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縱橫》2023年4月新刊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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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縱橫》郵發代號：80-942

✪ 黃少安、王維、白彩全

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

【導讀】曾被視為沒落工業老城的山東淄博，今年以來成為全國矚目的旅遊熱城，而且熱度持續不減，被盛讚為政通人和的溫暖之城。人們追問：為什麼淄博有別於曇花一現的網紅城市，保持現象級長紅？這一現象反映了怎樣的發展邏輯？

從直接動因看，年輕大學生反哺、民眾感念久違的人情味、淄博官民齊心共建、網絡接力造勢等促成了這一現象。從深層看，或許還與文化影響有關。本文雖未直接分析淄博現象，卻提供了把握淄博現象及其深層機理的一個特殊視角，即從儒家文化切入，分析非正式制度如何影響南北經濟分殊。微妙的是，沿著這一思路可以發現，淄博過去一個時期的沒落，與其今天突然爆紅，可能源於同一種觀念意識。

作者分析，改革開放以來，南北經濟出現分化，原因有很多，但很可能與文化觀念等非正式制度有關，儒家文化的影響尤其值得注意。一方面，由儒家文化衍生出的官本位、等級觀、關係型交易雖然可能影響創新，但在經濟粗放增長階段，有助於動員和組織各類資源、推動經濟增長。這也解釋了1978−2008年期間為什麼南北經濟並未顯著分化。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拼資源、拼勞動力的發展模式逐漸被創新驅動的市場化機制取代。相對而言，北方受儒家文化影響的程度要高一些，而儒家文化具有路徑依賴乃至自我強化的特點，某種程度上會導致資源錯配和人才錯配，進而導致南北經濟差異。

作者認為，總的來看，不能籠統地判斷儒家文化影響就一定不利於經濟發展。在新的時代條件下，較為合理的路徑是，促進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科學、法治、平等、競爭、創新等時代觀念的有機結合。對於地方而言，把對外開放作為外部衝擊，來倒逼觀念、體制和營商環境的變革，有時甚至可以採用看起來相悖的方式——依靠行政手段推動市場化改革，在一定限度內也是可行和有效的。就此而言，淄博從沒落邊緣到全國走紅、從地方運作到全民參與、既發展經濟又講人情味的整個過程，或許是一個微妙的例證。

本文原載《學術月刊》2023年第3期，原題為《非正式制度與中國南北經濟差距——基於儒家文化的解釋》，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參考。

非正式制度與中國南北經濟差距

——基於儒家文化的解釋

▍引言

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和國家區域發展戰略調整，東中西部的經濟差距呈現出收斂態勢，但是，2010年代以來，區域經濟不平衡明顯地由原來東中西部差距迅速轉變為南北差距，南方各省GDP增速快於北方省份，且南方各省GDP總和佔全國GDP的比重上升；東部的南北方省份GDP佔全國GDP比重的差距持續擴大；中部地區的南北方省份GDP佔全國GDP比重的差距也持續擴大；西部地區的南北省份差距經歷收斂後，也在2010年代開始擴大。這一現象已經引起了政府高層的關注並吸引了一些學者的研究。

現有文獻主要從GDP增長率與人均GDP增長率的角度測度了南北經濟差距的擴大並從多方面對其形成原因進行了探討。就原因分析，已有文獻主要聚焦於資本積累速度、經濟結構、創新驅動、要素回報等因素對南北區域經濟分化的塑造（限於篇幅，在此略去相關的研究綜述）。但是這些原因還是表層的和直觀的，或者說，在一定程度上，這些是中國南北經濟分化的表現形式，不是根源性原因。要想深入理解中國南北經濟的分化，還必須探尋根本原因。

儒家文化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自漢朝漢武帝時期以來，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流，不僅影響中國歷史上經濟社會發展的各方面，也對現代經濟社會發展以及微觀主體行為產生長期的深遠影響。此外，有研究發現，中國不同地區受儒家文化的影響程度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性。在中國南北方，儒家文化的影響是否表現出一定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是否造就了中國目前南北經濟差距擴大？如果是，那麼其背後的影響機理又是如何呢？目前，尚無文獻對此進行深入考察。

本文在以下三個方面對現有文獻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補充拓展和邊際貢獻：（1）本文擴展了非正式制度對經濟發展影響效應的研究文獻，為深入理解兩者關係提供了新視角和新證據；（2）從非正式制度的視角出發，分析了儒家文化對企業經營模式、社會價值塑造與創新創業等方面在南北區域中的差異性影響，從根本上回答了中國南北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的原因，也彌補了非正式制度影響中國南北經濟分化相關研究的不足。（3）在刻畫、測度中國南北區域經濟差距的指標和維度上有所豐富。

