蔣之消極避世與任性使氣引起廖仲愷、戴季陶等黨內諸友的不滿，蔣不為所動，12月28日在日記中寫道：“吾之性質，實與社會不能相容，非從事脫離，以謀自全不可，故決不赴粵，爭此閒氣也。”

1921年1月7日，孫中山再次電蔣稱：“援桂剋日出師，請兄速來臂助。兄本允赴粵追隨，勿再遲延為幸。”為了緩和此前赴粵問題引發的紛爭，“不致有傷感情”，蔣讓好友張靜江出面代為回覆，提出了同意赴粵的條件為：“一、以動員之日起程；二、須季陶同行；三、請速匯淡遊、元衝之款；四、以個人私交，隨從督戰，勿居名義。”2月6日，蔣抵廣州，參與制定粵軍援桂作戰計劃，但未及一旬，便因軍事進展緩慢，粵軍內部“仲元（鄧鏗）避怨，競公（陳炯明）爭地”，使其“窮窘難過”而離粵赴港。

蔣之離粵，一方面因為不滿孫中山在軍事方面過分依賴陳炯明的武力。他在3月5日致孫中山長函中強調：“至論廣州現狀，先生之於競存，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越範圍，若望其旦危授命，尊黨攘敵，則非其人，請先生善誘之而已”。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在政治方面“有一不忍言而又不能不言者”，即反對孫中山早選總統。蔣認為，孫主張早選總統的目的，主要出於外交方面對抗北京政府的考慮。蔣反對借重外交，認為：“回憶吾黨失敗之歷史，無一次不失敗於注重外交者”，“本黨惟有團結內部，放棄外交，以蘇俄自強自立為師法”，“則內部鞏固，實力充實，自有發展之餘地也”。

蔣的這兩項建議並未被孫所採納。在孫中山看來，他與陳炯明之間的“意見不同，確無可諱”，但“決無公開破裂之理”，外界所傳孫、陳不睦即將破裂的消息，都是反對黨所散佈的謠言，“其實予與陳炯明多年患難之交，其關係有欲離不能離”。關於選舉總統問題，孫中山力主堅持，對外發表談話稱：“此次費無數力，始得回粵。如不舉總統，西南無發展之望。我今次回粵，具破釜沉舟與粵共存亡之意”。4月5日，孫致電蔣介石等人稱：“昨開大會，以外交緊急，不可無政府應付，已決議設立建國政府，並通過剋日北伐案。萬端代理，務懇諸兄速來商籌大計。”18日，孫因軍事緊急，再次催蔣速來粵。

蔣因與孫政見分歧，對赴粵一事十分消極，“以母病危不忍遽離，侍奉為辭”，一再推遲赴粵行期。5月9日，蔣因感“我在家中，母病反多不便”，於是“思淚起程”。然而，蔣抵粵不到兩週，便因夢見“雪深數尺，一片白色”，以為母病凶兆，於26日離粵返鄉。蔣母於6月14日病逝後，蔣不顧楊庶堪、胡漢民、汪精衛、邵元衝、孫中山等人墨絰從戎、赴粵助戰之苦勸，以“先母安葬期前，不敢以身許國”相復。延至9月初，蔣因不堪忍受“鄉下事煩”，決定起程赴粵商議北伐事宜。此時，粵軍已取得援桂戰役勝利，孫中山開始籌備北伐，主張：“當於平桂之後，再做一番功夫，以統一中國”。蔣於9月10日抵達廣州後，會同孫中山、胡漢民、廖仲愷等人，商議出師北伐出兵日期。17日，蔣獲知陳炯明無意北伐後，痛心疾首，在日記中感嘆：“本黨之無人，可憐中師之苦心也”。蔣因北伐出兵無望，痛感陳炯明之輩粵人之“最無道義”“最下流者最難弄”，於10月1日再一次離開廣州。

