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曉偉
來源：《歷史研究》2022年第6期
摘 要：作為《元史·太祖紀》的主要史料來源，《元太祖實錄》有關1206年成吉思汗即位後征服金、宋的史事記載存在多個文獻源頭，包括《金實錄》所載有關金蒙交往的信息、木華黎等徵金名將傳記，以及南宋國史中的“韃靼”史料。此部分與之前的草原創業史相銜接，展現成吉思汗建業的完整歷程。《雙溪醉隱集》中編纂太祖等朝實錄的工作記錄，可以證明太祖、太宗、定宗、睿宗、憲宗五朝實錄出自耶律鑄之手。在編纂國史過程中，耶律鑄繼承其父耶律楚材的政治思想，突出蒙古統一戰爭具有“天命”意義，反映了其背後華夏政治文化敘事思維的影響。
關鍵詞：《元太祖實錄》國史纂修 耶律鑄 歷史觀 史源學
成吉思汗史事及其編纂，並不是一個新問題。20世紀以來，學界以《元朝秘史》（以下簡稱《秘史》）為對象，探討與《史集》《聖武親征錄》（以下簡稱《親征錄》）及《元史·太祖紀》（以下簡稱《太祖紀》）的史料淵源，不過關注焦點集中在早期蒙古史及草原史學，對丙寅年（1206）以後征服金、宋的研究相對薄弱。本文拓展文獻視野，立足13世紀蒙古史料的傳承脈絡，以《太祖紀》為突破口，破解《元太祖實錄》（以下簡稱《太祖實錄》）編纂難題，釐清複雜多元的文獻層次和不同的史料系統，揭示成吉思汗歷史敘事的文獻分野與主題觀念。
《太祖紀》據大德七年（1303）十月修成的太祖、太宗、定宗、睿宗、憲宗五朝實錄中《太祖實錄》改編。《世祖紀》中有四處明確提到《太祖實錄》的編纂進度：中統三年（1262）八月戊申，“敕王鶚集廷臣商榷史事，鶚等乞以先朝事蹟錄付史館”；中統四年四月戊寅，“王鶚請延訪太祖事蹟付史館”；至元二十三年（1286）十二月戊午，“翰林承旨撒裡蠻言：‘國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實錄，請以畏吾字翻譯，俟奏讀然後纂定。’從之”；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庚申，“司徒撒裡蠻等進讀《祖宗實錄》”。關於具體細節，張帆提出，元廷最初編修太祖諸帝實錄時曾蒐集野史、詢訪口頭材料，可惜置而未論。值得注意的是，《太祖紀》不僅與《金史·宣宗紀》《金史·哀宗紀》存在相似內容，還可以在《金史》相關人物列傳中得到印證。元初編纂國史時，王惲提到“近又聞國史院於亡金實錄內採擇肇造事蹟”。由此可知，太祖等實錄中有關金蒙交往的史料抄撮《金實錄》。循上述線索，通過逐一核實《太祖紀》，可以發現《元史》平金功臣列傳與本紀構成同源關係，數《木華黎傳》最為典型。
《木華黎傳》按照丙寅、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年分條系事，除壬申年條外，其餘各條中均存在與《太祖紀》重合的內容，上述文字雷同並非偶然。除《木華黎傳》外，諸傳內容與《太祖紀》關係密切者，按時間排序：卷149《郭寶玉傳》與庚午年春條；卷120《察罕傳》與辛未年二月條；卷166《石抹狗狗傳》與辛未年冬條；卷150《石抹明安傳》與壬申年正月、乙亥年正月及三月條；卷149《耶律留哥傳》與壬申年正月、乙亥年十一月條；卷147《史天倪傳》與乙亥年七月及八月、庚辰年秋、甲申年夏、乙酉年二月條；卷147《史天祥傳》與乙亥年十一月、丁丑年夏條；卷147《張柔傳》與戊寅年八月、己卯年春、丙戌年十二月條；卷148《嚴實傳》與庚辰年秋條；卷148《董俊傳》與庚辰年條；卷146《耶律楚材傳》與甲申年條；卷155《史天澤傳》與乙酉年六月條；卷119 《孛魯傳》與丙戌年九月條。這種同源存在兩種可能：一是《太祖實錄》舊文如此，元初史官業已編定；二是洪武初年纂修《元史》時，為擴充篇幅，從功臣列傳中摘抄進《太祖紀》。因此，有必要釐清其中的傳抄關係。
可以明確的是，《親征錄》《史集·成吉思汗紀》等與《太祖紀》分別代表《太祖實錄》從初創到定稿各編纂階段的面貌，時間由遠及近，具有層層傳遞的關係。若有彼此契合者，應屬《太祖實錄》最原始的內容。儘管《元史》紀、傳雷同內容極少見於《親征錄》等書，但仍有跡可循。
其一，《石抹明安傳》壬申年（1212）條載金將紇石烈九斤應援事：
歲壬申，太祖率師攻破金之撫州，將遂南向，金主命招討紇石烈九斤來援，時明安在其麾下，九斤謂之曰：“汝嘗使北方，素識蒙古國主，其往臨陣，問以舉兵之由，不然即詬之。”明安初如所教，俄策馬來降，帝命縛以俟戰畢問之。既敗金兵，召明安詰之曰：“爾何以詈我而後降也？”
對曰：“臣素有歸志，向為九斤所使，恐其見疑，故如所言。不爾，何由瞻奉天顏？”帝善其言，釋之。
《太祖紀》壬申年正月條很簡略，而《親征錄》《史集·成吉思汗紀》則詳細記述明安歸降太祖的經過及兩人對答之語，與《石抹明安傳》記載相同。
詔封太師、國王、都行省承製行事，賜誓券、黃金印曰：“子孫傳國，世世不絕。”分弘吉剌、亦乞烈思、兀魯兀、忙兀等十軍，及吾也而契丹、蕃、漢等軍，並屬麾下。且諭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賜大駕所建九斿大旗，仍諭諸將曰：“木華黎建此旗以出號令，如朕親臨也。”乃建行省於雲、燕，以圖中原。遂自燕南攻遂城及蠡州諸城，拔之。
《太祖紀》是年八月條記載相對簡略，《親征錄》《史集·成吉思汗紀》所記非常具體，後二者與《木華黎傳》基本吻合。
將《親征錄》《史集》與《石抹明安傳》《木華黎傳》比較，可以證實兩傳與《太祖紀》相同的壬申年條、丁丑年八月條的確出自《太祖實錄》。這兩個典型案例說明，紀、傳各條相合內容屬於實錄舊文。