本文以下各部分安排為：第二部分為南北經濟差距演變的歷史回顧；第三部分為中國南北經濟差距擴大的現狀分析；第四部分為南北區域經濟差距擴大的理論分析；第五部分為儒家文化影響程度在南北方的異質性表現及其通過影響社會價值、創新創業和企業經營從而最終塑造南北經濟分化的作用機制分析；第六部分為結論與政策建議。

▍南北區域經濟演變的歷史回顧

2010年代以來，中國南北經濟差距顯化是偶然還是歷史的必然？歷史上南北經濟格局是怎樣的呢？我們對南北區域經濟格局演變進行簡單梳理，將古今南北區域經濟差異背後的成因進行對比分析，有助於更好地把握區域演變規律、識別本次區域經濟演變的動因及需要採取的措施。

由於戰亂和自然環境演變，中國古代歷史上，就出現“經濟重心南移”，學者將其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遠古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第二階段時間節點是隋唐時期，第三階段則是北宋至南宋時期。每一次的經濟重心南移，都為南方地區帶來了北方先進的生產技術、文化和豐裕的勞動力，其中最重要的階段是南宋時期，“經濟重心南移”完成，歷經元、明、清三代，南方經濟更加繁榮。

從遠古至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的經濟重心一直在北方，雖然也有過變動，但是也只在“長安−洛陽”東西移動。這一時期，北方戰亂頻生，導致部分“北民南遷”，但最重要的階段是三國時期，蜀國和吳國在南方定都，南方地區得到開發，南北經濟差距縮小，但北方依舊佔領先地位。魏晉南北朝時期至隋唐五代時期，此時經濟中心在北方，“安史之亂”後，大量北方居民為躲避戰亂南遷，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生產經驗，增加了南方的勞動力，許多產業也開始南移，如麻苧紡織業、礦冶業、鹽業等，行政區劃南方多於北方，農田水利建設重心移向南方，唐朝中央政府財賦重心南移。歷經“五代十國”的經濟持續開發，南方經濟開始超過北方。兩宋時期，是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完成階段。北宋靖康年間，金兵大舉入侵，統治者逃亡至臨安（今杭州），政治中心南移，至此“經濟重心南移”完成。南宋時期，東南地區依靠資源優勢,大力發展手工業生產，相反，北方戰亂頻生，經濟遭到嚴重破壞，此後，南方經濟超過北方。明代，珠三角地區也得到了大規模的開發。清朝，廣州十三行是唯一的對外開放口岸。歷經元明清，中國經濟重心一直在南方。

對比中國歷史上的“經濟重心南移”與當前的南北經濟差距，不難發現，古代“經濟重心南移”更多受自然災害和戰亂等外部衝擊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境內沒有發生戰爭，且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也大幅提升。因而，本次南北經濟差距擴大不是由外部衝擊導致，與歷史上“經濟重心南移”的驅動因素有著本質差別。既然不是外部衝擊，則只能是內源性原因。然而，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穩定，經濟快速發展並創造了中國奇蹟，當前階段南北經濟差距擴大是在南北總體上經濟都高速增長的情況下發生的，經濟體制改革的起點和目標也都是中央政府確定的、相同的，那麼，差距擴大的原因應該不是資源稟賦、產業結構等，甚至不是正規的經濟體制和其他制度（因為這些方面南北方都是處在同樣的變革方向，都是允許變革的），而很可能與文化觀念這些非正規制度有關。本文試圖從主流的儒家文化及其影響效應的角度，來分析和解釋2010年代以來中國南北經濟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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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南北區域經濟差距的演變

為了刻畫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南北經濟差距的演變，本文將從南北區域名義GDP及其佔全國GDP的比重、個人所得稅收入（數據來自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及第四次經濟普查結果（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等角度對南北區域經濟的差距進行測度。

（一）GDP演變情況

首先考察南北區域經濟總量差異的演變趨勢。從圖1南北方名義GDP差值可以看出，在1978−2019年間，南北地區經濟差距呈逐年擴大的態勢。同時，從南北地區GDP佔全國GDP的比重來看，南方地區GDP佔全國GDP的比重大於北方地區，且南北GDP佔比的差距也呈擴大趨勢。從具體數據來看，1978年南方區域名義GDP佔全國GDP的比重為53.68%，2019年該比重上升為64.56%，增加了10.88個百分點，而其間南方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重僅增加了1.6個百分點左右，表明北方經濟發展速度跟不上南方，南北經濟發展分野。根據圖1可將南北方GDP佔比的演變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