是年底，蔣在故鄉安葬完母親靈柩，解決困擾數年的家庭妻妾拖累後，決心要“一心致力革命”，再出輔佐孫中山。此時，陳炯明以“粵省自身欲完成自治”為由，公開反對出兵北伐。孫中山堅決表示，北伐“決不延滯”，於12月4日在桂林設立大本營，籌劃北伐事宜。蔣於12月15日動身赴粵，至22日抵達廣州，旅途中一直草擬《北伐作戰計劃書》，歷時半個月之久才脫稿。他在計劃書中“苦索南北兩軍接觸與會戰地點，及最後勝利所屬，都凡三千餘言”。陳炯明為了阻止北伐，派人暗殺留守廣州的粵軍參謀長兼第一師師長鄧鏗。為了防陳生變，蔣建議“北伐軍宜留粵暫發，先清內患，再圖中原”。孫中山則堅持親自督師北伐，兩廣仍交陳辦理，以示感召。蔣因夾在孫、陳之間左右為難，故“極想擺脫一切，不入漩渦也”，於4月26日辭職離粵。

此後，蔣雖心繫廣東局勢，致電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許崇智等人“主張先鞏固後方，再計前進，憤恨某等盤踞省城，逆命作亂也”，但始終沒有同意赴粵應付危局。直至6月18日，獲知陳炯明炮轟總統府，孫中山脫險登上楚豫軍艦的消息後，蔣方悔恨交加，在日記中痛感：“吾速返粵不滯遲，則此事或不至於如此也，吾亦有罪”。蔣於6月29日登上永豐艦陪同孫中山，共同經歷一個多月的海上冒險，直至8月9日才隨從孫中山離艦赴港。孫對蔣冒險前來永豐艦救駕之舉銘感在心，在為蔣所撰《孫中山廣州蒙難記》題寫的序言中稱讚道：“陳逆（炯明）之變，介石赴難來粵，入艦日侍予側，而籌策多中，樂與予及海軍將士共死生。”

以退為進

1922年10月18日，孫中山電令入閩各軍改編為“東路討賊軍”，任命許崇智為討賊軍總司令兼第二軍軍長，蔣為總部參謀長，襄辦部隊整理改編事宜。蔣於22日抵福州後，不到一個月，因對東路討賊軍內部的派系爭鬥產生惡感，去意又起。11月19日，孫中山覆電督責蔣須先完成討賊重任，“萬勿輕去，以致僨事”。21日，孫再次電蔣勖勉其堅守福州，稱：“吾不能親身來閩，而託兄以討賊之任，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總在能堅忍耐煩，勞怨不避，乃能期於有成。若十日無進步，則不願幹，則直無事可成也。”在勖勉蔣堅守福州的同時，孫還以代其聯繫赴蘇一事加以“誘掖”道：“兄前有志於西圖，我近日在滬，已代兄行之矣。現已大得其要領，然其中情形之複雜，事體之麻煩，恐較之福州情形，當過百十倍”，“然根本辦法，必在吾人稍有憑藉，乃能有所措施”，“欲得憑藉，則非恢復廣東不可。此次廣東一復，則西南必可統一，如是便可以西南數省為我憑藉，則大有辦法矣。此次土耳其革命黨之成功者此也。故兄前志之成否，則全在福州之一著也”。

蔣不顧在孫中山的督責與誘掖，因不滿總司令許崇智對第一軍軍長黃大偉部的改編辦法，於11月24日攜黃赴滬。翌年1月中旬，他又因不堪討賊軍內部傾軋，痛感“人心之惡，世道之劣”，憤而離職。這一時期，蔣之辭職性質較以往發生變化。此前，因地位卑微，他亦有自知之明，深知“現在地位只可以守為攻，不可以退為進”。因此，他在辭職後往往沉迷於金錢與女色之中，無所作為。然而，在經歷陳炯明叛變的考驗後，蔣因“護駕”有功，逐漸為孫中山所倚重。他在離職期間不再消極無為，而是積極獻策，展現自己作為一名軍事將領的政治抱負。1923年1月26日，蔣自上海主動致函廖仲愷、孫中山為廣東未來局勢的發展出謀劃策。蔣認為黨義與政權二者之間關係不可同時兼得，“欲速得政權，先以政治方法統一中國，而求實行主義”；黨與政府也應“暫分為二”，“組織政府不妨先用中國式政治家”，“不然，以今日中國局勢仍固執從前之主張，則政府決無統一中國之望，吾黨政府之所以屢屢失敗者，其最大原因未始不在乎此”。

