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探微︱顧廷龍與中國傳統日記的現代收藏（下）

文丨堯育飛

以日記為館藏特色：1949年以後的經營

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於局勢急遽變化，文獻四散，藏家於文獻多不敢保有。這一時期，日記儘管尚未被用作交心之罪證，卻已成為許多藏家的“燙手山芋”。有識之士或以捐贈國家，或以拋售市場，憂慮萬端者甚至棄之如敝屣。所謂藏家不幸國家幸，大量的日記紛紛湧現市面，最終捐贈國家，而合眾圖書館此期收穫的日記文獻也最為豐富。

▲青年顧廷龍像，翻拍自《顧廷龍日記》。

以《顧廷龍日記》所附《一個圖書館的發展》所載第十一年、第十二年、第十三年工作報告可見，這時收穫日記最豐富。茲摘錄1949至1953年，顧氏所記合眾圖書館此期所獲日記文獻如下：

第十一年（1949年8月-1950年8月）：陳器成贈《王文勤日記》、張佩綸《澗於日記》。潘景鄭贈許葉棻《少翯日記》、許元愷《賓門日記》、常熟闕名撰《銘椒清館日記》、張茂鏞《顨齋日記》、錢國祥遺稿等。

第十二年（1950年8月至1951年8月）：潘景鄭贈李鴻裔《鄰蘇日記》、潘曾綬《陔蘭書屋日記》。

第十三年（1951年8月至1952年8月）：潘景鄭贈《馮申之先生日記》稿本、《郋亭日記》稿本，趙敦甫贈餘晉穀先生日記稿本。本年採購所得極多，有方濬師《安宜日記》稿本、《何汝霖日記》稿本、《何兆瀛日記》稿本、《何介夫日記》稿本、《何蔭柟日記》稿本、費德麐《杏花春雨館日記》稿本。

▲潘景鄭癸酉（1938）年日記書影，蘇州博物館藏。

三年間，合眾圖書館獲贈日記12部，其中尤以潘景鄭所捐贈日記極多，足見著硯樓庋藏日記之富，也可見潘氏此期心緒之悽惶。自然，局勢變化雖快，但並非所有人都樂於捐贈。一些價值較高的日記在市場上流通仍以交易為主，也因此，合眾圖書館僅1953年就採購到6部稿本日記。而一些索價較高的日記，則合眾圖書館也無法措手。例如，1951年9月30日日記雲，“兌之來，以兄弟鈔錄之《李星沅日記》廿本求售，索四百萬，無從協商矣。”在此之前，1949年，瞿兌之“捐贈先世手稿、函札、書畫遺物、個人著述稿件以及各種紀念品，統稱為長沙瞿氏文獻。”對瞿宣穎兄弟來說，自家的日記不適宜售賣，但當此窮困之際，雖有世交的李星沅家族的日記則不妨賣個好價錢。此事雖未談妥，但兩年以後，瞿氏手抄這部《李星沅日記》仍為合眾圖書館所得。1953年9月工作簡報稱：“本月收購的圖書，比較重要的有前清曾幾任督撫的湘陰李星沅自道光二十年至廿八年的日記鈔。他曾經過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革命時期，頗有些當時的史料。其他有關朝政掌故、地方情形，尤為豐富。”在時局變革之際，除去合眾圖書館，瞿氏兄弟的選擇委實也不多。（本文完稿後，復見韓策《〈李星沅日記〉和〈張集馨年譜〉是怎樣傳鈔流轉的——瞿兌之傳承近世珍稀文獻的重要一頁》（《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6期）一文，詳述此稿經歷，讀者可參看）面對這樣的局勢，合眾圖書館在接受捐贈的同時，也一併大力採購。就日記文獻而言，在此後若干年的工作計劃和重點中，顧廷龍等人對採購日記均頗為注意。如1955年工作重點中介紹蒐集圖書的經驗，第二點提及“主動的尋找和書商的送樣書相結合”，並舉例說，“主動的蒐集，我們可以極低廉的價格，收得極重要的史料。如我們在東方廢紙店購得廖壽恆的日記，其中記錄了有關戊戌變法的重要史料。”清末軍機大臣廖壽恆的《抑抑齋日記》，就是這樣從廢紙店收購而入藏的。