（1）1978−1994年，南北方GDP佔比的差距出現擴大傾向，南方GDP佔比從53.68%上升至58.43%，北方GDP佔比從46.32%下降到41.57%。在此期間，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使得南方地區濃厚的商品經濟意識被充分激活，同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率先從安徽、四川逐步向南方省份推廣。此外，中國逐步開放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等經濟特區，並且設立浦東新區，對外開放進入全面深化階段。廣東、福建等地利用靠近港澳臺、僑胞眾多的優勢，引進大量外資，經濟先行。因此，在此期間，南方地區GDP在全國所佔比重呈上升趨勢。

（2）1995−2013年，南北方GDP佔比進入相對平衡發展階段。在此期間，南方GDP佔比大致為57.5%，北方GDP佔比約為42.5%。北方地區依託良好的重工業基礎、自然資源豐裕等優勢，形成環渤海經濟圈，而南方地區逐步形成長三角、珠三角等經濟圈，並向周邊省份輻射。在此期間，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並創造了中國奇蹟，同時，南北地區經濟則呈相對平衡發展狀態。

（3）2014−2019年，南北經濟差距迅速擴大。在這短短的數年間，南方GDP佔比由2013年的57.42%上升到2019年的64.56%，而北方GDP佔比由2013年的42.58%下降至2019年的35.44%，南北地區經濟差距加速拉大。其實這種趨勢始於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在全球經濟危機下，東南沿海地區由於市場化程度較高，受經濟危機衝擊較大，不得不面臨經濟的轉型升級，以浙江省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產業不斷發展壯大。而且，隨著交通發展，長三角輻射能力深入內陸，珠三角範圍不斷擴大，形成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圈，長三角、珠三角的裝備製造、電子信息等輕工業向長江中上游轉移，貴州、重慶、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省經濟發展速度名列前茅，長江沿岸城市帶崛起，南方經濟中心地位得到鞏固。而北方地區產業為重工業，多為大型國有企業，市場化程度相對較低，無法很好地利用市場機制推動經濟結構轉型。而且在經濟危機期間，北方地區承接大量東南沿海地區淘汰產能，雖然在當時帶動了地區經濟發展，使南北經濟差距出現了縮小趨勢（如圖1所示）。但是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中國更追求經濟發展的質量，淘汰落後、過剩產能，北方經濟受到了一定的衝擊。在這個階段，南北經濟差距持續分化。

（二）個人所得稅情況

個人所得稅是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也是調節收入分配結構的重要工具，更能反映居民收入情況。在1998−2018年間，北京、廣東、上海、江蘇、福建、浙江和山東一直是個人所得稅排名前十的省份，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起初進入前十的北方省份遼寧、河南和河北省逐漸跌出前十，同時，南方省份的四川和湖北逐漸進入前十。就北方經濟第一大省山東而言，其GDP排名全國第三，人口排名全國第一，但其2018年個人所得稅總額為215.3億元，是廣東省個人所得稅繳納總額的四分之一；此外，2018年山東省GDP高於浙江省，但其個人所得稅總額卻只有浙江省的一半，說明山東省居民收入與GDP嚴重背離。全國人口第二大省的北方省份河南省，也跌出了個人所得稅總額排名的前十。1998−2018年間，個人所得稅納稅總額南北差距從71.35億元擴大至1888.28億元。

（三）創新投入產出情況

從創新投入產出的角度也可以看出南北經濟差異。考察2006−2018年的數據，R&D投入強度前十的省份基本為南方6個省（市）和北方4個省（市）。具體地，北京和上海的R&D投入強度一直位於前兩位，廣東省R&D投入強度排名一直處於上升態勢，而陝西省的排名則在不斷下降，起初位於前十的遼寧省逐漸跌出前十。考慮R&D支出，2000−2018年間，R&D經費內部支出南北差距從36.62億元擴大至5778.90億元，且在2018年，京津冀R&D經費內部支出為2862.91億元，東北地區為710.1億元，山東省為1643.33億元，河南省為671.52億元，廣東省為2704.7億元，長江三角洲經濟圈（上海、江蘇、浙江和安徽）為5958.28億元，湖北、湖南和江西為1791.01億元，南方經濟第一大省廣東省的R&D投入高於北方經濟第一大省山東省1000多億元。