既然《太祖紀》底本為《太祖實錄》，且《元史》木華黎等平金諸將本傳又與實錄具有同源史文，那麼這些人物列傳的藍本是什麼？根據傳統修史制度，在實錄中，於品階較高臣工的亡故日期下附錄小傳（如金代三品官員附傳）。元代情況則不同，實錄不附功臣列傳，也就是說，木華黎等人傳記不載於太祖等實錄。一般認為，明初編纂《元史》列傳，所用史料主要採自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以下簡稱《事略》）、《經世大典·治典》臣事門及人物碑傳。然而，這些文獻形成時間較晚，多在元中葉以後。木華黎等平金功臣傳記能夠被《太祖實錄》採摭，說明最晚應在大德七年已成型。顯然，傳統觀點並不能解釋列傳的史源問題。
以史文見於《太祖實錄》最多的《木華黎傳》為例，有學者認為該傳與《太祖紀》的雷同條文采自元永貞《東平王世家》（以下簡稱《世家》）。這一觀點的漏洞在於，錢大昕曾見過此書，並記：卷首載延祐四年（1317）九月初四日“元永貞所撰《東平王世家》三捲進上”；《世家》的紀事下限——第3 卷載“東平忠簡王兀都臺、大司徒、太常禮儀使拜住事”。同時，《元史》載木華黎六世孫拜住於延祐二年授太常禮儀院使。很明顯，大德七年編成《太祖實錄》時，《世家》尚未成書，遑論供史官採納。將《木華黎傳》與蘇天爵《事略·太師魯國忠武王》引《世家》逐條比對，不僅出入較大，並且本傳記述相同事件的內容遠超《世家》。
張匡衍所撰《行錄》為破解這一難題提供了重要線索。該書已亡佚，但《事略·太師魯國忠武王》有所引用，共計8條佚文。其中，第二、三、五、七條屬獨家記載，其餘4條與《元史》傳、紀所見“木華黎”相關。具體情況如下：第一條“金人以山後諸郡不可守”至“金主知不能敵，遂遷河南”200餘字，不見於《世家》，遠比《木華黎傳》翔實，且多與《太祖紀》相合（見下表）。第四條“益都張琳遣其弟齎方物來降”至“改蓨縣為元州”，與《木華黎傳》《太祖紀》相同，而《世家》所記頗為簡略。第六條“王率兵回雲中”至“秋毫無犯”，第八條“天應聞中條山賊侯七、侯八欲夜攻襲其城”至“故城陷，天應遇害”，僅見於《木華黎傳》，《世家》則無。此外，《太祖紀》八年（1213）“木華黎屠密州”、十七年“木華黎攻鳳翔不下”兩條不見於《木華黎傳》。
針對諸書相關文本的異同情況，較為合理的解釋是：《行錄》作為以《世家》為主幹編成的《事略·太師魯國忠武王》的補充材料，詳細記述了木華黎的功績，其內容更為原始且精細，至元時期纂修《太祖實錄》有可能採錄其中的文字。《行錄》成書時間及作者張匡衍雖已無考，但仍能就此探知：在纂修《太祖實錄》前，這類功臣傳記資料已初具規模。可資參考者，如《太祖紀》《嚴實傳》同載太祖十五年嚴實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省事”，元好問撰《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相關內容與二者相同。又如，《太祖紀》《耶律楚材傳》均記述太祖十九年“角端見”，同於宋子貞作《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
至元時期，五朝實錄的編纂工作已經展開。王惲《論收訪野史事狀》言：“合無榜示中外，不以諸色等人，有曾扈從徵進，凡有記憶事實，許所在條件，或口為陳說，及轉相傳聞，事無鉅細，可以投獻者，官給賞有差。”值得注意的是，至元十三年六月，“詔作《平金（錄）》、《平宋錄》，及諸國臣服傳記”。據此推知，元初編纂國史時，有關征伐事的內容除來自中統二年張柔進獻國史館的《金實錄》外，也摘錄了徵集到的開國功臣傳記，繼而以張匡衍《行錄》為主，雜取他將事蹟，再通過彙編《平金錄》等文獻，最後糅進《太祖實錄》。據此，我們對《太祖實錄》文獻來源及構成情況有了初步認識。
上文僅破解《太祖實錄》文獻源頭之一端。元初史官取材《金實錄》無疑，然弔詭的是，《太祖紀》十八年十月“金主珣殂，子守緒立”《金史·哀宗紀》則謂宣宗珣崩於十二月，此等大事兩書記載卻互有歧異。錢大昕，發現這一問題，《元史》點校者則據《金史》判斷《元史》所載時間有誤，知其然而未深究其所以然。現有一條線索，《大金國志·宣宗皇帝》元光二年（1223）十月雲“帝崩”， 與《元史》同。《太祖紀》十年秋“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條，也與《大金國志》有關。餘大鈞指出，該城邑數字實系金全國州縣總數，當時蒙古軍僅獲得遼西、河北等地，未及全境，此條謬誤。檢《大金國志·京府州軍》敘金朝地理總況：“京府州軍一百七十九處，城寨堡關一百二十二處，縣六百八十三處，鎮四百八十八處，添稅務一百八十二處”，“京府州軍”、“縣”兩項合計正好為862 處，《太祖紀》與此相同，恐非巧合。
臨崩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眾，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崩。
太祖這份遺言是討論蒙古滅金戰略的關鍵史料，以前很少有人追究其來源，最近才有學者關注。其實，《大金國志·義宗皇帝》正大五年（1228）條將此內容題作《大行遺詔》頗為翔實。《大金國志》是一部雜抄宋朝文獻的民間書坊作品，太祖臨崩遺言見於，此書，表明在宋元時期已經流傳。進一步可 知，大德元年，曾先之編通史性著作《古今歷代十八史略》金宣宗條“歲戊子太祖皇帝晏駕”也載有“遺詔”，董鼎編《史纂通要後集》敘述女真歷史多與《大金國志》重合，也提到該詔書。從諸書傳承脈絡和宋末元初坊間流傳程度推測，該“遺詔”最初恐非源自蒙元官修文獻。