為了取得政權不應拘泥於黨義，可以通過延攬一批舊式政客來組織政權，蔣的這一政治理念帶有明顯的實用主義色彩。他在個人出處問題也深諳以退為進之道，2月12日，他致函孫中山，表示要赴粵隨侍，但需由孫出面向總司令許崇智解釋：“本欲促介石來閩，茲因時局變遷，不得不攜之赴粵，到粵後佈置略妥，即當囑其來軍相助”，以免許崇智發生誤會。次日，他又致電胡漢民、汪精衛、楊庶堪等，商請孫中山暫緩赴粵，要等滇軍佈置穩妥，能完全負責保衛之電到滬後再行決定，屆時他將“準如遵命來粵效勞”。

蔣緩期赴粵的目的實現了，3月16日，孫中山任命蔣為大本營參謀長。這樣，蔣就由許崇智麾下改為直接隸屬孫中山了。此時，陳炯明在東、西兩路討賊軍的聯合夾擊下，被迫放棄廣州，逃往惠州。孫中山於2月21日抵粵，成立大本營，續行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職權。3月17日，孫中山以“軍事樞機不可一日無人”，電催蔣速來粵就職。蔣不顧孫中山的迭電急催，陪同前來勸駕的胡漢民、汪精衛等人在故鄉遊覽一番後，又前往上海小住，遲遲沒有赴粵就任。蔣借孫急求赴粵襄助之機，提出同意赴粵的條件，一是政治方面首先整理財政，以廖仲愷為廣東省財政廳長；二是軍事方面力促許崇智軍剋期抵省，待各軍集中後，在共同制定“作戰方案”。4月8日，蔣自上海致函楊庶堪稱：“財政如無把握，軍事難定計劃，廖任廳長、許速回省二令，可否在弟起程前發表，俾弟到省後，即可著手進行，而鼓來者之氣也。”蔣在要求獲得滿足後，於4月19日返抵廣州，出任大本營參謀長。

蔣在輔佐孫中山統領全軍過程中，與孫中山的交往日漸密集。4月30日，蔣在擬訂東江作戰計劃時對中國軍隊素質非常憂慮，孫中山開導稱：“中國軍隊不能望其遵照意旨，及守原則，攻守進退，唯聽其自然，只要大局無礙，吾決前途希望甚佳也。”蔣聞後深感“此言非常心所能言，不勝欽佩！”5月15日，因不滿滇軍將領指摘命令之電，蔣擬回電駁斥，孫則建議認為“置之不理，亦是辦法”。蔣對孫的處事方法讚不絕口，謂：“此等度量、氣魄、規模之宏大實為吾人所不及也。”20日，蔣又以孫中山“無權、無餉、軍隊跋扈、毫無紀律為憂”，認為“與其受辱負責，於國無益，不如引咎辭職”，但孫中山表示反對，“元首之意適相反也”。6月14日，蔣陪同孫出巡，所到之地皆降雨充沛，蔣不禁感嘆“是亦天意乎？”23日，蔣與孫談時局，孫告知俄德近況；晚又與孫談黨事，“及至人才缺乏，不禁唏噓太息而已”。

雖有像中山先生這樣愈挫愈奮的革命元首在身邊督責不斷，蔣因與總司令許崇智關係惡化，有感於“內部水火，君子道消，雖有賢主，不能挽此劫運，黨敗國亡皆在於此也”，於7月12日向孫辭行。次日，他在致好友楊庶堪的信函中宣洩對粵局的不滿稱：“倘再不離粵，則昔日之同志盡為我所侮辱，於公既無所補益，於私則個人之情感幾將斷絕”。關於個人行止問題，他在函中以略帶要挾的口吻表示：“今與兄等約言，如不允我赴俄，則弟只有消極獨善，以求自全。”