考察2000−2018年創新產出（發明專利數量），南方地區江浙滬粵的發明專利授權量最多，北方地區的山東和北京則在第五名徘徊。北京R&D投入強度全國第一，但其發明專利授權量基本位於第五、六名，山東省R&D投入強度與發明專利授權量排名相當，但與其經濟體量則不相匹配。從具體數據來看，2000−2018年，發明專利授權量的南北差距由18361件擴大至1096519件，2018年廣東專利授權量為478082件，江蘇為306996件，浙江為284621件，將南北方排名前三名的省份進行對比，山東省為132382件，其不足廣東省的三分之一，河南省為82318件，其不足江蘇省的三分之一，河北省為51894件，其不足浙江省的五分之一。北方地區R&D投入轉化效率較低。

（四）第四次經濟普查結果

根據2020年公佈的第四次經濟普查結果以及對2018年各省區的GDP修訂數據［資料來源：各省（市、區）的統計局］，有14個省區修訂後的GDP出現了下降，北方地區佔了其中的12個，主要集中於東北三省、環渤海和西部地區，而南方地區僅湖南和廣西兩省區修訂後的GDP出現了小幅下降。有17個省區的GDP經修訂後出現了調增，其中，北方僅有北京、河南和新疆3個省區出現了調增，而南方則有14個省區出現了調增。山東省是中國經濟排名第三的省份，其修訂後GDP下降幅度最大，經濟縮水了9820.67億元，天津下調了5446.72億元。第三次經濟普查對2013年各省（市、區）GDP數據進行了修訂，但各省區修訂後的GDP都呈上調，而第四次經濟普查中北方絕大部分省區均出現了GDP下調，南方絕大多數省區均出現了GDP上調，南強北弱的趨勢進一步加強。

▍南北經濟差距擴大的理論分析

統計數據顯示，南北經濟差距擴大始於2014年，但是，實質性差距（不體現在數據上）應該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開始的。實際上，產業結構、增長方式、創新能力等都不是南北差距擴大的根本原因，完全可以追問：為什麼產業結構及其調整、增長方式轉變和創新能力會出現南北差異？

我們試圖從儒家文化的視角，將非正式制度、經濟發展階段與南北經濟差距納入到一個統一的框架，系統研究儒家文化對南北經濟發展差距的影響和作用機制。已有理論表明，非正式制度決定正規制度的偏好或選擇，從而決定經濟績效；或者在正規制度已經建立起來的前提下，非正規制度影響正規制度的有效運行，從而影響經濟績效。在此基礎上，圍繞非正式制度在經濟績效中的作用，已有文獻進一步從合約的形式和實施機制上進行了大量研究。從理論上講，合約治理中的關係型合約屬於典型的非正式制度，這種關係型合約在經濟發展的早期、經濟交易規模較小、市場化程度較低時，是一種有效的治理機制，它通過節省社會經濟運行的交易成本促進經濟增長。但是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和經濟交易規模的擴大，關係型合約的治理成本越來越高，依賴關係型合約難以有效調動資源和促成交易，從而導致經濟陷入停滯。

借鑑以上理論，並結合中國南北方地區儒家文化影響的差異和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經驗事實，我們提出“儒家文化在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的作用不同”的理論。在中國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儒家文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經濟發展階段的約束。當經濟處在粗放型的增長模式和發展階段時，經濟規模還相對較小，市場體制並不完善，經濟中還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和其他尚未充分利用的資源，各地區的經濟增長都靠拼資源、拼勞動力，對創新的依賴度低，此時，驅動經濟增長的關鍵在於有效動員和組織經濟體系中的資源。在這種情況下，北方深受儒家文化影響而衍生出來的官本位文化、等級觀念、中庸之道等，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不明顯，某些方面甚至具有一定的優勢和積極作用，例如，它能夠依靠權威命令和協調作用降低經濟運行中的交易成本，實現各種資源的充分調動，從而推動經濟增長。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在1978−2008年期間，北方經濟並沒有明顯落後於南方，南北方經濟並未在此階段出現顯著分化。