根據《大金國志》等成書背景，可將《太祖實錄》部分內容的取材來源指向宋方。典型例證是，《太祖紀》九年三月“金主遂遣使求和，奉衛紹王女岐國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馬三千以獻，仍遣其丞相完顏福興送帝出居庸”。《金史·宣宗紀》貞祐二年（1214）三月庚寅條記此事，但描述不同，其史料亦有別。值得注意的是，李心傳《韃靼款塞》作“從公主童男女各五百，彩繡衣三千件，御馬三千匹，金銀珠玉等甚眾”，與《太祖紀》若合符契。這一線索很有價值，已有學者據此條懷疑《太祖實錄》曾參考南宋稗史雜記，可惜沒有探明文獻源流。在將《太祖紀》與宋朝文獻比較前，尚須解決兩大問題：其一，鉤沉《太祖實錄》的內容。可將《親征錄》《史集》《秘史》，及抄錄蒙元實錄的陳桱《通鑑續編》（以下簡稱《續編》）等反映《太祖實錄》不同階段特徵但具有共同淵源的文獻，與《太祖紀》比勘，以確定屬於實錄的原始文字，進而與宋朝文獻質證。其二，若《太祖實錄》採納宋方史料的觀點成立，就需要考證其取材的具體對象是什麼，又是如何進入蒙元官修文獻系統的。只有釐清整體文獻脈絡，才能圓滿解釋《太祖紀》與宋朝文獻的關係，乃至其與《大金國志》等書的雷同現象。其過程頗為複雜，試論如下。
初，帝貢歲幣於金，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於淨州。帝見允濟不為禮……金使還言，允濟益怒，欲俟帝再入貢，就進場害之。帝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為備。
《續編》是年十二月條註文“蒙古太祖皇帝怨金主之嘗欲害己也，數以兵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 與《太祖紀》相合，均系改編自《太祖實錄》 。李心傳《女真南徙》亦載“允濟被命往靖州，受黑韃靼進奉，見其王忒沒貞（即鐵木真——引者注）桀傲不遜，恐為邊患，欲歸白璟除之”，及大安三年（1211）三月“韃靼入貢，允濟遣重兵分屯山後，欲就進場襲殺之，然後引兵深入”。將《太祖紀》《續編》與李心傳記載比較，所述金蒙交惡相同。
證據2：蒙古兵圍紫荊關破涿易。《太祖紀》八年七月條雲：
帝進至懷來。及金行省完顏綱、元帥高琪戰，敗之，追至北口。金兵保居庸，詔可忒、薄剎守之。遂趨涿鹿。金西京留守忽沙虎遁去。帝出紫荊關，敗金師於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契丹訛魯不兒等獻北口，遮別遂取居庸，與可忒、薄剎會。
《親征錄》癸酉年條、《史集·成吉思汗紀》同，《女真南徙》寫作：
韃兵至紫荊關，距燕京二百里，執中欲誘其兵南至涿、易，乃聚兵擊之。韃靼破涿、易，至皂河之西，欲渡橋，執中方病足，乘車督戰，韃兵大敗。翌日再戰，執中瘡甚，不能出，遣左監軍高乞以糺軍五千拒之……高乞出戰，自夕至曉，忽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韃靼乘風縱火，馳擊之，高乞軍大潰。
執中即忽沙虎，五回嶺位於易州，《太祖紀》與《女真南徙》敘述交戰時間、地點、人物及整體過程一致，文字則有較大差異。據《續編》太祖八年十月條小注雲：
太祖皇帝兵至懷來鎮，金元帥右監軍術虎高琪拒之，敗績，殭屍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古北口，太祖皇帝留可忒、薄察等帥軍守之，而自以眾趍居庸關，金人堅壁拒之，太祖皇帝不得入。乃命哲別帥兵趍紫荊口，距中都二百里，胡沙虎欲誘之，南至涿、易聚兵擊之。及蒙古兵至，金戍卒奔潰。可忒、薄察以兵會太祖皇帝。攻破涿、易，至皂河之內，欲渡高橋，胡沙虎方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胡沙虎創甚，不能出。
《續編》源自《太祖實錄》，以上文字不僅與《太祖紀》契合，且所載高琪（高乞）拒守敗績及“中都二百里”，又同於李心傳書，進一步說明《女真南徙》與《太祖實錄》有文獻淵源。
證據3：蒙古軍分兵三路伐金。《太祖紀》詳記八年秋“分兵三道”：皇子朮赤等右軍“循太行而南”，皇弟哈撒兒等為左軍“遵海而東”，太祖與皇子拖雷為中軍“取雄、霸等郡”，最後“三道兵還，合屯大口”，九年三月“駐蹕中都北郊”。《親征錄》癸酉年條、《史集·成吉思汗紀》相同，《韃靼款塞》載：
（癸酉）遂犯燕京，其秋，允濟弒死。忒沒貞遂留撒沒喝圍守燕京，自將所降楊伯遇、劉伯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同韃靼大軍分為三路，攻取河北、河東、山東諸郡邑……（甲戌）二月，韃靼復還燕京，燕京糧乏，軍民餓死者十四、五。
此亦謂“韃靼大軍分為三路”。《續編》癸酉年十二月整條內容與《太祖紀》等書相合，而前句“太祖皇帝留怯臺及哈臺次燕城之外，分所降楊伯遇、劉（伯）林漢軍四十六都統，並達旦兵為三道”，與《韃靼款塞》相似。此處之“達旦”乃沿襲宋人稱謂。又如《續編》甲戌年二月條引述高琪言“達旦人馬罷病”，《親征錄》甲戌條高琪語相同，但措辭改作“聞彼人馬疲病”， 乃因敘述立場發生變化。從“達旦”稱謂的前後變化，亦可見《太祖實錄》脫胎於宋朝文獻的痕跡。
證據4：蒙古兵與乣軍合圍中都。《太祖紀》九年六月雲：“金乣軍斫答等殺其主帥，率眾來降。詔三摸合、石抹明安與斫答等圍中都。帝避暑魚兒濼。”《續編》是年七月條敘述始末，謂承暉聞乣軍變：
以兵阻盧溝，斫答擊敗之，軍勢既張，遣使乞降於蒙古。太祖皇帝方怒金之南遷，遂遣明安援斫答。斫答合其兵以圍燕京。
《親征錄》甲戌年條、《史集·成吉思汗紀》與此相同。《韃靼款塞》亦載，是年五月“金主珣遷都汴京，韃人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講和為款我之計耳！’秋八月，復引兵攻中原州縣。冬，燕京之糺軍畔，與韃靼共圍燕京”。諸書所載大體一致，均謂金宣宗南遷引發元太祖不滿，遷都途中遭遇乣軍叛亂，這支武力與蒙古合兵圍攻中都。
證據5：蒙金交兵旋風寨。《太祖紀》載十年三月金將李英援中都，敗於霸州。《親征錄》所記較詳：“金主以點檢慶壽、元帥李英運糧，分道還救中都，人齎糧三鬥，英自負以勵眾。慶壽至涿州旋風寨，李英至霸州青戈，皆為我軍所獲。”《金史·宣宗紀》貞祐三年二月壬辰、《金史·李英傳》亦記此事，但不載具體作戰地點“旋風寨”、“青戈”等。《韃靼款塞》載“惟真定之兵四萬，合保、涿援兵一萬，至旋風寨與韃兵戰，凡二日，糧絕而敗”，恰好與《親征錄》印證。由此推測，《太祖實錄》當兼採金、宋文獻。