蔣以退為進的作法再次奏效，8月5日，蔣奉孫中山之名籌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前往蘇聯考察。1950年代蔣在撰寫《蘇俄在中國》時，受當時特殊政治環境的影響，將1923年的赴俄考察視為其反蘇反共政策的起點。這一日後被蔣建構為反共反俄政策的起點的赴蘇訪問，對當時急欲擺脫廣東內部困局的蔣介石來說，可以說是難得的人生機遇。他自1919年“遊學歐美”的計劃因孫中山的反對而被迫放棄後，便開始自學俄語，閱讀俄國作家托爾斯泰的作品。受俄國革命成功的影響，他還萌生了投身“世界革命”的想法。憧憬五年之久遊蘇計劃終於得以實現之際，蔣在為自己走後孫中山周圍缺少人才而感到悲傷的同時，更為自己“前程發軔有望”而感到欣喜，認為“較之赴粵得益多矣”。

蔣對蘇聯的觀感既不像憧憬得那樣美好，也不像後來回憶時那樣負面。他在對蘇聯紅軍的軍隊組織和武器裝備讚歎不已的同時，也對蘇聯外交人員的“無禮怠慢”嫌惡至極，幾乎生氣回國。蔣對蘇聯方面無法真正釋懷的是其支持蒙古獨立。因不滿蘇聯支持蒙古獨立，蔣對共產國際支持中國革命的動機產生懷疑，認為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的《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普泛不實，其自居世界革命之中心，驕傲虛浮”。他甚至由此斷定第三國際必將失敗，“不久必有第四國際出現，以待該黨不正之舉也”。

1923年下半年，廣東政局正處於急劇變化之中。軍事方面，孫中山親自督師對陳炯明退守的惠州城發動攻擊；黨務方面，孫主要依靠鮑羅廷的幫助著手改組國民黨。蔣雖為擺脫內部牽制而赴蘇遠遊，但對廣州局勢始終密切關注，對自己未能“始終侍側，輔翼代勞”，致使“中師”陷入險境而深感自責。除了牽掛孫中山的安危之外，蔣對廣東內部政局的變動憂慮不已。回國前夕，當他從友人來函中獲知許崇智欲謀廣東省長，極力排擠胡漢民和廖仲愷的消息後，又萌生了“厭倦與消極”之心，在日記中感慨道：“人心之叵測，吾中師誠為人終身作嫁而無益於黨與國也。”

出於對蘇聯援助中國革命前景的憂慮和廣東內部許崇智獨掌大權的不滿，蔣在遊蘇歸國之際對個人出處的問題進退不定。12月15日，蔣回到上海後，沒有立即赴粵報告赴蘇考察結果，而是藉口返鄉祭掃母墓，等待赴粵時機。廖仲愷、胡漢民等人也先後電蔣，表示鮑羅廷急欲見蔣商議國民黨改組事宜，認為“此事或較省長問題為尤重”，勸蔣“不可因小失大”。孫中山亦電催赴粵報告赴俄經過，謂：“兄此行責任至重，望速來粵報告一切，並詳籌中俄合作辦法。臺意對於時局政局所有主張，皆非至粵面談不可”。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1924年1月16日，蔣從上海回到廣州。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確立的聯俄容共政策，對國民黨政治生態產生重大影響。據鮑羅廷的觀察，當時國民黨的狀況，“甚至最優秀的一些國民黨人思想上也很混亂；一些人希望弄清中國面臨的問題，準備在國民革命運動中虔誠地工作；一些人企圖攫取黨內的肥缺，他們違背自己的信仰和利益留在黨內，只是因為已同孫共事20年。所有這一切在這次代表大會上都有表現。”鮑羅廷對蔣的主要印象，主要來自當時共產黨人瞿秋白和國民黨人廖仲愷的看法，認為：蔣“是個普通軍人，沒有任何政治知識”，他對蘇聯“很同情，並滿懷激情”，認為“蘇聯有給予支援的真誠願望，問題在於，國民黨人是否充分理解自己的任務”。