▲顧廷龍1950年日記書影，翻拍自《顧廷龍日記》。

經過幾年有規劃的工作，及至1955年，日記已經成為該館收藏的一大特色。1955年合眾圖書館的工作總結提及該館的收藏特點，特別談及“傳記史料最為豐富”，指出“有名、無名人的日記均甚多”。

至於1956年，合眾圖書館的日記收藏已引起研究者的重視，日後被譽為“中國日記研究第一人”的陳左高先生開始紮根於合眾圖書館查閱日記文獻。這一年的合眾圖書館工作總結也提及協助研究工作者蒐集材料，如“協助陳左高先生檢查日記文學的資料”。“陳左高同志研究日記文學的發展史，到目前為止，我們已提供了古今人的日記已刊、未刊的共二百種，並隨時予以各方面的協助。”至此，可以說合眾圖書館對本館日記收藏已有相當的“自覺意識”。

基於豐富的館藏日記文獻特色，1956年，合眾圖書館擬訂《十二年遠景規劃》，其中一部分計劃指出，在1956-1958年，準備編印史料叢刊，包括“日記叢刊”“明史叢刊”。這一規劃頗有眼光，遺憾的是，隨著局勢變化，這一“遠景規劃”最終並未落到實處。

印行日記的計劃雖然擱置，但合眾圖書館採購日記的步伐並未停歇，相反，還在實踐中總結出許多寶貴經驗。1957年7月，合眾圖書館《上半年採購工作總結》指出，該館對近代史料的廣泛蒐集，半年中從來薰閣、上海舊書店採購的數量最多，其中“收集近人的日記比較多，約有十餘種。其中如《吉林日記》，系吳縣顧肇熙在1880-1885年所記……《無逸窩日記》系武進莊某在1906年留學歐洲時所記，其中剪貼各種畫報及期刊，反映了留學生的活動，批評朝政的議論，還有滬寧路首次通車的照片、清末上海徵兵的照片。可從各人的日記中發現或多或少不經見的材料，對近代的參考是有裨益的。”由此可見，合眾圖書館採購日記對象主要為近代稿抄本，而來源則是各類舊書店，採購所關注的在於日記資料的稀缺性。

從顧廷龍及合眾圖書館關於日記的工作報告彙總，可清楚看出顧廷龍“收書、編書、印書”的圖書館工作理念。或許正是由於這樣卓越的工作，增添了許多人對合眾圖書館的信念，讓他們樂意將手頭的日記捐贈給合眾圖書館。首先，館中董事會成員積極捐贈日記。如葉景葵將金武祥《粟香室日記》四十二冊捐贈合眾圖書館。又，合眾圖書館的董事張元濟決定將其在商務印書館任職時的日記等捐贈給合眾圖書館，顧廷龍收訖後，回信雲：“日記拜收，極為感幸。龍頗擬效法，但恐難能精細耳。”此外，張元濟還將手錄的《翁心存日記》捐給合眾圖書館。顧廷龍1950年10月12日日記載：“菊老手錄《翁心存日記》，緩日可送館。”今所見翁心存日記稿本共二十七冊，其中二十五冊為張元濟捐贈國家圖書館，另外兩冊為翁之熹捐贈國家圖書館（這部日記的遞藏情況詳見張劍《〈翁心存日記〉整理前言》。而今上海圖書館尚有道光三十年日記一冊，該館著錄為“稿本”，或是張元濟手抄贈顧廷龍者。

其次，他人也多放心將日記捐贈給合眾圖書館。如1956年，蔣維喬將一生所書皇皇日記捐贈合眾圖書館。蔣氏弟子王煦華在《一個圖書館的發展》的跋語中記載：“蔣先生是鴻英圖書館的館長，鴻英又以蒐集近現代史料著稱，按理他自己一生的日記應該捐贈給鴻英保存，可是他卻捐贈給合眾。蔣先生是我的老師，他寫了一張明信片給我，說他的一生日記要捐贈給合眾保存，教我到他家中去取，可惜這張明信片在十年動亂中佚失了。”蔣維喬很看重自己一生的日記，在捐贈時，卻捨棄自己工作的圖書館，而轉交合眾圖書館。棄此存彼，尤足以說明合眾圖書館之受人信任。而蔣維喬日記捐贈給合眾圖書館一事，也被列入合眾圖書館《1956年工作總結》中的“工作成績”採編部分。