證據6：元太祖命金宣宗去帝號。《太祖紀》十年七月條“紅羅山寨主杜秀降”、“史天倪南征”與《木華黎傳》《史天倪傳》同源，而中間一段“遣乙職裡往諭金主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為河南王，當為罷兵。不從”，則與宋朝記載有關。《韃靼款塞》載，撒沒喝“遣人告金主曰：‘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為王。’而金之群臣亦不從”，《太祖紀》與此條相合，僅多出“河南王”封號。
證據7：蒙古軍克潼關拔汝州。《太祖紀》十一年條曰：“秋，撒裡知兀
三摸合拔都魯率師由西夏趨關中，遂越潼關，獲金西安軍節度使尼龐古蒲魯虎，拔汝州等郡，抵汴京而還。”“蒲魯虎”與《金史·宣宗紀》貞祐四年十月己未條、《金史·忠義傳·尼龐古蒲魯虎》吻合，取資《金宣宗實錄》。《太祖紀》後一句簡略，《親征錄》甚詳：
上駐軍魚兒濼，命三木合拔都率蒙古軍萬騎，由西夏抵京兆，出潼關，破嵩、汝等郡，直趨汴梁，至杏花營，大掠河南，回至陝州，適河冰合，遂渡而北。
《史集·成吉思汗紀》所記相同。《韃靼款塞》謂是年：
秋，韃兵自河東渡河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以鐵槍相鎖，連接為橋以渡。於是潼關失守。金主急召花帽軍于山東。十月，韃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韃兵復取潼關，自三門、析津乘河冰合，布灰，引兵而渡，自是不復出。
《親征錄》“杏花營”、“冰合”、“渡而北”與《韃靼款塞》細節雷同，應系文獻同源之故。
綜上，《太祖紀》五年“就進場害之”、九年三月金人奉“金帛、童男女五百、馬三千以獻”、十年七月“去帝號”、十一年秋“拔汝州等郡”，其中部分內容在《親征錄》《史集》中有詳細記載，均與李心傳《韃靼款塞》《女真南徙》相關內容雷同，這是《太祖實錄》取資宋朝文獻的直接證據。其餘諸條，與李心傳書內容亦有所契合。由此可見，《太祖實錄》對蒙金戰爭的記述，除直接採取《金實錄》、平金諸臣傳記改編為獨立條目外，還有部分內容是以宋方文獻為主體架構，然後雜糅少量蒙古諸將事蹟，或融合《金實錄》相關條目，進而合出一條縝密的敘述線索，記載太祖創業之歷史。
仍需追問的是：李心傳書雖然很系統，元初修史也有條件加以利用，但內容迄於嘉定八年（1215），而《太祖紀》是年後仍載有與金、宋交往諸事，說明兩書儘管有重合內容，但並非直接傳抄關係，而是有共同源頭。由此，不妨結合《韃靼款塞》來追查其與《太祖實錄》所採摭的共同文獻。自王國維以來，《韃靼款塞》的史料價值備受重視，可惜其史源問題尚未解決。該篇從“韃靼之先”到鐵木真徵金時代，對蒙古起源的記載雜抄諸史，主幹內容是南宋以來的歷史。正文“方金人盛時”至“其秋，允濟弒死”注云“詳見《女真南徙》事中”，意謂《韃靼款塞》《女真南徙》互相關照，史料編撰模式一致。綜合分析有助於釐清整部資料的來龍去脈。
一條關鍵線索是《女真南徙》題注“金國五世八君本末”，其內容亦見於馬端臨《文獻通考·四裔考·女真》，篇末雲“自晟至守緒凡八世而亡，其事蹟具見國史”。《宋史·外國傳》序言也提到“前宋舊史有《女直傳》”“舊史”與馬端臨所記契合，那麼可將女真史料的來源鎖定在宋朝國史範圍。再結合李心傳的工作經歷進行分析：端平初，他編纂高、孝、光、寧宗四朝國史及實錄，當有條件利用原始日曆，從中逐條摘錄北方民族史料，經刪削整合，於嘉定九年撰成《女真南徙》《韃靼款塞》。《太祖實錄》、李心傳書的雷同現象，說明元初史官與李氏一樣參考過宋朝國史中的“韃靼”史料。
要之，《太祖實錄》以1206年分界，之後的部分記述征服金、宋事蹟，其不僅取資《金實錄》，還採摭南宋國史，史文的紀年體系也更為系統化和精細化，符合中原史學傳統。這部分內容與之前的草原創業史相銜接，一同呈現成吉思汗建業的完整歷程。
元初編纂《太祖實錄》之時，金、宋兩大官修文獻系統如何與原已編纂完成的草原史料融合為一，具體出自何人之手，需要從五朝實錄的纂修背景中尋求答案。
據《宋史·藝文志》著錄，“《 寧宗實錄》四百九十九冊”，《理宗實錄初稿》《寧宗實錄》四百九十九冊”，“ 一百九十冊”，“ 《理宗日曆》二百九十二冊”、“又《日曆》一百八十冊”。至元十三年，元兵破臨安，“乃得宋史及諸註記五千餘冊，歸之國史院”，為五朝實錄採據與宋寧、理兩朝有關的“韃靼”史料提供了條件。元初纂修五朝實錄的主導者乃耶律鑄，他自至元十三年六月監修國史，至二十年被罷職，《雙溪醉隱集》如實記錄其供職史館的工作經歷。
耶律鑄《雙溪醉隱集》現存6卷，系清乾隆時期輯自《永樂大典》，儘管篇帙不多，史料價值卻不容忽視。該文集的特點為：很多詩前有序文，一些詩句下有較長註文。其中《述實錄》序文言：“修《徵蜀實錄》，每以二鼓為期方息。中夜聞笛，既覺，緬想實錄事蹟，亦如夢寐。愴然無以為懷，述此寫之。”詩中小注作“方入蜀，使告雲頂之捷”，“攻釣魚山”。據《憲宗紀》八年（1258）二月“帝自將伐宋，由西蜀以入”、“進攻雲頂山，守將姚某等以眾相繼來降”，九年七月癸亥“帝崩於釣魚山”的記載，知耶律鑄此時正在修《憲宗實錄》。下文以《述實錄》為中心加以論證。
第一，《述實錄》序文記錄纂修工作細節，正文以蒙宋關係為話題，小注記述雙方交往始末：“辛巳年，宋主寧宗遣國信使苟夢玉通好乞和。太祖皇帝許之，敕宣差噶哈護送還其國。”《凱歌凱樂詞九首》序文明確交代其來源：
昔我太祖皇帝出師問罪西域。辛巳歲夏，駐蹕鐵門關。宋主寧宗遣國信使苟夢玉通好乞和，太祖皇帝許之，敕宣差噶哈護送苟夢玉還其國……《寧宗實錄》第四百六十一“都幹苟夢玉銜命使彼”。《宋四朝國史列傳》第七十七《賈陟傳》“苟夢玉使北還宋”。
核檢《太祖紀》十六年四月條寫作“駐蹕鐵門關”和“宋遣苟夢玉來請和”，與耶律鑄書中內容相合。