然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中國經濟發展基本告別依靠資源消耗、勞動密集、環境汙染、大量中低端出口型的階段，進入或不得不進入主要依靠創新驅動的發展階段。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各種資源相對越來越稀缺，單純依靠大量資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必然面臨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制約和競爭力的下降，不再能夠支撐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創新已成為引領發展的核心動力和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支撐。在這種情況下，北方相對盛行的那套儒家文化作用下的官本位文化、等級觀念等，與現代市場經濟和創新出現了明顯的不適應，這種文化相對更容易親近、接受和善於操作計劃管理體制，對平等競爭的市場體制接受度比較低、操作不習慣，更容易形成依賴國有企業、政府幹預和行政管理的經濟體制。進入主要依靠創新驅動經濟增長的階段後，越來越暴露出其自身的弱點：創新突破意識和動力、法制意識、平等競爭意識和開放意識相對不足，從而不利於經濟持續高質量發展。相對而言，南方由於儒家文化影響程度低，從而市場競爭意識和能力、創新意識和能力、開放意識和能力、產業結構調整意識和能力、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的意識和能力等，在相同的外部客觀條件下，相對要強一些，從而導致南方經濟發展在速度和質量上拉開了與北方的差距。

儒家文化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具有路徑依賴，甚至自我強化的性質。如果社會經濟交易的某個初始狀態，官本位文化、等級觀念、圈子文化等更厚重或根基更深，那麼，市場規則、法治規則、科學規則等正式制度往往相對難以確立和運轉，反過來人們就會更接受和倚重官本位、等級制度、血緣關係和江湖規則等關係型交易。更為嚴重的是，這種非正式制度會導致各種資源、包括人才錯配，進而導致經濟表現差異。

▍南北經濟差距擴大的非正式制度成因分析

一個關鍵問題是：“北方比南方受儒家文化影響更深”這個判斷成立嗎？可以通過數據分析，論證儒家文化對社會價值和創新創業精神的塑造從而對企業經營制度偏好所帶來的影響及其在南北方的異質性。本文以1978−2018年中國內地南北區域（31個省市區）經濟差距為研究對象，所用到的政府官員籍貫數據是在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省級官員數據》的基礎上，結合各省級政府官方網站公佈資料加以整理更新所得，兩院院士籍貫來自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官網，企業董事長和創始人籍貫資料是在《財富（2020）》公佈的世界500強企業名單的基礎上剔除其中的央企，並從各個企業網站手工整理所得。

（一）儒家文化影響的空間異質性

已有大量研究證實，歷史文化積澱對地區經濟發展和人的行為具有重要長期影響。因此，要考察儒家文化這種非正式制度對中國南北經濟分化的影響與塑造，首先有必要對其空間異質性進行探究。已有文獻常用孔廟數量、儒學學堂數量、祠堂數量、古代烈女和忠義人數作為儒家文化的代理變量。考慮到歷史上行政區劃與現行行政區劃存在一定差異，歷史遺蹟和史書記錄隨歷史變遷存在損毀和記錄不清的情況，此外，歷史遺址不代表信仰問題，且其與地方經濟實力存在高度相關性，無法判斷歷史遺址的存在是否受到文化影響，從而採用歷史遺址的數量作為文化影響程度的代理變量可能導致一定程度的測量誤差。考慮到對儒家思想有好感的人受儒家文化影響更深，故採用儒家思想好感率作為儒家文化的代理變量，儒家思想好感率計算方法為各省區被調查人數中對儒家思想有好感的人數所佔的比重，數據來源於2015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此外，本文還採用在職的儒學研究人員數量和現有的儒學研究機構數量來輔助分析不同地區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差異，因為科研人員對自己所從事的科研工作是從內心信仰的。儒學研究人員數量是根據全國一本招生高校名單並結合各高校官方網站公開資料逐個手工整理所得，儒學研究機構數量則來自《中國儒學年鑑（2018）》。

表1列（1）展示的是2015年各省區儒家思想好感率的分佈情況，從中可以看出，北方地區儒家思想好感率平均為12.94%，而南方地區為7.74%，北方省區的平均好感率顯著高於南方省區。儒家思想好感率在前十名的省區分別為：山東省、遼寧省、北京市、天津市、甘肅省、廣西壯族自治區、山西省、河南省、四川省及青海省，其中有8個省份位於北方，只有2個省份位於南方。表1的列（2）和（3）分別展示了中國南北方儒學研究人員和研究機構的數量，從中可以看出，北方儒學研究機構為20所，南方為13所，北方儒學研究機構數量多於南方，且從平均值來看，北方和南方地區分別為1.33個和0.81個，北方也高於南方。從儒學研究人員看，北方的平均人數是多於南方的。

