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一提到遼五京，多半認為是在效仿唐五京，但嚴格地說，這個說法並不準確，明顯是以果推因。
遼天慶元年（1111）遼疆域圖。來源/李錫厚、白濱《遼金西夏史》截圖
遼建立後，曾先後建置五京，分別是上京臨潢府、東京遼陽府、南京析津府、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
遼五京中首先建立的是龍興之地西樓（今內蒙巴林左旗林東鎮以南之波羅城）。
西樓是遼太祖阿保機的重要據點之一，神冊三年（918），阿保機在漢臣的建議下，在勢力中心的西樓築城，命名為皇都，“城皇都，以禮部尚書康默記充版築使”，成為遼前期的都城。
會同元年（938）十一月，遼太宗德光同時建置三京時，皇都被改為上京，府曰臨潢，“於是詔以皇都為上京，府曰臨潢。升幽州為南京，南京為東京”。
天慶三年（1113）上京道政區。來源/餘蔚《中國行政區劃通史——遼金卷》截圖
遼的東京原來不叫東京，叫南京，原本是遼陽故地。神冊四年（919）二月，該地被東擴的阿保機修復，改為東平郡，設置防禦使，並遷徙漢民、渤海民充實其中。
天慶三年（1113）東京道南部政區。來源/餘蔚《中國行政區劃通史——遼金卷》截圖
天贊四年（925）十二月，阿保機消滅渤海國，他沒有把渤海遺民納入遼統治下，而是在保留渤海舊制的基礎上設置屬國，代替大遼統治渤海舊地。
次年（926）二月，阿保機賜屬國名為東丹，把渤海國的上京龍泉府忽汗城（今黑龍江寧安）改名天福城，冊立皇太子耶律倍為東丹國國主、人皇王，賜天子冠服，建年號甘露。
阿保機猝死後，本來該即位的耶律倍因為失愛於母后述律平，不但失去大遼繼承人的位置，就連東丹國也回不去，被好弟弟太宗德光扣留不放，東丹國由右次相耶律羽之掌管。
站隊太宗的耶律羽之，為了防備國主耶律倍勢力死灰復燃，就向太宗建議，把東丹國的都城天福城，遷到遼陽一帶的東平郡。太宗欣然採納，遂於天顯三年（928）十二月，遷徙東丹國民到東平郡，並升東平郡為南京，“時人皇王在皇都，詔遣耶律羽之遷東丹民以實東平。其民或亡入新羅、女直，因詔睏乏不能遷者，許上國富民給贍而隸屬之。升東平郡為南京”。
到了會同元年（938）十一月，太宗並立三京時，就把東丹國的南京改為東京，府曰遼陽。東京的設立，標誌著東丹國失去獨立性，徹底名存實亡。
天慶三年（1113）南京道政區。來源/餘蔚《中國行政區劃通史——遼金卷》截圖
天顯十一年（936）閏十一月，後唐軍在團柏之戰中潰敗，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和兒子趙延壽在潞州投降契丹大遼，“辛未，兵度團柏谷，以酒餚祀天地。俄追及德鈞父子，乃率眾降”。幽州地自此入遼。
會同元年（938）十一月，甘當“兒皇帝”的沙陀人石敬瑭，遣使臣趙瑩，“奉表來賀，以幽、薊、瀛、莫、涿、檀、順、媯、儒、新、武、雲、應、朔、寰、蔚十六州並圖籍來獻”。原本姓“漢”的幽雲十六州，從此改姓“契丹”。
名正言順佔領幽雲的遼太宗德光很高興，升幽州為南京，又曰燕京，府曰幽都，軍號盧龍；同時，改皇都為上京，府曰臨潢，改南京為東京，府曰遼陽，三京並立。
開泰二年（1012）十一月，南京幽都府被聖宗隆緒改為南京析津府。
早在遼聖宗建置中京之前，遼朝還有一箇中京短暫的存在過。
天慶三年（1113）中京道政區。來源/餘蔚《中國行政區劃通史——遼金卷》截圖
大同元年（947）四月，南征的遼太宗德光，把鎮州（治真定，今河北正定）升為中京，以備巡幸所需，“升鎮州為中京。以趙延壽為大丞相兼政事令、樞密使、中京留守，中外官僚將士爵賞有差”。還把石晉的都城東京開封府，降為汴州宣武軍，以國戚蕭翰出任節度使。