第二，《述實錄》“世評青野食前言”，指註文：“辛卯冬，太祖（應作“宗”—— 引者注）皇帝南征女真，遣信使綽布乾等使宋。青野原，宋沔州統制張宣誘蘇巴爾罕殺之。”《凱歌凱樂詞九首》註明出處雲：
《理宗實錄》第八十三：“紹定四年辛卯，北使蘇巴爾罕來，以假道合兵為辭。青野原，沔州統制張宣誘蘇巴爾罕殺之。”《理宗日曆》第三百九十五：“十月二十一日，沔州統制張宣誘蘇巴爾罕，使曹萬戶剿殺。”《理宗日曆》第百五十一：“寶慶三年，丁亥正月十一日辛酉，姚翀朝辭進對，次奏通好北朝事。上曰：‘以我朝與北朝本無纖隙，不必言和，只去通好足矣’”。
“綽布幹”、“蘇巴爾罕”已被清代四庫館臣改譯，據吳長元抄翰林院錄副本，原作“搠不罕”、“速不罕”，實為一人。《太宗紀》三年（1231）五月雲“遣搠不罕使宋假道，宋殺之”， 知《太宗實錄》此條改編自《理宗實錄》。
第三，《凱歌凱樂詞九首》有一大段註文，比《述實錄》多出若干細節：
辛卯冬，我太祖（應作“宗”——引者注）皇帝南征女真，詔睿宗皇帝，遣信使綽布乾等使宋，宋人殺之。睿宗皇帝謂諸王大臣曰：“彼自食言棄好，輒害我使。今日之事，曲直有歸，可下令諸軍分攻城堡關隘。”
由是，長驅入漢中。此其伐宋之端也。
《睿宗傳》謂，是年“遣搠不罕詣宋假道，且約合兵。宋殺使者，拖雷大怒曰：‘彼昔遣苟夢玉來通好，遽自食言背盟乎！’乃分兵攻宋諸城堡，長驅入漢中，進襲四川，陷閬州，過南部而還”，與耶律鑄詩注近乎一致。而該傳據五朝實錄中的《睿宗實錄》編成，《凱歌凱樂詞九首》註文正是耶律鑄編纂該實錄的體現。
《述實錄》序文、《凱歌凱樂詞九首》註文是耶律鑄在纂修五朝實錄時保留下來的，自然與《元史》帝紀內容一致。耶律鑄言明引據《寧宗實錄》等宋朝國史，不僅指明元初編纂實錄的取材範圍，還能佐證《太祖實錄》與李心傳書共同所見“韃靼”史料，乃耶律鑄輩取自《寧宗實錄》並參酌日曆逐條摘錄，進而釐清宋朝國史編入蒙元五朝實錄的詳細過程。前揭王惲《論收訪野史事狀》提到“近又聞國史院於亡金實錄內採擇肇造事蹟”。筆者考證，元初編纂實錄時，便從國史館所藏《金實錄》中抄撮金蒙交往史料。不僅有《金史》《元史》相同史文為證，《雙溪醉隱集》各詩小注還徵引多條《金實錄》中有關金海陵王、章宗、宣宗的史料。由此可見，金、宋國史乃構成修纂五朝實錄的基礎資料。
茲將《雙溪醉隱集》與《太祖紀》相契合的典型案例舉證如下：
第一，卷2《戰扼狐》序文作：“我太祖皇帝未始輕出無名之師，太祖皇帝伯父錫巴哈汗為女真之所害，南伐中原，此其辭也。前戰扼狐嶺下，敵之精銳盡於是役。”吳長元抄翰林院錄副本保留《四庫全書》底本原貌，該處“錫巴哈汗”原作“鹹補海可汗”，《太祖紀》元年條、《史集·成吉思汗聖訓》同。由此可知，上引序文當屬《太祖實錄》的內容。
關於野（扼）狐嶺之役，還可結合《親征錄》《續編》等考證，《親征錄》辛未年條最詳：
上之將發撫州也，金人以招討九斤、監軍萬奴等，領大軍力備於野狐嶺，又以參政忽沙率軍為後繼……遂與九斤戰，大敗之，其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因勝彼，復破忽沙軍於會合堡，金人精銳，盡歿於此。
最後一句話與《戰扼狐》相同。該詩歌頌太祖首戰告捷：“問罪下中原，先有扼狐捷。勍敵四十萬，一何爭勇決。”金軍具體兵力及戰況，亦見《續編》辛未年閏九月“時金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完顏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於嶺下”，“太祖皇帝遂與九斤等戰，金師大敗，死者不可勝計”。據上述二書，可知耶律鑄《戰扼狐》亦與《太祖實錄》有關。
聞聖朝太祖皇帝圍守西京，東海遂命添壽將諸路兵八十餘萬，號稱百萬，援之。仍賜手詔曰：“今悉國力，當清北方。”次密谷口。時太祖皇帝親率大軍，先以前騎三千嘗之，大軍繼至，未鼓，敵潰，全軍覆沒。
《太祖紀》七年秋條作“圍西京。金元帥左都監奧屯襄率師來援，帝遣兵誘至密谷口逆擊之，盡殪”。“添壽榮祿”即奧屯襄，《密谷行》與此表述一致。今檢《金史·奧屯襄傳》“崇慶改元，為元帥左都監，救西京，至墨谷口，一軍盡殪，襄僅以身免，坐是除名”，與上述兩書相合，“密谷口”、“墨谷口”系字形相近歧異。《金史·宣宗紀》貞祐三年正月乙亥條“北京軍亂，殺宣撫使奧屯襄”，按實錄附傳的慣例，說明《宣宗實錄》此條下有奧屯襄傳。耶律鑄《密谷行》序文正是抄取實錄小傳而成。
第三，卷4《侍宴萬安閣》題注“和林城萬安宮之閣名也”，正文“宴酣兜率黃金殿”注“太宗皇帝嘗號萬安宮為蓮宮”；卷2《取和林》注：“和林城，苾伽可汗之故地也。歲乙未，聖朝太宗皇帝城此，起萬安宮。城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宮城遺址。”上述兩條見《太宗紀》乙未年“城和林，作萬安宮”，《地理志》和寧路條註文同。《續編》乙未年二月“蒙古城和林”條雲：“和林本唐回鶻毗伽可汗故城，蒙古以為會同之所，至是城之，週迴五里許，正殿曰萬安。”兩書所述均屬《太宗實錄》內容，耶律鑄兩詩註文與之印證。
太宗皇帝馬渡大河，睿宗皇帝馬渡漢江，與金人大戰於三封之原。會雪蔽天，金人大潰也。豁然雪霽，月色如晝，一襲殆盡。因志其事雲。
卷1《雪賦》提到“睿宗皇帝壬辰春正月，乘雪大敗女真於三封”。兩處所述均為三封山大戰。《太宗紀》壬辰年正月庚寅“拖雷渡漢江”，丁酉“又雪。次新鄭。是日，拖雷及金師戰於鈞州之三峰，大敗之，獲金將蒲阿”；《睿宗傳》壬辰年春謂“天大雨雪，金人僵凍無人色，幾不能軍，拖雷即欲擊之，諸將請俟太宗至破之未晚……遂奮擊於三峰山，大破之，追奔數十里，流血被道，資仗委積，金之精銳盡於此矣。餘眾迸走睢州，伏兵起，又敗之。合達走鈞州，僅遺數百騎。蒲阿走汴，至望京橋，復禽獲之”。紀、傳互補，可見《太宗實錄》和《睿宗實錄》均出自耶律鑄之手。今考迺賢《三峰山歌》附張翥題識“餘比修國史，睹三峰之役”，至正時期，張翥曾供職翰林國史院，擔任編修官，當時所閱為《睿宗實錄》。據此可見，耶律鑄《戰三封》《雪賦》與實錄主要內容一致。