表1充分表明儒家文化在北方的影響力強於南方，換句話說，南北方受到的儒家文化影響是有差異的，北方受儒家思想影響比南方更深刻。因此，儒家文化影響力在南北方的差異將會對南北方的社會價值取向及個人行為的塑造產生異質性影響。

（二）儒家文化對社會價值的塑造

1. “官本位”思想的塑造。

儒家思想主張“學而優則仕”，因而形成濃厚的“官本位文化”，容易導致社會精英更多地流向黨政機關，導致公務員體制內精英相對過剩，而具有企業家精神、去創造財富的創新創業人才偏少。除此之外，官員更偏好向自己的籍貫地轉移資源，進而影響當地經濟增長。本文根據籍貫來統計各省份官員數量，並以此作為官本位思想的代理變量，從而更好地體現社會精英的就業狀況及官員政治對資源配置的影響。如表2所示，改革開放以來，北方籍貫的省長有190位，南方籍貫的省長有172位，北方籍貫的省委書記有173位，南方籍貫的有145位，北方官員人數大於南方人數。其中，山東籍的省長和省委書記人數均是全國最多的，其次是河北省，此外，北京是中國政治中心，聚集大量官員。

受儒家文化的影響，中國各省份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官本位現象，結合表1和表2可以發現，北方地區受儒家文化影響更為深刻，相對應地，山東籍和河北籍的官員也是最多的。受儒家文化影響更深的省區，其“官本位”思想也更為突出，就業者則更傾向於選擇公務員和國有企業，從而確實造成一定的人力資本錯配。例如，表3顯示了國內某綜合性A大學2018−2020屆畢業生在機關部門的就業率，其中，籍貫為北方的東部和中部地區的畢業生其機關部門就業率顯著高於南方的東部和中部地區。籍貫為西南和西北地區的畢業生進入機關部門的比例都較高，這與西部地區產業結構與產業質量存在高度的相關性，高層次人才可供選擇的崗位較少，大量高素質人才流入機關部門。總體而言，在“官本位”思想的影響下，北方畢業生更傾向選擇機關部門。長期如此，很可能導致企業家精神和創新動力不足。雖然南方省份中江蘇籍和浙江籍的官員也較多，但結合表4可以看出，江浙的兩院院士是全國之最，兩省院士總人數比整個北方還要多，對比之下，江浙科研創新風氣更為濃厚。

官員越多的省份，不一定任何情況下都不利於經濟增長。在資源投入型為主的經濟增長方式下，在市場機制不完善、計劃手段更多分配資源、而且官員有更多自由裁量權的情況下，這些地區可能更能獲得經濟發展的資源，從而經濟增長速度不會落後，甚至某些方面佔優。所以，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代以前，南北方經濟差距一直控制在一個穩定的範圍內，甚至在某些年份，一些北方地區省份在速度上還具一定優勢。2008年經濟危機發生後，在危機的衝擊下北方一些省份也能夠更有效地依靠官員及其行政手段配置資源保證經濟增長，從而GDP在短期內增速不降反升。這也是南北經濟差距的統計數據一直到2014年後才迅速擴大的原因之一。

2. “安土重遷”思想的塑造。

儒家思想主張“安土重遷”、“父母在，不遠遊”。根據《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鑑》公佈的2000−2018年各省份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變動情況可知，在北方的15個省區中，河北、河南、甘肅和陝西省存在較為穩定的人口流出情況，山西省則在2008−2009年有人口流出，黑龍江是2008−2010年有人口流出，山東省2017年開始有人口淨流出情況。反觀南方的16個省份，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廣西、四川、重慶和貴州省都存在大規模人口流出。北方居民受儒家思想影響更為深刻，更加“安土重遷”，而南方居民更多是“機會追逐”型的。北方人口被束縛在當地，而南方人口隨機遇而動，具有更強的流動性。在戶籍制度嚴格實施的情況下，這種“安土重遷”的社會價值不會體現在區域差距上，但一旦戶籍制度放鬆，這種社會價值的差異就會體現出來，北方居民還在想盡辦法考公務員和進體制時，南方出現了大規模“下海創業潮”，同時解決了南方中西部省區農村剩餘勞動力就業問題，快速進行財富的積累，由此導致南北區域經濟差距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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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家文化對創新創業的影響