但由於中原漢地百姓的英勇反抗，以遼太宗為首的契丹人很快就退回燕雲之地，隨著太宗在中途猝死，契丹再次陷入內亂，短暫存在幾個月的中京鎮州，很快被中原人收復。
遼的第一個中京城，曇花一現後消失，直到六十年後聖宗再建中京城。
中京大定府（內蒙古赤峰市寧城縣以西）是奚族聚集地，屬於白霫故地，住著大量白霫人，因此被稱為白霫城。唐末時，霫人並於奚族，在阿保機五年（911）一起被契丹征服，阿保機征服奚、霫之地後，也沒有將其納入統治下，而是設立奚王，代替契丹統治奚人。
因此，在遼聖宗之前，奚王府和最初的東丹國一樣，屬於遼的屬國，具有相當的獨立性，奚王很受遼帝優待，“擬於國族”。但隨著契丹的日漸封建化，加強中央集權的遼聖宗逐漸對契丹各部進行整合，也開始有意識的把奚人納入國家體系。
統和十三年（995），奚王和朔奴討伐兀惹兵敗，聖宗就把之前獨立於政府之外的奚六部，改隸屬到契丹北宰相府，讓奚王頭頂多個北府。儘管奚王府已經不可避免地失去獨立性，但聖宗並沒罷休，又進一步奪取奚王的領地。
聖宗在經過七金山土河之濱時，聲稱看到雲氣中有亭臺樓閣的幻象，他認為這是吉兆，決定在該地模擬神都之制建都，“聖宗嘗過七金山土河之濱，南望雲氣，有郛郭樓闕之狀，因議建都。擇良工於燕、薊，董役二歲，郛郭、宮掖、樓閣、府庫、市肆廊廡，擬神都之制”。
所謂吉兆，或許是聖宗看到的海市蜃樓，也或許是聖宗張口就編的瞎話，反正，人在屋簷下的奚王，不得不識時務的在統和二十年（1002）十二月，把聖宗圈住的地方獻給朝廷，“奚王府五帳六節度獻七金山土河川地，賜金幣”。又在統和二十四年（1006），進獻牙帳之地，“五帳院進故奚王牙帳地”。
統和二十五年（1007），聖宗就在奚王牙帳之地營建中京，府曰大定。“二十五年，城之，實以漢戶，號曰中京，府曰大定”。隨著中京之立，奚王徹底喪失對本族的控制，奚人自治也徹底解體，轉入遼的統治體系之內。
遼五京中建置最晚的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原本是中原政權的雲州，也是契丹南下西進的最合適跳板，在會同元年（938）十一月入遼，仍為大同軍節度。
天慶三年（1113）西京道、西南面政區。來源/餘蔚《中國行政區劃通史——遼金卷》截圖
早在西京設立之前，由於西夏對遼朝的威脅明顯加強，雲州的地位就開始逐漸加重，在乾亨四年（982）承天太后蕭綽初稱制時，就從燕雲地區分離出來，由耶律勃古哲兼領山西路諸州事。
統和四年（986），面對北宋的兩路進攻，承天太后親自率軍救援南京，以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為山西路兵馬都統，負責雲中地區防務。擊退宋軍後，山西地區的雲、蔚、應、朔、奉聖五節度州，進一步被視為整體，獨立於南京道的趨勢愈發明顯。開泰三年（1014）三月，朝廷還專門設置都轉運司，處理雲中地區的財務事務。
換言之，早在西京建置之前，山西雲中地區的軍事、財政、行政，都已經獨立於南京系統，只不過當時的重心在奉聖州而非雲州。
到了興宗中期，由於和西夏的關係惡化，重熙十三年（1044）九月，遼興宗西征伐夏，“壬申，會大軍於九十九泉，以皇太弟重元、北院樞密使韓國王蕭惠將先鋒兵西征”。結果大敗而歸，元昊挾勝求和。悻悻而歸的遼興宗在十一月班師回朝後，就升雲州為西京，府曰大同，“丁卯，改雲州為西京”。養精蓄銳，伺機報復西夏。
大唐的京制，經歷了最初的兩都到三京、再到五京、五都、最後恢復三京的變化。
唐初是兩都制，即京師長安和東都洛陽。到了武周長壽元年（692，即天授三年，當年四月改元如意，九月又改長壽）九月十二，武皇改置幷州為北都（《舊唐書》本紀改置時間在天授三年，地理志則在天授元年，今從本紀），是為三京（一京二都）並立。