▲皇皇巨冊《蔣維喬日記》整理本已於202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稿本乃蔣氏授意弟子捐贈給合眾圖書館。

由於顧廷龍對日記有這樣的興趣，直至合眾圖書館等併入新成立的上海圖書館以後，許多日記仍與他有相當多的關聯。例如，《老殘遊記》作者劉鶚的《壬寅日記》《乙巳日記》《戊申日記》三種四冊，“文革”期間因其孫劉厚澤抄家被抄走，“後被上海圖書館顧廷龍先生所見，將其與劉鶚《芬陀利室存稿》等捆紮在一起，置於上海抄家物資大場倉庫。1984年—1985年作為抄家物資發還。”據陳先行先生回憶，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特殊歷史時期，身在文物圖書清理小組的顧廷龍還搶救了陳元龍、屠寄、姚石子、劉半農等人的日記。（陳先行《能助成人之盛舉，可謂不負其平生》，黃春宇、於穎《顧廷龍：為圖書的一生》，《文匯學人》2014年11月7日T05版。）

綜上言之，1949年以後，合眾圖書館日記收藏特色的確立與顧廷龍等人的苦心經營密不可分。

日記傳鈔的方法與幾個案例

合眾圖書館所藏日記有相當一部分是稿鈔本，除去採購及因捐贈入藏之外，大部分都是顧廷龍等人的傳鈔本。傳鈔，是顧廷龍圖書館工作的重要方法，而傳鈔日記，也是顧廷龍日記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曾經隨顧廷龍工作的沈燮元，回憶解放前夕，在合眾圖書館無所適從時，顧廷龍即讓他抄寫吳大澂所著《皇華紀程》，戲稱為“抄書應變”（王鍔、井超整理《智者樂仁者壽——沈燮元先生訪談錄》，《國學茶座》第10輯）。

抄書，對民國時期的學人和圖書館工作者而言，仍是必不可少的文獻複製手段。儘管照相等複製技術的運用已經日益廣泛，但是其高昂的成本，使得這些新技術往往只用於較為珍貴的文獻，包括藝術類文獻或域外文獻等。自然，遇到拓片等，顧廷龍也會使用照相法。如1932年10月23日：“四時，至按院衚衕六十號謝剛主家,獲見愙齋題拓屏四幅，皆瓦當也。餘先鈔錄一過,承許相。”但與照相複製技術的使用頻次相比，顧廷龍複製文獻最常用的辦法仍是抄寫。

顧廷龍對抄書投入相當多的精力，並在實踐中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傳鈔辦法。檢索《顧廷龍日記》，出現“鈔”字超過1100次，多為“鈔本”“手鈔”大體而言，其選擇傳鈔的文獻均為珍稀秘本，流傳較少，且多為稿抄本。顧廷龍高度重視傳鈔本的珍貴性，合眾圖書館的書，外人要傳鈔須徵得同意。1945年9月合眾圖書館《暫定閱覽規則》第六條雲：“如需傳鈔長篇或通錄前人批校,皆須得主管員之許可。”正因如此，他處的文獻，他更費盡心力想要獲得。而能完成這些文獻複製工作，主要原因在顧氏選擇抄手時往往所託得人，能夠按時完成抄書任務。最後，在他人傳鈔之後，顧廷龍每常再校勘一遍，使鈔本更趨精善。大略如下：