1. 對“科本位”觀念的影響。

在“官本位”觀念的影響下，就業者有更強的從政傾向，為與之對應，本文將擇業者更傾向於從事科研創新工作的文化氛圍定義為“科本位”觀念。假定兩院院士是創新的中堅力量，而院士的培養根植於成長環境，因此，本文采用依據籍貫統計的院士人數來衡量“科本位”觀念。如表4所示，北方籍貫的兩院院士有710位，南方籍貫的兩院院士有1865位，北方籍貫院士人數不到總數的30%，而南方籍貫的接近70%。其中，浙江和江蘇兩省院士人數為853位，比北方所有省份院士人數的總和還要多。北方只有山東和河北兩省院士人數超過100位，而南方除江浙以外，上海、安徽、福建、湖南和廣東等省份的兩院院士人數都超過了100位，顯然南方地區的“科本位”思想更突出。結合表1和表4，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北方地區習文重儒，“學而優則仕”，“讀書−做官”成為社會價值風向標，並且成為判斷成功與否的世俗標準；而南方地區重視教育的同時，也鼓勵多元化就業，人才具有更為自由和寬鬆的成長環境，有利於培養探索和創新精神。

2. 對“企業家精神”的影響。

本文根據企業家的籍貫來統計企業家的數量，以此作為企業家精神的代理變量。

表4中企業家數量是根據《財富》2020年公佈的世界500強企業中註冊地為中國的民營企業董事長籍貫統計而來的，本文中稱為“企業家”，北方地區民營企業家的數量為7位，而南方地區民營企業家的數量為44位，南方企業家的數量是北方的6倍多。其中浙江民營企業家的數量為13位，江蘇省10位，廣東省8位，都超過了整個北方地區，無論是兩院院士還是世界500強級別的民營企業家，江浙都在全國處於領先地位。結合表1和表4中企業家數量分析可得，北方儒家文化氛圍更濃，但是企業家數量卻不是最多的。儒家文化推崇中庸之道，這與競爭和冒險的企業家精神相沖突，並可能抑制潛在的企業家為追求最大化經濟利益的創業動機和行為。企業是區域經濟增長的主體，南北方企業家經營理念的差異會帶來企業績效的差異，進而導致區域經濟增長的差距。

（四）儒家文化對企業體制偏好的影響

表5展示了世界500強企業中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南北方的數量分佈，從中可以看出，總部位於北方的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數量為15家，民營企業僅有9家，而南方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為19家，民營企業也為19家。北方國有企業顯著多於民營企業，而南方國企和民企數量相當。

具體分析表5中的企業可以看出，首先，從國有企業角度來看南北差異，南方國企數量比北方多4家，北方地區在國有（控股）企業數量上似乎與南方沒有太大的差距。其次，細分企業類型，北方的國企多為資源消耗型企業，如山西省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分別是山西晉城無煙煤礦業集團、山西陽泉煤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大同煤礦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潞安集團和山西焦煤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這5家企業全部是能源型企業且均偏計劃經濟體制；而南方國企主要涉及電器、地產、金融投資、汽車和醫藥等行業，所涉行業多樣，更能滿足市場對不同產品的需求，也就是說，北方的國有企業是依託資源和政策運營，而南方的國有企業更迎合市場。最後，從民營企業角度來看，南方民營企業的數量約為北方民營企業數量的2倍，南方民營企業經營成果顯著優於北方。由此也可以得出，北方企業更偏好計劃經濟，而南方企業在市場經濟中表現更為出色。

進一步地，還可以對錶4和表5中所涉及企業的董事長個人特徵進行統計分析，發現北方國有企業的董事長與政府具有緊密的聯繫，而南方國有企業的董事長企業家屬性更強，例如珠海格力集團董事長董明珠等。北京雖然有6家民營企業進入世界500強，但這與北京的政治中心職能不無關係。結合表4和表5可得，山東是北方經濟第一大省，但民營企業能進入世界500強的僅有1家；而南方經濟第一大省廣東省有10家，江蘇和浙江也分別有4家。顯然，北方經濟大省的企業經營成果弱於南方，儒家文化可能對民營企業經營存在一定程度的抑制效應。山西的國有企業進入世界500強的有5家，與其自身豐富的煤礦資源有關，南方的廣東省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經營都較好。通過南北方企業的對比，將南北方經濟體制總結為：以山東省為代表的北方地區是“國有經濟+類國有的民營經濟+強縣域、弱大城市經濟+（儒家文化型）家長型政府”經濟模式，南方沿海地區形成的經濟模式是“民營經濟+外資經濟+市場型國有經濟”。