隨著中宗李顯在神龍元年（705）正月反正，二月初四復國號唐，同時把所有制度“並依永淳已前故事”，其母武則天建置的北都，也在此時停罷，復為幷州大都督府，又恢復兩都制。
開元十一年（723）正月，巡幸幷州的玄宗皇帝，再次改幷州為北都，府曰太原，唐三京制才定型；後來在天寶元年（742）二月，以東都為東京，北都為北京。
安史之亂起，玄宗逃亡蜀郡，肅宗跑到鳳翔，到至德二載（757）唐軍收復京師，十月二十三，肅宗回到長安；十二月初四，玄宗也重返京師，同月十五日，肅宗論功行賞，大赦天下，以蜀郡和鳳翔都充當過行在，就改蜀郡為南京，府曰成都；鳳翔為西京；改西京為中京，與東京河南府、北京太原府合稱五京，此為唐五京。
但唐五京存在的時間還不到三年，上元元年（760）九月初七，肅宗又以荊州為南都，州曰江陵府；同時停罷南京成都府的京號，復為蜀郡。如此，唐五京就變成中京京兆府（長安）、東京河南府（洛陽）、北京太原府、西京鳳翔府、南都江陵府。
四京一都存在的時間更短，不折騰不舒服的唐肅宗，很快在上元二年（761）九月二十一，停四京號，復中京為西京。
還不到半年，肅宗又在元年（762）建卯月辛亥朔（即夏曆二月初一），重新改西京為上都，河南府復為東都，太原府復為北都，鳳翔府復為西都，江陵府復為南都，此為唐五都。
唐五都也只新鮮了兩個多月，其中的南都江陵府和西都鳳翔府，就在同年建巳月丁卯日（即夏曆四月十八）肅宗駕崩、代宗即位後，“尋罷都，”大唐重新恢復三都狀態，直到唐亡。
以上就是唐朝京制的變遷，和唐朝一樣，遼朝也經歷過一都（918-928）、一都一京（928-938）、三京並立（938-1007）、四京並立（1007-1044）、五京齊備（1044-1125）的變化。
《文姬歸漢圖》雖然取材於蔡文姬歸漢的故事，但描繪的人物造型和生活場景卻取材於草原上的契丹族。來源/紀錄片《契丹王朝》截圖
遼五京存在81年，只佔遼218年的約1/3時間，可見遼五京的建置根本不像唐五京那樣有統一、明確的規劃，且是一次性建置而成，而是因外部環境的變化、疆域管理的需求，經歷了漫長的過程，才逐步建立起來的。遼五京的確有受唐五京影響的因素，但更多是源自自身的需求。
簡而言之，遼上京的建立，是太祖阿保機根據建國的需求而設；遼東京的建立，是太宗德光為了打壓哥哥耶律倍，也為了更有效控制渤海遺民及其故地而設；遼南京的建立，是太宗為了控制漢人聚集地，更重要的是正面防禦南朝勁敵北宋而設；遼中京的建立，是聖宗隆緒剝奪奚人自治權，加強中央集權而設；遼西京的建立，則是興宗為了防禦西夏和北宋，以及更方便控制臣屬的蒙古諸部，同時也為了削弱南京避免其獨大而設。
可以說，遼五京的建立，很好體現了契丹遼多元化政治的特點：因俗而治、隨宜設官，從無序走向有序。或者說，遼五京制就是遼疆域內契丹、渤海、奚、漢、党項等諸族協調的產物，類似聯邦制的體現。
正是因為遼對治下的統治方式具有很大的隨意性，針對不同區域、不同民族、不同情況採取了不同的統治方式，根據治下百姓的族屬和習俗採取因俗而治的政策，所以，在遼境內，不但有契丹制、漢制，還有渤海制，每個群體都在自己的內部擁有相對的自主權。
每年春夏秋冬，阿保機和後來的繼任者們會輪流到四個不同的地方居住。來源/紀錄片《契丹王朝》截圖
對契丹部族，遼按照部落實力的強弱，統治方式也略有不同，對實力雄厚的五院、六院、乙室的大部族，設置大王府，對於中、小部族，就設置節度使司、司徒府等官以統之。
對漢族聚集中心地的燕雲地區，遼繼續沿用中原制度治理，並學習漢族政治文化彌補己身的不足，因為正面防禦北宋，遂設立南面行營都統（或總管），總理邊事，負責邊境防務。