首先，顧廷龍注意網羅抄書，以完成大量的文獻複製工作。顧廷龍抄書，既自己鈔，也請求或僱傭他人抄寫。在他自己，曾抄錄錢勖《吳中平寇記》八卷稿本，見於1940年1月2日日記。此外，顧廷龍更多地僱傭他人抄書。不過，民國時期尋覓抄手並不容易。1932年11月7日日記，“十時，至大高殿，時張德澤介紹之鈔書者耿增培已久待，即提折付抄。而折皆軍機處所鈔者，多草字別體，此君不能識矣，已令其照畫，年事可十七八，識字不多，遑論文理，奈何！”抄書並非純粹的複製，也需要抄書者具有一定的文化水準和認字本領。像耿增培這樣的書手，識字既少，草書別字又不認得，因此抄書效果很不理想。無奈之下，顧廷龍希望另僱他人。1932年11月29日日記雲，“訪張德澤，託其覓鈔手。渠以酬薄不易倩，餘即允出一角半，原來鈔手亦須加。此事確苦，寧撙自他處也。”看來，隨著物價上漲，外加北京等地文獻抄錄市場的升溫，抄手的薪酬也在不斷上漲，而理想的抄手就越發難以僱到。於是，顧廷龍有時請僕人代為抄錄，如《上元宗氏書目》等，就是其僕人所鈔（1940年1月15日日記）。有時也請他人代抄，如1943年3月26日，“點文祿書，檢《漢詩音注》，託胡文楷倩人代鈔。”還有的時候，則是朋友一起合鈔，如1941年2月，顧廷龍約潘景鄭等人合鈔《銅井文房書目後編》及《周漁篁集》等。

大多數時候，顧廷龍則是發動親戚們幫忙抄錄。如姚文棟《跋元亨本古文尚書》就是表弟王毓忠代鈔的。據《顧廷龍日記》可知，為顧廷龍抄書者有德俊、鍾芬女士、劍知、潘士霖、秦揆楚等人。其中女性頗有其人，如前述秋農夫人、鍾芬女士等，可知這份計酬較低的工作，頗適於女性補貼家用。

其次，顧廷龍也留意抄書方法。他注意從前輩處吸收有益的抄書經驗。如1932年11月27日，“十時半，至太平橋衚衕，謁胡綏之先生，持吳寄老介紹書入談約一小時。謂鈔錄材料時，寧多寫數字，將書名卷葉註明，備他日之檢閱，此老友許勉夫所授之法。”自己也很注意對抄書流程的把控。例如，顧廷龍注意核實抄書的字數，以便計酬。如1943年10月27日，“夜，核字數（鈔本），計一百五十九萬餘。鈔本由戴勝記訂來，即題署數字，草草以當備忘耳。”此外，他也注意傳鈔之本的裝訂方式，以區別於其他文獻。如1940年定的裝訂規定第三條雲：“凡新自傳鈔之本，均用紙捻毛釘。”

▲胡玉縉，字綏之，近代著名學者。其傳授顧廷龍抄書法，為甘苦之言。圖自《甲辰東遊日記》（胡玉縉著，吳格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再次，顧廷龍還創新了一些文獻抄寫的工作模式，例如他將抄錄文獻工作“外包”給文獻所在地的朋友。1942年5月8日日記雲：“嘉來，言明日旋蘇，託送夏氏吊分。帶五十元送秦揆初，託鈔《佩鶴集》預付之貲，格紙及副本明日寄還。”

具體到日記的傳鈔上，顧廷龍日記明確記載他手抄的日記就有《栩緣日記》，從1942年年初抄完《栩緣日記》，此後復加校勘。這年2月25日起，顧廷龍閱《栩緣日記》，至3月13日，方校畢《栩緣日記》。1942年4月6日日記又載：“元譽來，見假《栩緣日記》三本，俾補校一過。”從中可見顧廷龍對抄本的精心校勘，並未以抄本而馬虎應事。