由此可對耶律鑄《雙溪醉隱集》進行全面解讀：《戰扼狐》《密谷行》《凱歌凱樂詞九首》與《太祖紀》丙寅、辛未、壬申、辛巳年條相合；《凱歌凱樂詞九首》《侍宴萬安閣》《取和林》與《太宗紀》辛卯、乙未年條印證；《雪賦》《戰三封》《凱歌凱樂詞九首》並見於《睿宗傳》；最為直接的證據當數《述實錄》，乃耶律鑄纂修《憲宗實錄》時所作。據此可知，元初翰林國史院的史官採摭群書，不僅涉及草原文獻，同時兼採金、宋實錄，還搜訪徵集諸名將傳記及扈從者口述，最後熔鍊為一爐，編就五朝實錄，寫成祖宗創業史。
《太祖實錄》以丙寅年稱汗為節點，在此之前根據蒙古語文獻《秘史》改譯而成，之後敘述南征金、宋政權則大量吸收金、宋兩朝史料，並與傳統中原史學產生聯繫，具有中國傳統政治敘事特徵，如此便形成成吉思汗歷史敘述之文獻分野。
在傳統政治思想視野下審視成吉思汗1206年以後的歷史，必然牽涉蒙元取代金、宋後的統治合法性問題。從中統四年王鶚延訪太祖事蹟，轉經耶律鑄之手，到大德七年正式進呈《實錄》，歷時40餘年，絕不是把蕪雜的材料簡單編次了事。換言之，具有共同祖本的《親征錄》《史集》及《續編》中的蒙古史料與《太祖紀》紀事、系年參差，孰是孰非倒屬次要問題，關鍵在於《太祖實錄》從草創到定稿，逐步打上華夏政治文化的烙印，主題突出“天命”。其主要表現有二：論證征伐諸國的正義性；為蒙元創業史製造符瑞。
首先，為成吉思汗徵金編織正當理由，復仇是絕佳的藉口。前引耶律鑄《戰扼狐》雲：“我太祖皇帝未始輕出無名之師，太祖皇帝伯父錫巴哈汗為女真之所害，南伐中原，此其辭也。”這本是出自草原文獻系統的一段陳年舊事，《秘史》第53節和《史集·成吉思汗列祖紀》記述草原諸部鬥爭，俺巴孩（即鹹補海）被擒送金朝，後被處死。耶律鑄將此事重新發掘，稱“帝始議伐金。初，金殺帝宗親鹹補海罕，帝欲復仇”，為出兵製造“緣起”，還把《木華黎傳》丙寅年條“金之降者，皆言其主璟殺戮宗親，荒淫日恣。帝曰：‘朕出師有名矣’”，一併改置到《太祖實錄》中，這顯然是至元時期改編、加工史料而成的。
耶律鑄對蒙宋戰爭緣起的編寫也採取類似模式，宣稱宋方挑起事端。前揭《睿宗傳》記“遣搠不罕詣宋假道，且約合兵。宋殺使者，拖雷大怒”，耶律鑄《凱歌凱樂詞九首》和《述實錄》保留這段文字的實錄底稿，視此事為伐宋起因。此處其實改編自宋《理宗實錄》，並參證《蜀邊事略》和《理宗日曆》。原始檔案敘述，搠不罕名為使節實為攻伐，魏了翁《應詔封事》也記述當時搠不罕的貪婪及蒙古兵的蠻橫殘暴。《凱歌凱樂詞九首》卻說“尋食其言，敢殺信使，孰曲孰直明矣”，徹底改變原始文獻的敘事立場，為搠不罕被殺申辯，並將此事定義為“伐宋之端也”。
接下來便是輿論宣傳和政治緣飾。蒙古對金朝的政治、軍事勝利被投降的金儒解釋為天道運數，以印證種種預言。郭寶玉“通天文”，“歲庚午，童謠曰：‘搖搖罟罟，至河南，拜閼氏。’既而太白經天，寶玉嘆曰：‘北軍南，汴梁即降，天改姓矣’”。這是目前所見最早體現金元鼎革的預言，此後耶律鑄也極力論證“庚午”年的特殊意義，主要利用金大安元年“黃河清”大做文章。其實，此事源自金方記載。《金史·五行志》記述該年“徐、邳界黃河清五百餘里，幾二年，以其事詔中外”，原本為衛紹王完顏永濟“特試宏詞《黃河清頌》 ”為之慶賀。耶律鑄披閱《金實錄》，並對相關記載發揮闡釋。《取和林》註文解釋說：
金大安元年，河清上下數百里。次年庚午，我太祖皇帝經略中原。《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清。”《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必先於河。河清之徵，太祖皇帝受命之符也。”“德水”見《史記》。唐《凱樂歌辭》：“千年德水清。”
同書《述實錄》有相同註釋；《龍和宮賦》“曰惟德之是輔”句下小注再次提到：“聖朝太祖皇帝大安元年已興問罪之師，二年庚午尋取中原。河清之徵，定我皇祖受命之符也。”由此可見，耶律鑄從舊史中檢出大安元年黃河清的記載，從而搬引經典將此祥瑞與金元鼎革聯繫起來。
正是秉持這種“天命”觀，《太祖紀》庚午年條將太祖從昔日臣服者描述成舉兵討伐無道君主之角色：
初，帝貢歲幣於金，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於淨州。帝見允濟不為禮。允濟歸，欲請兵攻之。會金主璟殂，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受。帝問金使曰：“新君為誰？”金使曰：“衛王也。”帝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耶，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允濟益怒，欲俟帝再入貢，就進場害之。帝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為備。
“帝遽南面唾曰”無從考證，不過允濟謀殺鐵木真的原始史料有據可查，李心傳《女真南徙》作：
璟之在位也，允濟被命往靖州，受黑韃靼進奉，見其王忒沒貞桀傲不遜，恐為邊患，欲歸白璟除之，會璟病卒。大安三年（辛未年）春三月，韃靼入貢，允濟遣重兵分屯山後，欲就進場襲殺之，然後引兵深入。
對比可知，《太祖實錄》“會金主璟殂”至“允濟益怒”文中摻進一段成吉思汗自述，表達對金新君人選的不屑一顧。耶律鑄將本載於宋史的辛未年條事，改置到庚午年條下，恐非簡單地調整史料系年，而是為與其屢屢強調的“河清之徵”建立聯繫，彰顯天命之伐。
太祖應河清遂有庚午年“尋取中原”，《太祖紀》於是寫作“遂與金絕，益嚴兵為備”，由此構成一整套庚午敘事，通過修《太祖實錄》杜撰一連串天命符瑞。論及思想根源，無疑受到其父耶律楚材的深刻影響。
眾所周知，耶律楚材製造甲申年“角端”，以體現太祖仁德。耶律鑄遂將此條材料編入實錄，見《太祖紀》十九年條。影響最大的當是太祖十七年耶律楚材創制《庚午元歷》。以往論者多關注該曆法的技術成就，並未深入發掘其背後的政治動機。耶律楚材新創曆法的意圖十分明確——“有國家者，律歷之書莫不先也”， 欲為新朝樹立正朔，革故鼎新。其曆法取名“庚午”的原因是：
