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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的歐洲學者將種族歧視的文化、種族隔離的政治理論與關於種族問題的研究雜糅在一起。他們在“退化論”的基礎上，發展出了“科學種族主義”，強調白人與有色人種之間具有不可逾越的種族鴻溝。
法國人類學家喬治·居維葉按照膚色等身體特徵將人類分為三個種族：“白皙的高加索人種”、“黃膚的蒙古利亞人種”以及“尼格羅或埃塞俄比亞人種”。在此基礎上，居維葉將白種人分為閃含語系的“敘利亞分支”和印歐語系的“印度—日耳曼—貝拉斯基分支”。在他看來，印歐語系的歐洲民族“將哲學、科學與藝術發揮到了最極致的完美”，並且“在幾千年來始終是人類知識的守護者與保管者”。因此，這個分支的民族應當“置於所有人種當中最為優先的地位”。居維葉由此將白種人建立的歐洲文明視為世界文明的頂峰。
居維葉雖然承認黑人與白人源於同一個祖先，但他認為大洪水之後各自獨立的發展使得黑人最終“墮落”為與白人完全不同的種族。兩個種族的文明也存在天壤之別。
居維葉倡導的“文明優劣論”在大西洋世界愈演愈烈，逐漸超出“科學研究”的範疇，滲入歐洲殖民帝國的政治話語當中。德國學者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認為，人類在道德領域的分裂伴隨著地理上的分化，最終促成不同種族的誕生。這些種族雖然表現出多樣的身體特徵，但他們始終在“善”與“惡”的道德光譜中分化。在此基礎上，他將人類族群分別納入“文明”與“野蠻”的範疇。施萊格爾認為，為了防止人類從文明狀態“退化”到野蠻狀態，文明的種族必須征服野蠻的種族。這種理論傾向為歐洲殖民帝國的對外征服提供了理論依據，“科學種族主義”也剝下了科學研究的假面，退變為一種政治話語。
歐美列強在政治、經濟層面對世界的支配，使得大西洋知識共同體的種族研究者認為白人站在了世界文明的頂峰。他們對不同人種進行的分類由此抹上深刻的政治色彩。“科學種族主義”在19世紀歐洲殖民擴張的狂飆突進中，也早已超出了學術思考與科學研究的範疇，成為種族主義政治主導下的學術傀儡。
（原題《“科學種族主義”的形成及其在大西洋知識共同體中的演變》，摘自《世界歷史》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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