鮑羅廷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國民黨改組前後的新舊過渡時期，蔣介石在黨人心目中還只是普通軍事將領，在國民黨內政治聲望有限。或因如此，時年38歲的蔣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沒有當選為中央委員，僅被任命為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這對自視甚高的蔣介石來說應該是不小的人生打擊。直至20多年過後，蔣在國民黨六大召開前夕親手將兒子蔣經國的名字從中委候選人名單中拿掉時，他才領悟到孫中山當年是出於保護自己的良苦用心，在日記中寫道：“餘決將經國不列入名單之內，以償其志願。彼必不願列入也，而願提其母為候選人也。因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總理之不將餘列入者，知其故也。”

然而，蔣在當年難掩內心的失意情緒，通過辭職的方式發洩內心的不滿。1924年3月2日，他致函孫中山解釋辭職的原因時，抱怨孫對自己缺乏信任稱：“如吾黨同志果能深知中正，專任不疑，使其冥心獨運，布展菲材。是雖不能料敵如神，決勝千里，然而進戰退守，應變致方，自以為有一日之長，斷不致臨時紛亂，以陷危地，必能維持現狀，恢復舊疆，從無不能成軍之時，更不知有元首受驚不知下落之奇聞”，“先生不嘗以英士之事先生者期諸中正乎？今敢還望先生以英士之信中正者而信之也。先生今日之於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中正實不敢臆斷。”

總理“信徒”

蔣、孫之間雖然經歷了認同危機與政見分歧，蔣雖屢屢通過辭職方式發洩對自身處境的不滿，但是，他對“中師”的個人忠誠從未有過動搖。蔣本欲借旅蘇之機，繼續遊歷海外，但當他得知石龍失守、孫中山下落不明的消息後，反省自責認為：“此皆中正不能堅持忍耐、始終侍奉之罪”。他於是決心回國，朝夕侍從孫中山左右，以圖報萬一。不過，應該指出的是，蔣對孫的這種“忠誠”更多是基於對孫中山人格魅力的敬仰，並非出自對其革命理論的信仰。孫中山自護法運動失敗後，自1918年6月至1920年12月定居上海，專心著述，完成系統闡述其革命理論的兩部著作：《孫文學說》和《實業計劃》。蔣對孫中山著作的閱讀有限，據其日記所載，於1919年7月27日開始閱讀《孫文學說》，至29日兩天便讀完了，似乎印象不深，沒有留下任何感想文字。

對性格暴躁、格局褊狹的蔣介石來說，“中師”寬容大度、中正平和的人格魅力令他心馳神往。早在1921年初，蔣因任性使氣，堅不赴粵，與好友戴季陶發生爭執時，曾坦承自己“處世之病在乎極端，故有生死患難之至友，而無應酬敷衍普通之交好”。戴則勸蔣應學習孫中山“中正和平”之偉大人格，謂：“中正和平四字，殆其生性，其他思想學識見之優長，皆不過為涵養其偉大人格之工具，而決非其偉大人格之本質也。吾人日與先生處，而能見及此點者，已為不多，能學得此點者更少。”5月23日，蔣在日記中寫道：“遵中師之規模，爭二陳（英士、競存）之精神，學胡、汪之言行，則可以擔當國家責任也。”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直到1936年，蔣還在為自己氣度不宏、舉止侷促所苦，在日記中告誡自己：“容止言辭皆不能寬裕大方如總理也。勉之！”

由於蔣早年追隨孫中山主要是基於個人情感方面的感召，因此蔣對孫的忠誠帶有一定的中國傳統忠臣報君色彩。1923年底，蔣在訪蘇期間，因加入共產黨問題，以有須請命孫中山相復，被當時“留俄同志”譏諷為“忠臣多而同志少”。這一當時令蔣感到“閱之甚駭”的譏評惡語，卻成為他日後求之不得的一種人生境界。蔣介石第二次下野再起後，面對內憂外患交相逼迫，感慨手下無人能為其排憂解難，1932年6月6日在日記中寫道：“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如餘對總理之精神者，至今不可再得，此吾黨之所以失敗也。”