北方的企業多是依託資源建立的，因而在改革開放初期，計劃經濟較強，經濟增長方式偏資源消耗型、環境汙染型和勞動力密集型，北方企業在經營上更有優勢，南北區域經濟差距不會大幅度拉開。但是伴隨著市場化改革逐步深入進行，北方的企業會表現出一定的不適應性。首先，儒家文化偏向人倫、權力、血緣和江湖原則建立經濟網絡、獲得經濟資源、處理經濟關係的風格，與市場機制和創新發展的兼容度是比較低的。其次，在“官本位”思想引導下，國有企業的領導者想進入公務員體制，民營企業的領導者想跟政府領導“拉關係”甚至想進入公務員體制，培養的社會精英也想進入“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企業經營缺乏長期盈利目標以及創新驅動不足。最後，北方的企業大都是依託資源建立的資源消耗型和環境汙染型企業，這與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目標也是相違背的。此外，根據《中國營商環境指數藍皮書（2021）》發佈的數據來看，中國營商環境排在前5的省區分別為：上海、北京、浙江、江蘇、廣東，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為：上海市、北京市、杭州市、廣州市、深圳市、蘇州市、南京市、武漢市、成都市、西安市。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證，儒家文化對營商環境存在較為顯著的負向作用。

▍結論與政策建議

2010年代中國南北區域經濟差距明顯拉大，無論經濟發展的速度還是質量，北方都明顯落後於南方。從產業結構轉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創新能力、經濟體制改革廣度深度等方面去解釋這種差距拉大，雖有一定解釋力，但是比較直觀和表面，因為完全可以追問：北方地區為什麼在上述方面落後於南方？應該有更深刻更根本的原因。

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非正規制度在南北方地區影響的差異是南北經濟差距拉大的深刻的文化根源，多維度的實證分析也證實了北方地區在官本位思想方面明顯強一些，而在開放意識、市場意識、企業家精神等方面弱於南方地區。文化對經濟的影響客觀存在，但是影響機制比較複雜，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負向的，在經濟學分析時也不好處理。因此，不能籠統地判斷儒家文化影響就一定不利於經濟發展。

在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中和主要依靠對資源計劃動員配置的經濟增長方式下，經濟增長速度未必不快，統計數據也顯示如此。關鍵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呈現出階段性，到了2010年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成，資源配置轉向主要依靠市場機制，各種要素的計劃型配置不再是基礎的配置方式，關係型配置方式基本退出歷史；經濟增長基本告別了資源消耗型、環境汙染型、勞動密集型和大量低端產品出口型的方式，轉向主要依靠創新驅動型方式。文化影響的深刻性和路徑依賴性，使得北方地區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深化和適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創新體制建立和創新能力提升、開放意識、平等競爭意識等方面，整體相對落後於南方地區。

也許觀念和意識本身差異不是很大，但是較小的觀念意識之差，在具有區域競爭性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會被放大，導致北方地區經濟比較快、比較大地拉開了與南方地區的差距。不過，有一點要說明：“南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不等於“南北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後者沒有前者大，因為人是可以流動的，北方居民收入可以來自南方，不要簡單地用南北地區經濟差距去解讀南北居民收入差距。

雖然不同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因為資源稟賦等的差異而不可能相同，不平衡是絕對的，在追求共同富裕時，要在區域協調發展與人的共同富裕之間尋求平衡，重點是人的共同富裕。但是，中國作為大國，有些維度的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過大，還是應該從經濟和非經濟角度予以重視。現在的南北經濟差距快速拉大的趨勢就可能影響中國經濟的長期宏觀均衡和其他方面。但是文化的影響又不可能短期內徹底改觀，不過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

第一，在宣傳引導方面，既強調繼承、發揚、光大傳統文化的精華，又強調傳統文化與時俱進和創新發展，使得傳統文化與時代精神有機結合，與科學、法治、平等、競爭、創新等觀念有機結合。

第二，進一步加大北方地區的對外開放，以開放作為外部衝擊倒逼改革，包括改革觀念、體制和營商環境。甚至可以採用看起來相悖的方式，即依靠行政手段推動市場化改革，在一定限度是可行和有效的。

第三，用經濟手段合理平衡各行業的實際收入和福利，使得社會精英能夠更多地進入科學和實業部門，創新創業，儘量減少人力資本和其他資源錯配。

本文原載《學術月刊》2023年第3期，原題為《非正式制度與中國南北經濟差距——基於儒家文化的解釋》。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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