今演記窮元，得積年二千二十七萬五千二百七十歲命庚辰。臣愚以為中元歲在庚午，天啟宸衷，決志南伐，辛未之春，天兵南渡，不五年而天下略定，此天授也，非人力所能及也。故上元庚午歲天正十一月壬戌朔，夜半冬至，時加子正，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同會虛宿五度，以應我皇帝陛下受命之符也。
“上元”乃傳統曆法中的核心要義，需集合日月運行時間和五大行星會聚等因素，演算出最理想的歷元。甲子年是最常見的選擇，金大定二十年（1180）趙知微重修《大明曆》演紀即如此。耶律楚材卻一改傳統，推定為“庚午”，稱曾出現“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七曜齊聚的奇觀，旨在論證“中元歲在庚午，天啟宸衷，決志南伐”，應徵太祖“受命之符”。耶律楚材精通天文歷算，自有家學淵源，其歷算為政治服務的思想可追溯至其父耶律履。大定十五年，耶律履“乃取金國受命之始年，撰《乙未元歷》”。“乙未”是阿骨打起元之收國元年（1115），故為紀元之始。耶律楚材效仿此法，視上元“庚午”為元太祖受命之年。耶律鑄黃河清瑞應說與耶律楚材思想一脈相承，均是利用五行天象為當權者論證王朝天授論。
這部曆法暗藏的玄機不止於此。劉曉將《庚午元歷》與趙知微重修《大明曆》全面比較，指出推算方法和基礎數據大致相同，文字也無多大區別。然而，細微改動之處卻彰顯深義。《歷志》收錄《庚午元歷》，“步晷漏術”數值如下：
冬至永安晷影常數，一丈二尺八寸三分。夏至永安晷影常數，一尺五寸六分。
《金史·歷志》載趙知微重修《大明曆》“步晷漏第四”作：
冬至地中晷影常數：一丈二尺八寸三分。夏至地中晷影常數：一尺五寸六分。
這兩部曆法冬至和夏至的晷影常數相同，觀測地點卻不同，耶律楚材將重修《大明曆》“地中”改為“永安”（燕京）。地中是天文測量的理想地點，屬中國古代宇宙結構理論的組成部分，政治寓意為天下之中，是論說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概念。參考宋《紀元歷》《統元歷》《會元歷》晷影常數，重修《大明曆》的“地中”是傳統觀測地嶽臺（位於金開封府祥符縣），而非燕京。
元好問《續夷堅志》測影條引《呂氏碣石錄》：“中都冬至一丈五尺七寸六分，夏至二尺二寸六分；晝六十一刻，夜三十九刻。”對比燕京與嶽臺的晷影長度，可見兩地數值懸殊。耶律楚材這一改動，顯然是把政治意圖擺在首位，與他宣揚的庚午天命蒙古代金定鼎燕京不無關係。或因自太祖十二年木華黎經略燕雲已久，燕京成為蒙古統治中原的根據地，具有政治中心意義。即如馬祖常對此舉的闡發：“昔我太祖皇帝，受命興邦，金人孫於汴，太祖即以全燕開大藩府，制臨中夏，維時已有定都之志矣。”
關於金元易代的意義，耶律楚材在詩中多有表達。通觀整體政治語境，重新審視《庚午元歷》，從製作祥瑞到改訂曆法，再到天下之中的“轉移”，這些舉措是在引導草原君主向中原傳統政治文化靠攏。耶律鑄全面繼承這套思想遺產，從《太祖紀》各種破綻中便可以體現。上文提到，《太祖紀》乙亥年“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照搬《大金國志》所載金“京府州軍縣”總數，顯然與事實不符，追究原因，恐怕與耶律楚材有關。《進徵西庚午元歷表》提到，“辛未之春，天兵南渡，不五年而天下略定，此天授也”，從辛未年到乙亥年正好五年，“天下略定”指徵金事業，恰好與《太祖紀》“取城邑”之數暗合。
耶律楚材所敘上元庚午十一月壬戌朔“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同樣被耶律鑄引申發揮。《太祖紀》謂二十一年：
冬十一月庚申，帝攻靈州，夏遣嵬名令公來援。丙寅，帝渡河擊夏師，敗之。丁丑，五星聚見於西南。駐蹕鹽州川。
《續編》太祖二十年謂“十一月取靈州，進次於鹽州川”，尚無“五星聚”。對比可見，這條記錄可能是後來增補的。細檢《金史·天文志》正大三年十一月癸酉雲“五星並見於西南”，與《太祖紀》文辭一致，系年、月相同，唯干支歧異。據考證，《金史·天文志》系元末史官從金朝國史中逐條摘錄。《金史·哀宗紀》同年十一月曰：“丙子，夏以兵事方殷來報，各停使聘。大元兵徵西夏，平中興府。”哀宗無實錄，紀、志作為整體一源史料，共同取資金官修日曆。在原始記載中，癸酉五星聚在先，丙子蒙古平中興府在後。耶律鑄為將太祖徵西夏與“五星並見於西南”建立聯繫，妄自調整五星會聚的時間，丙子“大元兵徵西夏，平中興府”，次日即《太祖紀》丁丑發生天象。
為什麼要加入這條記錄？五星會聚作為傳統中國星占學上的最吉天象，是一種稀缺政治資源。據科技史學者驗證統計，五星會聚在歷史上實際發生次數絕少，多數記錄可能是為印證天命說而虛構的祥瑞。因此，正大三年這次當然不可盡信。然而，《太祖紀》二十二年六月（金正大四年）記載：“帝謂群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時，已嘗許不殺掠，遽忘下詔耶。今可佈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據前文分析，該天象非大蒙古國扈從徵西夏的司天官觀測而得，而是耶律鑄輩從《哀宗日曆》中抄進《太祖實錄》的，實與太祖無涉，其謂群臣云云，大概也是杜撰。筆者推測耶律鑄編寫這條天象徵應的原因，可能與太祖滅西夏的屠城事件有關。據《秘史》第268節和《史集·成吉思汗紀》記述，太祖自知病危，下旨把夏主和都城百姓全部處死。《續編》太祖二十二年六月“蒙古太祖皇帝滅夏以夏主歸”小注亦云，“太祖皇帝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與興慶屠城之說契合。可《元史》似乎諱言此事，還與《秘史》等書相左。《察罕傳》稱，“夏主堅守中興，帝遣察罕入城，諭以禍福。眾方議降，會帝崩，諸將擒夏主殺之，複議屠中興，察罕力諫止之，馳入，安集遺民”。在蒙古征服戰爭中，亡金舊儒一直強調“止殺”。在此背景下，《太祖實錄》編纂者似乎有意遮蔽屠城一事，乾脆在定稿刪削，替換成“臨崩遺言”，並於二十一年十一月丁丑條“駐蹕鹽州川”植入五星相聚，以消解濫殺的負面印象。如此將“不殺掠”經成吉思汗之口說出，製造出仁主聖君的形象，符合中原傳統儒士的道德標準。