今藏上海圖書館的孫寶瑄《忘山廬日記》，則是顧廷龍安排人抄錄的。顧廷龍1941年4月2日雲：“揆丈來……又言孫慕韓之弟寶瑄有《忘山廬日記》，今訪得十二冊，聞遺失約十八冊。”葉景葵訪得《忘山廬日記》，隨後告知顧廷龍。當年秋季，顧廷龍就安排人手抄錄這部日記。1941年10月9日日記雲：“秋農夫人來，攜去《忘山廬日記》癸卯一冊。”12月4日雲：“秋農夫人來，託表鏡架心八幅，並繳《忘山廬日記》一冊……今日起鈔費潤每千字以五角計（加一角）。”1941年12月25日，“秋農夫人來，《忘山廬日記》鈔完，換抄《栩緣日記》，共六冊，並交之（留彼紙有四百五十張。）”顧氏日記雖未逐日記載秋農夫人抄錄《忘山廬日記》事，但從這三條記載可見，此次顧廷龍請秋農夫人抄書，是由顧氏提供抄寫紙等原料，按字數計酬，前後花了兩個半月時間，最終將12冊日記抄完。對這個新鈔本的質量，顧廷龍並不放心，得暇時仍校勘一過。如1942年1月3日日記雲，“補《忘山廬日記》缺字”。

今天，當我們便捷地享受著文獻數字化的便捷時，很難想象僅僅七八十年前，影印等文獻複製的手段雖已出現，但在日常工作與治學中，許多文獻仍主要通過手抄完成再生。對小部頭書籍而言，文獻抄錄確是較為便捷方法，也利於文獻的再流通。例如，抄錄之後的日記，從此便為自家所有，由此更易於流通。1942年3月28日，顧廷龍檢得《忘山廬日記》十二冊，送匋老閱。這部《忘山廬日記》，就是顧廷龍請秋農夫人所鈔的。

通過組織相當多的人力、物力完成大規模的日記文獻抄錄，顧廷龍為中國珍稀日記文獻的複製和保存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顧廷龍傳鈔之後，許多珍貴的日記稿本隨著時局變動而亡佚，最終倒是顧廷龍組織抄錄的大量日記文獻得以留存後世。

顧廷龍日記工作的遺產

1998年，顧廷龍去世之後，關於顧老的生平事業的文章很多。至於顧先生在圖書館的工作，《中國圖書館年鑑1999》如是寫道：“顧廷龍同志以其獨到的眼光長期致力於家譜、硃卷、日記、手札、專人檔案資料以及古籍稿本、批校本與革命文獻的搶求與收集，使上海圖書館擁有頗具規模的特色專藏，在國內外處於領先地位。”這一評價可謂恰如其分。

大略言之，通過自身的實踐，顧廷龍創造了一個文獻學家因應日記收藏的全新系統。即始終活躍在日記的收藏與流通市場中，通過購買、傳鈔等手段最大限度完成日記的歸檔工作。利用收藏的日記文獻，從事學術研究，並不斷交換新的日記資源，最終在通過出版刊刻，完成日記文獻的再生工作。在這一過程中，通過自身的日記寫作實踐，加深對日記的認識，並將這些經歷記錄在日記中或工作報告中，最終完成事蹟的史書化過程。在這全部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顧廷龍與前代學者的區別，即他致力於將日記文獻“公共化”，使更多人能逐步獲得這些珍貴的資料。同時，我們也能明顯看到顧廷龍與後世學者的重要差異，即從日記文獻的獲得到它最終被利用的全過程，並非簡單的人與物的交流，而是在更廣闊世界的親力親為，是一種古老的手藝。正如《染墨的指尖：近代早期歐洲的書籍製作》所宣揚的一樣：“學者們的理念和實踐往往並不誕生於寂靜的書房，而來自讓人精疲力竭的勞動。”正是在書籍的收藏、傳鈔與利用過程中，顧廷龍較早形成了“日記自覺”，從而有意關注這類文獻，最終為後人開創了關於日記的收藏、傳承與研究的獨特之徑。