蔣介石在思想上真正認同孫中山的革命理論，是在出任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校長之後的事情。1924年5月3日，孫中山特任蔣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這成為蔣介石個人生命史中的分水嶺。此後，他擺脫了任性狂妄的“童年”時代，終於找到了自己願意奉獻終身的人生舞臺，開始步入任勞任怨、勇於承擔的“中年”時期。作為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在黃埔軍校建立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在訓練黃埔新軍過程中，蔣對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的認識上升到新高度，同他自己的話說：“我們總理這十幾年來所講的話，都是精切平實，句句可以應用的，他是以心理、統計、社會倫理、哲學邏輯、政治、經濟、軍事等各種學問為根據，再拿中國的風俗習慣、歷史法度以及各種的情形為中心，而參考各種的科學，斟酌損益，方能得到這切實的三民主義。我們大家的思想行動，如果都能以他的主義為中心，不但是於本黨於國家有益，而且於我們自己的學問，可以少用幾十年的研究工夫，就同多長命幾十年的一樣。”

孫中山創辦黃埔軍校的目的，是要以蘇聯紅軍為藍本，訓練一支有別於舊式軍隊的“黨軍”，使軍隊成為實行三民主義、實現黨的目標的武裝力量。1924年11月13日，孫中山乘“永豐”艦啟程北上之際，專程視察黃埔軍校，並在蔣陪同下檢閱第一期畢業生軍事演習。他對黃埔軍校學生寄予無限厚望，盛讚稱：“本校學生能忍苦耐勞，努力奮鬥如此，必能繼續我之生命，實現本黨主義。今我可以死矣。”中山先生臨別之言不幸一語成讖。孫中山逝世後，蔣在公祭文中表達繼承總理遺志的堅定信念，謂：“朝聞道，夕死何憾，主義不行，責任未盡，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今惟有教養學子，訓練黨軍，繼續生命，復興中華，以慰在天之靈而已。”

1924年6月16日，孫中山主持黃埔軍校開學典禮後，同蔣介石合影。

長期以來，受歷史後見之明和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大陸學界的相關研究大多指責蔣違背總理遺教，背叛革命，而忽略了蔣之所以“違教”背後心態的糾結與變化。在孫中山去世後一年多時間裡，蔣一度謹守總理遺教，努力維護國共合作的局面。1925年底，黃埔軍校內部共產派與非共產派之間內訌愈演愈烈。12月5日，蔣在為軍校第三期同學錄撰寫序言中強調要繼承和發揚總理“一線相傳之國民黨內共產與非共產二者凝集而成之血統”，並大聲疾呼：“吾敢率國民黨內共產與非共產諸同志，集合於國民黨青天白日之旗下，以實行吾總理革命主義而死也。吾願死於青天白日之旗下，吾為國民革命而死，吾為三民主義而死，亦即為共產主義而死也。”12月25日，蔣又發表忠告海內外各黨同志書，公開批判所謂國民黨“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的“分共”政治主張，堅決捍衛總理“聯俄”“容共”政策，謂：“容納共產黨，此總理於本黨改組以前，幾經鄭重考慮，而後毅然決定者也。自改組迄今兩載，成績具在”，“蘇俄同志助成中國獨立之國民革命，其誠意亦彰彰明甚”，“中國革命不成，列強敢於侮我，皆因國民勇於私鬥，黨員徒爭意氣，團體慣於破裂，明知之而故蹈之，欲不謂之反革命，不可得也。”

孫中山逝世週年之際，蔣因與蘇聯顧問團團長季山嘉和汪精衛矛盾激化，於1926年3月20日採取斷然措施鎮壓中山艦，逮捕海軍代理局長李之龍等共產黨員50多人，還派兵監視蘇聯顧問寓所，收繳衛隊士兵的槍械。中山艦事件之後，蔣並未改變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的根本原則，只是在方法層面加強對蘇聯顧問和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活動的限制。用他自己的話說：“共產黨為今日革命勢力之一部，本黨應遵照總理意旨，以後仍當予之合作，惟現在黨內糾紛必須解決者，即為紀律問題與分子問題是也。”7月24日，他在回覆好友張繼的信中明確解釋稱：“本黨與共產黨合作，為總理與仲愷在日所確定，革命勢力必求團結，共產主義雖與本黨有別，其致力革命則人所共認”，“本黨所尚須討論者，非與共產黨應否合作之原則，而在與共產黨如何合作之方法”。