對渤海舊地，遼設立東丹國，用渤海制度統治渤海遺民，即便東丹國被廢后，東京地區依舊沿用渤海制度，甚至在儀仗制度方面，東京仍保留渤海儀仗，與漢儀仗、契丹儀仗並行。隨著遼對東疆的開拓，為了控制女真、震懾高麗，還設立黃龍府都部署司、鹹州兵馬詳穩司等軍事機構，負責控御東疆。
對奚、霫故地，遼設立奚王府，保留原有的部族組織以及傳統領地，即便中京建立後，奚王府正式納入遼國家統治體系，統領奚六部的奚王府，依舊具有統領奚人的實際權力。
對西部山後地區，因該區域內党項、吐谷渾、回鶻、漢等種族繁多，且南有勁敵北宋，西有西夏，北有蒙古諸部，西京的戰略地位就顯得舉足輕重了，主官“非親王不得主之”。遼設置西南招討司，負責河西地區的党項問題；另設和他同級的西京都部署司，負責針對北宋的防禦問題；還設有西北路招討司，負責控制、防範、鎮壓臣屬的草原諸部。
綜上可知，遼是根據實際情況，如領土擴張、對外防禦等，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事制宜去設立制度或者官職，類似近代聯邦制的遼五京的建立，就是這個特點的最好詮釋，畢竟，任何制度都有其因果。
需要注意的是，遼五京雖然號稱“京”，但並不與中原王朝的京城具有相同地位，甚至不具備中原王朝的陪都資格，遼五京只是各個地區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這是為何呢？因為遼是實行四時捺缽制度的行國、行朝。
何謂四時捺缽？就是契丹人在一年四季裡都習慣以車馬為家，隨時轉徙，“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歲以為常。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缽”。這些四時徙居的臨時行營，在契丹語中就叫捺缽。
這種隨著四季變化、逐水草而遷徙的習俗，是契丹人在長期的遊牧漁獵生活中養成的。由於皇帝常年往返於捺缽之中，國家政治大事也多在捺缽處理，各個機構的重要官員都要隨從，“契丹大小內外臣僚並應役次人，及漢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從”。
以聖宗為例，正月上旬至四月中旬時，來到鴨子河濼（又稱魚兒濼，今吉林大安附近的月亮泡）春捺缽，主要活動是捕捉天鵝，以及祭祀；四月中旬至七月中旬時，來到距離慶州（今內蒙古林西西北白塔子）不遠的永安山夏捺缽，召集北南諸臣會議，處理政務；七月中旬至十月時，來到慶州西部諸山秋捺缽，主要活動是狩獵和聚會；十月至正月上旬時，來到廣平澱（今西拉木倫河與老哈河合流處的平原地區）冬捺缽，和夏捺缽一樣召集群臣會議。
總體來說，春水秋山的春秋捺缽，主要內容是皇帝召見各部族首領相聚，處理各部族事務，順便聯絡感情，同時考驗各部首領是否忠誠。女真人完顏阿骨打拒絕跳舞的事件，就發生在春捺缽。而夏冬捺缽則是皇帝召見諸臣舉行會議，處置重大問題。
正是因為捺缽是遼帝日常活動的主要場所，所以，遼的捺缽即朝廷，朝廷即捺缽，所謂五京，不過徒有虛名罷了。
當然，儘管五京不是遼帝的常駐地，名義上的首都職能還是要擔負的。遼前期的首都是契丹根基所在的上京，中後期則在禮儀之城中京。隨著捺缽制度四時遷徙的大遼皇帝，在舉行大型典禮或會見使者時，會回到中京，但並不居住在城內，仍舊在城外“就車帳而居焉”。所以說，“聯邦制”的遼真正的政治核心並不在五京，而在捺缽。
李錫厚《遼中期以後的捺缽及其與斡魯朵、中京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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