在成吉思汗時代，《庚午元歷》並未被採納，耶律楚材精心推演的天命授受理論也沒有引起蒙古人的興趣。但在編纂《太祖實錄》時，耶律鑄把握住機會，延續其父的政治思想，利用黃河清重新闡發庚午受命之說，將其滲透到歷史敘事中。耶律氏父子製造的一連串祥瑞符號，儘管隱晦，但仍能從《太祖紀》中找到蛛絲馬跡。通過鉤沉《太祖實錄》史源，可以證明多元文獻系統經過精心整合：1206年以前內容屬於草原史學階段作品，核心意圖是塑造成吉思汗的光輝形象及確立其家族具有天然統治地位；之後的內容敘述成吉思汗走出漠北而統一金、宋的歷史，其史學觀念也發生明顯轉變——凸顯天命觀，這一現象背後隱藏著華夏政治文化敘事思維的影響。
本文利用史源學方法重新探討成吉思汗歷史編纂問題，以《太祖實錄》纂修為主線，將史料來源、編纂過程及撰史者思想、歷史觀念等一系列線索貫穿起來。具體議題雖屬蒙元史範疇，但仍需要進一步歸納闡釋研究思路和學術取向，以求方法論的進步。
近年來，史源學研究逐漸成為熱點，尤其是在數據庫檢索的便利條件下，分秒之間便能輕鬆獲得可供比勘的史料，相關成果倍增。遺憾的是，不少論著僅僅就史料談史料，就來源談來源，陷入對概念的狹義理解中，以致有學者認為這不過是替古人做“核校史料出處”的表面文章罷了。傳統治學方法如何破除偏見，實現突破和創新，是貫穿中國古代史領域的共同話題。謹以本文為中心結合相關討論，總結為三個詮釋層次：解決史料來源的基礎性問題；探討史書編纂過程；發掘作者的歷史認識和政治意圖。若要在此基礎之上進行突破，尚有諸多值得注意之處。
首先，確立文獻源流意識。傳統治史強調窮盡史料，但並不是盲目堆砌或簡單分門別類，而要對材料的來源渠道、文本層次、形成年代及文獻系統一一甄別，在有限條件下盡最大可能釐清史料脈絡。以往的印象是，《太祖紀》所見《太祖實錄》似是純然一體的草原系統文獻，而通過考索逐條史文，進而發現多條來源路徑。與此類似，《金史·地理志》也糅合了多個文獻系統，不同年代的制度、不同系統的文獻被整合為一，致使金代路制研究中長期存在一大爭議：路下有路問題。據《金史·地理志》載，上京路條附蒲與路、合懶路、恤品路、曷蘇館路、胡裡改路，東京路條有婆速府路，從而給人一種錯覺：這六路歸上京、東京兩路統轄。學者多信從此記載。通過探源則發現，志書主體文獻與元代《江北郡縣》有共同祖本，據該書“長城外直北諸部族”條，知金代蒲與路等六路屬部族管理體制，本是一套獨立系統。然而元人在編修《金史·地理志》時卻將這套體系多番拆解，根據地域就近糅合，將六路割裂到中原路制系統中，“路下有路”的誤解就是這樣造成的。史官按照傳統史學方式編排民族史史料，恰恰打破了自身的文獻體系。在摸清文獻系統關係後，可知所謂的歷史問題未必真是“問題”，而是編纂者製造出的技術陷阱。是故，抉原匡謬理應成為我們的自覺意識，從而把握不同文獻系統的敘事脈絡，掃除史官編纂造成的一道道障蔽。
其次，注重史源調查方法的歷史學意義。我們對《太祖實錄》探源並不止步於離析文獻系統，而是循此線索深入考察五朝實錄編纂問題，通過《雙溪醉隱集》考證耶律鑄主持國史纂修工作的關鍵環節。關於遼代佛誕日的分歧同樣可以利用此方法解決。《遼史·禮志·歲時雜儀》“二月八日”與《契丹國志·歲時雜記》“四月八日”的記載存有歧異，學界爭議久矣，然未有定論。其實，《遼史》“歲時雜儀”全部改編自《契丹國志》“歲時雜記”，而後者抄自武珪《燕北雜記》，原書佛誕日本為四月八日，也符合遼代社會實情。因元代大都於二月八日遊皇城，是官方頒定的佛慶日，元末纂修《遼史》時遂改作二月八日，此乃問題之真相。我們不僅主張從史料流傳角度探尋，更關注文獻生成的社會環境，以及知識傳遞的時空脈絡，這才是史源學研究始終追求的問題意識。
最後，通向政治史的取向，觀照時代之歷史，以彰顯正史探源的意義。歷史材料經過古代史家編纂整理，人為意識逐層滲透其中，以致影響今天的學術認知。一方面，要充分重視正史的編纂主旨及歷史觀念，必須對編纂者的史觀及其運用的史料有所辨析，嚴格區分，避免陷入誤區。最典型的案例，當數《遼史·百官志》重構的歷史敘述框架。志書分設“北面”、“南面”兩大官僚體系，元末以降人們無不相信遼朝實行南北面官體制，著名的二元政治理論正是據此提出。然而，《遼史·百官志》全部是元人雜抄成篇。據此，筆者對“南北面官制”概念的緣起、立論根基及主體文獻進行全面探究，進而指出元人已不諳遼制，所謂遼代官分南、北，極有可能出於編史者的杜撰。另一方面，我們要把具有獨立價值的史料從後代史官敘述框架中解放出來，置於時代背景中，在具體政治環境下的歷史敘事中呈現其張力。耶律鑄的修史活動就是一個鮮活案例。耶律履和耶律楚材積極利用五行曆法為政治服務，耶律鑄亦深諳此道，從《金實錄》中發掘黃河清的記錄來闡釋庚午受命之說，借用五星聚塑造成吉思汗的仁主形象。在不同史觀指導下，相同史料所傳遞的歷史信息也會發生方向性變化。因此，需要總結史書編纂思維和史家觀念，考察史料傳播背後的歷史動因，以動態視角審視文本意義。
當然，實現史料取材、史書編纂問題及作者歷史觀三個層面的突破，顯然不能侷限於在本斷代史領域就事論事，必須打破王朝史體系，放在宋元時代的史料傳播體系下，從整體著眼，體現貫通之道。在當代學術背景下，利用史源學方法對傳統議題探賾發覆，仍有望開闢新的研究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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