為了確保國民黨對國民革命的領導地位，解決國共之間的糾紛，蔣提議召開了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二次全體會議，並提出《整理黨務案》。蔣提出《整理黨務案》之初衷，固然有限制中共的一面，但也是“合作的一種辦法，與其說是限制共產黨員，無寧說是督促一般老黨員覺悟為當”。蔣之所言並非巧言辯護。根據王奇生教授的研究，當時對《整理黨務案》攻擊最力的不是中共，而是西山會議派。西山會議派認為，《整理黨務案》是廣州國民黨中央與中共訂立的妥協條件，將“容納共產分子”變為“兩黨合作”，意味著國民黨從此將變成“國共聯合黨”。

蔣對於清退軍隊中的共產黨員實際頗感無奈，他在為退出軍隊的共產黨員專門開設的高級訓練班開學典禮上訓話時稱：“這裡CP同志很多，要知道這次CP是並沒有損失的，而是國民黨的損失，是革命的損失，更是黃埔軍校的損失。CP黨員非但沒有損失，而且有很大的益處，CP非但沒有退步，而且是有進步的。更要知道你們只有一個人的損失，而我校長卻有幾百倍的損失，我的痛苦，於此可知了。”然而，與共產黨加入後所增進的革命力量相比，蔣更看中的是革命指揮權的絕對集中與統一。他指出：“我們一定要在大處注意，要懂得一個革命中心，如大處不注意，而專注意小處，僅說親愛、團結等的口頭話，仍歸無用”，“我們又要知道國民黨員是不能加入共產黨而取消國民黨的，因為國民黨是代表各階級利益的黨，中國現時正切需這樣一個革命黨來領導國民革命，作共產黨員，必須承認國民黨是國民革命的唯一指揮者。”

蔣之所以主張限共，反對西山會議派公開“分共”，有爭取蘇聯援助、確保北伐順利出師的現實利益考慮，但他內心更為憂慮的是，不願揹負“違教分裂”的罪名。蔣在與鮑羅廷磋商國共協定時，曾解釋稱：“對共條件雖苛，然大黨允小黨在黨內活動，無異自取滅亡，能不傷心？惟因總理策略，既在聯合各階級共同奮鬥，故餘猶不願違教分裂，忍痛至今也。”蔣限制共產黨的種種措施不僅令鮑羅廷持有異議，也讓參會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感到“驚惶”。鑑於此，5月22日，他在大會閉幕式的致詞中進一步說明道：“此次整理黨務案，在局外人看來，有許多與先總理在日主張不同的地方，不過時代的事實逼到我們的頭上，使我們不能不提出此案”。蔣表示，“總理如果尚在，到了今日，亦只有這個辦法”。

國民黨在中央政治層面消極限制中共的辦法，未能阻擋中共在基層組織和宣傳方面的壯大與發展。隨著北伐戰事的推進，“前方勝仗愈大，武昌距離愈近”，蔣內心之憂患“與之俱深”。為了遏制蔣之軍權膨脹，鮑羅廷聯合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發動迎汪復職運動，並於12月13日在武漢成立臨時聯席會議，取代國民黨最高機關政治委員會的權力。蔣也毫不退讓，於12月30日宣佈在南昌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才是國民黨的最高機構。蔣與鮑羅廷關係由此破裂。1927年2月17日，漢口臨時聯繫會議制訂《反革命罪條例》，直指蔣為“反革命”之意呼之欲出。至此，蔣與共產派勢力之間的矛盾，由革命陣營內部的“左右”之爭激化為你死我活的“革命”與“反革命”之爭。在這種情形下，蔣雖明知“違教”亦只能在所不顧了。（本文首發於《清華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