顧廷龍的日記工作，奠定了今天上海圖書館館藏豐富日記文獻的基礎。顧廷龍團結了許多優秀的藏家和學者，為合眾圖書館網羅了許多日記。除前述葉景葵、張元濟等人的支持外，其妻舅潘承弼捐贈上海圖書館尚有《小鷗波館日記》（潘曾瑩撰，鈐有“承弼世守”）、陳倬《隱蛛庵日記》稿本（有潘景鄭民國三十一年題識）、《先文勤公日記》（潘祖蔭撰）、沈寶禾《忍默恕退之齋日記》等。友人瞿鳳起徵集常熟龐鴻文日記入藏上海圖書館。合眾圖書館的讀者陳左高介紹入藏上海圖書館者，有倪稻孫《海漚日記》。此外，合眾圖書館舊藏重要日記尚有陶濬宣《稷山讀書樓日記》《稷山日記》《省庵養痾日記》等。凡此，均是顧廷龍工作的成績。

顧廷龍開創的日記工作，影響到上海圖書館的許多工作，日記工作由此也成為上海圖書館群體的一大特色。從許多方面而言，顧廷龍先生在上海圖書館開創一個引人注目的“日記傳統”。曾在上海圖書館工作或受教於顧廷龍先生的學者，如沈津、陳先行、吳格、梁穎等人均對日記有相當的關注，且做出相當的貢獻。近些年，上海圖書館主編的《歷史文獻》大量刊載稀見日記整理稿，復又推出皇皇《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等，均可視作上海圖書館工作中的“日記傳統”的一部分。

▲周德明、黃顯功主編《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已成為晚清民國研究的基礎文獻。

此外，顧廷龍致力於通過傳鈔等方式促進大量珍貴日記入藏的辦法，也為上海圖書館數十年來孜孜不倦地堅持。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上海圖書館傳鈔了不少日記文獻。如，“一九五六年據稿本傳鈔”《邵友濂日記》，“一九六三年八月照原鈔本傳鈔”莫友芝《郘亭日記》等。此外，《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的南京圖書館所藏稿本《梁章鉅日記》，也當在這一時期，為上海圖書館傳鈔保存。近年來，一些引人注目的大型日記入藏上海圖書館，也可見該館對日記工作的重視。如，2015年，翁萬戈將《翁同龢日記》手稿捐贈該館；2016年，譚延闓外孫女婿餘傳韜將66冊譚延闓日記稿本寄存於上海圖書館。

應當說，顧廷龍日記工作的影響並未及身而沒，而發揮著長久的影響。由於顧廷龍的工作，由於上海圖書館的持續接力，我們得以縱覽許多近現代名人日記，也對上海圖書館諸多日記文獻的傳承鏈條有更為清晰的認識。如，《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提要》所涉錢國祥日記、廖壽恆日記、顧肇熙日記、何介夫日記、費德麐日記等，均未考其遞藏源流。據上文，則可知它們多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入藏合眾圖書館，最終進入上海圖書館。

顧廷龍所作的日記工作及其遺產已略述如上，而其工作有更令人敬佩者，或許還在於，他對日記收藏與傳鈔的堅持，有如他對圖書館事業所抱定的宗旨一樣。即顧廷龍認為事業不必求大，要在長久，而持久之道，則“平穩即是發展，不求躁進，不貪暇逸，不須人多，不事宣傳”。在風雨飄搖的時代，顧廷龍對稿鈔本尤其是日記的重視，體現了他的文化責任感，此即所謂“感遺稿之淪落，痛世變之靡定，守此叢殘，以保文脈”。這種精神應當感染了許多人。可以說，在近代以來為中國傳統日記的存藏事業立下汗馬功勞的，顧廷龍容或並非最耀眼的一位，卻必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時至今日，日記文獻的複製與傳播已變得十分便捷。最近二十年間，僅僅大型的日記影印叢書，就有《歷代日記叢鈔》（2006）、《國家圖書館藏抄稿本日記選編》（2015）、《蘇州博物館藏晚清名人日記稿本叢刊》（2016）、《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2017）、《溫州市圖書館藏日記稿鈔本叢刊》（2017）、《蘇州博物館藏近現代名人日記稿本叢刊》（2018）、《清華大學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2019）、《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鈔本日記叢刊》（2020）、《湖北省圖書館藏稿本日記四種》（2021）等。撫今追昔，不禁令人對老一輩學人傳鈔日記的工作肅然起敬，更對近代以來一代代中國圖書館人艱辛而層累的日記工作感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